《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它记载了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约500年的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历史。“国语”可以理解为“各国之语”，“语”是先秦时期历史记载书籍中的一个类别，其特点是重在记言，而所记言语大多是关于国事的对话或议论，往往充满政治警句和统治智慧。楚庄王请人教育培养楚国的太子，教授太子的内容中就有“语”这一类史书：“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楚语上》）意思是用《语》教授太子，从而让太子懂得先王们的治国经验，在于以明德治民。由此可见，中国的史书从一开始产生，便有资治的目的和功用。
　　《国语》全书分八国记事，依次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除了其中《周语》记载西周、春秋之事，其他各国，则基本都记春秋之事，总体来说，《国语》全书记载西周的事不多，所记主要还是春秋时期各国之事。所以，这使得《国语》和另外一本也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左传》在内容上便有一些重合的地方，但《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把鲁国及各国历史纳入到鲁国十二公各年之下，按年代先后逐年、逐月记载，融各国为一体；《国语》则把全部所记内容分为240多个条目，分散到八国之中，而各条目前后彼此之间互不连属，在内容上也没有什么紧密必然的联系，若把此书看作一资料汇编，大概也不为过。此外，《左传》重在记事，往往详述史事的过程；而《国语》则重在记言（但不完全排除记事），往往通过言论来反映史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国语》和《左传》的编撰者为同一人，即左丘明。这个说法影响很大，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即认同此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意思是孔子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作了《春秋》，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编著了《左传》，同时他又把一些不同或相同的材料用来编著了《国语》。所以在汉代，《国语》和《左传》曾被看作记载春秋历史的姊妹篇，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
　　但宋朝时就有人开始怀疑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宋人陈振孙已发现《国语》与《左传》在内容上存在一些相异之处。例如，齐桓公举兵伐楚，在论述讨伐缘由时，在《左传》中是斥责楚国不向周王献贡包茅，而在《国语》中则是记载楚国向周王贡丝；鄢陵之战中，晋国大败楚军，连楚共王眼睛也中了箭，晋军能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晋军中有楚国人为其提供楚军的详细情报，这位楚国人，《左传》中记载是苗贲皇，《国语》则记载是雍子。齐桓公的那次征楚，以及晋楚之间的鄢陵之战，这两件事都是春秋时期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在《国语》《左传》二书中的记载却有如此差异。此外，二书的写作文体也不太一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左传》文法进行了详细考察，证明了《左传》与《国语》二书的语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可见二书绝非一人所作。
　　《国语》中《晋语》的内容最多，差不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齐语》《郑语》《鲁语》各一卷，内容较少；此外书中没有关于秦国的记载，可见编撰者应该不熟悉秦国或得不到秦的有关资料。有学者根据《国语》对吴、越历史的详细记载及其他迹象，认为《国语》可能是楚地人的作品，其编定时间大约在战国初期。
　　《国语》虽然在系统叙事上比《左传》要逊色不少，但它在某些史事的记载上却又比《左传》更详细，可补《左传》的不足，例如《左传》只说晋文公“利民”，而在《国语》中则详细记载了晋文公“利民”的具体内容是：“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务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此外，如《齐语》，则只记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始末，如《吴语》，则基本可视为吴王夫差一人的传记，如《越语上》与《越语下》，虽都记勾践灭吴，但却大有出入，《越语上》只记越王勾践兵败复仇事，是以勾践为中心，而《越语下》则多记范蠡之事，无疑是以范蠡为中心。我认为，这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之滥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