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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学》，改进，教育方针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71－02
1964年第5期《历史教学》编辑部撰写的“编者的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文章起笔说：“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正确地提高教育质量，是目前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原来1964年也提出过减轻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但那时减轻课业负担的目的与现在不一样，对比之下，历史这门课程与其他课程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年第10期的第一篇文章“历史教学要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贡献 ——对改进历史教学的几点认识”（署名：石工）明确了改进教学的目的，即“实现培养坚强革命后代这个总目标，是我们办学的目的。”那时也有追求高考升学率的现象。这篇文章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党性十分强烈的科学，从来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历史学科的阶级性很明显，教学中用正确的观点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会起到很大作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没有这样的功能。笔者那时正在上初中，记得英语课本扉页上是马克思的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课文有“周扒皮的故事”等。类似英语课这样向“阶级斗争的工具”靠拢的现象，其他学科也有，但似乎只有政治、语文、历史具有明显的“党性”特征。
1964年底的第11、12期合刊，《历史教学》编辑部组织了笔谈，题目为“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而努力”。文中，天津三中的李自强老师说：“运用历史知识向学生进行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做出贡献，是革命的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四川省泸州二中的童默庵老师说：“阶级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应当通过教学让学生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能够分清敌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天津市十三中的赵镗老师说：“过去由于自己对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划不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的界线，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彻底改造好，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带给了学生。这实际上是给资产阶级帮了忙。”北京市第八中学的高自谦老师说：“改进教学不仅是方法问题，首要问题是对改进方向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深入领会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重大意义；历史教师必须加强自我改造，自觉地承担起这一战斗任务。”北京市九十五中任凌霄老师说：“改进教学必须从教师的思想改造做起；应该明确历史课的任务，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恰当地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北京市部分历史教师还座谈了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问题，合刊继第一篇后刊登了座谈会的消息。会上任凌霄老师提出了“历史课与语文、数学等工具课不同。工具课要有熟练的技巧，要求学生多练熟记；历史课是常识课，不是要求学生多练，而是要求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掌握规律性知识，以热爱党、热爱劳动人民。”高自谦老师不大同意，他认为：“历史课是阶级斗争课，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这样去看就会削弱历史课的战斗性。历史课也不同于政治课，它要通过典型的史实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阎应请老师则认为：“历史课既要传授基础知识，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互相排斥，教学上要史论结合，处理得恰当才能更有力地向学生进行教育。”史论结合被用于阶级斗争教育，大概也会产生说服力。
老一辈历史教师留下的墨迹被盖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候的历史课本都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先秦的奴隶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流民起义、黄巢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些是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内容呢？因为历史课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解这些史实是为了灌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于是，在“文革”初期，便有了一呼百应的“红卫兵运动”。那时不是少数学生积极参加运动，而是绝大部分学生都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都以为自己是献身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历史教育的功能在“文革”中被发挥出来了。当然不仅是历史教育。笔者印象最深的还是政治课。政治课讲刘文彩，讲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那叫“触目惊心”。历史上是不是有那么多农民起义呢？写进历史课本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史实？应该说，上述大部分起义的确是史实，只是个别起义是否可以定性为“农民起义”，存在争议。这里有一个选择问题。历史课程是有选择的历史、有选择的历史学，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学（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课程内容是根据教育方针去选择历史及其历史学。当历史课被定位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时，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成为必然，内容的选择也必然要服从教育目标的需要。现在的教育是公民教育，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不鼓励瞎“折腾”。因此，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各种起义被淘汰出去，顺理成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在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朝代的和平时期是主要的，相比之下动荡时期要暂短。因此，选什么都有理由。
此次新课程改革，语文课删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曾引起文学界的争议，其实历史课改变得更多，只是人们已经饱尝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儿，巴不得历史课有更多的变化，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较之于其他学科有很多自身的特征。数学、物理、化学课的公式、定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教育方针如何变化，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能改变的。人文学科是不断变化的。但不要以为人文学科的变化是可悲的。一个民族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提高技术和生存质量；人文学科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教育目标的变化和历史课程内容的选择，浓缩了人文学科的价值取向，它的时代性应该反映本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
阶级斗争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历史课程的工具性似乎没有完全被抹去。它将伴随国家的政治导向而强化或削弱。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以往历史的认知是衡量现代民族国家上下是否同心的一个视角。
1965年是“文革”酝酿的一年。《历史教学》从这一年的第7期开始，连续开辟“历史教学工作者必须是个革命者”“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历史教学阵地”“在课外活动阵地上插上革命的红旗”以及“向贫下中农学习”4个栏目。“教学经验”栏也都是介绍如何向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文章。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几乎没有。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年生，天津人，编审，本刊主编。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71－02
1964年第5期《历史教学》编辑部撰写的“编者的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文章起笔说：“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正确地提高教育质量，是目前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原来1964年也提出过减轻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但那时减轻课业负担的目的与现在不一样，对比之下，历史这门课程与其他课程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年第10期的第一篇文章“历史教学要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贡献 ——对改进历史教学的几点认识”（署名：石工）明确了改进教学的目的，即“实现培养坚强革命后代这个总目标，是我们办学的目的。”那时也有追求高考升学率的现象。这篇文章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党性十分强烈的科学，从来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历史学科的阶级性很明显，教学中用正确的观点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会起到很大作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没有这样的功能。笔者那时正在上初中，记得英语课本扉页上是马克思的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课文有“周扒皮的故事”等。类似英语课这样向“阶级斗争的工具”靠拢的现象，其他学科也有，但似乎只有政治、语文、历史具有明显的“党性”特征。
1964年底的第11、12期合刊，《历史教学》编辑部组织了笔谈，题目为“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而努力”。文中，天津三中的李自强老师说：“运用历史知识向学生进行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做出贡献，是革命的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四川省泸州二中的童默庵老师说：“阶级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应当通过教学让学生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能够分清敌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天津市十三中的赵镗老师说：“过去由于自己对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划不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的界线，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彻底改造好，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带给了学生。这实际上是给资产阶级帮了忙。”北京市第八中学的高自谦老师说：“改进教学不仅是方法问题，首要问题是对改进方向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深入领会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重大意义；历史教师必须加强自我改造，自觉地承担起这一战斗任务。”北京市九十五中任凌霄老师说：“改进教学必须从教师的思想改造做起；应该明确历史课的任务，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恰当地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北京市部分历史教师还座谈了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问题，合刊继第一篇后刊登了座谈会的消息。会上任凌霄老师提出了“历史课与语文、数学等工具课不同。工具课要有熟练的技巧，要求学生多练熟记；历史课是常识课，不是要求学生多练，而是要求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掌握规律性知识，以热爱党、热爱劳动人民。”高自谦老师不大同意，他认为：“历史课是阶级斗争课，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这样去看就会削弱历史课的战斗性。历史课也不同于政治课，它要通过典型的史实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阎应请老师则认为：“历史课既要传授基础知识，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互相排斥，教学上要史论结合，处理得恰当才能更有力地向学生进行教育。”史论结合被用于阶级斗争教育，大概也会产生说服力。
老一辈历史教师留下的墨迹被盖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候的历史课本都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先秦的奴隶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流民起义、黄巢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些是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内容呢？因为历史课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解这些史实是为了灌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于是，在“文革”初期，便有了一呼百应的“红卫兵运动”。那时不是少数学生积极参加运动，而是绝大部分学生都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都以为自己是献身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历史教育的功能在“文革”中被发挥出来了。当然不仅是历史教育。笔者印象最深的还是政治课。政治课讲刘文彩，讲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那叫“触目惊心”。历史上是不是有那么多农民起义呢？写进历史课本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史实？应该说，上述大部分起义的确是史实，只是个别起义是否可以定性为“农民起义”，存在争议。这里有一个选择问题。历史课程是有选择的历史、有选择的历史学，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学（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课程内容是根据教育方针去选择历史及其历史学。当历史课被定位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时，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成为必然，内容的选择也必然要服从教育目标的需要。现在的教育是公民教育，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不鼓励瞎“折腾”。因此，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各种起义被淘汰出去，顺理成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在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朝代的和平时期是主要的，相比之下动荡时期要暂短。因此，选什么都有理由。
此次新课程改革，语文课删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曾引起文学界的争议，其实历史课改变得更多，只是人们已经饱尝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儿，巴不得历史课有更多的变化，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较之于其他学科有很多自身的特征。数学、物理、化学课的公式、定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教育方针如何变化，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能改变的。人文学科是不断变化的。但不要以为人文学科的变化是可悲的。一个民族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提高技术和生存质量；人文学科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教育目标的变化和历史课程内容的选择，浓缩了人文学科的价值取向，它的时代性应该反映本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
阶级斗争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历史课程的工具性似乎没有完全被抹去。它将伴随国家的政治导向而强化或削弱。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以往历史的认知是衡量现代民族国家上下是否同心的一个视角。
1965年是“文革”酝酿的一年。《历史教学》从这一年的第7期开始，连续开辟“历史教学工作者必须是个革命者”“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历史教学阵地”“在课外活动阵地上插上革命的红旗”以及“向贫下中农学习”4个栏目。“教学经验”栏也都是介绍如何向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文章。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几乎没有。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年生，天津人，编审，本刊主编。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