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华裔史学家王国斌先生在比较中西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曾说：“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能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
欧洲的文明，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分裂性。这一点在古代希腊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希腊文明发展出来的是城邦体系，而城邦体系的根本精神，用顾准的话来说，“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城邦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使得希腊世界无法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并最终倾覆了本来就并不稳固的雅典同盟。城邦体系虽然后来遭到毁灭，但政治地理的分裂与冲突这一特点，却被此后的西方文明继承了下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因”。西方世界并非没有发展出帝国体系，然而在以分裂为政治地理深层结构的西方世界中，几乎所有帝国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一旦崩溃，即难以再生。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文明即分裂为无数的中世纪封建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与敌对。因此，政治地理的分裂，是西方世界体系的常态；多元政治实体——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西方历史的主题。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体系称为竞争性体系。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性体系中，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变动。那些可能会使自己的实力得以发展、从而有利于压倒对手、打破既有竞争格局的变革和力量，总是值得欢迎的，而商业和军事总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力量。由此在欧洲国家内部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机制，这就是商业-军事的一体化，商业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一方面，商业发展向军事力量提出了要求，并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扩张，从而形成了商业扩张与军事发展之间不断自我循环的关系。商业力量与军事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理解西方近代文明的关键。西方学者麦尼尔指出，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的形成，“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军队。除欧洲以外，也没有一个地方的武装部队掌握在同情或十分关心商人盈利的人手中。”商业和军事成为西方近代以来国家发展的基本力量，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最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古代中国自秦以来的国家体系，则是以专制王朝的大一统为特点的。基辛格曾说：“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在东亚地区，当然也存在着中原王朝之外的势力，但周边的力量对于中原王朝只是补充性的，形不成根本的挑战，相反，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所形成的朝贡体系，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以“天朝”为核心的东亚世界秩序的大一统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视为一个垄断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专制王朝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的利润，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容易挑战专制王朝垄断地位的都有三种力量：贵族、商人和军队。而在中国，为了维护对体系的绝对垄断，这三种力量便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控制对象。从秦朝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出现了对贵族的打击，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层在秦以后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取代贵族地位的是绝对听命于王权的官僚群体。在经济上，通过税收和行政的手段对商人进行抑制，使得商业仅仅维持在满足交换的基本职能的水平上，使商人形不成独立于行政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在军事上，通过文官对军队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军队本身变得官僚化，变成维护王朝统治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
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古代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西方那种商业-军事的复合体，相反，它在专制王权之下，以一整套的官僚体制为核心，来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基本秩序。这套体系提供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平，使得古代中国人可以在生产力发展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手段，集中起了巨大的社会剩余，从而在农耕时代创造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取得了至今国人都为之感到自豪的伟大成就。
然而，这套以“官僚-农业”复合体为特点的体系，本质上是以稳定而不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本身就孕含着对创新与变革的排斥的机制，因为创新与变革带来的一定是对垄断体系的破坏。由此在秦朝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历代王朝过多地把精力和资源用在了保持和加强社会的一元与稳定上。尽管两千年间古代中国并非不存在制度的变迁，但这种制度变迁并没有突破秦朝时所形成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谭嗣同所说的“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中国社会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失去了社会发展的持续活力，在经历了千年的辉煌之后，便陷入了相对的停滞之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依然停留在古老的文明体系之中而不可自拔。为此，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着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进行艰难转型的挑战。
欧洲的文明，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分裂性。这一点在古代希腊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希腊文明发展出来的是城邦体系，而城邦体系的根本精神，用顾准的话来说，“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城邦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使得希腊世界无法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并最终倾覆了本来就并不稳固的雅典同盟。城邦体系虽然后来遭到毁灭，但政治地理的分裂与冲突这一特点，却被此后的西方文明继承了下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因”。西方世界并非没有发展出帝国体系，然而在以分裂为政治地理深层结构的西方世界中，几乎所有帝国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一旦崩溃，即难以再生。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文明即分裂为无数的中世纪封建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与敌对。因此，政治地理的分裂，是西方世界体系的常态；多元政治实体——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西方历史的主题。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体系称为竞争性体系。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性体系中，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变动。那些可能会使自己的实力得以发展、从而有利于压倒对手、打破既有竞争格局的变革和力量，总是值得欢迎的，而商业和军事总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力量。由此在欧洲国家内部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机制，这就是商业-军事的一体化，商业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一方面，商业发展向军事力量提出了要求，并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扩张，从而形成了商业扩张与军事发展之间不断自我循环的关系。商业力量与军事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理解西方近代文明的关键。西方学者麦尼尔指出，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的形成，“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军队。除欧洲以外，也没有一个地方的武装部队掌握在同情或十分关心商人盈利的人手中。”商业和军事成为西方近代以来国家发展的基本力量，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最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古代中国自秦以来的国家体系，则是以专制王朝的大一统为特点的。基辛格曾说：“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在东亚地区，当然也存在着中原王朝之外的势力，但周边的力量对于中原王朝只是补充性的，形不成根本的挑战，相反，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所形成的朝贡体系，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以“天朝”为核心的东亚世界秩序的大一统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视为一个垄断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专制王朝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的利润，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容易挑战专制王朝垄断地位的都有三种力量：贵族、商人和军队。而在中国，为了维护对体系的绝对垄断，这三种力量便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控制对象。从秦朝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出现了对贵族的打击，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层在秦以后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取代贵族地位的是绝对听命于王权的官僚群体。在经济上，通过税收和行政的手段对商人进行抑制，使得商业仅仅维持在满足交换的基本职能的水平上，使商人形不成独立于行政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在军事上，通过文官对军队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军队本身变得官僚化，变成维护王朝统治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
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古代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西方那种商业-军事的复合体，相反，它在专制王权之下，以一整套的官僚体制为核心，来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基本秩序。这套体系提供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平，使得古代中国人可以在生产力发展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手段，集中起了巨大的社会剩余，从而在农耕时代创造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取得了至今国人都为之感到自豪的伟大成就。
然而，这套以“官僚-农业”复合体为特点的体系，本质上是以稳定而不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本身就孕含着对创新与变革的排斥的机制，因为创新与变革带来的一定是对垄断体系的破坏。由此在秦朝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历代王朝过多地把精力和资源用在了保持和加强社会的一元与稳定上。尽管两千年间古代中国并非不存在制度的变迁，但这种制度变迁并没有突破秦朝时所形成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谭嗣同所说的“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中国社会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失去了社会发展的持续活力，在经历了千年的辉煌之后，便陷入了相对的停滞之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依然停留在古老的文明体系之中而不可自拔。为此，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着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进行艰难转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