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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观察便可以发现,近十年来落网的腐败分子愈来愈朝着“一把手”发展,或者说他们当中暴露出的腐败分子增多了。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颖、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他们都是地方、部门或国有企业的“一把手”。
对此现状,大多数民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东窗事发的“一把手”曾经独立于制度,成为制度的“局外人”。一旦丧失掉约束感,掌权者就容易产生虚幻的安全感和无所不能感,权力就要攻城略地,开始“扩张”。并且,层级愈高,权力愈大,为害愈烈。
为了约束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党和政府想到了采取禁令的方法。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中的“不准”式条文,已经在110个以上,如果真的爱护一个干部,那么就必须以约束的方法待之,使之虽欲谋私而不能。
我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科长、处长、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领导一个拥有2.5万人的大型水电施工企业。我在局级领导岗位工作了十多年,并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事业,获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面对荣誉,我却没有清醒地认识,渐渐被冲昏了头脑,陶醉其中忘乎所以,思想慢慢地开始蜕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对于水电八局这个负担沉重的老国有企业来说,寻求生存已十分不易,而企业内由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一应俱全的小社会,包括占职工总数40%的下岗人员安置,一万多名离退休人员工资筹措,各种社会关系协调等,常常使我感到身心疲惫。看到社会上许多人并不如自己辛苦,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如自己大,而他们及其亲属子女却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有着优雅的工作环境,享受着优越的待遇。
当时在企业工作,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我身为企业领导,也是在工棚里带着妻儿老小住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当上局党委书记后才把家搬进了省城,名曰正局级干部,也只是月薪1200元,全家蜗居在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双儿女还在外打工。强烈对比之下,我的心理逐渐失去了平衡。此外,我曾去过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诱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错位,个人私欲随之开始膨胀,进而极力追求富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过50后,我干工作的热情渐渐地减退了,想自己的事情多了,思想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际,有一件事的意外发生成为了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催化剂。1996年8月下旬,我到北京出差时,突发急性胰腺炎。如果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水电工地上,无法抢救或抢救不及时,就有可能命归黄泉。住院期间,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环境,感觉“人生苦短”,自己在位掌权的时间也不长了,不如趁现在大权在手,好好享受享受短暂的人生吧。就这样,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
反省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解答这个问题或许对我来说已经晚了,但对他人却是一种警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我由于政治责任感丧失,革命意志迅速衰退,继而自我约束的防线悄然崩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经不住诱惑,私欲膨胀,造成价值观错位,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来换取个人享乐。最终葬送了自己苦心经营、来之不易的一切。
《菜根谭》里有句话说得好,“一念过差,足丧生平之善;终身枞饬,难盖一事之愆。”是说人生的一念之差,足以把一生的努力与功绩丧失殆尽;终身谨慎,也难以掩盖在一件事上的过失。因此,防止动错一念,就如同用来渡海游泳的浮囊一样,容不得哪怕是一个针头大小的缝隙漏洞。我直到身陷囹圄之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悔之晚矣。自己一心想成为富人,不料却成了罪人,最终一无所有,教训惨重,刻骨铭心啊!愿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以我为戒,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善始还须善终。
张玉颖:
我是董事长,无人监督我
我工作作风横行霸道,独断专行,听不进也看不起反面意见,往往造成巨大的工作决策失误,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后患。
而对自己和他人在付出和收入上的不平衡,使我的心態越来越失衡;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欲望的影响,使道德修养丧失,不良私欲膨胀;从应该多一些钱以备各种之需,到羡慕、效仿大款的各种消费和享受,再到婚外恋、养情妇。
自己从接受第一笔小钱开始,直到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我是董事长,无人监督我。
案件警示
张玉颖原为辽宁省冶金厅工业办副主任,2003年5月份从省冶金厅退休,曾在1997年9月1日到抚钢任总经理,1998年2月任抚钢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7月21日,张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刑拘,同年8月2日被批准逮捕。
2005年12月20日,张玉颖因犯贪污、受贿罪,被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巨贪”张玉颖把企业当成自家“提款机”,频频利用对外投资之名,掩盖侵吞国家财产之实,致使企业损失上亿元,加上收受贿赂,贪污公款,金额竟相当于“抚钢”当年4200名职工一年的工资总和。
张玉颖腐败案令人触目惊心,更可悲的是,把国有企业当成自家提款机的恐怕不只是张玉颖一个腐败分子,成了老总自家提款机的国有企业恐怕也不只是抚顺特殊钢集团公司一家国有企业。老总的家属依靠国有企业经营自家企业,把国有企业的资源纷纷转移到自家企业,国有企业空了,自家企业肥了。对于腐败的老总们而言,国有企业就是一个无底洞,是他们自肥的自留地。这样下去,国有企业的前途实在太可怕了。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抚钢”以张玉颖为首的国企干部集体职务犯罪案件看,主要原因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导致了“一把手”成为“一霸手”。
案件警示
2008年3月28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法庭审理查明:周良洛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朝阳区常务副区长,以及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1998年至2006年的八年时间里收受贿赂款共计1672万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周良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依法没收个人财产,周良洛没有提起上诉。
翻开周良洛的简历,可以看到,他于2002年3月调任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同年11月成为海淀区区长,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是海淀区实权在握的行政官员。与单独系统或行业的腐败官员相比,行政一把手一旦深陷腐败,其危害性更大。因为他们手中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有更广泛和便利的寻租空间。比如,周良洛为涉案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土地审批及房地产项目规划等提供的帮助,就不是一个国土局或一个规划局负责人所能轻易做到的,而作为行政一把手,他就可以在各个部门间游刃有余。
为什么这些大权在握的父母官会置法律于不顾,大肆滥用职权,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大,行政一把手权力过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社会监督,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往往由主管负责人说了算,或者依据一纸政府会议纪要,甚至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这种缺乏公示、听证,公众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制度,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行政官员的自制和道德水平来约束,而这种内部的自我防线往往是不牢固的,在行贿人的糖衣炮弹轰炸下极易崩溃。
近些年,我踏上了腐败之路,且渐行渐远。党决定对我组织审查,是对我的爱护和挽救。在党组织的严肃教育下,在审查我的同志们良好作风的感召下,我走上了向党主动坦白之路。审查期间,我经历了环境落差带来的身心之痛、对亲人的牵挂之痛、向党坦陈全部过错的悔恨之痛。反思自己背离理想信念灵魂之痛的过程,痛上加痛,痛定思痛。我唯有认真检讨存在的问题,全力反思认识的根源,才得以赎罪过、报党恩。
回顾我的入党动机,在80年代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里,我在政治上经过党的严格考验,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但在思想意识改造方面下工夫不够,献身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牢固树立,思想角落里存在着跟随共产党谋前程的想法,没有解决掉“私”字,并且这个私一直跟到现在。我在从事共青团工作和党的宣传工作时,为宣传共产主义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认可,但在实践共产主义方面并没能经受住过长期考验,自身的思想修养没有到家,没有落实到“真”字,真讲马克思主义、真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我有了权力,出任重要领导职务后,带领群众实践共产主义业绩突出,但个人实践共产主义却产生了污点,自己的思想陷入迷雾之中,没有解决好“比”字,在领导干部中比地位、比权力的成分多起来,同社会上的人比生活,比享受的时候多起来。这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受巨大考验的时候,自己多年受党教育形成的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脑海里经常进行激烈的斗争。从过程看,具体表现为:首先,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彻底的,人生追求企图两全,既追求理想信念,也追求财富;既追求為人民服务,也追求自己和家庭的享受。其次,无产阶级思想不够坚定,对人生意义理解经常摇摆。刚任海淀区长时,感到组织上信任,自己政治上有前途,一度下决心在经济上要“干干净净”,但在朋友们的影响下,也感到从政在位时的风光,退休后的冷落,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占了上风,“私”字一闪念,上错了轨道。第三,无产阶级思想不能保持,当上领导干部后,放松了思想改造,似乎职务上升思想觉悟也跟着提高了,似乎腐败的反面典型对自己来说不用吸取教训了,使我思想工作灰尘积重难返。从结果看,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从实质上说,自己是用实用主义对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条走不通的精神死胡同。
我受到党的提拔后,只想着才干和政绩,没认识到良好的操守才是领导干部的制胜法宝。特别是当工作顺利时,春风得意,在操守上就放松了。要把握住操守不容易,需要很强的克制力,而我是属于意志薄弱的。再复杂的局面,自己没有毛病,谁也吹不倒;再大的政绩,个人有毛病,照样党和人民不容。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愿更多年轻干部早点觉悟,一路走好!■
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基地供稿
编辑:刘雁君[email protected]
对此现状,大多数民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东窗事发的“一把手”曾经独立于制度,成为制度的“局外人”。一旦丧失掉约束感,掌权者就容易产生虚幻的安全感和无所不能感,权力就要攻城略地,开始“扩张”。并且,层级愈高,权力愈大,为害愈烈。
为了约束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党和政府想到了采取禁令的方法。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中的“不准”式条文,已经在110个以上,如果真的爱护一个干部,那么就必须以约束的方法待之,使之虽欲谋私而不能。
我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科长、处长、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领导一个拥有2.5万人的大型水电施工企业。我在局级领导岗位工作了十多年,并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事业,获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面对荣誉,我却没有清醒地认识,渐渐被冲昏了头脑,陶醉其中忘乎所以,思想慢慢地开始蜕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对于水电八局这个负担沉重的老国有企业来说,寻求生存已十分不易,而企业内由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一应俱全的小社会,包括占职工总数40%的下岗人员安置,一万多名离退休人员工资筹措,各种社会关系协调等,常常使我感到身心疲惫。看到社会上许多人并不如自己辛苦,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如自己大,而他们及其亲属子女却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有着优雅的工作环境,享受着优越的待遇。
当时在企业工作,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我身为企业领导,也是在工棚里带着妻儿老小住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当上局党委书记后才把家搬进了省城,名曰正局级干部,也只是月薪1200元,全家蜗居在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双儿女还在外打工。强烈对比之下,我的心理逐渐失去了平衡。此外,我曾去过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诱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错位,个人私欲随之开始膨胀,进而极力追求富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过50后,我干工作的热情渐渐地减退了,想自己的事情多了,思想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际,有一件事的意外发生成为了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催化剂。1996年8月下旬,我到北京出差时,突发急性胰腺炎。如果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水电工地上,无法抢救或抢救不及时,就有可能命归黄泉。住院期间,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环境,感觉“人生苦短”,自己在位掌权的时间也不长了,不如趁现在大权在手,好好享受享受短暂的人生吧。就这样,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
反省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解答这个问题或许对我来说已经晚了,但对他人却是一种警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我由于政治责任感丧失,革命意志迅速衰退,继而自我约束的防线悄然崩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经不住诱惑,私欲膨胀,造成价值观错位,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来换取个人享乐。最终葬送了自己苦心经营、来之不易的一切。
《菜根谭》里有句话说得好,“一念过差,足丧生平之善;终身枞饬,难盖一事之愆。”是说人生的一念之差,足以把一生的努力与功绩丧失殆尽;终身谨慎,也难以掩盖在一件事上的过失。因此,防止动错一念,就如同用来渡海游泳的浮囊一样,容不得哪怕是一个针头大小的缝隙漏洞。我直到身陷囹圄之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悔之晚矣。自己一心想成为富人,不料却成了罪人,最终一无所有,教训惨重,刻骨铭心啊!愿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以我为戒,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善始还须善终。
张玉颖:
我是董事长,无人监督我
我工作作风横行霸道,独断专行,听不进也看不起反面意见,往往造成巨大的工作决策失误,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后患。
而对自己和他人在付出和收入上的不平衡,使我的心態越来越失衡;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欲望的影响,使道德修养丧失,不良私欲膨胀;从应该多一些钱以备各种之需,到羡慕、效仿大款的各种消费和享受,再到婚外恋、养情妇。
自己从接受第一笔小钱开始,直到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我是董事长,无人监督我。
案件警示
张玉颖原为辽宁省冶金厅工业办副主任,2003年5月份从省冶金厅退休,曾在1997年9月1日到抚钢任总经理,1998年2月任抚钢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7月21日,张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刑拘,同年8月2日被批准逮捕。
2005年12月20日,张玉颖因犯贪污、受贿罪,被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巨贪”张玉颖把企业当成自家“提款机”,频频利用对外投资之名,掩盖侵吞国家财产之实,致使企业损失上亿元,加上收受贿赂,贪污公款,金额竟相当于“抚钢”当年4200名职工一年的工资总和。
张玉颖腐败案令人触目惊心,更可悲的是,把国有企业当成自家提款机的恐怕不只是张玉颖一个腐败分子,成了老总自家提款机的国有企业恐怕也不只是抚顺特殊钢集团公司一家国有企业。老总的家属依靠国有企业经营自家企业,把国有企业的资源纷纷转移到自家企业,国有企业空了,自家企业肥了。对于腐败的老总们而言,国有企业就是一个无底洞,是他们自肥的自留地。这样下去,国有企业的前途实在太可怕了。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抚钢”以张玉颖为首的国企干部集体职务犯罪案件看,主要原因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导致了“一把手”成为“一霸手”。
案件警示
2008年3月28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法庭审理查明:周良洛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朝阳区常务副区长,以及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1998年至2006年的八年时间里收受贿赂款共计1672万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周良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依法没收个人财产,周良洛没有提起上诉。
翻开周良洛的简历,可以看到,他于2002年3月调任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同年11月成为海淀区区长,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是海淀区实权在握的行政官员。与单独系统或行业的腐败官员相比,行政一把手一旦深陷腐败,其危害性更大。因为他们手中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有更广泛和便利的寻租空间。比如,周良洛为涉案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土地审批及房地产项目规划等提供的帮助,就不是一个国土局或一个规划局负责人所能轻易做到的,而作为行政一把手,他就可以在各个部门间游刃有余。
为什么这些大权在握的父母官会置法律于不顾,大肆滥用职权,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大,行政一把手权力过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社会监督,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往往由主管负责人说了算,或者依据一纸政府会议纪要,甚至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这种缺乏公示、听证,公众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制度,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行政官员的自制和道德水平来约束,而这种内部的自我防线往往是不牢固的,在行贿人的糖衣炮弹轰炸下极易崩溃。
近些年,我踏上了腐败之路,且渐行渐远。党决定对我组织审查,是对我的爱护和挽救。在党组织的严肃教育下,在审查我的同志们良好作风的感召下,我走上了向党主动坦白之路。审查期间,我经历了环境落差带来的身心之痛、对亲人的牵挂之痛、向党坦陈全部过错的悔恨之痛。反思自己背离理想信念灵魂之痛的过程,痛上加痛,痛定思痛。我唯有认真检讨存在的问题,全力反思认识的根源,才得以赎罪过、报党恩。
回顾我的入党动机,在80年代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里,我在政治上经过党的严格考验,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但在思想意识改造方面下工夫不够,献身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牢固树立,思想角落里存在着跟随共产党谋前程的想法,没有解决掉“私”字,并且这个私一直跟到现在。我在从事共青团工作和党的宣传工作时,为宣传共产主义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认可,但在实践共产主义方面并没能经受住过长期考验,自身的思想修养没有到家,没有落实到“真”字,真讲马克思主义、真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我有了权力,出任重要领导职务后,带领群众实践共产主义业绩突出,但个人实践共产主义却产生了污点,自己的思想陷入迷雾之中,没有解决好“比”字,在领导干部中比地位、比权力的成分多起来,同社会上的人比生活,比享受的时候多起来。这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受巨大考验的时候,自己多年受党教育形成的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脑海里经常进行激烈的斗争。从过程看,具体表现为:首先,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彻底的,人生追求企图两全,既追求理想信念,也追求财富;既追求為人民服务,也追求自己和家庭的享受。其次,无产阶级思想不够坚定,对人生意义理解经常摇摆。刚任海淀区长时,感到组织上信任,自己政治上有前途,一度下决心在经济上要“干干净净”,但在朋友们的影响下,也感到从政在位时的风光,退休后的冷落,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占了上风,“私”字一闪念,上错了轨道。第三,无产阶级思想不能保持,当上领导干部后,放松了思想改造,似乎职务上升思想觉悟也跟着提高了,似乎腐败的反面典型对自己来说不用吸取教训了,使我思想工作灰尘积重难返。从结果看,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从实质上说,自己是用实用主义对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条走不通的精神死胡同。
我受到党的提拔后,只想着才干和政绩,没认识到良好的操守才是领导干部的制胜法宝。特别是当工作顺利时,春风得意,在操守上就放松了。要把握住操守不容易,需要很强的克制力,而我是属于意志薄弱的。再复杂的局面,自己没有毛病,谁也吹不倒;再大的政绩,个人有毛病,照样党和人民不容。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愿更多年轻干部早点觉悟,一路走好!■
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基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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