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可以写60余年之久，那是歌德的《浮士德》，因为它要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而我这本书（金惠敏：《间在对话与文化自信》，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却是意在当下，目的是纠正当下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再过一个甲子，我如今想解决的问题大概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撰著，这本书已经跨越了6个年头。就其所论主题而言，时间似乎略长了一点儿;但就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而言，显然以一人之力、以区区数年之功是难以圆满回答的。窃以为在60年以后的中国，大概不会再有人关心“文化自信”问题，它只会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因为料想那个时候我国怕是已经实现了“文化自信”，也就是说，全球范围的“文化星丛共同体”业已成为国人的文化无意识，诸文化尽管仍有“之间”或“间距”（朱利安的概念）这样的存在，但彼此“间”已相互承认，至少在世俗层面上，不再有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问题的生命期有60年，那么以5年的时间来解决60年的问题，想来也是值得的。然而，“文化自信”所带出的问题，如主体、自我、他者、身份、身体、能动、结构、个体、话语、再现、意识、物质等等，却是自柏拉图以来都在讨论而始终讨论不清的问题，未来也决不会产生一个人人都可接受的结论，所以本书以“文化自信”为切入点，深进的是一个无底或无解的问题深渊，纵使投入毕生之精力，所得也可能只是太仓一粟。不过，以5年时间，能得一视角如“间在”者，余愿足矣！
　　此书有一半篇幅完稿于新冠肆虐的这一年。大量时间都投入到忧国忧民忧“身体”之中了，例如，连平时最不当回事的感冒也都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比较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在好多朋友连自己房间都不能走出来的禁足期里，本人还可以在川大望江校区原就阔大而疫期则更显空旷、空寂乃至有寂灭之感的校园里游走。身被禁，但思在飞，写作速度较往日陡增。本书完稿可谓对这段艰难岁月的纪念。这说的是现象上的联系，而于内容上，本书每一页文字都在思考被新冠疫情所改写了的全球化问题，称“逆全球化”似乎也不能表达“全球化”的新阶段，因为全球化本来就是复杂的，是“复杂全球化”，其中有着复杂的联结，既不是“文化帝国主义”所可描述的，也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所希望的，“编码”或“解码”均无济于事。不过，无论怎样界定全球化，它都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之间的愈益紧密的联结。既然是难逃联结，那我们就不必徒劳地去“脱钩”，去“切割”，而是应该去研究如何联结，如何在联结中求得共存共荣，共建世界大家庭。的确，人文学者改变不了世界，但我从不虚无。人文研究终究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而达到改变世界的远大目的。这就是人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本书是围绕“文化自信”这一总课题、以“间在”为方法论拣选出一个个相关问题而展开研究和写作的，每章都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所以文中时有“本章”和“本文”混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亦不为错：说“本章”或说“本文”总归说的都是“文章”。这些独立成篇的文章蒙国内外编辑朋友和匿名审稿人厚爱得以先行发表，如《哲学研究》《人文杂志》《中山大学学报》《学术前沿》《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在双盲审稿制严格执行的今天，像拙作这样多有殊调和独创的文章能够顺利发表出来，应该多谢编辑和专家们的宽容和抬爱。
　　去年4月份下旬，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调入四川大学，对我这样一个一直在北方生活的人来说，决定移居南方之前也是有过犹豫的。主要是担心气候不能适应。四川有朋友称成都“冬暖夏凉”，我初以为是夸大其词，但这一年多下来，感觉此言不虚。一台电暖器辅助就舒服越冬了，夏天等着它热，想等着热了好买电扇，等呀等呀，一直等到立秋那天，真是感觉热了，该买电扇去了，但当晚突然就冷飕飕了，居然连电扇都不用就可以安度南方之夏！成都者，宜居之都也！
　　能够“安逸”于成都，首先要感谢这里的“天文”气候，更要感谢川大的“人文”环境。在这里的情况是，只要你想做事，各级领导都是一百个支持，给时间，给经费，给人力，給平台，给荣誉，所以来川大时间虽不长，但事居然做了不少。本书是我来这里以后的第三本书了，第一本是《差异即对话》，第二本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顺便说，这三本书尽管主题各异，但其要义无不是对狭隘民族主义及其种种表现的分析和批判，如文化民族主义、审美民族主义、翻译民族主义（主张不可译性）等等，它们都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的时代精神或世界大趋势背道而驰的。
　　生活和工作在成都，如今感觉自己就是成都人、川大人了！本书就是感应着蓉城的风和雨、锦江的涛声和烟雾、川大之厚重与灵秀而写成的，然浸润其间，陶冶其间，结果又翻转和体现出了多少，那是要交给川大同人和全球读者来评价的。我说了不算。我只管尽力、努力。在川大，我绝不以为自己“功成名就”，可以倚老卖老了，我真心地把自己设置为学术新人，居青教之公寓，以“青椒”（青年教师）身份做起，期待二次创业，从成都走向国际，争取为世界学术提供一些中国智慧。有次在国外开会曾与一位来自伯明翰大学的学者交谈，他说伯明翰这个城市与他的学术研究无关，他只是居住在此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被抽空了一切地域性的“世界公民”意识。我不是“世界主义”者，我是“星丛主义”者，期待地域性或差异性的星丛式联结。
　　刚才提及本书还有意于“全球读者”，这不是笔误，而是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本书第二章翻译为英文后，曾发给欧洲“对话自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赫尔曼斯教授，他读后认为我提出的“文化星丛”理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于是邀请我到他在葡萄牙明诺大学主办的国际对话自我理论大会（2018年6月13—17日）作了60分钟的特邀报告，他亲临现场听讲，后来还专门写有评论，英文版发在美国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s，汉文版发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上。受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邀请，2020年11月20日，我将在他们主办的国际论坛上宣讲这一章的核心内容。纽约国际名刊Telos所拟发表的即是该章的英文版。我觉得对于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来说，其最重要的当是中国理论的传播。只有理论才能根本转变很久以来就存在的，且最近又被中国功夫、“大红灯笼”和孔院课程所特别强化了的他者形象。“他者”不是什么值得欢迎的形象。那是残疾、变态、异质、怪诞、神秘、愚昧、邪恶的代名词，是需要为之辩护和发声的客体，如列维纳斯和后殖民诸公所做的那样。我以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理论家应是大有作为的。我期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理论由特殊性向普遍性之过渡方面有所贡献。理论家是属于世界的——不是世界的某个角落，是全世界。
　　不过，必须反复声明，我所谓的“世界”是以“间在”为基础的交流、互鉴和对话。世界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同样，“世界文学”也不是某种具体的文本，而是各民族文学的“文本间性”，既不独属于你，也不单归于我，是你和我之间的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关系，巴赫金称此关系为“事件”，而所谓“事件”就是我们彼此向着对方的敞开。但在“复杂全球化”时代，想想川普之所作所为，要做到彼此之敞开，何其难哉！笔者深知敞开的好处与敞开的难处，于是，费力写下本书，以鼓之、呼之、警之。希望能够为读者所听到、所看见。
　　是为后记。
　　2020年11月1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