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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奴隶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是理解现代世界起源的关键之一，并尤其明显地体现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上。历史学界以往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将美国资本主义历史描述成没有奴隶制度的历史，将奴隶制度描述成非资本主义的。20世纪30和40年代，詹姆斯和埃里克·威廉姆斯论证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学界忽略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经济学家斯坦利·L.恩格尔曼和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研究了美国奴隶制度的动态性、现代性、收益性和扩张性。英国、巴西、美国和德国形成了研究大西洋世界奴隶制度的历史学者群体。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他们都强调奴隶制度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运用全球史视角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对奴隶制度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19世纪40年代的西印度的向心性提出一种新理解，也可以理解这些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是如何克服对奴隶制度的依赖的。全球史视角使人们能以新的方式，理解奴隶制度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支配力量的。由此，欧洲工业化的能力最初完全依靠对西半球所侵占土地和所奴役劳力的控制。奴隶劳动是西方资本与国家的弱点，也是其长处。19世纪末叶，中亚、西非、印度、格鲁吉亚内陆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被整合到全球性的棉花帝国里。棉花产业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径。学界将处于全盛期的奴隶制度，看作西方世界经济的本质因素。
[关键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史视角；美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01-05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very and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key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world. It especially embodies in American history. Historical scholars didn’t recognize this problem. They depicte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ithout slavery， and slavery as noncapitalis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C.L.R.James and Eric Williams argued for the centrality of slavery to capitalism. But their findings were largely ignore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wo economists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William Fogel argued for the dynamic nature， modernity， profitability and expansiveness of slavery. There are history scholars from England， Brazil， America and Germany who major in the study of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Despi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all emphasize that slavery was a key part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hen we apply a global perspective， we develop a new appreciation for the centrality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18th century Ottoman Empire and 1840s western India. We can also understand how that dependence on slavery was eventually overcome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allows us to comprehend in new ways how slavery became central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a result， Europe’s ability to industrialize rested at first entirely on the control of expropriated lands and enslaved labor in the Americas. Slave labor is as much a sign of the weakness as of the strength of Western capital and states.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peasant producers in such as Central Asia， Western Africa， Indian and upcountry Georg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mpire of cotton. Cotton industry was the path to global capitalism. Slavery in its heyday was seen as essential to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slavery； capitalis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Amerian history
[收稿日期]2015-06-03
[作者简介]斯文·贝克特：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德海全球史项目联合主席，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联合主席；全球史国际研究学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世界视域下的美国”系列图书发起人。研究方向为19世纪美国史，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跨国家维度。已发表论著主题涉及19世纪最重要的商品棉花，19世纪资产阶级，劳工和全球史等。最新著作《棉花帝国：一个全球史》已于2014年由美国科诺夫出版社出版。
资本主义已为当今热门话题。作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结果，该讨论遍及政治领域。英国和德国保守报纸传播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新闻报道（仿佛它前途未卜）。韩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趋势；罗马教皇弗朗西斯使资本主义成为他教皇任期内的一个主要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其700页的、充满表格和统计数字，标题简洁明了的《21世纪资本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得到世人关注。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代这些戏剧性事件，并且指出，如果不能在理解漫长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达成共识，我们便无法理解自身所生活的世界。学术界认为，资本主义历史是一个展开五百余年的过程。学者们从经济学家时常出现的失败中，进一步获得鼓励。经济学家倾向于以数学的精确性，并以短时段视角，通过限定特殊经济安排的发展“规律”对其予以解释。今天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偶然性，在资本主义彻底变革社会、技术、国家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过程中，追溯资本主义的历时变化过程。美国明显表现出这种学术趋势。时下，没有任何问题比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关系问题更引人关注。
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如果资本主义是关于雇佣劳动、市场、合同和法治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自然地趋向将人类自由最大化观念上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奴隶制度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作用呢？没有其他国家的历史，像美国历史如此紧迫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回顾它与奴隶制度共存的漫长历史。但是，该话题的讨论大大超出一国范围。事实上，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理解现代世界起源的关键之一。
在相当长时间里，诸多历史学家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对立上没有问题意识。他们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成没有奴隶制度的历史，将奴隶制度描述成典型地非资本主义的。不是在现代制度状况下分析奴隶制度，这些历史学家将奴隶制度看作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产物：奴隶制度是残酷的，但对更大跨度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来说，无足轻重。奴隶制是一种妨碍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制度，是早前世界的一个典型产物。奴隶制度是美国南部的病理所在，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投资于控制，得到狂热分子支持，最终通过一场耗费巨大、血腥的战争从国际舞台上移除。
一些学者始终在这种解释上各抒己见。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CLR詹姆斯和埃里克·威廉姆斯赞同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重视。近半个世纪后，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L恩格尔曼和罗伯特·威廉·福格尔在他们引起争议的著作《抉择时刻》（布朗公司，1974年版）中，观察到美国奴隶制度的现代性和收益性。现在突然涌现的书籍和会议，就建立在那些通常不被承认的观点基础上。他们强调，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动态特性、现代性、收益性、扩张性，强调奴隶制度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尤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巴西历史学家拉斐尔·马克思、美国历史学家戴尔·托米什和德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宙斯克引领了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度研究。他们身边现在聚集了以年轻历史学家为主体的一群学者：沃尔特·约翰逊、塞思·洛克曼、凯特琳·C罗森塔尔、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这些年轻历史学家都关注美国历史。尽管他们著作的视角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但所有人都强调，奴隶制度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9世纪期间，当时的奴隶制度与现代工业的扩张紧密结合，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发展也是如此。
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度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南部是这个国家经济上有活力的部分（对白人公民而言）。南方产品不仅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且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种植和制造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创造了市场。19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一半以上的输出品是原棉。这些原棉几乎都由奴隶种植。在一本重要著作《黑暗梦想之河：棉花王国的奴隶制度和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约翰逊观察到，密西西比河的蒸汽机比新英格兰农村的蒸汽机更为普遍。这一细节表明了奴隶制度的现代性。约翰逊不仅将奴隶制度看作美国资本主义完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奴隶制度而言，来自萨凡纳的一个通信记者在《南部耕耘者》中写道：“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感激奴隶制度在商业、制造业，以及在其总体繁荣上的巨大影响。”
近来许多研究证实了1868年的观察，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主要的蓄奴区域，并强调1865年奴隶制度废除之前的时段对国家的重要性。在这些解释中，密西西比三角洲亚祖河种植园和下述地区都存在奴隶制度：下曼哈顿区的会计室中，新英格兰的纺纱厂中，马萨诸塞与罗德岛的布莱克斯通河谷新进的制造商工场中。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有连锁反应，不仅塑造了全国经济，而且控制着全国经济。
纽约市、波士顿和其他地方（像种植棉花的布朗斯和生产砂糖的泰勒斯）的商人，组织奴隶种植的农产品贸易，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与奴隶制度的联系有时是间接的，但并不总是如此。19世纪40年代，詹姆斯·布朗坐在位于下曼哈顿的会计室中，雇用工头管理不付欠款的债权人交给他的奴隶种植园。由于殖民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资金投资土地和劳力，所以，他们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得不到纽约和伦敦的资源，美国南部奴隶农业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奴隶劳动积累起来的利润有持久影响。布朗斯和泰勒斯最后退出商品生产，从事银行业务。布朗斯创造了一种至今仍部分存在于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中的制度，摩西·泰勒当时主管这个花旗银行的前身。一些19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家，包括巴林和罗斯柴尔德，都深深卷入“南部贸易”。他们积累的利润最终再投资到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正如弗吉尼亚一批自由民1867年观察到的：“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被反复不断地卖出，以购买我们现在立足的土地……难道当时不是我们清理土地，种植玉米、烟草、水稻、糖等作物，做所有事情吗？难道当时北部大城市成长的基础不是我们种植的棉花、糖和水稻吗？”按他们的理解，奴隶制度已铭刻于美国经济结构中。
南部奴隶制度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正如管理学学者和历史学家近年发现的，将劳工成本和产出制成表的创新起源于种植园。种植园是独特的工作场所，因为种植园主人几乎完全控制着他们的劳动者，所以，能改造其劳动过程并为其记账。这是19世纪中叶的任何制造商都不具有的权力。
如同凯特琳·罗森塔尔已经表明的，奴役使奴役者能够通过人工管理实验新的方式。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已经非常详细地研究了种植园中的劳动活动，并在《未曾讲述的另一半》中强调其现代性：《奴隶制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制造》（基础书籍出版社）甚至论证，当种植园主懂得新的劳工管理方法时，压迫成为广泛接受的方法。奴隶种植园，而非铁路，事实上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
正如赛思·洛克曼所解释的，以奴隶为主导的美国南部经济，也是众多北部制造商和技工所生产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在向种植园提供衣物和扫帚，耕犁和精美家具过程中，北部商业控制南部的庞大市场。南部自身在19世纪末叶之前，并未经历重要的工业化过程。
此外，如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美国的工业化首先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用最新式的机器进行棉线纺织，最后用水力驱动的织布机，后来变为用蒸汽驱动的织布机编织棉线。进入工厂的原材料几乎都由奴隶种植。事实上，如果没有可靠的、不断增长的日益廉价的原棉供应，沿新英格兰河流出现的大工厂，以及日益增多的工资工人都是无法想象的。无论卡伯特、洛厄尔和斯特莱如何看待奴隶制度，都从可得到的廉价的、奴隶种植的棉花上获利甚丰。
在棉花贸易、棉纺织、棉花种植和向南部市场供应中积累的利润，使很多文化、社会和教育机构得益：教堂会众、医院、大学。考虑到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一个为奴隶制度及其利润渗透的社会，表面上去除种植园生活暴力的制度也是奴隶制度的应有之意。
克雷格·史蒂文·维尔德已在《乌木和常春藤：人种、奴隶制度与美国大学问题交织的历史》（布鲁姆斯伯里，2013年版）中表明，布朗大学与哈佛大学如何从卷入奴隶贸易的商人那里获得捐赠，棉花制造商如何在他们的委员会培养几代南部精英。这些精英返回家乡从事暴力统治的活动，并且在创造奴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中起重要作用。
到1830年，100万美国人种植棉花，其中大多数人受奴役。原棉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品，在美国的资金流量和正在形成的现代商业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处于其最早的现代制造业的中心。正如一位逃亡奴隶、约翰·布朗在1854年观察到的：“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受到其影响，因为他们被更严厉地压迫，而且更加频繁地遭到鞭打。”
和棉花一样，奴隶制度伴随棉花成为美国经济的关键，也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并发生最重要的转型：创造了一种全球范围内互相联系的经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世界很多地区迅速蔓延，还有大分流——这是世界少数地区突然比世界其他地区富裕得多的时刻。粗糙的纤维变成了纱和棉花，处于正在形成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工业资本主义是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们的现代世界起源于棉花工厂、棉花港口和18与19世纪的棉花种植园。美国正是一个宏大得多的叙事的连接。这个宏大叙事将印度的技工、欧洲和美国的制造商、非洲的奴隶和攫取土地的定居者联系起来。正是那些联系，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内，创造了一个棉花帝国和与之伴随的现代资本主义。
为了理解美国的奴隶制度，需要分析下述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相对优势，例如，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19世纪40年代的西印度。为了理解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非洲的耕种者对他们的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还有印度乡村的转型，英国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以及埃及的国家结构。
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历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与另一个日益兴起的重要领域、全球史联系起来。众所周知，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并肩出现，并且在现代民族国家构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历史学已嵌入现代国家。然而，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尝试在这种框架之外思考，将地区的甚至全球范围的叙事结合在一起。例如，查尔斯·S梅尔的《利维坦20：创造现代国家地位》（哈佛大学出版社）和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的《世界的转型：19世纪的全球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在上述文献中，经济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引领性的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2000年版）和马歇尔·范·林登的《世界的工人：全球劳工史论文集》（布里尔，2008年版）。经济史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关注“国家的问题”——美国“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日益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全球性的体系。
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当我们运用全球性视角时，就对奴隶制度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向心性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理解，对奴隶制度的那种依赖在19世纪后半叶，最终是如何克服的。我们渐渐明白，欧洲商人在17和18世纪，进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关键在于能够从南亚获得越来越多的棉布，因为布料是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的核心商品。我们领会到，南亚生产的布料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迅速扩张的市场，激发欧洲人参与棉布制造业。这是已在世界其他地区繁荣了1 000年的产业。 而且全球性视角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理解奴隶制度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支配力量的。当棉织品的机器生产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扩张时，传统的原棉来源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和非洲与印度的耕种者。由于欧洲商人不能在这些地区促进棉花的单一文化生产，不能转型农业经济，他们开始利用奴隶种植的棉花。起初是来自西印度和巴西的棉花，到18世纪90年代时，特别倚重美国种植的棉花。
结果，欧洲工业化的能力最初完全依靠在西半球对所侵占土地和所奴役劳力的控制。摆脱其自身的资源限制是可能的——欧洲毕竟不种植棉花——这是由于日益发展，而且通常是由暴力支配的全球贸易网络，还有对西半球大片领土的控制。在现代工业最初80年里，唯一进入欧洲市场的大量原棉是由奴隶种植的，并非源于拥有更大片棉花种植区的中国和印度。
到1800年时，在利物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港口，登陆的棉化25%源于美国。20年后，这个比例增长到59%。到1850年时，英国所消费棉花的72%是由美国种植的，欧洲其他国家也大体如此。全球性视角使我们理解到，获得更多和更廉价棉花的能力，使欧洲和北美的制造商能够扩大廉价的纱和布料的生产，反过来又使他们能够占领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古老的棉花市场，推动了那些地区的工业化浪潮。长途贸易上的创新，异地资本投资和这种资本全球化新形势所嵌入的制度，都源于由奴役和殖民扩张主导的全球性贸易。
研究棉花历史所运用的全球性视角也表明，奴役是西方资本与国家弱点的代表，同时也是其长处的表现。在异域压制劳力使其服从的能力表明了欧洲和北美资本家所积累的权力。然而，这也表明他们在转型农业经济上无能为力。只是在19世纪最后的1/3时间里，中亚、西非、印度、格鲁吉亚内陆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能够被整合到全球性的棉花帝国里。这使无需诉诸奴役世界上的棉花劳动者，种植棉花以满足急剧扩张的工业需求成为可能。事实上，几乎只关注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奴隶/棉花网络惊人的利润这一视角的弱点之一是，在不考虑奴隶制度前提下，不能解释棉花帝国的兴起。
我们不知道棉花产业是否为进入现代工业世界的唯一方式（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我们清楚，棉花产业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径；我们不知道在没有奴隶制度的前提下，欧洲和北美是否会变得富裕，但我们知道，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分流事实上是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侵占土地的暴力混合中显现的。在资本主义扩张最初300年间，尤其是1780年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决定性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已不是确立了美国经济地位的新英格兰乡村的小农场主所能代表的了。这时的资本主义是美国像南卡莱罗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这些地方，未得到报酬的奴隶极其辛苦的劳动。
当我们汇集关于西方优良经济表现的重大争论，并将这些争论建立在西方的制度上时，如私人财产权利、精简的政府机构和法治，我们需要记住，这样塑造的世界上的西方人形象，同样可以从完全相反的方面描述：大量征收土地和劳力，以殖民主义形式体现出来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及暴力和高压政治统治。我们也需要限定我们喜欢讲述的有关资本主义和自由劳工的谎言。全球性资本主义被描述为多种多样的劳工政体，其中关键的政体之一是奴隶制度。
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盛期，奴隶制度被看作西方世界经济的本质因素。当联邦将军约翰·C弗雷蒙特在密苏里释放奴隶时，难怪《经济学人》在1861年9月表示担忧，这样一个“可怕的举措”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蓄奴州，“在那些富饶的领土上导致完全崩溃和普遍荒芜”——而且关于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他们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源于那些领域。”正如此前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论证的，奴隶制度没有消失，是因为奴隶制度是非生产性的或没有利润的。奴隶制度不是行将消失的封建制度的残余。奴隶制度消失，是因为暴力斗争，是因为受奴役的劳动者不断挑战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没有任何地方比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现在的海地，美洲新大陆第一个自由的有色人种国家）更加成功，是因为一群勇敢的废奴主义者，同他们那个时代一些占优势的经济利益作斗争。
奴隶制度消亡的一个推动因素是下述事实，这种制度不但是劳工剥削制度，而且是在具体方面依靠国家权力进行统治的制度。南部种植园主拥有巨大政治权力。他们需要这种权力：保护奴隶制度本身，在更多领土上扩大奴隶制的范围，改善基础设施，为在全球经济中为作为农产品输出国的美国定位。
最后，南部的利益越来越与北部那些人数少、但日益壮大的实业家、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相冲突。能够通过工资支付动员工人，北方人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提高关税、建设有助于国内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并在美国保证自由劳工的领域扩大。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权力的基本工具，奴隶主试图自己独立闯新路。
内战之后，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然而，这种新型资本主义——首要特征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官僚化、重视基础结构和军事能力，其次是雇佣劳动——已经为利润、制度、网络、技术、创新所激活。这些现象由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土地征用产生，其遗产仍然影响今天的我们。国内与国际上极大的不平衡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特征，至少部分是资本主义漫长的和暴力的历史的结果。
关于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还有很多开放的问题。例如，我们还没有最终达成结论的是，劳工控制方法如何从种植园迁移到工厂中。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研究欧洲和美国北部的哪些地方从奴隶制度得益，如何关系到其他经济部门。我们会从更透彻地理解北部企业家和奴隶制度之间，如何解开紧密的经济联系获益。我们仅仅开始解释，奴隶制度的再思考一定会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影响。
但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我们从相关的角度理解它们彼此，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历史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当下次走在下曼哈顿街道或哈佛大学广场上时，我们至少应该顺便思考，数以百万计受奴役工人为使这庄严成为可能而劳心劳力，思考一下奴隶制度的遗产持续到今天的方式。
（作者斯文·贝克特：哈佛大学教授，魏德海全球史项目联合主席，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联合主席；译者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史视角；美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01-05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very and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key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world. It especially embodies in American history. Historical scholars didn’t recognize this problem. They depicte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ithout slavery， and slavery as noncapitalis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C.L.R.James and Eric Williams argued for the centrality of slavery to capitalism. But their findings were largely ignore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wo economists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William Fogel argued for the dynamic nature， modernity， profitability and expansiveness of slavery. There are history scholars from England， Brazil， America and Germany who major in the study of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Despi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all emphasize that slavery was a key part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hen we apply a global perspective， we develop a new appreciation for the centrality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18th century Ottoman Empire and 1840s western India. We can also understand how that dependence on slavery was eventually overcome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allows us to comprehend in new ways how slavery became central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a result， Europe’s ability to industrialize rested at first entirely on the control of expropriated lands and enslaved labor in the Americas. Slave labor is as much a sign of the weakness as of the strength of Western capital and states.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peasant producers in such as Central Asia， Western Africa， Indian and upcountry Georg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mpire of cotton. Cotton industry was the path to global capitalism. Slavery in its heyday was seen as essential to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slavery； capitalis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Amerian history
[收稿日期]2015-06-03
[作者简介]斯文·贝克特：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德海全球史项目联合主席，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联合主席；全球史国际研究学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世界视域下的美国”系列图书发起人。研究方向为19世纪美国史，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跨国家维度。已发表论著主题涉及19世纪最重要的商品棉花，19世纪资产阶级，劳工和全球史等。最新著作《棉花帝国：一个全球史》已于2014年由美国科诺夫出版社出版。
资本主义已为当今热门话题。作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结果，该讨论遍及政治领域。英国和德国保守报纸传播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新闻报道（仿佛它前途未卜）。韩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趋势；罗马教皇弗朗西斯使资本主义成为他教皇任期内的一个主要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其700页的、充满表格和统计数字，标题简洁明了的《21世纪资本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得到世人关注。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代这些戏剧性事件，并且指出，如果不能在理解漫长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达成共识，我们便无法理解自身所生活的世界。学术界认为，资本主义历史是一个展开五百余年的过程。学者们从经济学家时常出现的失败中，进一步获得鼓励。经济学家倾向于以数学的精确性，并以短时段视角，通过限定特殊经济安排的发展“规律”对其予以解释。今天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偶然性，在资本主义彻底变革社会、技术、国家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过程中，追溯资本主义的历时变化过程。美国明显表现出这种学术趋势。时下，没有任何问题比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关系问题更引人关注。
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如果资本主义是关于雇佣劳动、市场、合同和法治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自然地趋向将人类自由最大化观念上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奴隶制度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作用呢？没有其他国家的历史，像美国历史如此紧迫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回顾它与奴隶制度共存的漫长历史。但是，该话题的讨论大大超出一国范围。事实上，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理解现代世界起源的关键之一。
在相当长时间里，诸多历史学家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对立上没有问题意识。他们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成没有奴隶制度的历史，将奴隶制度描述成典型地非资本主义的。不是在现代制度状况下分析奴隶制度，这些历史学家将奴隶制度看作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产物：奴隶制度是残酷的，但对更大跨度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来说，无足轻重。奴隶制是一种妨碍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制度，是早前世界的一个典型产物。奴隶制度是美国南部的病理所在，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投资于控制，得到狂热分子支持，最终通过一场耗费巨大、血腥的战争从国际舞台上移除。
一些学者始终在这种解释上各抒己见。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CLR詹姆斯和埃里克·威廉姆斯赞同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重视。近半个世纪后，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L恩格尔曼和罗伯特·威廉·福格尔在他们引起争议的著作《抉择时刻》（布朗公司，1974年版）中，观察到美国奴隶制度的现代性和收益性。现在突然涌现的书籍和会议，就建立在那些通常不被承认的观点基础上。他们强调，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动态特性、现代性、收益性、扩张性，强调奴隶制度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尤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巴西历史学家拉斐尔·马克思、美国历史学家戴尔·托米什和德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宙斯克引领了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度研究。他们身边现在聚集了以年轻历史学家为主体的一群学者：沃尔特·约翰逊、塞思·洛克曼、凯特琳·C罗森塔尔、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这些年轻历史学家都关注美国历史。尽管他们著作的视角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但所有人都强调，奴隶制度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9世纪期间，当时的奴隶制度与现代工业的扩张紧密结合，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发展也是如此。
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度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南部是这个国家经济上有活力的部分（对白人公民而言）。南方产品不仅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且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种植和制造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创造了市场。19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一半以上的输出品是原棉。这些原棉几乎都由奴隶种植。在一本重要著作《黑暗梦想之河：棉花王国的奴隶制度和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约翰逊观察到，密西西比河的蒸汽机比新英格兰农村的蒸汽机更为普遍。这一细节表明了奴隶制度的现代性。约翰逊不仅将奴隶制度看作美国资本主义完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奴隶制度而言，来自萨凡纳的一个通信记者在《南部耕耘者》中写道：“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感激奴隶制度在商业、制造业，以及在其总体繁荣上的巨大影响。”
近来许多研究证实了1868年的观察，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主要的蓄奴区域，并强调1865年奴隶制度废除之前的时段对国家的重要性。在这些解释中，密西西比三角洲亚祖河种植园和下述地区都存在奴隶制度：下曼哈顿区的会计室中，新英格兰的纺纱厂中，马萨诸塞与罗德岛的布莱克斯通河谷新进的制造商工场中。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有连锁反应，不仅塑造了全国经济，而且控制着全国经济。
纽约市、波士顿和其他地方（像种植棉花的布朗斯和生产砂糖的泰勒斯）的商人，组织奴隶种植的农产品贸易，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与奴隶制度的联系有时是间接的，但并不总是如此。19世纪40年代，詹姆斯·布朗坐在位于下曼哈顿的会计室中，雇用工头管理不付欠款的债权人交给他的奴隶种植园。由于殖民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资金投资土地和劳力，所以，他们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得不到纽约和伦敦的资源，美国南部奴隶农业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奴隶劳动积累起来的利润有持久影响。布朗斯和泰勒斯最后退出商品生产，从事银行业务。布朗斯创造了一种至今仍部分存在于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中的制度，摩西·泰勒当时主管这个花旗银行的前身。一些19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家，包括巴林和罗斯柴尔德，都深深卷入“南部贸易”。他们积累的利润最终再投资到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正如弗吉尼亚一批自由民1867年观察到的：“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被反复不断地卖出，以购买我们现在立足的土地……难道当时不是我们清理土地，种植玉米、烟草、水稻、糖等作物，做所有事情吗？难道当时北部大城市成长的基础不是我们种植的棉花、糖和水稻吗？”按他们的理解，奴隶制度已铭刻于美国经济结构中。
南部奴隶制度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正如管理学学者和历史学家近年发现的，将劳工成本和产出制成表的创新起源于种植园。种植园是独特的工作场所，因为种植园主人几乎完全控制着他们的劳动者，所以，能改造其劳动过程并为其记账。这是19世纪中叶的任何制造商都不具有的权力。
如同凯特琳·罗森塔尔已经表明的，奴役使奴役者能够通过人工管理实验新的方式。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已经非常详细地研究了种植园中的劳动活动，并在《未曾讲述的另一半》中强调其现代性：《奴隶制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制造》（基础书籍出版社）甚至论证，当种植园主懂得新的劳工管理方法时，压迫成为广泛接受的方法。奴隶种植园，而非铁路，事实上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
正如赛思·洛克曼所解释的，以奴隶为主导的美国南部经济，也是众多北部制造商和技工所生产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在向种植园提供衣物和扫帚，耕犁和精美家具过程中，北部商业控制南部的庞大市场。南部自身在19世纪末叶之前，并未经历重要的工业化过程。
此外，如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美国的工业化首先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用最新式的机器进行棉线纺织，最后用水力驱动的织布机，后来变为用蒸汽驱动的织布机编织棉线。进入工厂的原材料几乎都由奴隶种植。事实上，如果没有可靠的、不断增长的日益廉价的原棉供应，沿新英格兰河流出现的大工厂，以及日益增多的工资工人都是无法想象的。无论卡伯特、洛厄尔和斯特莱如何看待奴隶制度，都从可得到的廉价的、奴隶种植的棉花上获利甚丰。
在棉花贸易、棉纺织、棉花种植和向南部市场供应中积累的利润，使很多文化、社会和教育机构得益：教堂会众、医院、大学。考虑到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一个为奴隶制度及其利润渗透的社会，表面上去除种植园生活暴力的制度也是奴隶制度的应有之意。
克雷格·史蒂文·维尔德已在《乌木和常春藤：人种、奴隶制度与美国大学问题交织的历史》（布鲁姆斯伯里，2013年版）中表明，布朗大学与哈佛大学如何从卷入奴隶贸易的商人那里获得捐赠，棉花制造商如何在他们的委员会培养几代南部精英。这些精英返回家乡从事暴力统治的活动，并且在创造奴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中起重要作用。
到1830年，100万美国人种植棉花，其中大多数人受奴役。原棉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品，在美国的资金流量和正在形成的现代商业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处于其最早的现代制造业的中心。正如一位逃亡奴隶、约翰·布朗在1854年观察到的：“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受到其影响，因为他们被更严厉地压迫，而且更加频繁地遭到鞭打。”
和棉花一样，奴隶制度伴随棉花成为美国经济的关键，也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并发生最重要的转型：创造了一种全球范围内互相联系的经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世界很多地区迅速蔓延，还有大分流——这是世界少数地区突然比世界其他地区富裕得多的时刻。粗糙的纤维变成了纱和棉花，处于正在形成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工业资本主义是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们的现代世界起源于棉花工厂、棉花港口和18与19世纪的棉花种植园。美国正是一个宏大得多的叙事的连接。这个宏大叙事将印度的技工、欧洲和美国的制造商、非洲的奴隶和攫取土地的定居者联系起来。正是那些联系，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内，创造了一个棉花帝国和与之伴随的现代资本主义。
为了理解美国的奴隶制度，需要分析下述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相对优势，例如，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19世纪40年代的西印度。为了理解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非洲的耕种者对他们的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还有印度乡村的转型，英国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以及埃及的国家结构。
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历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与另一个日益兴起的重要领域、全球史联系起来。众所周知，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并肩出现，并且在现代民族国家构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历史学已嵌入现代国家。然而，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尝试在这种框架之外思考，将地区的甚至全球范围的叙事结合在一起。例如，查尔斯·S梅尔的《利维坦20：创造现代国家地位》（哈佛大学出版社）和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的《世界的转型：19世纪的全球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在上述文献中，经济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引领性的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2000年版）和马歇尔·范·林登的《世界的工人：全球劳工史论文集》（布里尔，2008年版）。经济史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关注“国家的问题”——美国“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日益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全球性的体系。
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当我们运用全球性视角时，就对奴隶制度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向心性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理解，对奴隶制度的那种依赖在19世纪后半叶，最终是如何克服的。我们渐渐明白，欧洲商人在17和18世纪，进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关键在于能够从南亚获得越来越多的棉布，因为布料是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的核心商品。我们领会到，南亚生产的布料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迅速扩张的市场，激发欧洲人参与棉布制造业。这是已在世界其他地区繁荣了1 000年的产业。 而且全球性视角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理解奴隶制度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支配力量的。当棉织品的机器生产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扩张时，传统的原棉来源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和非洲与印度的耕种者。由于欧洲商人不能在这些地区促进棉花的单一文化生产，不能转型农业经济，他们开始利用奴隶种植的棉花。起初是来自西印度和巴西的棉花，到18世纪90年代时，特别倚重美国种植的棉花。
结果，欧洲工业化的能力最初完全依靠在西半球对所侵占土地和所奴役劳力的控制。摆脱其自身的资源限制是可能的——欧洲毕竟不种植棉花——这是由于日益发展，而且通常是由暴力支配的全球贸易网络，还有对西半球大片领土的控制。在现代工业最初80年里，唯一进入欧洲市场的大量原棉是由奴隶种植的，并非源于拥有更大片棉花种植区的中国和印度。
到1800年时，在利物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港口，登陆的棉化25%源于美国。20年后，这个比例增长到59%。到1850年时，英国所消费棉花的72%是由美国种植的，欧洲其他国家也大体如此。全球性视角使我们理解到，获得更多和更廉价棉花的能力，使欧洲和北美的制造商能够扩大廉价的纱和布料的生产，反过来又使他们能够占领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古老的棉花市场，推动了那些地区的工业化浪潮。长途贸易上的创新，异地资本投资和这种资本全球化新形势所嵌入的制度，都源于由奴役和殖民扩张主导的全球性贸易。
研究棉花历史所运用的全球性视角也表明，奴役是西方资本与国家弱点的代表，同时也是其长处的表现。在异域压制劳力使其服从的能力表明了欧洲和北美资本家所积累的权力。然而，这也表明他们在转型农业经济上无能为力。只是在19世纪最后的1/3时间里，中亚、西非、印度、格鲁吉亚内陆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能够被整合到全球性的棉花帝国里。这使无需诉诸奴役世界上的棉花劳动者，种植棉花以满足急剧扩张的工业需求成为可能。事实上，几乎只关注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奴隶/棉花网络惊人的利润这一视角的弱点之一是，在不考虑奴隶制度前提下，不能解释棉花帝国的兴起。
我们不知道棉花产业是否为进入现代工业世界的唯一方式（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我们清楚，棉花产业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径；我们不知道在没有奴隶制度的前提下，欧洲和北美是否会变得富裕，但我们知道，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分流事实上是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侵占土地的暴力混合中显现的。在资本主义扩张最初300年间，尤其是1780年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决定性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已不是确立了美国经济地位的新英格兰乡村的小农场主所能代表的了。这时的资本主义是美国像南卡莱罗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这些地方，未得到报酬的奴隶极其辛苦的劳动。
当我们汇集关于西方优良经济表现的重大争论，并将这些争论建立在西方的制度上时，如私人财产权利、精简的政府机构和法治，我们需要记住，这样塑造的世界上的西方人形象，同样可以从完全相反的方面描述：大量征收土地和劳力，以殖民主义形式体现出来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及暴力和高压政治统治。我们也需要限定我们喜欢讲述的有关资本主义和自由劳工的谎言。全球性资本主义被描述为多种多样的劳工政体，其中关键的政体之一是奴隶制度。
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盛期，奴隶制度被看作西方世界经济的本质因素。当联邦将军约翰·C弗雷蒙特在密苏里释放奴隶时，难怪《经济学人》在1861年9月表示担忧，这样一个“可怕的举措”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蓄奴州，“在那些富饶的领土上导致完全崩溃和普遍荒芜”——而且关于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他们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源于那些领域。”正如此前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论证的，奴隶制度没有消失，是因为奴隶制度是非生产性的或没有利润的。奴隶制度不是行将消失的封建制度的残余。奴隶制度消失，是因为暴力斗争，是因为受奴役的劳动者不断挑战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没有任何地方比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现在的海地，美洲新大陆第一个自由的有色人种国家）更加成功，是因为一群勇敢的废奴主义者，同他们那个时代一些占优势的经济利益作斗争。
奴隶制度消亡的一个推动因素是下述事实，这种制度不但是劳工剥削制度，而且是在具体方面依靠国家权力进行统治的制度。南部种植园主拥有巨大政治权力。他们需要这种权力：保护奴隶制度本身，在更多领土上扩大奴隶制的范围，改善基础设施，为在全球经济中为作为农产品输出国的美国定位。
最后，南部的利益越来越与北部那些人数少、但日益壮大的实业家、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相冲突。能够通过工资支付动员工人，北方人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提高关税、建设有助于国内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并在美国保证自由劳工的领域扩大。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权力的基本工具，奴隶主试图自己独立闯新路。
内战之后，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然而，这种新型资本主义——首要特征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官僚化、重视基础结构和军事能力，其次是雇佣劳动——已经为利润、制度、网络、技术、创新所激活。这些现象由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土地征用产生，其遗产仍然影响今天的我们。国内与国际上极大的不平衡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特征，至少部分是资本主义漫长的和暴力的历史的结果。
关于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还有很多开放的问题。例如，我们还没有最终达成结论的是，劳工控制方法如何从种植园迁移到工厂中。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研究欧洲和美国北部的哪些地方从奴隶制度得益，如何关系到其他经济部门。我们会从更透彻地理解北部企业家和奴隶制度之间，如何解开紧密的经济联系获益。我们仅仅开始解释，奴隶制度的再思考一定会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影响。
但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我们从相关的角度理解它们彼此，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历史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当下次走在下曼哈顿街道或哈佛大学广场上时，我们至少应该顺便思考，数以百万计受奴役工人为使这庄严成为可能而劳心劳力，思考一下奴隶制度的遗产持续到今天的方式。
（作者斯文·贝克特：哈佛大学教授，魏德海全球史项目联合主席，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联合主席；译者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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