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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艾晓明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见过多次，却没怎么交谈过。阅读艾晓明近年出的《从文本到彼岸》一书，却发现她正在侃侃叙说，而我也在心中与她愉快地交谈。
在这本书里，艾晓明对我们谈论她眼中香港的文学与文化。她用她自己的眼睛细细地观察，用她自己的声调对我们谈论。她观察在香港的张爱玲，她把自己眼中的在香港的张爱玲解说给我们听，她还告诉我们张爱玲为什么要给那篇题为《第一炉香》的小说加个“框框”，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的头和尾无端加上个与故事无关的讲故事人的赘言，她告诉我们那样能给人什么感觉，而这感觉通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她向我们谈论写得很多，却一直不怎么被人看重的香港作家徐訏；她特别有趣地给我们拆解香港教授作家也斯的实验小说中的空间化的香港城市；她向我们谈论正应了这个看图时代而创造了“图说”小说的香港作家西西；她还谈论香港的舞蹈与卡尔维诺小说的关系；谈论香港的网络生活，谈论香港文学的、文化的资讯的发达；谈论香港文化人眼中的文化香港；香港的混杂与复杂；香港的“中华性”与香港的较成熟的经济秩序、法律制度与相对较多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她也谈论了一点广州，广州是她的居住地，在边缘性上与香港大约是共通的，而艾晓明是个特别地意识到边缘性之特别意味的学者。
听艾晓明谈论了这么多，并在心中与她愉快地交谈了一段之后我发现，在艾晓明所拍出的香港的文学与文化这张“照片”上，自然也有着相当广阔但不见得完整的“知面”，然而更有着令人非常感兴趣，非常兴奋，非常受启发和记忆特别深刻的“刺点”。
“知面”与“刺点”，也是艾晓明在这本书中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是她转述的罗兰·巴特关于欣赏照片的两个概念。我以为这确是两个极重要的概念。
在书的后记中，艾晓明说这书是她的一桩心愿的了结。多年前，她和几个朋友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宏大计划，然若干年后，几位朋友都改弦易辙，各奔东西，而她自己虽然一直有兴趣，一直在坚持，只是到头来仍未能将这计划做成一个体系完备、构制全面的大系统的大部头，而是做成了这样一本“论文中有谈话风格”，“随笔中有见解”的集论文、书评、随笔于一身的篇幅不算太大的书。
我想，这书没有做成那么一种大系统的大部头，很可能不是一件憾事，甚至于也许她该庆幸没有做成那么一种大系统的大部头，做成一种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很全面的句句是真理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往往只有“知面”，而没有多少“刺点”。现在这样子，让我们明确地感受到，这只是以她个人眼光看到的东西，是她个人的感受、领悟、思考、解读，一句话，只是个人意见，而且是用比较接近于交谈风格的口吻说出的个人意见，“知面”可能不算完全，“刺点”却非常丰富。
今天有“知面”的学术著作真是太多，而有“刺点”的学术著作真是太少。
只有“知面”的学术著作，并不是真正的学术，或者说只是学术制作，而有丰富“刺点”的学术著作才是真正的有学术观察、学术思考的、创造性的言说。
今天，走进阅览室、图书馆、书店，包括我们自己的书房，见得最多的是“学术制作”性的，而非学术创造或思想创造性的书籍。当然，大部头，也有既有“知面”又有“刺点”，有思想，有创新的体系性著作，但即使是这种著作，若摆出一副“科学、客观、系统、全面”的模样来，也往往会让人觉得滑稽。这样的著作，如果是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自是理所当然，如果是社会研究，则会让人觉得勉强，而如果是人文言说，那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笑。
今天的人文社会学术著作常以三种语调说话：
一是“无人的语调”，也就是所谓“科学”语调。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意味着确确凿凿的事实，都意味着不可更易的规范，都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意味着天经地义的教义。在这里说话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客观规律”，或者是“上帝”什么的。
另一种是“众人的语调”。在这里说话的也不是作者个人，而似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或某一代人，如所谓第五代、第六代什么的。因此这样的一种语调便显得人多势众，特别的牛气，特别的豪壮。
再一种语调则是“洋人”或“古人”的语调。用这种语调说出的东西，很可能读者、编者、作者，统统都不甚了然，但不要紧，只要看上去像是洋权威或古圣贤嘴里说出的东西，就已然是有身份，够档次了。二十年前，这种语调之借力多半是革命导师，现在借的则主要是各式各样的洋权威与古圣贤了。
我一直认为，人文言说，只能是一种个人意见，只应以一种本质上是对话的方式呈现。
文学研究，乃至一切人文研究，甚而至于一切社会研究，都不能也不可能太“科学”。什么都变成了科学，科学就会变成宗教，变为迷信。十九世纪，社会研究开始热衷于把“科学”的帽子往头上戴，以示自己无可置疑的真理性；到了二十世纪，从俄国形式主义始，人文学科又纷纷在自己头上戴起“科学”的帽子来。结果在某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变成了类宗教信仰的东西，而“人文科学”则变成了迷信或对无限丰富的生活与艺术进行复制的机械性的、桎梏性的东西。与此同时，真正的宗教、真正的艺术却消亡了。
有人与我开玩笑，说我把论文写成了小说，好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而又把小说写成了论文，让小说充满沉思，尽弄出些非驴非马的东西来。我始终不以为然。我认为，作为人文言说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论文，与作为艺术的小说，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界限，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但凡读论文便总觉得是在读客观真理，读法定教义的感觉的话。
有一个笑谈，说现在的论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如果别太认真更别太绝对，并且只是局限在人文言说领域的话，这话恐怕真还有几分道理。在与《从文本到被岸》交谈过后，这种感觉便更加深了。
在这本书里，艾晓明对我们谈论她眼中香港的文学与文化。她用她自己的眼睛细细地观察，用她自己的声调对我们谈论。她观察在香港的张爱玲，她把自己眼中的在香港的张爱玲解说给我们听，她还告诉我们张爱玲为什么要给那篇题为《第一炉香》的小说加个“框框”，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的头和尾无端加上个与故事无关的讲故事人的赘言，她告诉我们那样能给人什么感觉，而这感觉通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她向我们谈论写得很多，却一直不怎么被人看重的香港作家徐訏；她特别有趣地给我们拆解香港教授作家也斯的实验小说中的空间化的香港城市；她向我们谈论正应了这个看图时代而创造了“图说”小说的香港作家西西；她还谈论香港的舞蹈与卡尔维诺小说的关系；谈论香港的网络生活，谈论香港文学的、文化的资讯的发达；谈论香港文化人眼中的文化香港；香港的混杂与复杂；香港的“中华性”与香港的较成熟的经济秩序、法律制度与相对较多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她也谈论了一点广州，广州是她的居住地，在边缘性上与香港大约是共通的，而艾晓明是个特别地意识到边缘性之特别意味的学者。
听艾晓明谈论了这么多，并在心中与她愉快地交谈了一段之后我发现，在艾晓明所拍出的香港的文学与文化这张“照片”上，自然也有着相当广阔但不见得完整的“知面”，然而更有着令人非常感兴趣，非常兴奋，非常受启发和记忆特别深刻的“刺点”。
“知面”与“刺点”，也是艾晓明在这本书中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是她转述的罗兰·巴特关于欣赏照片的两个概念。我以为这确是两个极重要的概念。
在书的后记中，艾晓明说这书是她的一桩心愿的了结。多年前，她和几个朋友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宏大计划，然若干年后，几位朋友都改弦易辙，各奔东西，而她自己虽然一直有兴趣，一直在坚持，只是到头来仍未能将这计划做成一个体系完备、构制全面的大系统的大部头，而是做成了这样一本“论文中有谈话风格”，“随笔中有见解”的集论文、书评、随笔于一身的篇幅不算太大的书。
我想，这书没有做成那么一种大系统的大部头，很可能不是一件憾事，甚至于也许她该庆幸没有做成那么一种大系统的大部头，做成一种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很全面的句句是真理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往往只有“知面”，而没有多少“刺点”。现在这样子，让我们明确地感受到，这只是以她个人眼光看到的东西，是她个人的感受、领悟、思考、解读，一句话，只是个人意见，而且是用比较接近于交谈风格的口吻说出的个人意见，“知面”可能不算完全，“刺点”却非常丰富。
今天有“知面”的学术著作真是太多，而有“刺点”的学术著作真是太少。
只有“知面”的学术著作，并不是真正的学术，或者说只是学术制作，而有丰富“刺点”的学术著作才是真正的有学术观察、学术思考的、创造性的言说。
今天，走进阅览室、图书馆、书店，包括我们自己的书房，见得最多的是“学术制作”性的，而非学术创造或思想创造性的书籍。当然，大部头，也有既有“知面”又有“刺点”，有思想，有创新的体系性著作，但即使是这种著作，若摆出一副“科学、客观、系统、全面”的模样来，也往往会让人觉得滑稽。这样的著作，如果是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自是理所当然，如果是社会研究，则会让人觉得勉强，而如果是人文言说，那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笑。
今天的人文社会学术著作常以三种语调说话：
一是“无人的语调”，也就是所谓“科学”语调。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意味着确确凿凿的事实，都意味着不可更易的规范，都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意味着天经地义的教义。在这里说话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客观规律”，或者是“上帝”什么的。
另一种是“众人的语调”。在这里说话的也不是作者个人，而似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或某一代人，如所谓第五代、第六代什么的。因此这样的一种语调便显得人多势众，特别的牛气，特别的豪壮。
再一种语调则是“洋人”或“古人”的语调。用这种语调说出的东西，很可能读者、编者、作者，统统都不甚了然，但不要紧，只要看上去像是洋权威或古圣贤嘴里说出的东西，就已然是有身份，够档次了。二十年前，这种语调之借力多半是革命导师，现在借的则主要是各式各样的洋权威与古圣贤了。
我一直认为，人文言说，只能是一种个人意见，只应以一种本质上是对话的方式呈现。
文学研究，乃至一切人文研究，甚而至于一切社会研究，都不能也不可能太“科学”。什么都变成了科学，科学就会变成宗教，变为迷信。十九世纪，社会研究开始热衷于把“科学”的帽子往头上戴，以示自己无可置疑的真理性；到了二十世纪，从俄国形式主义始，人文学科又纷纷在自己头上戴起“科学”的帽子来。结果在某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变成了类宗教信仰的东西，而“人文科学”则变成了迷信或对无限丰富的生活与艺术进行复制的机械性的、桎梏性的东西。与此同时，真正的宗教、真正的艺术却消亡了。
有人与我开玩笑，说我把论文写成了小说，好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而又把小说写成了论文，让小说充满沉思，尽弄出些非驴非马的东西来。我始终不以为然。我认为，作为人文言说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论文，与作为艺术的小说，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界限，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但凡读论文便总觉得是在读客观真理，读法定教义的感觉的话。
有一个笑谈，说现在的论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如果别太认真更别太绝对，并且只是局限在人文言说领域的话，这话恐怕真还有几分道理。在与《从文本到被岸》交谈过后，这种感觉便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