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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土地一次性出让给外商经营70年,作为中国首例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区域,洋浦开发区曾被指责为“丧权辱国,出卖主权”。激烈的各方角力中,洋浦开发的收与放,一度成为了中国改革历程的风向标
20多年前,洋浦尚不为人知。这个位于海南省西北部的儋县(现为儋州市)境内,距离海口140公里,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半岛,生活着七万人。常年干旱,“特产”石头和仙人掌。是不宜农耕的不毛之地,但却是发展大型工业的理想用地。
一切始于那一届政协会议。
1989年3月25日,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最后一轮大会发言。时任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的张维是第六位发言人。
年过古稀的张维代表其他五位政协委员,痛陈海南省引进外资开发洋浦的计划。发言报告基于12天的考察,内容包含七点意见,主旨认为,如引进外资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那么“在中国本土又将出现相当于旧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面积的,长达70年的外国租界地,并有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之嫌。”此外又提出维护主权,掌握经济命脉等四条建议。这段充满着“割地”“帝国主义”等刺激字眼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
第二天早晨,在政协委员下榻的酒店,百余名委员联合签名并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海南省开发洋浦的行为。同一天,上海某报发表头版文章,描绘了政协会议上委员们对于张维发言后的热烈反应。
四天后,该报再次发表署名文章,讨论洋浦开发区每亩2000元出让土地金过低,称“2000元意味着什么?你要租南京路商店里的一个柜台,每月的租金也要3000多元左右。”两天后,上海另一家媒体引述张维言论作为文章名称《开门不要揖盗》,并将洋浦开发事件在大众媒体上提升到有辱国格的高度。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借开放之名而干这类丧权辱国之事的人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去而受人唾骂,那是一定的!”
两家媒体的公开报道,让政协会议上的争论向公众蔓延。原本意在开发海南,引进外资建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经济事件,被毫无征兆地贴上了“卖国”和“新租界”的标签,经媒体放大后,一时全国群情激奋。进入4月,全国多省市出现针对洋浦开发的抗议。有学生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中打出“还我海南!”和“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海外媒体开始追踪报道。由于与海南政府接洽的公司有33%的股份属于日资,报道在海外公开后,日本方面明确表态,“日本股东不愿参与涉嫌侵犯主权的投资”。
风波骤起
面对急转直下的情形,一时间,下榻于北京东方饭店14层,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陷入被动。这是海南建省后,领导班底首次参加全国两会。原本踌躇满志的许士杰犹如冷水浇头。
多年之后,许士杰的时任秘书李永春回忆,“这对于当时的海南省委省政府来说,太突然了。平时大家埋头苦干谋发展,对当时改革开放面临的压力准备不足。”
彼时,许士杰在争议的漩涡中整日闭门谢客,独自在办公室查阅资料。有时会将李永春叫到身旁。“你说主权的标志是什么?”许士杰自问自答地说,“洋浦开发区要按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划搞,行政、公安、税务、邮政公路、码头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主权在我不必顾虑。”李永春知道,压力之下的许士杰只是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想法,为自己打气。
几天后,仍处于风波中心的许士杰与时任海南省长梁湘决定联合上书中央,通过王震将材料送达邓小平及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这份报告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批示“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我听了汇报,完全同意海南省的意见。”
由此,海南省委开始主动介入争论,以正面澄清的方式向中共高层阐述洋浦开发一事的原委。
洋浦模式
风波发生的一年前。
1988年5月,海南建省后的第二个月。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与省长梁湘访问香港,其间,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会晤,谈及合作开发洋浦地区一事。事后,双方达成的协议被称为“洋浦模式”。
具体合作方法是开发和建设资金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鼓励外资投入基础建设。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让外商成片承包,综合开发,在土地使用上以项目带土地,按建设项目的需要,有偿给予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实行低地价政策,以低地价赢得高投资、高效益,实现“综合补偿”。
与香港公司会晤的同年,邓小平曾针对海南办大特区一事提出“发挥海南的资源优势,加快开发建设,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台湾80年代的水平”的指示。彼时,海南全年财政收入仅为4.2亿人民币,且中央财政并不向海南开发专门拨款。按照邓所绘蓝图,除引进外资,似乎再无他法。
访问香港后不久,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开始考察洋浦。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港方将地价严格控制在2000元/亩,但儋县政府认为租金偏低,村民无法接受,熊谷组一度中止谈判。为此,许士杰亲赴当地,与县政府座谈,并计算低地价带来的附带综合收益,最终将双方再度拉回谈判桌。“后来在洋浦风波中,儋县的干部群众从未动摇过,与这次细致的‘算账’不无关系。”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这样回忆。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海南省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地价,租让洋浦开发区30平方公里土地给熊谷组,熊谷组在开发区内投资兴建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标箱玻璃厂以及钛白粉厂等大型工程。
一切就绪后,1988年末,一份名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外商承包成片开发洋浦的请示》”文件被上报国务院。从此,海南省政府开始接待各级前来视察的领导,并倾尽全力向其阐述洋浦开发区的前景,希冀促成批复。
三个月后,1989年3月18日,洋浦规划办公室得到消息,第二天将有两组考察团到达洋浦。一组为时任国家副总理田纪云一行,另一组为几位政协委员。19日的考察像往常一样顺利,尤其政协委员一组并未提出更多质疑。
六天之后。北京政协会议现场。张维炮轰“洋浦开发区”有丧权辱国之嫌。此时,海南方面才注意到,张维即是19日考察洋浦的政协小组人员之一。
风波平息
这天中午,许士杰带了一瓶酒来到小餐厅,分给同在省委的同事们。这是1989年的春天,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正被裹挟在突如其来的“洋浦风波”之中。在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眼中,许士杰这段时间“少言寡语,有时整天谢客”。这天中午的小酌是那段时间中许士杰少有的放松。
面对风波骤起,海南省政府方面开始以积极姿态寻求中央高层支持。为此,在张维发言后两天,海南省委办公厅相关人士即向时任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峻岩寻求法理支撑。
“当时我对张维的大会发言一无所知,凭来人的简要介绍,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王峻岩这样回忆。在王峻岩看来,引进外资开发洋浦一事属商事行为,此事不能与租界相提并论,并提醒开发洋浦一事应提高透明度,广泛征求意见。
王峻岩的言论被呈报海南省政府,事后一些媒体发布了王的“反对租界说”。外部环境从一面之词义愤的反对洋浦开发转向双方争论。此时,许士杰与梁湘已将详述开发洋浦的材料递交国务院。
一周之后,1989年4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士杰开始逐条反驳对于洋浦开发一事的指责。4月25日,许士杰于海南人大会议上再次进行“关于洋浦开发区问题的报告”,向人大陈述洋浦所处状况、外资公司背景以及法律依据,以打消顾虑。
4月底,邓小平在海南省委报告上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开始组织调查组对洋浦成片开发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报告。曾被征求意见的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峻岩受邀提供法律意见。“5月15日到20日,调查组到海南调查。调查组到达的第二天,在省政府海风堂召开座谈会。”王峻岩回忆。会上,王峻岩提出四点意见,并建议尽快制定《洋浦开发区条例》。
会后,综合考察内容及多方言论,调查组形成约6千字的报告,旨在说明洋浦成片开发的合法性及可行性。由此,洋浦“卖国”风波告一段落。但由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洋浦开发一事并未很快得到中央高层明确批准。实际上,“洋浦开发区”的计划尚未实施业已搁浅,且日后历经数年辗转,坚决撤销还是积极开发,坚持独立自主,还是坚持对外开放,依靠外商投资变荒为宝,“洋浦事件”在中央高层内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荒地还是那块荒地,而洋浦风波因其敏感的“主权”之争,由此成为改革历程中最为著名的风波之一。
1990年5月,江泽民视察洋浦,给出肯定意见称,“开发洋浦,进行成片承包,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确实是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我们这种成片开发绝不是丧失任何主权。”
再度搁置两年后,经邓小平亲自批示,1992年3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由国务院批准成立。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海南省政府决定将洋浦港周边27.35平方公里土地出让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隔年9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正式运作。而此时,“洋浦模式”的推手许士杰已于两年前病逝。
1993年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大规模开发正式启动。作为我国唯一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洋浦开发区同时享受了保税区、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全套优惠政策。
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至今还记得,在许士杰病房的墙上一直张贴着“洋浦风波诗六首”,其中两句写到“勤灌细栽察气候,从来历史笑观潮。”
如今,经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发模式又由外商主导开发转变为了政府主导开发。★
20多年前,洋浦尚不为人知。这个位于海南省西北部的儋县(现为儋州市)境内,距离海口140公里,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半岛,生活着七万人。常年干旱,“特产”石头和仙人掌。是不宜农耕的不毛之地,但却是发展大型工业的理想用地。
一切始于那一届政协会议。
1989年3月25日,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最后一轮大会发言。时任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的张维是第六位发言人。
年过古稀的张维代表其他五位政协委员,痛陈海南省引进外资开发洋浦的计划。发言报告基于12天的考察,内容包含七点意见,主旨认为,如引进外资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那么“在中国本土又将出现相当于旧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面积的,长达70年的外国租界地,并有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之嫌。”此外又提出维护主权,掌握经济命脉等四条建议。这段充满着“割地”“帝国主义”等刺激字眼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
第二天早晨,在政协委员下榻的酒店,百余名委员联合签名并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海南省开发洋浦的行为。同一天,上海某报发表头版文章,描绘了政协会议上委员们对于张维发言后的热烈反应。
四天后,该报再次发表署名文章,讨论洋浦开发区每亩2000元出让土地金过低,称“2000元意味着什么?你要租南京路商店里的一个柜台,每月的租金也要3000多元左右。”两天后,上海另一家媒体引述张维言论作为文章名称《开门不要揖盗》,并将洋浦开发事件在大众媒体上提升到有辱国格的高度。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借开放之名而干这类丧权辱国之事的人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去而受人唾骂,那是一定的!”
两家媒体的公开报道,让政协会议上的争论向公众蔓延。原本意在开发海南,引进外资建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经济事件,被毫无征兆地贴上了“卖国”和“新租界”的标签,经媒体放大后,一时全国群情激奋。进入4月,全国多省市出现针对洋浦开发的抗议。有学生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中打出“还我海南!”和“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海外媒体开始追踪报道。由于与海南政府接洽的公司有33%的股份属于日资,报道在海外公开后,日本方面明确表态,“日本股东不愿参与涉嫌侵犯主权的投资”。
风波骤起
面对急转直下的情形,一时间,下榻于北京东方饭店14层,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陷入被动。这是海南建省后,领导班底首次参加全国两会。原本踌躇满志的许士杰犹如冷水浇头。
多年之后,许士杰的时任秘书李永春回忆,“这对于当时的海南省委省政府来说,太突然了。平时大家埋头苦干谋发展,对当时改革开放面临的压力准备不足。”
彼时,许士杰在争议的漩涡中整日闭门谢客,独自在办公室查阅资料。有时会将李永春叫到身旁。“你说主权的标志是什么?”许士杰自问自答地说,“洋浦开发区要按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划搞,行政、公安、税务、邮政公路、码头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主权在我不必顾虑。”李永春知道,压力之下的许士杰只是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想法,为自己打气。
几天后,仍处于风波中心的许士杰与时任海南省长梁湘决定联合上书中央,通过王震将材料送达邓小平及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这份报告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批示“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我听了汇报,完全同意海南省的意见。”
由此,海南省委开始主动介入争论,以正面澄清的方式向中共高层阐述洋浦开发一事的原委。
洋浦模式
风波发生的一年前。
1988年5月,海南建省后的第二个月。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与省长梁湘访问香港,其间,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会晤,谈及合作开发洋浦地区一事。事后,双方达成的协议被称为“洋浦模式”。
具体合作方法是开发和建设资金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鼓励外资投入基础建设。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让外商成片承包,综合开发,在土地使用上以项目带土地,按建设项目的需要,有偿给予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实行低地价政策,以低地价赢得高投资、高效益,实现“综合补偿”。
与香港公司会晤的同年,邓小平曾针对海南办大特区一事提出“发挥海南的资源优势,加快开发建设,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台湾80年代的水平”的指示。彼时,海南全年财政收入仅为4.2亿人民币,且中央财政并不向海南开发专门拨款。按照邓所绘蓝图,除引进外资,似乎再无他法。
访问香港后不久,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开始考察洋浦。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港方将地价严格控制在2000元/亩,但儋县政府认为租金偏低,村民无法接受,熊谷组一度中止谈判。为此,许士杰亲赴当地,与县政府座谈,并计算低地价带来的附带综合收益,最终将双方再度拉回谈判桌。“后来在洋浦风波中,儋县的干部群众从未动摇过,与这次细致的‘算账’不无关系。”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这样回忆。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海南省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地价,租让洋浦开发区30平方公里土地给熊谷组,熊谷组在开发区内投资兴建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标箱玻璃厂以及钛白粉厂等大型工程。
一切就绪后,1988年末,一份名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外商承包成片开发洋浦的请示》”文件被上报国务院。从此,海南省政府开始接待各级前来视察的领导,并倾尽全力向其阐述洋浦开发区的前景,希冀促成批复。
三个月后,1989年3月18日,洋浦规划办公室得到消息,第二天将有两组考察团到达洋浦。一组为时任国家副总理田纪云一行,另一组为几位政协委员。19日的考察像往常一样顺利,尤其政协委员一组并未提出更多质疑。
六天之后。北京政协会议现场。张维炮轰“洋浦开发区”有丧权辱国之嫌。此时,海南方面才注意到,张维即是19日考察洋浦的政协小组人员之一。
风波平息
这天中午,许士杰带了一瓶酒来到小餐厅,分给同在省委的同事们。这是1989年的春天,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正被裹挟在突如其来的“洋浦风波”之中。在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眼中,许士杰这段时间“少言寡语,有时整天谢客”。这天中午的小酌是那段时间中许士杰少有的放松。
面对风波骤起,海南省政府方面开始以积极姿态寻求中央高层支持。为此,在张维发言后两天,海南省委办公厅相关人士即向时任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峻岩寻求法理支撑。
“当时我对张维的大会发言一无所知,凭来人的简要介绍,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王峻岩这样回忆。在王峻岩看来,引进外资开发洋浦一事属商事行为,此事不能与租界相提并论,并提醒开发洋浦一事应提高透明度,广泛征求意见。
王峻岩的言论被呈报海南省政府,事后一些媒体发布了王的“反对租界说”。外部环境从一面之词义愤的反对洋浦开发转向双方争论。此时,许士杰与梁湘已将详述开发洋浦的材料递交国务院。
一周之后,1989年4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士杰开始逐条反驳对于洋浦开发一事的指责。4月25日,许士杰于海南人大会议上再次进行“关于洋浦开发区问题的报告”,向人大陈述洋浦所处状况、外资公司背景以及法律依据,以打消顾虑。
4月底,邓小平在海南省委报告上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开始组织调查组对洋浦成片开发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报告。曾被征求意见的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峻岩受邀提供法律意见。“5月15日到20日,调查组到海南调查。调查组到达的第二天,在省政府海风堂召开座谈会。”王峻岩回忆。会上,王峻岩提出四点意见,并建议尽快制定《洋浦开发区条例》。
会后,综合考察内容及多方言论,调查组形成约6千字的报告,旨在说明洋浦成片开发的合法性及可行性。由此,洋浦“卖国”风波告一段落。但由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洋浦开发一事并未很快得到中央高层明确批准。实际上,“洋浦开发区”的计划尚未实施业已搁浅,且日后历经数年辗转,坚决撤销还是积极开发,坚持独立自主,还是坚持对外开放,依靠外商投资变荒为宝,“洋浦事件”在中央高层内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荒地还是那块荒地,而洋浦风波因其敏感的“主权”之争,由此成为改革历程中最为著名的风波之一。
1990年5月,江泽民视察洋浦,给出肯定意见称,“开发洋浦,进行成片承包,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确实是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我们这种成片开发绝不是丧失任何主权。”
再度搁置两年后,经邓小平亲自批示,1992年3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由国务院批准成立。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海南省政府决定将洋浦港周边27.35平方公里土地出让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隔年9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正式运作。而此时,“洋浦模式”的推手许士杰已于两年前病逝。
1993年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大规模开发正式启动。作为我国唯一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洋浦开发区同时享受了保税区、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全套优惠政策。
许士杰的秘书李永春至今还记得,在许士杰病房的墙上一直张贴着“洋浦风波诗六首”,其中两句写到“勤灌细栽察气候,从来历史笑观潮。”
如今,经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发模式又由外商主导开发转变为了政府主导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