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雕，美容还是毁容?
　　
　　城市雕塑，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艺术地记录国家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最有效的方式。世界上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选择它来记录自己的表情，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丹麦哥本哈根的“美人鱼”、挪威奥斯陆的“生命公园系列雕塑”、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撒尿的男孩”等等，都成为该城市最重要的标志。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城雕建设呈现遍地开花之势，每年耗资可以亿元计算。“精品少、垃圾多”，是业界对目前中国城市雕塑的现状做出的真实评价。据报道，在北京，缺少主题雕塑，显得太零散；在上海，现有的1000多座城市雕塑中，官方调查表明优秀作品和劣质作品各占总数的10％，另外80％属平庸之作；在广州，属于精品的城市雕塑也不超过总数的10％。受商业化因素的影响，催生了部分粗制滥造、拼凑剽窃的“城市垃圾”，成为城市景观中的败笔。
　　


　　让我们将公众对城市雕塑的关注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解读。今天，无论是城市决策者，还是广大百姓，都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形象的重要，各地城市形象的比拼和较量也在以多种方式展开，这从各种名目的城市评比、排名及形象展示可见一斑。在打造城市形象的热潮中，人们对城市雕塑也就有了更多更高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雕塑绝不只是几件石头或其它材料堆积起的艺术品，它更是一个城市精神的标志、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城市上空的光环。
　　
　　城雕不能背叛公众
　　
　　城市雕塑没有孤立的艺术性，它一定要和公众普遍关注的事情发生联系，或者与某个城市的特定的故事、历史和传说有关联，它需要有自己特殊的东西，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离开这些而孤立地说艺术性是无法说清楚的。
　　“在城市雕塑领域，公众趣味和专家理想是永远存在距离的，他们之间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如果找到一个均衡点，就需要做出取舍。”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先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如是说，“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公众一味地迁就专家，因为专家是教育者、启蒙者、给予者；而公众是懂艺术的人。这种结果造成了二者关系的紧张。”
　　孙振华认为，当二者的意见不能统一的时候，应该反过来，让专家迁就公众。因为在公共领域，专家不是为自己做东西，它的劳动产品是为公众服务的。在公众一时不能理解的时候，应该迁就他们；只能慢慢来。如果让公众迁就专家，那是本末倒置。
　　就普通百姓而言，可能对专业的雕塑艺术并不十分在行，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发言权。因为城市雕塑不同于少数艺术家在艺术场馆内展示的个性化作品，它们属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作品，它们所面临的是来来往往的众人的目光，它们构成公众视野的一部分，理所当然要接受公众的评判。所以，好的城市雕塑作品理应是亲近百姓的，应该有着浓厚的亲和力，能够唤起公众共鸣，而不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实际上，这是公众评价城市雕塑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优秀的城市雕塑本身也会对广大市民的审美情趣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感染。
　　
　　将城雕设计融入公共艺术中
　　
　　


　　如何平衡艺术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课题。其实，独立的大型雕塑可以美化城市环境，而换一种思路，我们完全可以不必为了雕塑而雕塑——无论路边的电话亭，还是发光的指路牌，如果恰当装饰、构形，都可以把整座城市装点得很艺术。将这样的雕塑观念渗透到公共装置的设计中，让艺术在城市中无处不在，这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许多专家认为，西方国家目前的“公共艺术百分比”很值得我们借鉴。“公共艺术百分比”的设想，是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前，由政府部门出资，合理分配公共基金，将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和职业雕塑家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共同设计出最适合人们居住的美观、实用的公共活动空间。与传统的公共艺术设计观念相比，这样的公共设施兼备了实用性和艺术性。
　　美国朗费罗河栖息地改善工程就引入了“公共艺术百分比”的做法，这项工程的“排水管雕塑化”显得很有创意。设计师乔丹在这项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将其中的一组排水管道进行了弯曲变形，组成了雕塑。这项工程的建成不仅帮助改善了2685亩地的滤水，成功地恢复了城郊附近的野生动物和鱼类栖息地，还体现出浓郁的艺术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