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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階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关键词]贵州诗歌；选本；诗歌经典；传播方式
如果说出版界冠名为“诗选”“最佳诗歌”“诗歌年选”之类的新诗作品“选本”，是一种与新诗创作实践滞后或同步的审美活动的话，那么这类选本的编选自然会带有兼顾思想与艺术、历史与美学的特点，也自然成为读者洞悉与把握新诗史上诗潮、流派与运动，以及凸现诗歌队伍、收录经典作品的载体。新诗“选本”现象，一直伴随着百年新诗的发展、演变而一路前行，不论是站在全国诗坛的高度，还是站在省份、地区诗歌圈子的视角来看，均是如此。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编选新诗“选本”活动一拨接一拨地进行，差不多大同小异地遍地开花。具体以贵州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而言，虽然与全国相比并不显得特别与出色，但作为文化边缘省份地区——贵州诗坛某一阶段与地域诗歌创作的实绩呈现，大体还是十分热闹的，相关编选版本众多，选家蜂起。对某一阶段或某个创作群体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进行把握与凸现，既是一个省份文学脚印的延伸，也是选家诗学眼光与精神关怀的浮现。“读诗家专集不如读诗歌选本。读选本虽只能‘尝鼎一脔’，却能将各家各派鸟瞰一番”。不同的选本，“鸟瞰”到的风景有异，也决定了一部诗歌选本的价值与地位。
在贵州新诗历史的长河中，诗歌选本在诗歌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格局的形成，以及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涉及一个社会的文学机制，以及机制本身造就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学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言：“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贵州新诗“选本”，作为“文本以外的现象”之一，便成为当下切人贵州新诗历史的一种有效途径。
贵州新诗起步比全国晚一拍，大概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有新诗人发表诗作。来自贵州遵义的蹇先艾在北京参加新格律诗活动时，有少许新诗创作。黄齐生、王若飞也有少量口号式的作品。1930年代，女诗人卢葆华自印诗集《血泪》，影响较大；祖籍贵州的现代派诗人李白凤创作较多，成就较大。1940年代，荒牧、李麦宁、采风官有诗集问世，大体能代表贵州当时新诗的水平。从中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贵州新诗创作实绩底子薄、基础差的特征是明显的。如果从选本的角度来看则要比全国诗坛慢若干拍，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没有贵州新诗选本出现过，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贵州新诗“选本”的真正出现，要到1950年代才成为现实，其显著的特点是与本土的出版机构——贵州人民出版社之成立有较为密切的关联。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出版体制明确分为编辑出版、书刊印刷、图书发行等三个部分。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全省出版业的龙头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2月正式设立，开始在出版文化体制内的运营。“出版社通过文化改造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运动，到50年代中期，大都收归国有。‘民营’的出版社已不存在”。在贵州特别典型，贵州人民出版社整合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其分支，自成立之后便一边出版诗集，一边出版贵州诗歌的选本。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还编印了一本《图书评论集》（1990年），在《出版说明》中宣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朋友们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撰写了大量的图书评介文章，在全国和省的各种报刊上发表。”出一本评论集子来汇集相关评介文章，既是水到渠成之事，也是非此一家不能有的底气。此书收录新诗集方面的评论文章数十篇，从侧面反映出绝大部分贵州新诗集子由它出版的信息。直到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有一些改变，贵州诗人找外省出版社出版诗集、出版诗歌选本的现象才陆续出现。——一个省级出版社与该省诗歌事业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从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也是文学“一体化”的具体反映。与出版、传播相适应，写作、阅读、评价等方面也高度统一，组织方式都与以前不一样。
贵州现代新诗发展一直十分薄弱，在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新诗集也不超过十本，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在全国有点知名度的也是寥若晨星，因此，诗歌选本没有出现过。第一本标志性的诗歌选本的出现，要到60年代初。以贵州大学中文系、贵州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的《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诗集》于1960年出版，出版社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后来贵州诗人所出的诗集80%以上由此出版社出版（以下论述凡是指涉此出版社，均不另注，而只注明出版时间；选本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全国各地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都出版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之类的文学选集。这本书是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中的一本，与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儿童文学集、民间故事集、歌谣集、戏剧曲艺集、歌曲集等一起出版。8本选集的编选，少了新文学创作的面孔，十分重视民间文学的收集与整理，高度重视普通工农兵作者的作品，算是当时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编者在《编选说明》中自述：“编选的作品，尽可能照顾到内容既能反映我省十年来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同时，能体现出我省的地方特点和多民族的特点；在风格上力求多样化。”这是一本旧体诗与新体诗、民歌体与自由体相交杂的诗歌选本，除了前面有董必武、陈毅视察贵州时的旧体诗以外，大多数是贵州本土诗人的作品，计有诗人七八十人、诗作一百余首。从作者构成来看，一些作者的前面有“工人”“农民”的字样，工农兵作者占了一少半。内容方面大体分为几个部分：反映贵州社会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的，贵州各地工地建设面貌的，贵州高原士兵生活的，以及广大山区民族风情与风俗的。在大多数普通而业余的工农兵作者中，后来在贵州诗坛有诗名的有张克、田兵、廖公弦、吴纯俭等人。 《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诗集》当然不是第一本贵州新诗选本，在此之前，曾有很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小册子，个别由《山花》编辑部、部队政治部或大学中文系等参与编辑，这些新诗选本大多数十页，所选作品艺术质量也一般；作者也以工农兵为主，呈现一种通俗化、大众化、民歌化的编选策略，如《山區的歌》（1955年）、《我在乌江边上站岗——战士诗选》（1956年）、《遵义颂歌》（1957年）、《春光颂》（1959年）、《高原战鼓》（1959年）、《人小志气大——贵阳市小学生诗选》（1959年）、《铁道尖兵之歌——铁路诗集》（1959年）、《农村诗简》（1958年）、《贵州大跃进民歌选》（1959年）。1960年也还一鼓作气编选了若干，如《歌满江河谷满舟——“山花”1959年诗选》（1960年）、《工人歌唱大跃进——工人短诗集》（1960年）、《贵铁凯歌——铁路短诗集》（1960年）、《金梯——农村短诗集》（1960年）。如今，这些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后出版的诗歌选本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次规模较大、整体艺术质量较高的诗歌选本是1979年出版的《贵州三十年新诗选》。这里所指的30年，指1949-1979年。据前言中编者的介绍，此书为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编选，“在作者自荐和各专、县文化单位推荐，并经过查阅资料认真挑选的基础上，采取会议研究、个别交谈及书面通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后”正式编选后出版，为了统一风格，150行以上的长诗一律没有入选。编选体例是以思想内容为单元，共分7个单元，分别是歌颂革命领袖与党、歌颂昔日的红军经过贵州的精神、少数民族村寨生活、贵州山区生活、工矿题材、赞美普通劳动者、讴歌军旅生活与士兵。整体而言，每一辑虽然没有标明，但以空格形式大体标出，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版块反复出现。此选本一共选了一百多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作。与第一本选本的作者阵营比较，作者队伍显然得到了大面积扩充。在贵州诗歌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诗人也大为增加，如新出现的面孔就有弋良俊、叶笛、周嘉堤、陈佩芸、漆春生、罗马、钟华、汛河、潘俊龄、李发模、程显谟、黄邦君、王泽洲、杜若、罗绍书……另外，还有不少新时期以后在贵州文坛做出过贡献的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人，偶尔写诗也被收录进去。同样，与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是，在此之前数年也曾编选过一些时事性、宣传性较强的诗歌小册子，如《工农兵诗选》（1972年）、《苗岭飞颂歌》（1973年）、《朝阳歌——黔南新民歌选集》（1975年）、《火红的战旗》（1975年）、《鲜花献给毛主席》（1975年）、《喷泉集》（1975年）、《山海的悼念》（1977年）、《娄山新花》（1977年）。这些诗集主要以民歌为主，内容以歌颂革命领袖、歌颂党给苗乡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反映热火朝天的贵州民族地区生活为主。
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贵州新诗艺术的文体意识有所增强，随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较好的诗歌选本。《不朽的诗篇》（1981年）、《嫦娥舒袖》（1979年）、《一朵迟开的玫瑰》（贵州总工会编，1981年）、《抒情短诗百首》（何锐编，1985年）、《水花朵朵》（贵州省水利文学艺术协会编，1985年）便是代表。这些诗选在出版过程中，一些知名诗人如钟华等也在个别选本中作序，带有鼓劲、总结与指引的目的。也许是出于对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偏爱，1985年，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选了一套“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其中有《诗选》一本，与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话剧·电影剧本选、报告文学选、贵州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概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一共7本书一起出版。与前面两大选本不同的是，这次出现了冠名的主编、副主编、编选者等人的名字，如主编便是20世纪50年代登上诗坛的诗人田兵。在《前言》中，编者梳理了全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如17年文学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作者作品见于报刊的约20人，加入贵州作协的不到10人，参加全国作协的只有一人；“文革”以后，以上各项分别达七十余人、29人、7人，出版诗集已有五人。具体到这本《诗选》，一共选了水族、仡佬族、布依族、回族、侗族、苗族、彝族等七个少数民族的诗人52人，其中布依族诗人最多，占21人，选了三首诗的只有石尚竹、龙超云、潘俊龄等三人，选了二首诗的占一半左右。从诗作来看，主要以描写各地民族村寨与边地生活的居多，诗体以民谣体为主，诗风明朗、民族气息浓郁。1987年，杨浩清编辑的《锦鸡泪》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石尚竹等数位诗人的七部叙事诗，均系贵州诗人对贵州民间传说或故事进行再创作的作品。
整个20世纪80年代，贵州诗坛活跃的诗人黄邦君还编选有《抒情短诗一百首》《当代青年抒情诗三百首》《当代青年哲理诗选》《当代青年爱情诗选》
（均为1985年），罗绍书编选有《中国百家讽刺诗选（1919-1967）》（1988年）。这些选本虽然也选录了贵州诗人的作品，但主要不是针对贵州本地诗人诗作的。值得补充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百家现代诗选》系列丛书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几年陆续出版，在当时中国诗坛影响甚大；到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一套诗歌选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文学与文化进行转型期。新诗选本出版作为出版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进入转型过程中。延后到新世纪以来10年，贵州新诗发展不断加速，贵州编选诗歌的力度也有所加强，新诗选本也多了，以各地州市为范畴的选本也陆续登场。相对应的是，1995年以前贵州全省的诗人出版的新诗集共二百多部，1996-2010年之间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也达到这个数目。新诗选本的编选，或是省、地区文联的政府行为，或是诗人个体的行为，或是诗评家的行为，整个贵州诗坛出现了自由竞争的出版局面。
1997年，胡维汉、张克、卢惠龙任主编、尹伯生任执行主编，广泛联合贵州文学界有识之士，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此大系一共分为现代文学卷、中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儿童文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史料卷等八种共11本。这是一套秉着“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理念而编就的集大成之作，基本上呈现了贵州新文学70年的实绩。其中《诗歌卷》实际上只包括1949-1989年40年之间的诗人诗作，由朱吉成编选，张劲作《重读来路》的长篇绪论。从体例来看，以诗人个体为序，共选133家，包括长诗与短诗、自由诗与散文诗，诗人方面包括健在的与去世的。这一选本以史料与艺术并重，基本涵盖了贵州新诗在这40年间的发展与成就，艺术价值较为显著。而现代诗歌部分则纳入《贵州新文学大系-现代文学卷》（下册）中，与现代散文合成一本，由陈锐锋、何积全编选，并作《诗歌概述》的序言。现代诗作由革命先驱、烈士及大量无名诗人组成，在诗坛活动稍为持久与有力者有蹇先艾、卢葆华、荒牧、李麦宁、采风官等人。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诗歌史料相对缺乏，所选的诗作大多是遗存下来的报纸杂志，遗憾的是所选力作不多，代表性不够。 新世纪以来，贵州诗人的创作已有大的跨越，整个社会文学生态也发生了巨变。因为“高产、过剩、市场化决定了文学的传播和消费只能是选择性的传播和消费”），有选择性，就会出现有目的性的凸现和遗存，也会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和人为隐失。所有的現象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找到证据和理由。
为了检阅既有的创作，更好地面向火热而丰富的新生活，2009年由贵州省作协编辑并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贵州作家作品精选》一套丛书，丛书共三本分别是小说卷、散文卷与诗歌卷，书前印有“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字样。根据所选作者均是省作协会员原则，《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所收诗人均是会员，共收50位诗人的诗作近三百首。每一个诗人均附有简单介绍与照片，每个诗人的作品，并不限于新世纪以来所作，倒是选录了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如唐亚平《黑色沼泽》便是典型例子。201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文联编的《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诗歌卷》，收录80位诗人的二百多首诗作。
如果说上述三种新诗选本仅仅是省文联、省作协在全省层面统筹运作而付诸行动的话，那么新的一种局面也开始了，个别地区、诗评家个体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出版了若干新诗选本。贵州文学在黔北，是贵州文学界、诗歌界公认的事实。遵义地区历来是诗歌重镇，相关的编选也较多。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以50年为时间论域的诗选便有遵义诗人姚辉编的《遵义50年诗歌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选本具体选录黔北新诗代表性诗人与作品。2002年，萨客主编《遵义九人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李发模、郭思思编辑《贵州的诗歌：21世纪21人诗选》出版。2007年由林茂前主编的《遵义新世纪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出版，此书系《遵义文丛》第一辑十三本书中的一本，收入52位诗人的一百多首诗。与遵义地区相比，黔西北也是一个诗歌富矿。毕节地区的纳雍可以与遵义的绥阳相媲美，同是诗歌之乡，从这里走出许多有名的诗人；与诗歌相关的活动等也较可观。2000年，黔西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之一《新诗选》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副主编罗剑在内的少数民族身份的毕节诗人24人，以及他们的一百多首诗作。2010年，毕节田庆中主编的《纳雍跨世纪新诗精选》由福建海风出版社出版。2011年，罗建明主编的《黔西北文学·诗歌卷》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戴明贤的总序，此书装帧大气、厚实，清理了毕节地区（即黔西北）的诗歌库存，共收录诗人77人，诗作数百首。黔中安顺地域则在2005年，由三泉、杨永范等6位诗人出版《云彩草书的丰沛：黔中诗坛六人行》（作家出版社）；2008年，安顺地区七位诗人合集《岁月如何繁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12年，王家鸿、梅培源主编的《安顺诗歌30年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安顺地区30年来57位诗人的数百位诗作。黔东南、黔南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地区，诗歌相对较为单薄一些，但近几年也有很大改观。比如，黔南地区就有较多收获：2008年，综合性文学作品集《山魂——贵州省都匀市文学作品选》《剑江潮——新时期贵州都匀获奖作品精选》中间有精选了新诗作品。200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当地诗人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在时间之水中漂流》选本，一共收录彭世壮、杨启刚等6人诗作一百多首，并有附诗人照片、简介与诗观；2012年，又在作家出版社推出三十多位会员的抗灾诗选《内心伤重的河流》，诗作一百二十多首，主题十分集中。
贵州作为中国散文诗的重镇，与散文诗人徐成淼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徐成淼曾编选过两本贵州本土散文诗人的集子。1992年，由徐成淼编选的《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册，据编者介绍：“这里编选的，是近70位贵州散文诗作者的200多首散文诗，可以大致反映贵州散文诗发展的轨迹和概貌。”“贵州散文诗起步较晚，新时期之前未见有影响的散文诗作家与作品。新时期以后，在全国散文诗发展的推动下，贵州散文诗的发展很快。两年前，我曾编选出版‘贵州八十年代散文诗选’：《摇曳的火焰》。从那里边，已可看出，贵州散文诗的起点不低，一些作者表现出不可小觑的势头。两年后的今天，当我选编这本《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时，我惊喜地发现，贵州散文诗又向前跨出了新的步子；这是只要把两个本子加以对照，便可以得到证明的。”站在全国散文诗发展的高度，及时总结贵州散文诗创作的实绩与经验，这一编选是有益于贵州诗坛的。另外，张顺琼编选《贵州散文诗十家》于1994年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所选10人为罗文亮等10人，诗作近百首；诗人队伍中没有徐成淼等贵州代表性诗人，反映了选编标准的差异与歧见。
随着文化出版部门的多元，正如上述一些诗人或诗评家曾主动编书印书一样，更为年轻的诗歌选家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赵卫峰、西楚2003年主编《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二十余人的诗作一百多首，并有相关评论近十篇。赵卫峰、颜同林2011年主编的《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系民刊《诗歌杂志》公益出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选本由现场、选粹、观察等三个部分组成，对2000年后贵州区域诗歌生态进行脉络式展现，共收录39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作，并附有诗歌论文十余篇和新世纪以来的贵州诗书出版情况，在诗界引起较大反响。此书的连续出版物《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2011-2014》于201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两位主编在编选贵州这几年的诗人与诗作时，所采取的基本思路、版面设计、诗人队伍呈现等方面大体相似，是贵州诗坛带有连续出版的诗选之代表，肯定会影响今后贵州新诗人，特别是“80后”诗人队伍的进一步集结与冲锋。
与前面论述不同的是，一些诗人也联合出版诗作，有代表性的如下：1976年，朱吉成、郑德明、王贤良合作出版《雄关放歌》；1991年，陆大庆、姚辉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两种男人的梦》；2002年，赵卫峰、西楚、黑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程：看见》，等等，都是几个诗人的合集，虽然不怎么属于此类范围，但这里略微指陈这一现象，以便引起更多的关注。 “新诗，作为新文学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忽略，它的生成与展开，同样处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在具体的‘现场’中，新诗的传播接受、文化定位、读者样态以及文学史塑造等外部环节，与其历史形象和内在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关联。单一的‘内部研究’似乎无法将这些关联完全说明”。是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与文本研究同样重要。贵州新诗的选本，是外部研究的对象，同样值得分析与总结。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选本开始，贵州诗坛的选本多种多样，大体反映出贵州新诗界诗歌创作的实绩，下面再从传播与出版的视角进行透视，其特点与优劣也值得反思：
一是立足史料与艺术提升的两难抉择。贵州诗歌选本的适时出现，增加了诗歌界对贵州新诗的认识。与全国诗歌选本相比，贵州新诗选本在数量上并不差强人意，它见证了贵州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不同诗歌编选者，或是以文类相归纳，或是以同人相号召，或是以艺术独立为标榜，或是以特定区域为旨归，都能收录带有代表性的作者与作品。试以《安顺诗歌30年选》为例，是安顺诗歌30年（1982-2012年）来一次集中与有效的梳理和历史回顾，当下比较活跃的本土群像，大体收录无遗，而且得到了一种在立场上向他们倾斜的处理。在编排顺序中，编者以诗人姓名的音序为编排体例，每位诗人均附有照片和100字左右的简介。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所说：“这个选本，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安顺诗歌创作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检阅，是改革开放以来安顺最全面、最系统的诗歌选集，当然也是收录诗歌作者最多、选稿范围最广、涵盖历史跨度最长的诗歌选本。”“人录的作者，从身份上看，来自不同的群体——既有机关干部、教育工作者，也有企业界人士、在校学生等等。从年龄组成上看，本书作者从四十年代贯穿到九十年代……在坚持以质量为先，注重权威性、全面性、史料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对特殊人群比如‘当前在线’诗人，以及女作者、少数民族作者、有一定潜质的诗歌新人，选稿上有都所侧重。”
但读者要追问的是，这些选本是否具有艺术的含金量，是否代表了贵州新诗所取得的成就？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也要综合性地加以审视。贵州诗歌选本的编选者，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是出版机构，文化部门有自己的编选原则与立场，而且大多数是政府行为，拿省里或市里的文化、出版等渠道的经费去运作与出版，一般以庆祝国庆、建党等为出版缘由，自然面向市场的诉求较弱。因此，大多数选本比较中规中矩，编选者不得不在人情、名气与主管部门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比如，上述《安顺诗歌30年选》选录了王家鸿、张顺琼两位先后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诗人作品，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入同获此奖的当地女诗人罗莲的作品。类似的选本的遗珠之憾普遍存在，一些探索性、争议性的作品也很少收入，如哑默、黄翔的诗作，基本没有被纳入贵州诗歌的大型选本中。在贵州新诗史上的一些遗漏者，一直得不到合理的疏理，如20世纪40年代的荒牧、李麦宁就各有三本诗集問世，但一直处于遗忘状态；相反，一些并不以写诗见长的作家或文化官员，一些只在某一个阶段写诗后来又在诗坛销声匿迹的诗人，出于各种原因又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选本上，所选篇目大体雷同，有的甚至不符合编选的原则，按道理是选不进来的，这样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源浪费。
二是从整体而言，贵州新诗的选本与全国诗歌选本大体保持一致，编选的选本已有近百种，相对而言并不算少。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再到新时期文学，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阶段，贵州新诗从面向工农兵，面向农村、部队、工地等基层时，逐渐分化出来，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趋势很明显。从出版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是在贵州本土出版，譬如，贵州人民出版社编选并出版的便占绝对优势。后来随着全国诗歌事业的发展，随着出版文化的变迁，在外省特别是在北京出版机构出版的诗选多了起来。从诗选的编选、出版、发行来看，它暗示着进步与开放。一方面通过进入全国主流的出版机构，也扩大了贵州诗人诗作的全国影响，全国诗歌选本也较多收录贵州籍诗人的作品，这是可喜的现象；另一方面，诗歌选本的编选越到当下，编选者的个体意志占了优势，出版诗歌选本变得相对容易许多，编造者自然要考虑到编选运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出版的成本与效益，于是寻找并利用资源成为一种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选择。比如，郭思思曾以萨客笔名主编《遵义九人诗选》，选录的诗人有姚辉、惠子、安斯寿、郭思思、司马玉琴、陈灼、郭正勇、谢启明、陈国华，这个九人队伍并不纯粹，政府机关、文化部门的官员也有几位，正如诗评家沈奇在《回望中的一片灿烂》的序中所说，除了姚辉等三四人以外，“其余几位诗人的作品质量有些参差不齐，尚无形成可把握的内在理路”。后来，郭思思以“九人诗选”的名号大量出版了类似诗集，他偏爱“九”这个数字，把不同类别的九个诗人联系到一本书中，创造了一个出版的品牌，但类似的不足依然存在。
三是对于选本而言，是在选录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贵州诗歌选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与全国相比仍有大的差距。说得苛刻一点，目前只有寥若晨星的几种选本，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公信力的结合。流行的、大范围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诗歌选本还很鲜见。当然这也反映了贵州新诗创作的实绩。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历来薄弱的地域，贵州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不多，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质量高的诗作更少，这注定使贵州诗歌选本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势。“编一部选本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艺术。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选择。有选择就要有排弃，这就可显示选者对于文学的好恶或趣味……一部好选本应该能反映出一种特殊的趣味，代表一种特殊的倾向”。这里，既要有好的有责任与良知的选家，也要有足够好的诗人与诗作，二者不可或缺。贵州诗歌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州新诗前行的路标，既需要各方力量的协作与配合，也需要一定的社会与时代条件。如果对此加以反思的话，笔者认为，对优秀诗作的呈现还有相当的距离，选人是第一位，也是最容易的，但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很困难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所选的诗人本身就缺乏代表性作品，是带有诗歌活动家性质，名声在外，诗坛上的写作者也大体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记不住他写了什么诗作；另一种可能则是偷懒，编选者本身也缺乏发现好诗的眼光，以致造成只见诗人却没有优秀作品的现象。纵观贵州诗歌的选本，这一现象十分突出。比如，贵州作协所编的《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题目上冠以“精选”之外，在编后记中也说要“体现当今贵州文学创作水平，成为宣传贵州的一张名片”，但是，优秀的作品仍然很少。这可能只从会员作品中遴选相关。
“贵州的近代与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图书出版业有很大的发展”。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以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地区新诗创作为对象的新诗各类选本，一直断断续续在进行，而且节奏在加快；全省各地区总结各自文艺成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这一编选与出版的文艺活动仍保持着旺盛的良好势头。如何呈现穿透黔地的诗歌之光，如何收录在全国诗坛叫得响的诗人，遴选有代表性的诗作，其选本可以得到贵州诗人、读者乃至于全国性诗人与读者的高度认可，则仍具有一种不可怀疑的挑战性。一方面贵州诗歌选本的出现、发展、繁盛，基本能够见证贵州省这一地域诗歌精神和精英文化的成绩与走向，是贵州诗坛之幸；另一方面，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必须又是独特的，能汇入并丰富中国诗坛的诗歌光芒！
[关键词]贵州诗歌；选本；诗歌经典；传播方式
如果说出版界冠名为“诗选”“最佳诗歌”“诗歌年选”之类的新诗作品“选本”，是一种与新诗创作实践滞后或同步的审美活动的话，那么这类选本的编选自然会带有兼顾思想与艺术、历史与美学的特点，也自然成为读者洞悉与把握新诗史上诗潮、流派与运动，以及凸现诗歌队伍、收录经典作品的载体。新诗“选本”现象，一直伴随着百年新诗的发展、演变而一路前行，不论是站在全国诗坛的高度，还是站在省份、地区诗歌圈子的视角来看，均是如此。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编选新诗“选本”活动一拨接一拨地进行，差不多大同小异地遍地开花。具体以贵州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而言，虽然与全国相比并不显得特别与出色，但作为文化边缘省份地区——贵州诗坛某一阶段与地域诗歌创作的实绩呈现，大体还是十分热闹的，相关编选版本众多，选家蜂起。对某一阶段或某个创作群体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进行把握与凸现，既是一个省份文学脚印的延伸，也是选家诗学眼光与精神关怀的浮现。“读诗家专集不如读诗歌选本。读选本虽只能‘尝鼎一脔’，却能将各家各派鸟瞰一番”。不同的选本，“鸟瞰”到的风景有异，也决定了一部诗歌选本的价值与地位。
在贵州新诗历史的长河中，诗歌选本在诗歌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格局的形成，以及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涉及一个社会的文学机制，以及机制本身造就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学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言：“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贵州新诗“选本”，作为“文本以外的现象”之一，便成为当下切人贵州新诗历史的一种有效途径。
贵州新诗起步比全国晚一拍，大概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有新诗人发表诗作。来自贵州遵义的蹇先艾在北京参加新格律诗活动时，有少许新诗创作。黄齐生、王若飞也有少量口号式的作品。1930年代，女诗人卢葆华自印诗集《血泪》，影响较大；祖籍贵州的现代派诗人李白凤创作较多，成就较大。1940年代，荒牧、李麦宁、采风官有诗集问世，大体能代表贵州当时新诗的水平。从中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贵州新诗创作实绩底子薄、基础差的特征是明显的。如果从选本的角度来看则要比全国诗坛慢若干拍，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没有贵州新诗选本出现过，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贵州新诗“选本”的真正出现，要到1950年代才成为现实，其显著的特点是与本土的出版机构——贵州人民出版社之成立有较为密切的关联。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出版体制明确分为编辑出版、书刊印刷、图书发行等三个部分。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全省出版业的龙头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2月正式设立，开始在出版文化体制内的运营。“出版社通过文化改造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运动，到50年代中期，大都收归国有。‘民营’的出版社已不存在”。在贵州特别典型，贵州人民出版社整合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其分支，自成立之后便一边出版诗集，一边出版贵州诗歌的选本。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还编印了一本《图书评论集》（1990年），在《出版说明》中宣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朋友们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撰写了大量的图书评介文章，在全国和省的各种报刊上发表。”出一本评论集子来汇集相关评介文章，既是水到渠成之事，也是非此一家不能有的底气。此书收录新诗集方面的评论文章数十篇，从侧面反映出绝大部分贵州新诗集子由它出版的信息。直到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有一些改变，贵州诗人找外省出版社出版诗集、出版诗歌选本的现象才陆续出现。——一个省级出版社与该省诗歌事业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从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也是文学“一体化”的具体反映。与出版、传播相适应，写作、阅读、评价等方面也高度统一，组织方式都与以前不一样。
贵州现代新诗发展一直十分薄弱，在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新诗集也不超过十本，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在全国有点知名度的也是寥若晨星，因此，诗歌选本没有出现过。第一本标志性的诗歌选本的出现，要到60年代初。以贵州大学中文系、贵州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的《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诗集》于1960年出版，出版社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后来贵州诗人所出的诗集80%以上由此出版社出版（以下论述凡是指涉此出版社，均不另注，而只注明出版时间；选本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全国各地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都出版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之类的文学选集。这本书是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中的一本，与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儿童文学集、民间故事集、歌谣集、戏剧曲艺集、歌曲集等一起出版。8本选集的编选，少了新文学创作的面孔，十分重视民间文学的收集与整理，高度重视普通工农兵作者的作品，算是当时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编者在《编选说明》中自述：“编选的作品，尽可能照顾到内容既能反映我省十年来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同时，能体现出我省的地方特点和多民族的特点；在风格上力求多样化。”这是一本旧体诗与新体诗、民歌体与自由体相交杂的诗歌选本，除了前面有董必武、陈毅视察贵州时的旧体诗以外，大多数是贵州本土诗人的作品，计有诗人七八十人、诗作一百余首。从作者构成来看，一些作者的前面有“工人”“农民”的字样，工农兵作者占了一少半。内容方面大体分为几个部分：反映贵州社会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的，贵州各地工地建设面貌的，贵州高原士兵生活的，以及广大山区民族风情与风俗的。在大多数普通而业余的工农兵作者中，后来在贵州诗坛有诗名的有张克、田兵、廖公弦、吴纯俭等人。 《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诗集》当然不是第一本贵州新诗选本，在此之前，曾有很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小册子，个别由《山花》编辑部、部队政治部或大学中文系等参与编辑，这些新诗选本大多数十页，所选作品艺术质量也一般；作者也以工农兵为主，呈现一种通俗化、大众化、民歌化的编选策略，如《山區的歌》（1955年）、《我在乌江边上站岗——战士诗选》（1956年）、《遵义颂歌》（1957年）、《春光颂》（1959年）、《高原战鼓》（1959年）、《人小志气大——贵阳市小学生诗选》（1959年）、《铁道尖兵之歌——铁路诗集》（1959年）、《农村诗简》（1958年）、《贵州大跃进民歌选》（1959年）。1960年也还一鼓作气编选了若干，如《歌满江河谷满舟——“山花”1959年诗选》（1960年）、《工人歌唱大跃进——工人短诗集》（1960年）、《贵铁凯歌——铁路短诗集》（1960年）、《金梯——农村短诗集》（1960年）。如今，这些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后出版的诗歌选本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次规模较大、整体艺术质量较高的诗歌选本是1979年出版的《贵州三十年新诗选》。这里所指的30年，指1949-1979年。据前言中编者的介绍，此书为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编选，“在作者自荐和各专、县文化单位推荐，并经过查阅资料认真挑选的基础上，采取会议研究、个别交谈及书面通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后”正式编选后出版，为了统一风格，150行以上的长诗一律没有入选。编选体例是以思想内容为单元，共分7个单元，分别是歌颂革命领袖与党、歌颂昔日的红军经过贵州的精神、少数民族村寨生活、贵州山区生活、工矿题材、赞美普通劳动者、讴歌军旅生活与士兵。整体而言，每一辑虽然没有标明，但以空格形式大体标出，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版块反复出现。此选本一共选了一百多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作。与第一本选本的作者阵营比较，作者队伍显然得到了大面积扩充。在贵州诗歌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诗人也大为增加，如新出现的面孔就有弋良俊、叶笛、周嘉堤、陈佩芸、漆春生、罗马、钟华、汛河、潘俊龄、李发模、程显谟、黄邦君、王泽洲、杜若、罗绍书……另外，还有不少新时期以后在贵州文坛做出过贡献的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人，偶尔写诗也被收录进去。同样，与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是，在此之前数年也曾编选过一些时事性、宣传性较强的诗歌小册子，如《工农兵诗选》（1972年）、《苗岭飞颂歌》（1973年）、《朝阳歌——黔南新民歌选集》（1975年）、《火红的战旗》（1975年）、《鲜花献给毛主席》（1975年）、《喷泉集》（1975年）、《山海的悼念》（1977年）、《娄山新花》（1977年）。这些诗集主要以民歌为主，内容以歌颂革命领袖、歌颂党给苗乡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反映热火朝天的贵州民族地区生活为主。
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贵州新诗艺术的文体意识有所增强，随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较好的诗歌选本。《不朽的诗篇》（1981年）、《嫦娥舒袖》（1979年）、《一朵迟开的玫瑰》（贵州总工会编，1981年）、《抒情短诗百首》（何锐编，1985年）、《水花朵朵》（贵州省水利文学艺术协会编，1985年）便是代表。这些诗选在出版过程中，一些知名诗人如钟华等也在个别选本中作序，带有鼓劲、总结与指引的目的。也许是出于对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偏爱，1985年，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选了一套“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其中有《诗选》一本，与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话剧·电影剧本选、报告文学选、贵州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概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一共7本书一起出版。与前面两大选本不同的是，这次出现了冠名的主编、副主编、编选者等人的名字，如主编便是20世纪50年代登上诗坛的诗人田兵。在《前言》中，编者梳理了全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如17年文学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作者作品见于报刊的约20人，加入贵州作协的不到10人，参加全国作协的只有一人；“文革”以后，以上各项分别达七十余人、29人、7人，出版诗集已有五人。具体到这本《诗选》，一共选了水族、仡佬族、布依族、回族、侗族、苗族、彝族等七个少数民族的诗人52人，其中布依族诗人最多，占21人，选了三首诗的只有石尚竹、龙超云、潘俊龄等三人，选了二首诗的占一半左右。从诗作来看，主要以描写各地民族村寨与边地生活的居多，诗体以民谣体为主，诗风明朗、民族气息浓郁。1987年，杨浩清编辑的《锦鸡泪》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石尚竹等数位诗人的七部叙事诗，均系贵州诗人对贵州民间传说或故事进行再创作的作品。
整个20世纪80年代，贵州诗坛活跃的诗人黄邦君还编选有《抒情短诗一百首》《当代青年抒情诗三百首》《当代青年哲理诗选》《当代青年爱情诗选》
（均为1985年），罗绍书编选有《中国百家讽刺诗选（1919-1967）》（1988年）。这些选本虽然也选录了贵州诗人的作品，但主要不是针对贵州本地诗人诗作的。值得补充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百家现代诗选》系列丛书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几年陆续出版，在当时中国诗坛影响甚大；到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一套诗歌选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文学与文化进行转型期。新诗选本出版作为出版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进入转型过程中。延后到新世纪以来10年，贵州新诗发展不断加速，贵州编选诗歌的力度也有所加强，新诗选本也多了，以各地州市为范畴的选本也陆续登场。相对应的是，1995年以前贵州全省的诗人出版的新诗集共二百多部，1996-2010年之间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也达到这个数目。新诗选本的编选，或是省、地区文联的政府行为，或是诗人个体的行为，或是诗评家的行为，整个贵州诗坛出现了自由竞争的出版局面。
1997年，胡维汉、张克、卢惠龙任主编、尹伯生任执行主编，广泛联合贵州文学界有识之士，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此大系一共分为现代文学卷、中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儿童文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史料卷等八种共11本。这是一套秉着“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理念而编就的集大成之作，基本上呈现了贵州新文学70年的实绩。其中《诗歌卷》实际上只包括1949-1989年40年之间的诗人诗作，由朱吉成编选，张劲作《重读来路》的长篇绪论。从体例来看，以诗人个体为序，共选133家，包括长诗与短诗、自由诗与散文诗，诗人方面包括健在的与去世的。这一选本以史料与艺术并重，基本涵盖了贵州新诗在这40年间的发展与成就，艺术价值较为显著。而现代诗歌部分则纳入《贵州新文学大系-现代文学卷》（下册）中，与现代散文合成一本，由陈锐锋、何积全编选，并作《诗歌概述》的序言。现代诗作由革命先驱、烈士及大量无名诗人组成，在诗坛活动稍为持久与有力者有蹇先艾、卢葆华、荒牧、李麦宁、采风官等人。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诗歌史料相对缺乏，所选的诗作大多是遗存下来的报纸杂志，遗憾的是所选力作不多，代表性不够。 新世纪以来，贵州诗人的创作已有大的跨越，整个社会文学生态也发生了巨变。因为“高产、过剩、市场化决定了文学的传播和消费只能是选择性的传播和消费”），有选择性，就会出现有目的性的凸现和遗存，也会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和人为隐失。所有的現象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找到证据和理由。
为了检阅既有的创作，更好地面向火热而丰富的新生活，2009年由贵州省作协编辑并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贵州作家作品精选》一套丛书，丛书共三本分别是小说卷、散文卷与诗歌卷，书前印有“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字样。根据所选作者均是省作协会员原则，《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所收诗人均是会员，共收50位诗人的诗作近三百首。每一个诗人均附有简单介绍与照片，每个诗人的作品，并不限于新世纪以来所作，倒是选录了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如唐亚平《黑色沼泽》便是典型例子。201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文联编的《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诗歌卷》，收录80位诗人的二百多首诗作。
如果说上述三种新诗选本仅仅是省文联、省作协在全省层面统筹运作而付诸行动的话，那么新的一种局面也开始了，个别地区、诗评家个体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出版了若干新诗选本。贵州文学在黔北，是贵州文学界、诗歌界公认的事实。遵义地区历来是诗歌重镇，相关的编选也较多。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以50年为时间论域的诗选便有遵义诗人姚辉编的《遵义50年诗歌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选本具体选录黔北新诗代表性诗人与作品。2002年，萨客主编《遵义九人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李发模、郭思思编辑《贵州的诗歌：21世纪21人诗选》出版。2007年由林茂前主编的《遵义新世纪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出版，此书系《遵义文丛》第一辑十三本书中的一本，收入52位诗人的一百多首诗。与遵义地区相比，黔西北也是一个诗歌富矿。毕节地区的纳雍可以与遵义的绥阳相媲美，同是诗歌之乡，从这里走出许多有名的诗人；与诗歌相关的活动等也较可观。2000年，黔西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之一《新诗选》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副主编罗剑在内的少数民族身份的毕节诗人24人，以及他们的一百多首诗作。2010年，毕节田庆中主编的《纳雍跨世纪新诗精选》由福建海风出版社出版。2011年，罗建明主编的《黔西北文学·诗歌卷》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戴明贤的总序，此书装帧大气、厚实，清理了毕节地区（即黔西北）的诗歌库存，共收录诗人77人，诗作数百首。黔中安顺地域则在2005年，由三泉、杨永范等6位诗人出版《云彩草书的丰沛：黔中诗坛六人行》（作家出版社）；2008年，安顺地区七位诗人合集《岁月如何繁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12年，王家鸿、梅培源主编的《安顺诗歌30年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安顺地区30年来57位诗人的数百位诗作。黔东南、黔南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地区，诗歌相对较为单薄一些，但近几年也有很大改观。比如，黔南地区就有较多收获：2008年，综合性文学作品集《山魂——贵州省都匀市文学作品选》《剑江潮——新时期贵州都匀获奖作品精选》中间有精选了新诗作品。200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当地诗人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在时间之水中漂流》选本，一共收录彭世壮、杨启刚等6人诗作一百多首，并有附诗人照片、简介与诗观；2012年，又在作家出版社推出三十多位会员的抗灾诗选《内心伤重的河流》，诗作一百二十多首，主题十分集中。
贵州作为中国散文诗的重镇，与散文诗人徐成淼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徐成淼曾编选过两本贵州本土散文诗人的集子。1992年，由徐成淼编选的《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册，据编者介绍：“这里编选的，是近70位贵州散文诗作者的200多首散文诗，可以大致反映贵州散文诗发展的轨迹和概貌。”“贵州散文诗起步较晚，新时期之前未见有影响的散文诗作家与作品。新时期以后，在全国散文诗发展的推动下，贵州散文诗的发展很快。两年前，我曾编选出版‘贵州八十年代散文诗选’：《摇曳的火焰》。从那里边，已可看出，贵州散文诗的起点不低，一些作者表现出不可小觑的势头。两年后的今天，当我选编这本《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时，我惊喜地发现，贵州散文诗又向前跨出了新的步子；这是只要把两个本子加以对照，便可以得到证明的。”站在全国散文诗发展的高度，及时总结贵州散文诗创作的实绩与经验，这一编选是有益于贵州诗坛的。另外，张顺琼编选《贵州散文诗十家》于1994年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所选10人为罗文亮等10人，诗作近百首；诗人队伍中没有徐成淼等贵州代表性诗人，反映了选编标准的差异与歧见。
随着文化出版部门的多元，正如上述一些诗人或诗评家曾主动编书印书一样，更为年轻的诗歌选家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赵卫峰、西楚2003年主编《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二十余人的诗作一百多首，并有相关评论近十篇。赵卫峰、颜同林2011年主编的《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系民刊《诗歌杂志》公益出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选本由现场、选粹、观察等三个部分组成，对2000年后贵州区域诗歌生态进行脉络式展现，共收录39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作，并附有诗歌论文十余篇和新世纪以来的贵州诗书出版情况，在诗界引起较大反响。此书的连续出版物《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2011-2014》于201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两位主编在编选贵州这几年的诗人与诗作时，所采取的基本思路、版面设计、诗人队伍呈现等方面大体相似，是贵州诗坛带有连续出版的诗选之代表，肯定会影响今后贵州新诗人，特别是“80后”诗人队伍的进一步集结与冲锋。
与前面论述不同的是，一些诗人也联合出版诗作，有代表性的如下：1976年，朱吉成、郑德明、王贤良合作出版《雄关放歌》；1991年，陆大庆、姚辉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两种男人的梦》；2002年，赵卫峰、西楚、黑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程：看见》，等等，都是几个诗人的合集，虽然不怎么属于此类范围，但这里略微指陈这一现象，以便引起更多的关注。 “新诗，作为新文学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忽略，它的生成与展开，同样处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在具体的‘现场’中，新诗的传播接受、文化定位、读者样态以及文学史塑造等外部环节，与其历史形象和内在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关联。单一的‘内部研究’似乎无法将这些关联完全说明”。是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与文本研究同样重要。贵州新诗的选本，是外部研究的对象，同样值得分析与总结。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选本开始，贵州诗坛的选本多种多样，大体反映出贵州新诗界诗歌创作的实绩，下面再从传播与出版的视角进行透视，其特点与优劣也值得反思：
一是立足史料与艺术提升的两难抉择。贵州诗歌选本的适时出现，增加了诗歌界对贵州新诗的认识。与全国诗歌选本相比，贵州新诗选本在数量上并不差强人意，它见证了贵州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不同诗歌编选者，或是以文类相归纳，或是以同人相号召，或是以艺术独立为标榜，或是以特定区域为旨归，都能收录带有代表性的作者与作品。试以《安顺诗歌30年选》为例，是安顺诗歌30年（1982-2012年）来一次集中与有效的梳理和历史回顾，当下比较活跃的本土群像，大体收录无遗，而且得到了一种在立场上向他们倾斜的处理。在编排顺序中，编者以诗人姓名的音序为编排体例，每位诗人均附有照片和100字左右的简介。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所说：“这个选本，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安顺诗歌创作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检阅，是改革开放以来安顺最全面、最系统的诗歌选集，当然也是收录诗歌作者最多、选稿范围最广、涵盖历史跨度最长的诗歌选本。”“人录的作者，从身份上看，来自不同的群体——既有机关干部、教育工作者，也有企业界人士、在校学生等等。从年龄组成上看，本书作者从四十年代贯穿到九十年代……在坚持以质量为先，注重权威性、全面性、史料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对特殊人群比如‘当前在线’诗人，以及女作者、少数民族作者、有一定潜质的诗歌新人，选稿上有都所侧重。”
但读者要追问的是，这些选本是否具有艺术的含金量，是否代表了贵州新诗所取得的成就？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也要综合性地加以审视。贵州诗歌选本的编选者，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是出版机构，文化部门有自己的编选原则与立场，而且大多数是政府行为，拿省里或市里的文化、出版等渠道的经费去运作与出版，一般以庆祝国庆、建党等为出版缘由，自然面向市场的诉求较弱。因此，大多数选本比较中规中矩，编选者不得不在人情、名气与主管部门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比如，上述《安顺诗歌30年选》选录了王家鸿、张顺琼两位先后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诗人作品，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入同获此奖的当地女诗人罗莲的作品。类似的选本的遗珠之憾普遍存在，一些探索性、争议性的作品也很少收入，如哑默、黄翔的诗作，基本没有被纳入贵州诗歌的大型选本中。在贵州新诗史上的一些遗漏者，一直得不到合理的疏理，如20世纪40年代的荒牧、李麦宁就各有三本诗集問世，但一直处于遗忘状态；相反，一些并不以写诗见长的作家或文化官员，一些只在某一个阶段写诗后来又在诗坛销声匿迹的诗人，出于各种原因又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选本上，所选篇目大体雷同，有的甚至不符合编选的原则，按道理是选不进来的，这样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源浪费。
二是从整体而言，贵州新诗的选本与全国诗歌选本大体保持一致，编选的选本已有近百种，相对而言并不算少。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再到新时期文学，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阶段，贵州新诗从面向工农兵，面向农村、部队、工地等基层时，逐渐分化出来，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趋势很明显。从出版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是在贵州本土出版，譬如，贵州人民出版社编选并出版的便占绝对优势。后来随着全国诗歌事业的发展，随着出版文化的变迁，在外省特别是在北京出版机构出版的诗选多了起来。从诗选的编选、出版、发行来看，它暗示着进步与开放。一方面通过进入全国主流的出版机构，也扩大了贵州诗人诗作的全国影响，全国诗歌选本也较多收录贵州籍诗人的作品，这是可喜的现象；另一方面，诗歌选本的编选越到当下，编选者的个体意志占了优势，出版诗歌选本变得相对容易许多，编造者自然要考虑到编选运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出版的成本与效益，于是寻找并利用资源成为一种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选择。比如，郭思思曾以萨客笔名主编《遵义九人诗选》，选录的诗人有姚辉、惠子、安斯寿、郭思思、司马玉琴、陈灼、郭正勇、谢启明、陈国华，这个九人队伍并不纯粹，政府机关、文化部门的官员也有几位，正如诗评家沈奇在《回望中的一片灿烂》的序中所说，除了姚辉等三四人以外，“其余几位诗人的作品质量有些参差不齐，尚无形成可把握的内在理路”。后来，郭思思以“九人诗选”的名号大量出版了类似诗集，他偏爱“九”这个数字，把不同类别的九个诗人联系到一本书中，创造了一个出版的品牌，但类似的不足依然存在。
三是对于选本而言，是在选录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贵州诗歌选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与全国相比仍有大的差距。说得苛刻一点，目前只有寥若晨星的几种选本，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公信力的结合。流行的、大范围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诗歌选本还很鲜见。当然这也反映了贵州新诗创作的实绩。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历来薄弱的地域，贵州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不多，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质量高的诗作更少，这注定使贵州诗歌选本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势。“编一部选本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艺术。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选择。有选择就要有排弃，这就可显示选者对于文学的好恶或趣味……一部好选本应该能反映出一种特殊的趣味，代表一种特殊的倾向”。这里，既要有好的有责任与良知的选家，也要有足够好的诗人与诗作，二者不可或缺。贵州诗歌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州新诗前行的路标，既需要各方力量的协作与配合，也需要一定的社会与时代条件。如果对此加以反思的话，笔者认为，对优秀诗作的呈现还有相当的距离，选人是第一位，也是最容易的，但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很困难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所选的诗人本身就缺乏代表性作品，是带有诗歌活动家性质，名声在外，诗坛上的写作者也大体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记不住他写了什么诗作；另一种可能则是偷懒，编选者本身也缺乏发现好诗的眼光，以致造成只见诗人却没有优秀作品的现象。纵观贵州诗歌的选本，这一现象十分突出。比如，贵州作协所编的《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题目上冠以“精选”之外，在编后记中也说要“体现当今贵州文学创作水平，成为宣传贵州的一张名片”，但是，优秀的作品仍然很少。这可能只从会员作品中遴选相关。
“贵州的近代与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图书出版业有很大的发展”。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以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地区新诗创作为对象的新诗各类选本，一直断断续续在进行，而且节奏在加快；全省各地区总结各自文艺成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这一编选与出版的文艺活动仍保持着旺盛的良好势头。如何呈现穿透黔地的诗歌之光，如何收录在全国诗坛叫得响的诗人，遴选有代表性的诗作，其选本可以得到贵州诗人、读者乃至于全国性诗人与读者的高度认可，则仍具有一种不可怀疑的挑战性。一方面贵州诗歌选本的出现、发展、繁盛，基本能够见证贵州省这一地域诗歌精神和精英文化的成绩与走向，是贵州诗坛之幸；另一方面，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必须又是独特的，能汇入并丰富中国诗坛的诗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