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戏曲日渐式微。黄梅戏作为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的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生存空间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占和挤压。雅俗共赏的黄梅戏来自民间，素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著称，然而严峻的生态环境使它遭遇低谷，原本深受欢迎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品格不再具有吸引力，黄梅戏舞台流失掉大批民间受众。但是，最近公演的《徽州往事》，却以其不俗的表现为沉寂已久的黄梅戏舞台带来了一股新风。
　　由韩再芬主演、谢熹编剧、王延松导演的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从出台试演，到听取各层面意见后，认真修改、打磨重演，精心打造出一场视听享受的盛宴。这是一部纯粹而多义的传奇故事，正如导演王延松所言，《徽》剧以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曾经的动乱时代的缩影，这不仅是舞美样式的整体意象，也是建立戏剧演出艺术完整性的文学根基。如果说写意型、虚拟性、程式化的舞台呈现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那么黄梅戏恰因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相对不太深厚的艺术积淀，幸运地成为一类“亚程式化”剧种。换言之，相较于京剧、昆曲等程式化程度较高的戏曲，黄梅戏的受众较少注重戏曲本体的美感，而更多地动用情感机制和内容理解机制进行审美，形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媒介。这就为黄梅戏舞台提供了开放的艺术道路。基于此，该剧主创人员的大胆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使用现代性的手段，充分汲取其它艺术形式的种种技巧和视听手段，在最大的选择性空间寻找传统艺术新生的可能，并最终成就了今天具有人文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徽州往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徽州乡村。该地出外经商者众多，而商贾所得则加快了徽州经济与教育的发展。于是，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鳞次栉比，商铺拥挤的集镇星罗棋布。士农工商，安居乐业，书声悠远，鼓乐喧天。然而，这样宁静而富足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匪祸悍然打破。据记载，19世纪中期，匪患四起，徽州百姓死亡者无数。我们可以从《歙事闲谭》等史料所载略见一斑：“……蔓延四乡，无暴不极，无毒不臻，掠人日以千计，破产何止万家！杀人则剖腹抽肠；行淫则威劫凶迫。村村打馆，丝粟无存；处处焚烧，室庐安在？死亡枕藉，骨肉抛残。”“放火劫杀，殆无虚日，近城二三十里之地，少壮男女被掳被杀，靡不孑遗。或于穷谷深山，四面纵火围掳。间有未遭劫火房屋，则破墙毁壁，搜刮殆尽。新葬丘墓厝基多被掘，甚至亲属遇害，日久不能棺殓，抛尸露野，惨不忍言……”
　　剧中的女主人公舒香（韩再芬饰）即是生活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普通百姓的缩影。她原本有一个小康之家，公婆在堂，儿子聪慧，丈夫在外经商，自己则在家打理稼穑山林。虽没有夫妇男耕女织、长相厮守之乐，却无缺衣少食与人身安全之忧。然而，就在她等待丈夫归来的腊月寒夜，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战乱打破了应有的秩序，社会没有了安宁，也没有了法律，甚至没有了道德。官军与“匪”各占要隘，堵路把守，商旅不通，行人遭劫。舒香的丈夫被官府疑为“匪”，不敢归家。受到牵连的舒香只得抛家别子，漂泊他乡。为了生存，她这个有夫之妇，以为丈夫已死，被迫改嫁他人。虽然十年后祸患消弭，战乱结束，但是舒香的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幸福时光。面对现在的丈夫和突然从监狱里出来的前夫，她无所适从、艰于选择。一方是患难中伸出援手的救命恩人，一方是终身难忘的恩爱初情。在这尴尬而无奈的情境下，她只得走上自我放逐的道路……该剧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本色当行，戏剧冲突有巨大的张力，然而，这些都不是震撼观众心灵的主要因素，它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并且余味无穷，根本原因在于它形象地揭示了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和个人命运同社会治乱的关系。也许在承平日久又物质繁阜的今天，许多人完全忘记了战争的苦难与社会动荡下的人生不幸，但人性是恒常的，以战争和社会动荡为背景的人性书写，往往更能穿透安逸的世俗和庸常，抵达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编剧谢熹出于对社会与历史的严肃思考，用独特的戏剧语言向观众讲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 《徽州往事》；著名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以三十多年的表演功力与丰赡的人生体验，细腻地演绎出清朝后期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的不幸人生故事，极具代表性。
　　《徽》剧以相当长度的场景叙事，表现了战争发生之前的徽州乡村的繁荣景象：“腊月初八打埃尘，家家户户福盈门……杀猪腌肉做豆腐，腊蹄冻米花生仁。”舒香家因为有人在外经商，有一定的土地资产，其收入自然要高于一般的人家：“伍佰田的租粮四千斗，杉木坩的木材六百丈。竹花园的茶叶两百篓，草鱼鲢鱼三水塘。”在旧时代，购田置地，几乎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目标，然而由于积蓄不易，如舒香家这般拥有几百亩田地的富庶产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而能够积蓄财富，扩大产业，其前提条件，必是社会安稳。务农者安心种地，行商者安心经营，各安其职，各安其命，方可发家致富。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出现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天朝盛世，无一不是在消弭各种社会乱象而致力于文教与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历史上那些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治昏暗的衰世，又无一不是立足于战乱、动荡的废墟。
　　《徽》剧吸收镜头切换的跳跃式电影叙事手法，铺衍出天下太平、祸从天降、生养将息、矛盾出走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阶段，深入阐释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关系，极为耐人寻味。剧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舒香，还是汪言骅、罗有光，都是富有智慧、才能的人。尤其是舒香，一个弱质女流，结婚两个月后就独自撑起了一个家。十年间，她不但担负起伺候公婆、鞠育幼子的责任，还缴粮纳赋、坐家经营，同时为地方建桥铺路、修葺祠堂，不愧为一个成功的女强人。可是，当战争的烽火无情燃起，她的一切努力与心血顷刻间皆化为乌有。年迈的公婆不能奉养，幼小的孩子从此抛离，家乡无法存身，丈夫不知死活。她的不幸人生昭示出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个人如此渺小，任其智慧再高，能力再强，性格再刚毅，没有一个和平安宁的世道，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连基本的人格和生命都会被践踏殆尽。在动荡岁月中饱经苦难、苟且偷生的舒香由衷地感叹道：“乱世中人遭罪不如猪狗，经商的命如草无路可走。匪寇掠官兵抢人人仓皇，女人们受欺凌贞节难守。”由此可见，只有“天高”了，才能“任鸟飞”；只有“海阔”了，方能“凭鱼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徽州往事》写出了诗圣杜甫“三吏”“三别”般的深度人文关怀，它促使观众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并深刻认识到社会安定的重大意义。
　　除历史文化内容的悉心重构之外，《徽州往事》还在戏剧观念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古老神秘的徽州富有地理的、历史的、伦理的、文化的多重意义，《徽》剧所呈现的“徽州式审美”以独特的文化品格与既往的传统经典黄梅戏拉开了距离。它既是被浓郁的徽风皖韵所皴染的传奇故事，也是追寻生命本体意义的哲学思辨和艺术表达。它企图构建的“一种近乎死亡图腾的生命景象”，使热闹的舞台叙事成为一种心理仪式，深深震撼着包括演员和观众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因此，从一开始全体主创人员就蓄意以大手笔、大气魄、大境界书写徽州的古老传奇，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扭转传统黄梅戏的狭小格局，缔造戏曲艺术的新一轮传奇。《徽》剧既是对古徽州的往事探寻，又是背景模糊、语义丰富的现代性叙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全剧终曲女主人公舒香的悲天“六问”，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以其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力将一连串直指人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庄严叩问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段屈子问天般的庄严咏叹无疑成为整部《徽》剧的戏魂，以觉醒的女性意识泅越传统，完成了一场饱含思辨气质和哲学意蕴的深度表演。那一带徽州和那一段往事，把诗骚、史志和风俗送入人心，无疑是一场充满魅力的立体化音乐叙事，而以传统故事讲述隐喻和象征，以有限抵达无限，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徽州往事。
　　摘自《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