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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各级政府来讲都是非常重视和谨慎的，本研究以天津市为例，通过研究天津市的各级公务员咨询民众的方式，来了解这些公务员进行政策制定的情况。并希望通过研究决策者在政策制定时咨询民众的行为，来探讨政策制定与咨询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此项研究中，笔者对天津市的部分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实际参与决策的情况、决策的过程、决策时所考虑的问题以及在咨询民众的情况下的决策行为。笔者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运用了SPSS统计应用软件，对于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希望借由这些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研究结果，并最终得到咨询民众的行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的解释。笔者希望此项研究对政府改善决策过程和决策行为，对更为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使用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访问天津市的一些政府公务员，去了解他们现实中是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制定的，他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所考虑到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如何妥善使用咨询民众的方法，并通过实际的问卷调查，找出咨询民众的行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的解释。
2．抽样方法。本研究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于天津市的近两百名公务员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其中得到的有效问卷为111份。
二、分析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了解到目前天津市的公务员在制定与公众相关的决策前，大多会采取听证会或公示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方案的咨询以及信息的收集。他们在决策前采取以上两种方式的百分比都是85.6%，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目前是天津市公务员最广泛采用的决策咨询形式。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天津市公务员的政策制定与咨询民众的行为的情况，笔者使用SPSS统计应用软件，对问卷调查中与“咨询民众”内容相关的一些题目进行相关性分析。
1.公务员的年龄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年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公务员，越会在决策的时候考虑到公民对决策的接受程度，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此外，当决策的过程中采用听证会制或公示制度时，越是年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公务员越会采取提出初步方案，咨询民众再做修改的方式。我们发现以上特点都与公务员的经验有关，年龄越大的公务员在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应该越丰富，他们从长年的工作经验中得知，一项决策要想成功就要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行，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公众的接受程度，更认为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方案越会趋于正确。
从相关性的强度来看，越是年龄较大的公务员越会觉得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相关强度为中等，其他分析结果都为弱相关，这是因为此结论是其余分析结果的基础，只有公务员认定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这一前提，他们才会采取听证会或公示制度的方式咨询民众，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并最终制定出使广大民众满意的决策方案。
2.公务员的学历与咨询民众的关系。在使用听证会制、公示制度等帮助决策时，越是高学历的公务员越不会改变他们对决策的决定。它们之间为中等强度的相关性。可见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天津市的高学历公务员不会因为使用咨询民众的手段而改变自己的决定。此外，越是低学历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听证会或公示制度只是组织或制度的要求，但实在没有需要，相关强度为强。可以看出学历因素会对公务员咨询民众的认识程度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有一部分学历较低的公务员并未深刻认识到咨询民众这一行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咨询民众只不过是组织或制度的要求，这一结果可能跟这些公务员学历不高有关，他们并不能认识到咨询民众对于决策制定是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方式。
3.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年资）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在决策时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可以有助于制定出高品质的决策，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其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需要较高，越会在决策时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的结论均与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年资）有密切的关系，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他们从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一项决策要想成功，就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才行，所以他们认为听取公众的意见是决策中的重要环节。
从相关性强弱的角度来看，以下两个结果均呈现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需要较高。因为年资较长的公务员经验充足，更会在暂行决策成功之后采取咨询民众的方式去改善不足，力求使决策更加完善。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在决策时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此项结论是以上结论的基础，只有年资较长的公务员保持着这种态度，才会有以上的结果出现。
4.公务员的级别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级别相对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一个好的决策通常会是若干个群体的代表制定出来的，存在弱相关性，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越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如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可以使用听证会制。在决策进行听证或公示的时候，越是级别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提出初步方案，咨询民众再作修改的方式。在执行一些与公民相关的决策之前，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以上结论本身均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在暂行决策之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原因是加大公众的认受度。如果在公示或听证会之后，公众并不赞同所提出的方案，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综合自己及公众的意见将方案进行修改，力求达到双方最佳认受度。存在强相关性，相关性越强说明这些公务员这样做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级别相对来讲较高的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决定了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们知道民众的意见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一旦忽视它们，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由于级别较高的公务员的手中可能掌握更多的权力，他们经常会做出比较重大的决定，所以他们会反复咨询民众的意见，以求制定出最佳的决策，民众的支持可以作为政策的理据，减少被攻击批评的可能性和程度。
5.使用听证会制度的事件与使用听证会所带来的影响的相关性分析。越是认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有关的事件（如收费、税收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可以收集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越是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如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有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越是认为会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件（如安全、环境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有助于制定出高质量的决策。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公务员会根据公众对某件事情的关注程度的高低，在听证会时作出相应的变化，因为他们根据公众关注的不同，会利用听证会达到不同的效果，有的是为了收集更多的公众的意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有的是为了制定出高质量的决策；有的则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由于公务员针对每种事件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因此他们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听证会为其服务。
三、总结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因素之间深层次的相关性：在目前的天津市，越是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用听证会或者公示制度等咨询民众的手段来帮助决策的制定；相反，越是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往往很少主动采取咨询民众的方式来帮助制定决策。之所以会得到以上的结论，也许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因素与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中的问责有关。
从工作性质方面来讲：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所处理的事情大都具有以下的特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处理的事情较为重要；处理的突发事件比较多；他们大多会制定新的政策，即这些政策的制定是没有前例的；此外他们在工作中还会处理相当多的非常规的事件。而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所处理的事情却具有相反的特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所处理的事件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即有前例可循；他们所处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常规性的。
从工作的问责方面来讲：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要对民众和人大负责；他们的工作未必有规则性。而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主要是对其上司负责；他们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综合以上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越是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在支出较大、影响的人数较多、对一些人影响较大的事件中采用咨询民众的方式来进行决策的制定。具有以上特征的这些公务员通常会以民众的要求为依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加会依赖民众的意见来进行决策的制定；相对的越是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在支出较大、敏感性较大、影响的人数较多、对一些人影响较大的事件中，越会依赖上级、前例、或者规章制度来进行决策的制定。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天津市的公务员制定决策与咨询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在决策中已经逐渐采取一种更加积极且科学的态度去进行工作，但是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不足，例如：
1.公务员知识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建立公共行政这一学科的时间尚短，因此政府中的公务员从组成结构上讲，学习此专业的人员所占比例相对偏低，使政府公务员组成结构不尽合理。这也使我们对现任公务员的工作能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担心，那些年资尚浅、学历偏低、级别较低的且没有经过行政管理专业高等教育的公务员能否成功制定出良好的决策呢？他们能否胜任公共行政的工作呢？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经过认真的调研、座谈，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办法来解决：
第一，改革公务员考试。我国引入公务员考试制度已有一段时期，但在考试中所涉及的公共管理内容不深亦不多，并不能成为界定一个人是否拥有较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标准。而一旦成为国家的公务员，却并不具备良好的公共行政管理功底，很难想象他们会制订出良好的决策，而决策的意义重大，关乎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考虑用另一道“门槛”作为招收公务员的标准，那就是持有“公务员资格证书”才能报考公务员，而这张“上岗证”是依据此人是否掌握公共行政管理知识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并不反对那些非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员成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但是作为公务员应该至少具备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知识。因此，对于那些未掌握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的人来讲，在报考公务员之前就要进行培训、考核，待其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资格进行公务员考试。如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不但使那些致力于公共行政管理事业的人士，在报考公务员之前就能够针对性地学习相关知识，并再次确认自己是否适合此项工作；更会为政府省去了培训公务员的人力、物力及时间。
第二，对现任公务员再教育（即专业培训）。对于现任公务员如何增加公共行政管理知识的方法并不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也就是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再教育。事实也证明，目前中国的高级公务员大多会通过培训的环节来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如国家及各级行政学院、中央及各省市党校等机构就是专门培训高级公务员的学校），一些高级官员甚至会被派往国外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培训、深造，学习世界最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方式。但是对于那些职位较低的公务员来讲，这种培训机会却非常少、甚至没有。如何解决以上的不足就是当前我国政府应该重视的问题之一，高层决策者的知识水平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对低层行政人员的培养。因为一项决策的制定不单单靠高级公务员的决策能力，还要有低层公务员的配合，如果上下严重脱节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笔者建议在对高级公务员进行培训的同时，政府还要适当地对于职位较低的公务员进行培训，尤其是在培训方法上，除理论知识培训外，还应引入案例教学，使他们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后备高级管理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2.公务员行政管理经验的形成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公务员会采取更加民主、科学的决策方式，这与他们长年的工作分不开，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不但取得了成功，也会遭遇失败，一点一滴的积累，使他们最终养成更为民主、科学的工作态度。我们在研究中看到，一些年纪较轻、年资较短、学历较低、职位较低的公务员对于行政管理的经验较少，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民主和科学，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第一，采取公务员的人才流动。可以让有经验的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对那些经验不足者进行教育培训，如果一旦考核不合格的话，让他们离开公务员队伍。
第二，坚持对年轻人员采取去基层锻炼的方法，有目的的进行培养。让那些年轻人员轮流到基层进行锻炼，对到基层锻炼的人员要明确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使他们在基层真正得到锻炼与提高，待他们掌握好相应的本领再重返重要岗位。
3.公务员的绩效评估问题。目前我国有一套绩效评估的系统，它主要是以单个公务员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以部门为单位，这种不是将一个部门进行整体评估的方法，会出现一些人们常见的问题，例如：部门成员不团结，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伤害部门的利益；还有一些公务员则会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作出一些决策。以上的行为都是目前我国决策中有时会遇到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将绩效评估的范围扩大，不但要对单个公务员进行评估，更要对他所在的团队进行整体评估，使他们在做每一项决策的时候所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要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先。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使用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访问天津市的一些政府公务员，去了解他们现实中是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制定的，他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所考虑到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如何妥善使用咨询民众的方法，并通过实际的问卷调查，找出咨询民众的行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的解释。
2．抽样方法。本研究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于天津市的近两百名公务员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其中得到的有效问卷为111份。
二、分析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了解到目前天津市的公务员在制定与公众相关的决策前，大多会采取听证会或公示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方案的咨询以及信息的收集。他们在决策前采取以上两种方式的百分比都是85.6%，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目前是天津市公务员最广泛采用的决策咨询形式。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天津市公务员的政策制定与咨询民众的行为的情况，笔者使用SPSS统计应用软件，对问卷调查中与“咨询民众”内容相关的一些题目进行相关性分析。
1.公务员的年龄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年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公务员，越会在决策的时候考虑到公民对决策的接受程度，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此外，当决策的过程中采用听证会制或公示制度时，越是年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公务员越会采取提出初步方案，咨询民众再做修改的方式。我们发现以上特点都与公务员的经验有关，年龄越大的公务员在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应该越丰富，他们从长年的工作经验中得知，一项决策要想成功就要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行，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公众的接受程度，更认为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方案越会趋于正确。
从相关性的强度来看，越是年龄较大的公务员越会觉得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相关强度为中等，其他分析结果都为弱相关，这是因为此结论是其余分析结果的基础，只有公务员认定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这一前提，他们才会采取听证会或公示制度的方式咨询民众，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并最终制定出使广大民众满意的决策方案。
2.公务员的学历与咨询民众的关系。在使用听证会制、公示制度等帮助决策时，越是高学历的公务员越不会改变他们对决策的决定。它们之间为中等强度的相关性。可见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天津市的高学历公务员不会因为使用咨询民众的手段而改变自己的决定。此外，越是低学历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听证会或公示制度只是组织或制度的要求，但实在没有需要，相关强度为强。可以看出学历因素会对公务员咨询民众的认识程度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有一部分学历较低的公务员并未深刻认识到咨询民众这一行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咨询民众只不过是组织或制度的要求，这一结果可能跟这些公务员学历不高有关，他们并不能认识到咨询民众对于决策制定是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方式。
3.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年资）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在决策时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可以有助于制定出高品质的决策，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其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需要较高，越会在决策时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的结论均与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年资）有密切的关系，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他们从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一项决策要想成功，就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才行，所以他们认为听取公众的意见是决策中的重要环节。
从相关性强弱的角度来看，以下两个结果均呈现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认为暂行决策成功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需要较高。因为年资较长的公务员经验充足，更会在暂行决策成功之后采取咨询民众的方式去改善不足，力求使决策更加完善。越是工作时间（年资）相对较长的公务员越会在决策时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此项结论是以上结论的基础，只有年资较长的公务员保持着这种态度，才会有以上的结果出现。
4.公务员的级别与咨询民众的关系。越是级别相对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一个好的决策通常会是若干个群体的代表制定出来的，存在弱相关性，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多方面的人进行决策，决策越正确，越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如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可以使用听证会制。在决策进行听证或公示的时候，越是级别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提出初步方案，咨询民众再作修改的方式。在执行一些与公民相关的决策之前，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公示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以上结论本身均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认为在暂行决策之后使用公示制度或听证会制度的原因是加大公众的认受度。如果在公示或听证会之后，公众并不赞同所提出的方案，越是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取综合自己及公众的意见将方案进行修改，力求达到双方最佳认受度。存在强相关性，相关性越强说明这些公务员这样做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级别相对来讲较高的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决定了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们知道民众的意见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一旦忽视它们，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由于级别较高的公务员的手中可能掌握更多的权力，他们经常会做出比较重大的决定，所以他们会反复咨询民众的意见，以求制定出最佳的决策，民众的支持可以作为政策的理据，减少被攻击批评的可能性和程度。
5.使用听证会制度的事件与使用听证会所带来的影响的相关性分析。越是认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有关的事件（如收费、税收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可以收集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越是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如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有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越是认为会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件（如安全、环境等）会使用听证会制度的公务员，越会认为使用听证会制有助于制定出高质量的决策。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公务员会根据公众对某件事情的关注程度的高低，在听证会时作出相应的变化，因为他们根据公众关注的不同，会利用听证会达到不同的效果，有的是为了收集更多的公众的意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要求；有的是为了制定出高质量的决策；有的则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由于公务员针对每种事件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因此他们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听证会为其服务。
三、总结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因素之间深层次的相关性：在目前的天津市，越是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采用听证会或者公示制度等咨询民众的手段来帮助决策的制定；相反，越是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往往很少主动采取咨询民众的方式来帮助制定决策。之所以会得到以上的结论，也许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因素与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中的问责有关。
从工作性质方面来讲：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所处理的事情大都具有以下的特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处理的事情较为重要；处理的突发事件比较多；他们大多会制定新的政策，即这些政策的制定是没有前例的；此外他们在工作中还会处理相当多的非常规的事件。而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所处理的事情却具有相反的特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所处理的事件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即有前例可循；他们所处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常规性的。
从工作的问责方面来讲：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要对民众和人大负责；他们的工作未必有规则性。而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主要是对其上司负责；他们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综合以上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越是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年资较长、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越会在支出较大、影响的人数较多、对一些人影响较大的事件中采用咨询民众的方式来进行决策的制定。具有以上特征的这些公务员通常会以民众的要求为依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加会依赖民众的意见来进行决策的制定；相对的越是年龄较小、学历较低、年资较短、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在支出较大、敏感性较大、影响的人数较多、对一些人影响较大的事件中，越会依赖上级、前例、或者规章制度来进行决策的制定。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天津市的公务员制定决策与咨询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在决策中已经逐渐采取一种更加积极且科学的态度去进行工作，但是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不足，例如：
1.公务员知识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建立公共行政这一学科的时间尚短，因此政府中的公务员从组成结构上讲，学习此专业的人员所占比例相对偏低，使政府公务员组成结构不尽合理。这也使我们对现任公务员的工作能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担心，那些年资尚浅、学历偏低、级别较低的且没有经过行政管理专业高等教育的公务员能否成功制定出良好的决策呢？他们能否胜任公共行政的工作呢？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经过认真的调研、座谈，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办法来解决：
第一，改革公务员考试。我国引入公务员考试制度已有一段时期，但在考试中所涉及的公共管理内容不深亦不多，并不能成为界定一个人是否拥有较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标准。而一旦成为国家的公务员，却并不具备良好的公共行政管理功底，很难想象他们会制订出良好的决策，而决策的意义重大，关乎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考虑用另一道“门槛”作为招收公务员的标准，那就是持有“公务员资格证书”才能报考公务员，而这张“上岗证”是依据此人是否掌握公共行政管理知识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并不反对那些非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员成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但是作为公务员应该至少具备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知识。因此，对于那些未掌握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的人来讲，在报考公务员之前就要进行培训、考核，待其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资格进行公务员考试。如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不但使那些致力于公共行政管理事业的人士，在报考公务员之前就能够针对性地学习相关知识，并再次确认自己是否适合此项工作；更会为政府省去了培训公务员的人力、物力及时间。
第二，对现任公务员再教育（即专业培训）。对于现任公务员如何增加公共行政管理知识的方法并不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也就是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再教育。事实也证明，目前中国的高级公务员大多会通过培训的环节来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如国家及各级行政学院、中央及各省市党校等机构就是专门培训高级公务员的学校），一些高级官员甚至会被派往国外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培训、深造，学习世界最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方式。但是对于那些职位较低的公务员来讲，这种培训机会却非常少、甚至没有。如何解决以上的不足就是当前我国政府应该重视的问题之一，高层决策者的知识水平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对低层行政人员的培养。因为一项决策的制定不单单靠高级公务员的决策能力，还要有低层公务员的配合，如果上下严重脱节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笔者建议在对高级公务员进行培训的同时，政府还要适当地对于职位较低的公务员进行培训，尤其是在培训方法上，除理论知识培训外，还应引入案例教学，使他们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后备高级管理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2.公务员行政管理经验的形成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公务员会采取更加民主、科学的决策方式，这与他们长年的工作分不开，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不但取得了成功，也会遭遇失败，一点一滴的积累，使他们最终养成更为民主、科学的工作态度。我们在研究中看到，一些年纪较轻、年资较短、学历较低、职位较低的公务员对于行政管理的经验较少，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民主和科学，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第一，采取公务员的人才流动。可以让有经验的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对那些经验不足者进行教育培训，如果一旦考核不合格的话，让他们离开公务员队伍。
第二，坚持对年轻人员采取去基层锻炼的方法，有目的的进行培养。让那些年轻人员轮流到基层进行锻炼，对到基层锻炼的人员要明确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使他们在基层真正得到锻炼与提高，待他们掌握好相应的本领再重返重要岗位。
3.公务员的绩效评估问题。目前我国有一套绩效评估的系统，它主要是以单个公务员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以部门为单位，这种不是将一个部门进行整体评估的方法，会出现一些人们常见的问题，例如：部门成员不团结，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伤害部门的利益；还有一些公务员则会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作出一些决策。以上的行为都是目前我国决策中有时会遇到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将绩效评估的范围扩大，不但要对单个公务员进行评估，更要对他所在的团队进行整体评估，使他们在做每一项决策的时候所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要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先。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