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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提到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10月下旬，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正式确定。这说明中共原先提出的，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以便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准备的设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予来探析。
关键词：社会心理 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 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层，还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都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渴望尽早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急于走进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的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最终使这种社会心理上升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指导当时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灯塔。作为一向重视走群众路线，执政为民的政党，作为懂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的党的中央领导层，把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是可以理解的结果。事实上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下文将试着阐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围绕这些社会心理对当时中共领导层决策的影响来分析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一、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党内干部之中普遍存在着仇视资本主义，希望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心理倾向和急于摆脱贫困，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和情绪。社会心理的产生原理可以用一个公式加以说明，就是刺激—反应---刺激 。社会心理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受社会存在的影响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随社会存在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1、仇视资本主义，希望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
中国人民是在这种“新仇旧恨”中认识资本主义的，这种记忆和体验，使广大的人民产生了直观的否定资本主义的倾向。
“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老一代工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在受压迫受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这种环境中走来的新中国人民产生了直观的否定资本主义的情绪。这种仇视资本主义，社会心理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实际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腐朽的清政府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殖民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侵略，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这些屈辱和痛苦的历史使中国人民产生了仇视资本帝国主义的心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征程之中，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之中，出现形形色色的救国方案，经过比较和实践，广大的中国人民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历史也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种比较和选择，实际上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情感好恶，他们普遍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而在现实中，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了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敌视政策，妄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的朝鲜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新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在冷战的格局之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矛盾尖锐，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体验中，广大的人民群众仇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了直观的否定情绪。这种否定情绪大量存在党内。中国党内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存在着“左”倾情绪。虽然党中央对资本主义早已确定了利用和限制的方针，但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情绪还在党内不少同志中大量存在着。一方面，有许多的干部对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认识不够，对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让部分党员干部只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害的一面，认为它的存在没有必要。尽管党中央多次指出了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并给予了积极地回应和纠正，但是对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的策略缺乏有效实施步骤。中共中央一直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有利作用和有害的一面，但对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有利的一面和限制和避免其不利的一面，党中央没有确切的实施步骤和理论。这使党内的领导干部只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害的一面，从而直观的否定死人资本主义，希望尽早的消灭资本主义。
传统的仇富和平均主义的影响，是产生仇视资本主义，尽早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全新的社会政权和国家机构，但中国人民深受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思想意识中仍然含有封建传统文化的基因。其中小农平均主义和仇富的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中国传统中就存在着杀富济贫的思想，在自己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又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而私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是效率优先原则，它肯定贫富悬殊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的仇富和小农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与私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原则和理念相矛盾。这种思想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实行平均主义。
2、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
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一方面使中国人民痛恨资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人民建设国家，恢复生产，摆脱贫穷的积极性很高，这对建国头三年财政金融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性对国家建设是有利的，但控制不好就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邓小平有过深刻的分析：“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在中国人民的记忆力是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黎民百姓饥寒交迫，无家可归，任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痛苦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环境都要求新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走向富强，避免再次遭受旧中国是所有的屈辱。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环境因素。一方面冷战格局下的两极对立，资本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施敌对政策，在军事上进行威胁，经济上实行封锁，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国际环境的压力和新中国现实的一穷二白的国力状况，使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落后状况，尽快走向富强，尽快走进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苏联模式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争先学习的典范。苏联用不到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这样的成就吸引和鼓舞了渴望改变落后状况的中国人民。既然苏联可以，那么中国也可以也能够取得苏联的成就。“像苏联学习”是当时中国人民熟知的口号，为了赶上和超过苏联，广大干部群众之中存在的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就逐步形成了。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社会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认识。但当时中国千疮百孔的落后状况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扛着科学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迫切想改变现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深刻的认识，产生了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
3、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倾向和盲目遵从心理
个人崇拜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个人崇拜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当人们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者怀的评价之后，还会把这种评价推广到该人其他特征的认知上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某方面被认为是好的，这个好就会像一个光环一样笼罩这个人的一切。对一个人盲目崇拜，就会觉得他完美无缺，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对他的指示不假思索的盲目遵从。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倾向和盲目遵从心理。
一方面中国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缺乏民主传统和意识。长期受这种封建皇权思想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缺乏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总希望依附在某个杰出英雄人物上。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这使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撰写者，加上政治宣传的需要和效果，毛泽东自然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成为了人民领袖。对中国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毛泽东是正义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是胜利的象征。这种基于朴素的情感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造成了盲目的遵从心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强烈的个人崇拜倾向使党内的干部和党外的广大干部群众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毛泽东的话相圣旨一样，往往使广大的干部群众深信不疑，，产生一种盲目遵从的情况。 于是一些没有经过科学思考和论证的认识成为了当时的指导思想或政策方针。
二、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基础与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提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分为二个部分，一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另一个是非系统化的自发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不自觉的，不深刻的反映，一般表现为某种态度倾向，习惯风俗和感情等心理，而社会意识形式是经过加工的，高水平、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深刻的，自觉的系统的反映，表现为各种理论、思想和方针政策。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式的素材源泉，社会意识形式是对各种社会心理系统化理论化的结晶；社会意识形式影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意识形式作用的结果。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直接对社会存在产生影响，另外一种是间接的方式，通过把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意识形式来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层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事实上当时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某种程度上说，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将这些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上升为理论路线和方针的结果。
一方面党内的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这种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模式，并在工作之中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进而做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方针和决策，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普遍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它通过一系列的要求、呼声和希望等情绪放映出来。这种要求和情绪然后通过“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之中去”的途径放映到党的决策之中去。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一直强调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把普遍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要求和希望上升到党的决策和路线之中去是能够理解的。于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到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10月下旬，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正式确定。1953年毛泽东修改的《宣传提纲》对所总路线作了正式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写入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积极一面，健康的，能够正确放映现实的社会心理对社会建设，国家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反之，一些错误的不能正确放映客观现实的社会心理会对社会建设和国家进步产生阻碍作用，如果国家的领导人再将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上升到执政方针和路线，它的对国家建设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对此，中共中央领导层一方面要继续重视民情，走群众路线。另一方面要对普遍存在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各种要求、呼声等社会心理加以认真的思考和论证，对那些正确的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可以考虑上升为方针和路线，对那些不健康和消极的社会心理加以批评和纠正，不能不加以思考和分辨直接的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之中去。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社会心理 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 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层，还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都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渴望尽早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急于走进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的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最终使这种社会心理上升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指导当时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灯塔。作为一向重视走群众路线，执政为民的政党，作为懂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的党的中央领导层，把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是可以理解的结果。事实上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下文将试着阐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围绕这些社会心理对当时中共领导层决策的影响来分析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一、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党内干部之中普遍存在着仇视资本主义，希望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心理倾向和急于摆脱贫困，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和情绪。社会心理的产生原理可以用一个公式加以说明，就是刺激—反应---刺激 。社会心理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受社会存在的影响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随社会存在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1、仇视资本主义，希望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
中国人民是在这种“新仇旧恨”中认识资本主义的，这种记忆和体验，使广大的人民产生了直观的否定资本主义的倾向。
“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老一代工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在受压迫受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这种环境中走来的新中国人民产生了直观的否定资本主义的情绪。这种仇视资本主义，社会心理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实际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腐朽的清政府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殖民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侵略，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这些屈辱和痛苦的历史使中国人民产生了仇视资本帝国主义的心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征程之中，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之中，出现形形色色的救国方案，经过比较和实践，广大的中国人民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历史也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种比较和选择，实际上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情感好恶，他们普遍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而在现实中，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了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敌视政策，妄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的朝鲜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新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在冷战的格局之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矛盾尖锐，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体验中，广大的人民群众仇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了直观的否定情绪。这种否定情绪大量存在党内。中国党内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存在着“左”倾情绪。虽然党中央对资本主义早已确定了利用和限制的方针，但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情绪还在党内不少同志中大量存在着。一方面，有许多的干部对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认识不够，对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让部分党员干部只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害的一面，认为它的存在没有必要。尽管党中央多次指出了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并给予了积极地回应和纠正，但是对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的策略缺乏有效实施步骤。中共中央一直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有利作用和有害的一面，但对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有利的一面和限制和避免其不利的一面，党中央没有确切的实施步骤和理论。这使党内的领导干部只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害的一面，从而直观的否定死人资本主义，希望尽早的消灭资本主义。
传统的仇富和平均主义的影响，是产生仇视资本主义，尽早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全新的社会政权和国家机构，但中国人民深受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思想意识中仍然含有封建传统文化的基因。其中小农平均主义和仇富的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中国传统中就存在着杀富济贫的思想，在自己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又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而私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是效率优先原则，它肯定贫富悬殊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的仇富和小农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与私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原则和理念相矛盾。这种思想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实行平均主义。
2、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
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一方面使中国人民痛恨资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人民建设国家，恢复生产，摆脱贫穷的积极性很高，这对建国头三年财政金融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性对国家建设是有利的，但控制不好就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邓小平有过深刻的分析：“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在中国人民的记忆力是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黎民百姓饥寒交迫，无家可归，任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痛苦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环境都要求新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走向富强，避免再次遭受旧中国是所有的屈辱。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环境因素。一方面冷战格局下的两极对立，资本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施敌对政策，在军事上进行威胁，经济上实行封锁，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国际环境的压力和新中国现实的一穷二白的国力状况，使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落后状况，尽快走向富强，尽快走进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苏联模式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争先学习的典范。苏联用不到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这样的成就吸引和鼓舞了渴望改变落后状况的中国人民。既然苏联可以，那么中国也可以也能够取得苏联的成就。“像苏联学习”是当时中国人民熟知的口号，为了赶上和超过苏联，广大干部群众之中存在的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就逐步形成了。
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社会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认识。但当时中国千疮百孔的落后状况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扛着科学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迫切想改变现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深刻的认识，产生了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
3、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倾向和盲目遵从心理
个人崇拜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个人崇拜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当人们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者怀的评价之后，还会把这种评价推广到该人其他特征的认知上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某方面被认为是好的，这个好就会像一个光环一样笼罩这个人的一切。对一个人盲目崇拜，就会觉得他完美无缺，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对他的指示不假思索的盲目遵从。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倾向和盲目遵从心理。
一方面中国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缺乏民主传统和意识。长期受这种封建皇权思想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缺乏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总希望依附在某个杰出英雄人物上。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这使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撰写者，加上政治宣传的需要和效果，毛泽东自然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成为了人民领袖。对中国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毛泽东是正义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是胜利的象征。这种基于朴素的情感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造成了盲目的遵从心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强烈的个人崇拜倾向使党内的干部和党外的广大干部群众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毛泽东的话相圣旨一样，往往使广大的干部群众深信不疑，，产生一种盲目遵从的情况。 于是一些没有经过科学思考和论证的认识成为了当时的指导思想或政策方针。
二、中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基础与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提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分为二个部分，一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另一个是非系统化的自发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不自觉的，不深刻的反映，一般表现为某种态度倾向，习惯风俗和感情等心理，而社会意识形式是经过加工的，高水平、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深刻的，自觉的系统的反映，表现为各种理论、思想和方针政策。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式的素材源泉，社会意识形式是对各种社会心理系统化理论化的结晶；社会意识形式影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意识形式作用的结果。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直接对社会存在产生影响，另外一种是间接的方式，通过把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意识形式来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层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事实上当时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某种程度上说，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将这些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上升为理论路线和方针的结果。
一方面党内的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这种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模式，并在工作之中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进而做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方针和决策，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普遍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它通过一系列的要求、呼声和希望等情绪放映出来。这种要求和情绪然后通过“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之中去”的途径放映到党的决策之中去。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一直强调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把普遍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要求和希望上升到党的决策和路线之中去是能够理解的。于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到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10月下旬，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正式确定。1953年毛泽东修改的《宣传提纲》对所总路线作了正式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写入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积极一面，健康的，能够正确放映现实的社会心理对社会建设，国家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反之，一些错误的不能正确放映客观现实的社会心理会对社会建设和国家进步产生阻碍作用，如果国家的领导人再将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上升到执政方针和路线，它的对国家建设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对此，中共中央领导层一方面要继续重视民情，走群众路线。另一方面要对普遍存在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各种要求、呼声等社会心理加以认真的思考和论证，对那些正确的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可以考虑上升为方针和路线，对那些不健康和消极的社会心理加以批评和纠正，不能不加以思考和分辨直接的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之中去。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