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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文存，梅铁山、梅杰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一
历史的发展有着偶然和必然的双重因素，同时也显示着特定历史时期伟大人物与时代、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所谓个人的命运也与之紧密相关。
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与伟大人物有关，时代的精彩也由于伟大人物层出迭现。因此，我服膺威廉·詹姆斯在《伟大人物、伟大思想与环境》一文中所说的：
为了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需要群英荟萃，连接不断。这就是伟大时代如此稀少的原因——这也是希腊、早期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突然繁荣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疾风必须一阵接一阵地劲吹才不至于平息。然后，国家大多数成员的激情持续高涨达到它的极盛时期，并且在国家内部的原动力消失之后，仍可通过纯粹的惯性而保持长时期的繁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惊叹，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潮阶段，不仅民众充满活力，而且天才层出不穷。此中奥秘就像长期来存在的难解之谜一样——为何大河之旁必有大城。
(转引自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18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的“伟大时代”，因此出现了“伟人”。也正是有众多“伟人”的出现，“五四”才显得伟大。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伟人可谓大河之旁的大城。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曾感叹皖北自朱元璋到李鸿章，“惟产英雄，不产学者”。
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与皖人有直接的关联，是陈独秀、胡适及《新青年》在北京直接搅动的。这背后自然又与此时的北洋政府皖系政治势力有关。
近代以来，英雄的舞台，留给皖北李鸿章、段祺瑞等人，这里只谈绩溪胡适与宣城梅光迪两位皖南学者。
二
梅光迪在1945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宣城梅氏在中国族姓中实为最光荣之一矣。予考宣城梅氏所产人物有两种，一为文艺家，一为数学家。……梅氏家风，合文学与科学而为一，在吾国尤绝无仅有。为子孙者，当如何时时仰止而知所自勉乎!”
为了家族的荣耀，梅光迪和胡先骕一样，都是12岁即参加科举考试。在1905年科举废止后，他们成了真正的文化遗民。尽管后来有留学的机会，但他们要保守住自己的这份文化身份和曾经的荣光。1910年和胡适已经成为朋友的梅光迪，在同胡适一起参加的留美庚款考试中落榜，次年重考赴美。1915—1917年间，他与胡适就白话文、白话新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乘新文化运动的大势归来，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大获成功。最初，这本是两个朋友之间的事，却因此改变了历史，也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使得胡适成为“五四”这条大河之旁的大城。
时势造英雄，胡适成功了，坚守古文和旧体诗道统的梅光迪于是暗淡在胡适的荣光背后，失语在胡适的话语霸权强势之下。
这是梅光迪的第一次失败，也就是命运第一次捉弄他。
三
梅光迪不甘命运就这样降临在两个人的头上。于是他在回到南开大学短暂执教后，来到东南大学，他纠集人马，创办《学衡》，欲与胡适再战江湖。
梅光迪展示出的身份，和胡先骕、吴宓相同，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拒绝写白话文，坚持自己保守的文化主见，决不随逐新文化之波流。这个身份的文化显示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性胜利的1922—1924年间。此时，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出现，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券已稳操，且早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学衡》只是一本“学骂”。这就决定了梅光迪及《学衡》同人的历史命运。
所以胡先骕在1934年所刊的《梅庵忆语》中说《学衡》杂志“刊行之后，大为学术界所称道，于是北大学派乃遇旗鼓相当之劲敌矣”。胡适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此时已经过了文学革命的讨论期，反对党已破产。因为早在1920年1月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可以说北大学派已经牢牢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他们除了像鲁迅、胡适那样说几句讽刺的话外，不屑与“学衡派”人物争辩。以至于梅光迪在《九年后之回忆》和《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两文中也承认，他们这种保守的反新文化一新文学的人文主义运动是失败的。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胡先骕没有认识到历史大趋势上的败北，而是寻找些个人的因素，他说梅光迪与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吴宓“以拜伦自况，而发生一段罗曼史，似尤非白璧德先生信徒所宜有之事也”。
且不说“学衡派”同仁没有掌握话语权这样的大话。单说白话文早在1920年1月也通过政府教育部门的指令，顺利进入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这件事。这是教育体制化的大事。像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几位反对白话文的“海归”，他们已经或将要面临自己的孩子读小学的问题。以《学衡》为阵地的三五位反对白话文的人物，将迎战数以万计的小学教师和数以百万计的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学习白话文的小学生，失败是必然的。这就是《学衡》的现实命运，也是梅光迪的第二次失败。
由《学衡》的创办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一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一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我认为，有一个历史的坐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在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得势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主流话语的霸权作用下，《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逆当时的时代大潮，处于文化时尚和社会时尚的劣势，其影响也是十分微弱的。当然是否合乎时尚，是否与主流一致，并不是我这里所预设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所要强调的是，《学衡》派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恰恰在于其和时尚及主流的不符。其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导致文化的失范的功效虽然微弱，但其本身学理上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文化意识，却是强大的，以及由此所呈现的道德力量和文化信念的忠诚感，也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其话语的霸权性和由此产生并开始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使得他们蔑视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以固有的信念和道德力量，强化自己心中的文化情结和文化托命意识，在不能相互理解和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最终形成敌对的两个文化阵营。
四
再次的失败之后，梅光迪远走他乡，到美国教授汉语。离开故国，脱离了自己要坚守的和敌对的文化语境，真的失语了。待他抗战前归来，距1917年新文学革命已有20年的光景，时过境迁，沧桑巨变，他也人到中年。战时的动荡和生活的艰难，他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好不容易苦撑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的身体却垮下了。
1945年2月18日，病中的梅光迪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一骗局，少年无智识，无经验，四五十以后，智识经验皆有，已达成熟之期，无论事功或学问正可及时表现，然而不测之祸，可以忽然临头，使人根本毁灭，或变成废物。……故凡一人之成功，才智居其半，命运居其半。”
梅光迪感叹自己命运不好。
2月26日，他在日记提到，他计划写作《明季士风》、《洛下风裁》、《正始遗音》、《韩文公评述》、《欧阳公评述》、《袁随园评述》、《曾文正评述》、《中国两大传统》、《近代西洋思想述要》、《近代西洋文学趋势》。
可惜，天不假以时日。这宏大写作计划无一实现。
这就是梅光迪感知到的命运。
1948年9月，浙江大学的同事在他去世三年之后，为他编印了一册薄薄的《梅光迪文录》。
时至今日，在梅铁山、梅杰等学人的努力下，厚重的一册《梅光迪文存》问世。
现代文化史的席位上，梅光迪虽迟到，但不缺席。
(责任编辑 王倩)
一
历史的发展有着偶然和必然的双重因素，同时也显示着特定历史时期伟大人物与时代、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所谓个人的命运也与之紧密相关。
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与伟大人物有关，时代的精彩也由于伟大人物层出迭现。因此，我服膺威廉·詹姆斯在《伟大人物、伟大思想与环境》一文中所说的：
为了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需要群英荟萃，连接不断。这就是伟大时代如此稀少的原因——这也是希腊、早期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突然繁荣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疾风必须一阵接一阵地劲吹才不至于平息。然后，国家大多数成员的激情持续高涨达到它的极盛时期，并且在国家内部的原动力消失之后，仍可通过纯粹的惯性而保持长时期的繁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惊叹，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潮阶段，不仅民众充满活力，而且天才层出不穷。此中奥秘就像长期来存在的难解之谜一样——为何大河之旁必有大城。
(转引自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18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的“伟大时代”，因此出现了“伟人”。也正是有众多“伟人”的出现，“五四”才显得伟大。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伟人可谓大河之旁的大城。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曾感叹皖北自朱元璋到李鸿章，“惟产英雄，不产学者”。
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与皖人有直接的关联，是陈独秀、胡适及《新青年》在北京直接搅动的。这背后自然又与此时的北洋政府皖系政治势力有关。
近代以来，英雄的舞台，留给皖北李鸿章、段祺瑞等人，这里只谈绩溪胡适与宣城梅光迪两位皖南学者。
二
梅光迪在1945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宣城梅氏在中国族姓中实为最光荣之一矣。予考宣城梅氏所产人物有两种，一为文艺家，一为数学家。……梅氏家风，合文学与科学而为一，在吾国尤绝无仅有。为子孙者，当如何时时仰止而知所自勉乎!”
为了家族的荣耀，梅光迪和胡先骕一样，都是12岁即参加科举考试。在1905年科举废止后，他们成了真正的文化遗民。尽管后来有留学的机会，但他们要保守住自己的这份文化身份和曾经的荣光。1910年和胡适已经成为朋友的梅光迪，在同胡适一起参加的留美庚款考试中落榜，次年重考赴美。1915—1917年间，他与胡适就白话文、白话新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乘新文化运动的大势归来，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大获成功。最初，这本是两个朋友之间的事，却因此改变了历史，也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使得胡适成为“五四”这条大河之旁的大城。
时势造英雄，胡适成功了，坚守古文和旧体诗道统的梅光迪于是暗淡在胡适的荣光背后，失语在胡适的话语霸权强势之下。
这是梅光迪的第一次失败，也就是命运第一次捉弄他。
三
梅光迪不甘命运就这样降临在两个人的头上。于是他在回到南开大学短暂执教后，来到东南大学，他纠集人马，创办《学衡》，欲与胡适再战江湖。
梅光迪展示出的身份，和胡先骕、吴宓相同，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拒绝写白话文，坚持自己保守的文化主见，决不随逐新文化之波流。这个身份的文化显示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性胜利的1922—1924年间。此时，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出现，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券已稳操，且早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学衡》只是一本“学骂”。这就决定了梅光迪及《学衡》同人的历史命运。
所以胡先骕在1934年所刊的《梅庵忆语》中说《学衡》杂志“刊行之后，大为学术界所称道，于是北大学派乃遇旗鼓相当之劲敌矣”。胡适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此时已经过了文学革命的讨论期，反对党已破产。因为早在1920年1月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可以说北大学派已经牢牢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他们除了像鲁迅、胡适那样说几句讽刺的话外，不屑与“学衡派”人物争辩。以至于梅光迪在《九年后之回忆》和《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两文中也承认，他们这种保守的反新文化一新文学的人文主义运动是失败的。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胡先骕没有认识到历史大趋势上的败北，而是寻找些个人的因素，他说梅光迪与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吴宓“以拜伦自况，而发生一段罗曼史，似尤非白璧德先生信徒所宜有之事也”。
且不说“学衡派”同仁没有掌握话语权这样的大话。单说白话文早在1920年1月也通过政府教育部门的指令，顺利进入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这件事。这是教育体制化的大事。像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几位反对白话文的“海归”，他们已经或将要面临自己的孩子读小学的问题。以《学衡》为阵地的三五位反对白话文的人物，将迎战数以万计的小学教师和数以百万计的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学习白话文的小学生，失败是必然的。这就是《学衡》的现实命运，也是梅光迪的第二次失败。
由《学衡》的创办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一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一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我认为，有一个历史的坐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在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得势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主流话语的霸权作用下，《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逆当时的时代大潮，处于文化时尚和社会时尚的劣势，其影响也是十分微弱的。当然是否合乎时尚，是否与主流一致，并不是我这里所预设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所要强调的是，《学衡》派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恰恰在于其和时尚及主流的不符。其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导致文化的失范的功效虽然微弱，但其本身学理上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文化意识，却是强大的，以及由此所呈现的道德力量和文化信念的忠诚感，也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其话语的霸权性和由此产生并开始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使得他们蔑视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以固有的信念和道德力量，强化自己心中的文化情结和文化托命意识，在不能相互理解和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最终形成敌对的两个文化阵营。
四
再次的失败之后，梅光迪远走他乡，到美国教授汉语。离开故国，脱离了自己要坚守的和敌对的文化语境，真的失语了。待他抗战前归来，距1917年新文学革命已有20年的光景，时过境迁，沧桑巨变，他也人到中年。战时的动荡和生活的艰难，他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好不容易苦撑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的身体却垮下了。
1945年2月18日，病中的梅光迪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一骗局，少年无智识，无经验，四五十以后，智识经验皆有，已达成熟之期，无论事功或学问正可及时表现，然而不测之祸，可以忽然临头，使人根本毁灭，或变成废物。……故凡一人之成功，才智居其半，命运居其半。”
梅光迪感叹自己命运不好。
2月26日，他在日记提到，他计划写作《明季士风》、《洛下风裁》、《正始遗音》、《韩文公评述》、《欧阳公评述》、《袁随园评述》、《曾文正评述》、《中国两大传统》、《近代西洋思想述要》、《近代西洋文学趋势》。
可惜，天不假以时日。这宏大写作计划无一实现。
这就是梅光迪感知到的命运。
1948年9月，浙江大学的同事在他去世三年之后，为他编印了一册薄薄的《梅光迪文录》。
时至今日，在梅铁山、梅杰等学人的努力下，厚重的一册《梅光迪文存》问世。
现代文化史的席位上，梅光迪虽迟到，但不缺席。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