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文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关键词]元代文人；雅俗创作；通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59-05
既存在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形成了雅俗创作两大阵营，又存在一批雅俗文学兼作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为元代文坛一大特色。这批雅俗双栖作家，既从事传统的诗文词赋等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杂剧、散曲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雅俗文学的界定依据郑振铎说）。元代随着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少数民族新音乐的融合等因素影响，传统的诗文词赋难以适应市井大众欣赏心理和时代创作需求，率性而为、朴实鲜活的散曲及杂剧表演却备受欢迎。一些从事传统雅文学创作的文人开始参与这些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这些雅俗兼作的文人，按创作类型分，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
一、元代雅俗双栖文人创作类型
文人的雅俗兼作并不是元代才有，从内容来看，早在唐代，随着曲子词及唐传奇等通俗文学的出现，从事雅文学的文人就参与通俗文学创作，如元稹创作传奇小说《莺莺传》，温庭筠从事俗词侧艳之作等。宋代参与俗词创作的文人更多，内容多为相思恋情的旖旎柔婉之作，与高文大册的诗文风格迥异。即使以文章道德著名的欧阳修，也写有描绘歌妓体态的俗词：“玉如肌，柳如眉，爱着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长相思》）他还有一些不合正统儒生身份，风格内容低俗甚至猥琐的艳词：“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醉蓬莱》）另一方面，毁誉不一、备受争议的柳永，有人评其“薄于操行”“词语尘下”，他虽多“淫冶讴歌”之作，但也有为民请命、关注民生疾苦的诗歌《煮海歌》。到了元代，随着新兴俗文学杂剧和散曲的产生，雅俗兼作的作家更多。据现有文献可知，元代诗文作家有五千多人，而有作品流传的曲家则有二百多人。二者的重叠部分，即我们所说的雅俗双栖作家（据文献考察，也有些雅俗兼作，但作品已散佚的作家，本文也统计在内）。
元代雅俗双栖作家，从地域和分期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从族别看，既有汉族文人，又有西域色目子弟；从身份与阶层看，既有官员，也有微吏、平民，从创作类型看，主要有诗文词兼作散曲、诗文词兼作杂剧和诗文词兼作散曲、杂剧等三大类。在元代文坛，既作诗文词又作散曲的作家是非常普遍的。依据《中国文学家大词典》（辽金元卷）和当今元代文学研究最新成果，有文献可考或有文献记载的作诗文词兼散曲者：元前期有元好问、刘秉忠、杨果、杜仁杰、商挺、不忽木、王恽、卢挚、姚燧、奥屯周卿、魏初、胡祗通、冯子振、徐琰、荆干臣、伯颜、鲜于枢、张弘范、蒲道源等。元中后期有张养浩、贯云石、虞集、滕斌、李洞、倪瓒、张雨、薛昂夫、萨都刺、杨维桢、宋裘等五十多位作家。
诗文词兼作杂剧者，据文献可查者如：梁进之、李直夫和陈肃。梁进之曾为县尹、知州等官。依据贾仲明为其所吊词“行文高古尊韩柳，诗尊李杜流。填词似苏柳秦周”，推知其善诗文词。其所作杂剧今知有两种：《赵光普进梅谏》《东海于公高门》。根据王季思《全元戏曲》有关杂剧剧目可知，元杂剧据东海孝妇本事敷衍而成的杂剧有四种：王实甫《厚阴德于公高门》、梁进之《东海郡于公高门》、王仲文《厚阴德于公高门》和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由此可知，梁进之剧作题目有与王实甫相同者。其《东海于公高门》关注点在社会公案，出发点重在呼唤道德秩序的规范。可惜的是，其诗文词、杂剧，今俱不存。
陈肃，元末无锡（今江苏）人，曾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河南行省参政等，与张翥、危素等唱和。陈肃诗歌多有浪漫色彩，诗歌中多有仙人、宫殿等词汇，与元末杨维桢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有一定联系。据《录鬼簿》记载：“文章政事、一代典型。和曲填词乃其余事”，可知其以诗文为主，杂剧、散曲为其闲暇娱乐之作。所作杂剧仅知《晋刘阮误入天台》一种，又题为《刘晨阮肇误入桃源》。该剧源于东汉刘晨、阮肇因天下大乱，不愿为官，入山采药，遇仙女结为夫妇的传说故事。
李直夫（1270-1320年）本姓蒲察，世称蒲察李五，女真人。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元明善有诗歌往还。元明善《清河集》（卷二）有赠李直夫诗二首：《送湖南李直夫宪使》“君去湖南我上京”和《寄直夫》“白雁天遥不见愁”。著有杂剧12种，今存《便宜行事虎头牌》一种，另有残曲《邓伯道弃子留侄》一剧，仅存第二折曲词两段。其生平事迹见元明善《清河集》、钟嗣成《录鬼簿》、周德清《中原音韵》、朱权《太和正音谱》、藏懋循《元曲选》等。
诗文词兼作散曲、杂剧的作家，作品散佚严重，如白朴作品有词、散曲和杂剧，其杂剧和散曲受学界关注较多，诗歌今不传。石子章仅存散曲。侯克中现有作品以诗为主，散曲有两首，杂剧不传。邾经诗存34首，杂剧有三种，仅存《死葬鸳鸯冢》佚曲一套，且诗文均有时名，曾有词传世，现不存。杨梓仅存杂剧。钟嗣成、丁野夫散曲、杂剧、诗歌俱不存。赵良弼、陆进之、陆登善等亦如是。
此类作家作品留存情况，高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高明的文学创作，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南戏《琵琶记》，除此之外，其作品还有散曲和诗歌。高明的诗歌，从现存作品来看，内容多是寄送、题咏之作。语言平淡简易，不见奇语，与元末杨维桢诗歌风格并不一途。《全元文》录其文15篇，为文有欧阳修之遗风。虽不见激烈之语，但振古俗之心处处可见。《西豳庄记》议论：“今子受筑室，命名不以草木，不以灵物，不以山川，而取西周之豳土，其意盖深喜古人之遗俗犹幸有存者。惜乎今之民不能皆如豳民之俗也。余知其意有在焉，故为著之。”高明是一位孝子，还多为孝子立传写记。如《华孝子故址记》有“孝子之事不以殆而不著，复砻其碑阴以记其事，章善也”。其他有《孝义井记》等，欣然起笔于振古俗，与其诗宗旨有相近之处。高明的文学才能和德行风谊，为时人所称道。顾仲瑛在《玉山草堂集》说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往来余草堂，具鸡黍谈笑贞素，相与澹如也”（见《玉山草堂集》卷八，清刊本）。赵涝在《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中赞他“学博而深，才高而赡”，“雅以名节自励”，“行中书闻其名，辟丞相椽。儒生尚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可知其吏治才能练达。今读其部分诗文，可领略其名节之志，与宣扬“子孝妻贤”的《琵琶记》主旨相合。从其诗文及为官经历考察，有助于了解其南戏作品《琵琶记》创作的文化背景。从其与顾英等江南文人交往来看，高明文学创作与元末江南文坛联系紧密的是诗文，而不是南戏。 二、元代雅俗双栖文人的创作——以诗歌、散曲为中心
由于诗歌兼散曲创作的文人在整个元代雅俗双栖作家队伍中数量最多，且留存作品较多，本文即以此类作家为主，探究这些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风格异同及相互联系。他们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从内容、风格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创作类型。
（一）内容、风格相近
这类作家有侯克中、王恽、胡祗通、卢挚、张弘范、伯颜、张养浩、魏初等。我们试以侯克中为例。侯克中（约1235-1325年），字正卿，号艮斋，真定（河北正定）人。侯氏虽是位盲人，但在杂剧、散曲和诗文创作方面都颇有成就。《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名公”。朱权《太和正音谱》称之日：“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天一阁本《录鬼簿》附贾仲明所补挽词：“史侯心友艮先生，诗酒相酬老正卿。‘挽丝缰昧里‘雕鞍凭’，随王孙并马行。《燕子楼》幺末全赢。[黄钟]令，[商调]情，千载标名。”
侯克中的诗歌内容主要有咏史、写景、题画、抒怀等。今读其诗作，多见羁旅之思，难归之愁。可谓北人南下，有志返而不得归的一种乡愁的代表。如《白首》一诗：“自首天涯客，飘零每自怜。小窗千里梦。高树一声蝉。砌笋将成竹，池荷尚未莲。故人应念我，日日望归船。”其他如，“每怜南渡客，深愧北归鸿”（《思归》），“久客天涯归未得，杜鹃哀怨不堪听”（《久客》），“归计未能吾老矣，几时高卧白云峰”（《清贫》）。此类意绪的作品，在其诗歌中所占数量最多。
与这种长期客旅他乡的思归愁绪相应，侯克中诗歌频繁使用的词语是“白发”意象。如“门外黄尘十丈深，镜中白发不胜簪”，“病后不堪衰鬓短，贫来何止故人疏”，其他的诗句如：“鬓霜发雪人生了”（《秋晓》）、“数茎白发借愁生”（《鳌山早发》）、“镜中白发非前日”（《清明感事》）、“白首飘零未到家”（《钱塘怀古》）、“一点青山是故乡……照人蓬鬓白于霜”（《倚楼》）、“旅食江南十二霜……卖花声少韶华暮”（《用前韵》）、“满面尘埃两鬓霜，不堪萍梗寄钱塘”（《晚春即事》）等。
除了“白发”意象，还有两个常用的就是“大雁”“浊酒”。其《老怀》一诗是这种愁思的代表：“老怀多怅怏，归计多徘徊。晓逐鸡声发，春随雁影回。朔方犹见雪，南国已无梅。回首家千里，伤心酒一杯。”又如：“时往时来莫厌频，何妨尊酒细论文。镜中白发留春雪，楼外青山隔暮云。”（《怀友》）《归兴》中说：“雁附好音来远塞，鹊衔新喜下重檐”，大雁在这里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但也有“雁投绝域书难托，虎迫严城路不通”之时，“冉冉碧云燕塞晚，嗷嗷白雁楚天秋”表现了诗人滞留外乡、归期未定的无限忧思。诗人一生渴望返归故乡，但即使成为“白发书生”也未能如愿等到归期的到来。“论史谈经夜不眠，归期未遂买山钱”（《自笑》），只能“年来事事消磨尽，只有琴书是赏音”，“百年事业一壶酒，万卷诗书两鬓霜”。
这些典型意象形象地流露出浓浓的乡愁和飘零半生的孤单寂寞。因长期寓居南方不得归，侯克中的诗歌题目也多用钱塘或南方地点来抒乡愁。如“钱塘即事”“钱塘客怀”“老怀”“客怀”等。这种乡愁孤寂也同样弥漫在他的另一文体——散曲作品中，可以说，其散曲作品的内容主旨或情感和其感怀诗歌基本相同。
如其[正宫]（菩萨蛮）《客中寄情》套曲，现特录如下：
镜中两鬓皤然矣，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
[月照庭]半纸功名，断送关山。云渺渺，草凄凄。小楼风，重门月，应盼人归。归心急，去路迷。
[喜春来]家书端可驱邪祟，乡梦真堪疗客饥。眼前百事与心违，不投机，除赖酒支持。
[高过金盏儿l举金杯，倒金杯，金杯未倒心先醉，酒醒时候更凄凄。情似织，招揽下相思无尽期，告他谁？
[牡丹春]忽听楼头更漏催，别凤又孤栖。暂朦胧枕上重欢会，梦惊回，又是一别离。
[醉高歌]客窗夜永岑寂，有多少孤眠况味。欲修锦字凭谁寄？报与些凄凉事实。
[尾]披衣强拈纸与笔，奈心绪烦多书万一。欲向芳卿行诉些憔悴，笔尖头陶写哀情，纸面上敷陈怨气。待写个平安字样，都是俺虚脾拍塞。一封愁信息，向银台畔读不去也伤悲。蜡炬行明知人情意，也垂下数行红泪。
侯克中的这套散曲，可以说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此套曲不是率性而为的散曲风味，而是较为雅化的语言风格，从题目“客中寄情”即可看出此曲表达羁旅他乡游子的情怀。“镜中两鬓皤然矣，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是整套曲的内容概括。白发萧萧呈现在镜中，岁月催人老，有家难归的思乡之愁，四海飘零的孤独寂寞，个中滋味只有个人自知。[喜春来]“家书端可驱邪祟，乡梦真堪疗客饥”，几乎就是诗家语，写出久客他乡之人的心声。[高过金盏儿]“举金杯，倒金杯，金杯未倒心先醉，酒醒时候更凄凄。”“满斟浊酒”、“醉人梦乡”和诗中频繁使用的“酒”意象相通。[醉高歌]“客窗夜永岑寂，有多少孤眠况味”写尽了客旅他乡孤夜难眠的凄清。此套曲中的白发、愁思、孤寂、醉酒等意象情感和其诗歌完全吻合，诗曲虽然文体不同，但表达的内在情感完全一样，均表达了北人南下有家难回的乡愁。其诗和曲的关联正在于此。
诗曲内容、风格相近的还有蒙古人伯颜。其散益和诗歌流传不多，题材均与伐宋有关，体现了元军将帅南征的自信豪迈。如散曲《喜春来》：“金鱼玉带罗裥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这首曲一说为姚燧作。姚燧《中吕》[阳春曲]：金鱼玉带罗袍就，皂盖朱幡赛五侯。山河判断笔尖头，得志秋，分破帝王忧）。
诗歌《奉使收江南》有“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是其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率军灭南宋时所作。《克李家市新城》体现灭宋的气势：“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莹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伯颜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咏物诗《鞭》：“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借吟咏马鞭，抒发踌躇满志、战争必胜的信念。其他的还有《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但这样的文武兼修、雅俗兼作的非汉族文人，研究者对其关注还不够充分。 在这类内容风格相近的双栖文人创作中，还存在题目相同而文体不同的创作现象。比如，著名学者、诗人王恽，其比较典型的例子有：至元十二年（1275），王恽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三月七日，曾在平湖宴游。王恽曾作[越调·平湖乐]《乙亥三月七日宴湖上作》三首。同日又有七古《醉歌行》一首，有句云：“至元乙亥三月春，元巳才过日在寅。”诗、曲所咏，均为三月上巳，与同僚置平湖宴饮之乐。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王恽曾观任询华清官图，作七古《题任南麓画华清宫图后》，其中序云：“图有闲闲公题诗，作擎案真书，盖与画世为三绝。此卷初主于僧逊公，继为妨川松公所宝。兴定初，松间关兵乱中，保持与归燕都，今为子英家藏。至元二十四年，杨示余披玩者累日，尝欲赋一诗以发伟观，竞以事未暇。”约同年王恽又作曲[正宫·双鸳鸯]“释尘红，荔枝风”九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王恽作[正宫·黑漆弩]《游金山寺》一首。约同年渡江时有诗《游金山寺》。
张养浩诗歌散曲亦有许多相通之处。张养浩《云庄体闲自适小乐府》中共收有散曲27首，而与张养浩诗歌题目相同的有9首：《登会波楼》《村居》《咏遂闲堂》《探春》《归田乐》《辞参议还家》《大明湖泛舟》《凿池》《白莲》，达到张养浩散曲作品数量的1/3。体裁不同，语言、风格、韵味不同，但可以达到情境、意蕴的相互补充，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此外，张养浩还有一些标题不同，但主题相同的诗曲作品。张养浩诗歌与散曲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相近可见一斑。
（二）内容、风格迥异
这类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差别较大。如金元之际的杜仁杰，其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其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杜仁杰诗歌内容涉及金元战争、宋元战争、幕府生活和游历之乐等。其散曲关注民夫勾栏观戏，另也有情爱之作。其早年诗歌风格，用元遗山的话就是“气锐而笔健”，其一生诗作风格，若说得具体些，早年有小杜之风，杜樊川气格，中年多有老杜气格，如《延津待渡寄仲温参议》《从军》《至日》等。孔繁信认为：“他的诗风为豪放一派，五言学六朝，七绝效樊川，七律仿‘老杜’。”而其曲以善谑著称，这是指《庄家不识勾栏》，然其[般涉调·耍孩儿]《喻情》风格为文雅俏丽。杨果诗歌中有较多的纪事之作。追怀故国、反映现实、主张传承儒家文化体现金元之际出仕新朝之文人的复杂心态。杨果诗的内容有反映战争、史实、追怀故国，流露沧桑世变，如《羽林行》；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当年繁华不再，如《岘山秋晚图》：“江水江花绕大堤，太平歌舞习家池。而今风景那堪画，落日空城鸟雀悲。”感慨今非昔比，风景不再的荒芜悲戚。其他如，《登北邙山二首》有“干戈丛里过壬辰，原上累累冢墓新。寒食清明几家哭，问来都是阵亡人”。也有抒发对前贤的敬仰，如《过狄仁杰墓》。还有清新自然、静谧恬淡的乡村之景，如《村居二首》。而其散曲内容则多涉及男女情爱之作，《全元散曲》收杨果小令十一首，套曲五套。如[越调]《小桃红》侧重写恋人爱情；[仙吕]《赏花时》写少妇闺情，其他也多为写景和闺怨之作。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花柳芳妍”。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以“平熟”概括其散曲风格。
这类诗曲内容、风格迥异的雅俗创作，最典型的代表是徐琰。徐琰为“东平四杰”之首，元世祖至元初年由其师王磐推荐入朝，后任职太常寺，陕西行省郎中，文名显于当时。他与王恽、姚燧、侯克中、吴澄等均有交往，也曾任职东南，先后为南台中丞（扬州）、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杭州），“东南人士，翕然归之”，后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徐琰有诗9首，文9篇，散曲有小令12首，套曲一套。徐琰写诗文都受正统儒教影响很深，诗文内容涉及游历之地、访古、友人寄赠和图画等。从其文中可知其为官主张，即尚廉、尚勤、尚能。其文章《戒石铭》：“天有明鉴，国有公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可见徐琰是一位极讲原则、要求严格的清官，但其散曲内容多涉及男女性爱情爱等，尤其《青楼十咏》极其细致地描绘歌妓与意中人初见、沐浴、临床、交欢、叙别的完整过程。即使散曲多写恋情，但作为一个高官文士，这样赤裸裸地描写两性，其胆量在当时也极为少见。《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150人之中。《阳春白雪序》共评六人，其首评者即为徐琰，谓其作“滑雅”。“‘滑者’，即圆滑、圆熟之谓，‘雅’者，即典雅、雅丽之谓”。李昌集认为，所谓“滑”，当指其多写脂粉裙钗，既不重严肃，亦非“婉约”一类的“雅”。但其造语艳媚，将青楼生活写得温柔旖旎，颇有文人风流玩世的优雅情调，故谓“滑”“雅”。不过，这种表面的“雅”却实在掩盖不了实质上的趣味低下。
徐琰散曲与其诗文内容风格差别之大，在元代文坛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除了以上所说的杜仁杰、杨果之外，还有大文章家姚燧。读姚燧的诗文，给人的感受是刚直立朝，持身守正，不畏权贵。但读他的散曲，感觉却大不相同。“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心中也颇多惊惧，甚至还有“寄与多情王子高，今夜佳期休误了。等夫人熟睡着，悄声儿窗外敲”等俗曲。
三、关注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重要意义
通过考察分析元代雅俗双栖作家队伍及其创作类型，以诗歌、散曲为中心，解读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研究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两个意义。
首先是全面认识元代文人的需要。以徐琰为例，这位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文人最高职正二品）且文坛影响极大的士人，《元史》竟然不载，有人推测因其所作散曲内容低俗，据此判定与徐琰人品低下有关，这是没有真正了解元代文坛来主观解读文人的缘故。若仅从散曲尤其是《青楼十咏》来评价徐琰的为人，是不太妥当的。从文体通观角度看，徐琰的诗文内容及其“尚廉、尚勤、尚能”的为官为政主张看，他是一位极讲原则、对己要求严格的清官。其文章《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重建睢阳双庙记》《范文正公祠记》等，表达对先圣先贤肃敬之情，《萃美亭记略》文笔优美，颇有欧阳修写景之文流丽、平易风格。 另外，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人品看，徐琰是一位忠厚宽仁之士。《南村辍耕录》卷六“廉使长厚”条：“徐文献公为浙西廉使，时治所在平江。”戴表元《众祭徐子方承旨文》：“惟我徐公，天性清真……位近三台，仕逾五纪，衣冠之所楷则，中外之所警策。而谦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乔岳，有来必容，无门不纳，人益见其浩荡而嶙峋……夫惟在宠知让，居高能贫。故其忘怀出处，随时显晦；白首一节，愈久弥纯。”可见当时南方士人对他的赞誉。戴表元《容容斋赋》对徐琰的性情亦有所评介。侯克中有诗赞之，《寄徐中丞子方二首》有“学海汪洋萃众流，早年名姓冠鳌头。星辉北极三台晓，霜落南台万象秋。天上麒麟符治世，人中骐骥眇齐州”。我们用这些史料不是为徐琰避讳开脱，找根据说他不是轻浮放荡之人。应该说，诗文或史书中对徐琰政绩人格的记载是客观公正的，说他低俗是不客观的。
可见，徐琰所作散曲不能作为其人品的一个依据，正如许多先贤雅士写一些风格不高的词曲来判定其人品不高一样。散曲作品应是当时城市经济发达、文章之士聚集宴饮歌乐场景的助兴佐酒之物。孔克齐《至正直记》卷四“先君教谕”记载“歌妓千金奴者请赠乐府”，徐琰命孔文升填词，自己“举杯度曲，尽兴而醉”，可见其散曲作品，很可能是应歌者之请而作。
要正确认识徐琰，必须用通观的视角认识诗文和词曲等雅俗文体的不同特点。诗文和散曲作为不同的文体，自有明显的文体特征。诗文雅正、正统，诗文多是个人言志之作；散曲通俗、自由，轻松，可以自由书写。诗庄、词媚、曲俗，散曲和词一样是倚声之学，合乐歌唱，许多用于宴会佐酒言欢之用。元代部分散曲作为代言体，或受歌者之请而作，考虑听者的喜好、接受或传播需要，自然要根据听众心理或接受心理，多写一些言情爱恋、相思离别的内容。我们不能根据作者写此类作品，就判定作者的低俗人品。散曲作品和人品没有本质的联系。判定一个人，应从各种文体综合看，应和其现实中的言行作为、从他人的评价中来参考。同样，客观评介一个作家，应从同时期交往之人的评价、其为政的表现、后人记录和其各种文体等，用通观视角看待。所以，认识徐琰等文人，我们不能仅从其散曲作品来判断其为人。如果忽略他的诗文创作，将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误读。因此，只有全面认识元代文人的雅俗创作，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的文人。
其次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在元代文人作家队伍中，像徐琰一样被误读的还有很多。查洪德先生指出：“元人贯云石、薛昂夫，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是著名的曲家。但检元人文献，贯云石首先是文章家，其次是诗人，薛昂夫则是诗人。没有以曲家称之者。”元代作家之所以被误读，可以说，都未摆脱“一代有一代文学”文学观念的影响。因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那些以诗文为主，兼作散曲的作家长期被人忽略，或片面地以曲家论之，如王恽、胡祗通等人的诗文成就。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文学活动，贯穿元代整个历史，涉及人员广，阶层多，是雅俗两大阵营联系的纽带。从通观的角度去研读他们现存的作品，其作品相比玩世不恭的浪子情怀，贯穿始终的主要是对时事的忧虑，对振古俗、济苍生的一种担当。从参与创作类型来看，以诗文词兼作散曲者为主。他们创作的曲或纪事写实，或言情代言，多为诗文政事之余的自娱或娱人之作，案头化倾向并不明显。他们的杂剧创作，因文献流失，难以管窥真貌，仅以现存残曲及杂剧内容来看，与诗文宗旨相关联之处在于倡导孝等传统文化。总的来说，元代文坛并不仅仅是曲的世界，而是诗文词曲竞盛。只有以通观各种文体的视角，领略元代文坛诗文词曲各领风骚的创作风貌，关注雅俗兼作的作家，才能对元代文坛及元代文人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元代文人；雅俗创作；通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59-05
既存在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形成了雅俗创作两大阵营，又存在一批雅俗文学兼作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为元代文坛一大特色。这批雅俗双栖作家，既从事传统的诗文词赋等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杂剧、散曲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雅俗文学的界定依据郑振铎说）。元代随着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少数民族新音乐的融合等因素影响，传统的诗文词赋难以适应市井大众欣赏心理和时代创作需求，率性而为、朴实鲜活的散曲及杂剧表演却备受欢迎。一些从事传统雅文学创作的文人开始参与这些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这些雅俗兼作的文人，按创作类型分，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
一、元代雅俗双栖文人创作类型
文人的雅俗兼作并不是元代才有，从内容来看，早在唐代，随着曲子词及唐传奇等通俗文学的出现，从事雅文学的文人就参与通俗文学创作，如元稹创作传奇小说《莺莺传》，温庭筠从事俗词侧艳之作等。宋代参与俗词创作的文人更多，内容多为相思恋情的旖旎柔婉之作，与高文大册的诗文风格迥异。即使以文章道德著名的欧阳修，也写有描绘歌妓体态的俗词：“玉如肌，柳如眉，爱着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长相思》）他还有一些不合正统儒生身份，风格内容低俗甚至猥琐的艳词：“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醉蓬莱》）另一方面，毁誉不一、备受争议的柳永，有人评其“薄于操行”“词语尘下”，他虽多“淫冶讴歌”之作，但也有为民请命、关注民生疾苦的诗歌《煮海歌》。到了元代，随着新兴俗文学杂剧和散曲的产生，雅俗兼作的作家更多。据现有文献可知，元代诗文作家有五千多人，而有作品流传的曲家则有二百多人。二者的重叠部分，即我们所说的雅俗双栖作家（据文献考察，也有些雅俗兼作，但作品已散佚的作家，本文也统计在内）。
元代雅俗双栖作家，从地域和分期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从族别看，既有汉族文人，又有西域色目子弟；从身份与阶层看，既有官员，也有微吏、平民，从创作类型看，主要有诗文词兼作散曲、诗文词兼作杂剧和诗文词兼作散曲、杂剧等三大类。在元代文坛，既作诗文词又作散曲的作家是非常普遍的。依据《中国文学家大词典》（辽金元卷）和当今元代文学研究最新成果，有文献可考或有文献记载的作诗文词兼散曲者：元前期有元好问、刘秉忠、杨果、杜仁杰、商挺、不忽木、王恽、卢挚、姚燧、奥屯周卿、魏初、胡祗通、冯子振、徐琰、荆干臣、伯颜、鲜于枢、张弘范、蒲道源等。元中后期有张养浩、贯云石、虞集、滕斌、李洞、倪瓒、张雨、薛昂夫、萨都刺、杨维桢、宋裘等五十多位作家。
诗文词兼作杂剧者，据文献可查者如：梁进之、李直夫和陈肃。梁进之曾为县尹、知州等官。依据贾仲明为其所吊词“行文高古尊韩柳，诗尊李杜流。填词似苏柳秦周”，推知其善诗文词。其所作杂剧今知有两种：《赵光普进梅谏》《东海于公高门》。根据王季思《全元戏曲》有关杂剧剧目可知，元杂剧据东海孝妇本事敷衍而成的杂剧有四种：王实甫《厚阴德于公高门》、梁进之《东海郡于公高门》、王仲文《厚阴德于公高门》和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由此可知，梁进之剧作题目有与王实甫相同者。其《东海于公高门》关注点在社会公案，出发点重在呼唤道德秩序的规范。可惜的是，其诗文词、杂剧，今俱不存。
陈肃，元末无锡（今江苏）人，曾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河南行省参政等，与张翥、危素等唱和。陈肃诗歌多有浪漫色彩，诗歌中多有仙人、宫殿等词汇，与元末杨维桢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有一定联系。据《录鬼簿》记载：“文章政事、一代典型。和曲填词乃其余事”，可知其以诗文为主，杂剧、散曲为其闲暇娱乐之作。所作杂剧仅知《晋刘阮误入天台》一种，又题为《刘晨阮肇误入桃源》。该剧源于东汉刘晨、阮肇因天下大乱，不愿为官，入山采药，遇仙女结为夫妇的传说故事。
李直夫（1270-1320年）本姓蒲察，世称蒲察李五，女真人。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元明善有诗歌往还。元明善《清河集》（卷二）有赠李直夫诗二首：《送湖南李直夫宪使》“君去湖南我上京”和《寄直夫》“白雁天遥不见愁”。著有杂剧12种，今存《便宜行事虎头牌》一种，另有残曲《邓伯道弃子留侄》一剧，仅存第二折曲词两段。其生平事迹见元明善《清河集》、钟嗣成《录鬼簿》、周德清《中原音韵》、朱权《太和正音谱》、藏懋循《元曲选》等。
诗文词兼作散曲、杂剧的作家，作品散佚严重，如白朴作品有词、散曲和杂剧，其杂剧和散曲受学界关注较多，诗歌今不传。石子章仅存散曲。侯克中现有作品以诗为主，散曲有两首，杂剧不传。邾经诗存34首，杂剧有三种，仅存《死葬鸳鸯冢》佚曲一套，且诗文均有时名，曾有词传世，现不存。杨梓仅存杂剧。钟嗣成、丁野夫散曲、杂剧、诗歌俱不存。赵良弼、陆进之、陆登善等亦如是。
此类作家作品留存情况，高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高明的文学创作，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南戏《琵琶记》，除此之外，其作品还有散曲和诗歌。高明的诗歌，从现存作品来看，内容多是寄送、题咏之作。语言平淡简易，不见奇语，与元末杨维桢诗歌风格并不一途。《全元文》录其文15篇，为文有欧阳修之遗风。虽不见激烈之语，但振古俗之心处处可见。《西豳庄记》议论：“今子受筑室，命名不以草木，不以灵物，不以山川，而取西周之豳土，其意盖深喜古人之遗俗犹幸有存者。惜乎今之民不能皆如豳民之俗也。余知其意有在焉，故为著之。”高明是一位孝子，还多为孝子立传写记。如《华孝子故址记》有“孝子之事不以殆而不著，复砻其碑阴以记其事，章善也”。其他有《孝义井记》等，欣然起笔于振古俗，与其诗宗旨有相近之处。高明的文学才能和德行风谊，为时人所称道。顾仲瑛在《玉山草堂集》说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往来余草堂，具鸡黍谈笑贞素，相与澹如也”（见《玉山草堂集》卷八，清刊本）。赵涝在《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中赞他“学博而深，才高而赡”，“雅以名节自励”，“行中书闻其名，辟丞相椽。儒生尚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可知其吏治才能练达。今读其部分诗文，可领略其名节之志，与宣扬“子孝妻贤”的《琵琶记》主旨相合。从其诗文及为官经历考察，有助于了解其南戏作品《琵琶记》创作的文化背景。从其与顾英等江南文人交往来看，高明文学创作与元末江南文坛联系紧密的是诗文，而不是南戏。 二、元代雅俗双栖文人的创作——以诗歌、散曲为中心
由于诗歌兼散曲创作的文人在整个元代雅俗双栖作家队伍中数量最多，且留存作品较多，本文即以此类作家为主，探究这些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风格异同及相互联系。他们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从内容、风格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创作类型。
（一）内容、风格相近
这类作家有侯克中、王恽、胡祗通、卢挚、张弘范、伯颜、张养浩、魏初等。我们试以侯克中为例。侯克中（约1235-1325年），字正卿，号艮斋，真定（河北正定）人。侯氏虽是位盲人，但在杂剧、散曲和诗文创作方面都颇有成就。《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名公”。朱权《太和正音谱》称之日：“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天一阁本《录鬼簿》附贾仲明所补挽词：“史侯心友艮先生，诗酒相酬老正卿。‘挽丝缰昧里‘雕鞍凭’，随王孙并马行。《燕子楼》幺末全赢。[黄钟]令，[商调]情，千载标名。”
侯克中的诗歌内容主要有咏史、写景、题画、抒怀等。今读其诗作，多见羁旅之思，难归之愁。可谓北人南下，有志返而不得归的一种乡愁的代表。如《白首》一诗：“自首天涯客，飘零每自怜。小窗千里梦。高树一声蝉。砌笋将成竹，池荷尚未莲。故人应念我，日日望归船。”其他如，“每怜南渡客，深愧北归鸿”（《思归》），“久客天涯归未得，杜鹃哀怨不堪听”（《久客》），“归计未能吾老矣，几时高卧白云峰”（《清贫》）。此类意绪的作品，在其诗歌中所占数量最多。
与这种长期客旅他乡的思归愁绪相应，侯克中诗歌频繁使用的词语是“白发”意象。如“门外黄尘十丈深，镜中白发不胜簪”，“病后不堪衰鬓短，贫来何止故人疏”，其他的诗句如：“鬓霜发雪人生了”（《秋晓》）、“数茎白发借愁生”（《鳌山早发》）、“镜中白发非前日”（《清明感事》）、“白首飘零未到家”（《钱塘怀古》）、“一点青山是故乡……照人蓬鬓白于霜”（《倚楼》）、“旅食江南十二霜……卖花声少韶华暮”（《用前韵》）、“满面尘埃两鬓霜，不堪萍梗寄钱塘”（《晚春即事》）等。
除了“白发”意象，还有两个常用的就是“大雁”“浊酒”。其《老怀》一诗是这种愁思的代表：“老怀多怅怏，归计多徘徊。晓逐鸡声发，春随雁影回。朔方犹见雪，南国已无梅。回首家千里，伤心酒一杯。”又如：“时往时来莫厌频，何妨尊酒细论文。镜中白发留春雪，楼外青山隔暮云。”（《怀友》）《归兴》中说：“雁附好音来远塞，鹊衔新喜下重檐”，大雁在这里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但也有“雁投绝域书难托，虎迫严城路不通”之时，“冉冉碧云燕塞晚，嗷嗷白雁楚天秋”表现了诗人滞留外乡、归期未定的无限忧思。诗人一生渴望返归故乡，但即使成为“白发书生”也未能如愿等到归期的到来。“论史谈经夜不眠，归期未遂买山钱”（《自笑》），只能“年来事事消磨尽，只有琴书是赏音”，“百年事业一壶酒，万卷诗书两鬓霜”。
这些典型意象形象地流露出浓浓的乡愁和飘零半生的孤单寂寞。因长期寓居南方不得归，侯克中的诗歌题目也多用钱塘或南方地点来抒乡愁。如“钱塘即事”“钱塘客怀”“老怀”“客怀”等。这种乡愁孤寂也同样弥漫在他的另一文体——散曲作品中，可以说，其散曲作品的内容主旨或情感和其感怀诗歌基本相同。
如其[正宫]（菩萨蛮）《客中寄情》套曲，现特录如下：
镜中两鬓皤然矣，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
[月照庭]半纸功名，断送关山。云渺渺，草凄凄。小楼风，重门月，应盼人归。归心急，去路迷。
[喜春来]家书端可驱邪祟，乡梦真堪疗客饥。眼前百事与心违，不投机，除赖酒支持。
[高过金盏儿l举金杯，倒金杯，金杯未倒心先醉，酒醒时候更凄凄。情似织，招揽下相思无尽期，告他谁？
[牡丹春]忽听楼头更漏催，别凤又孤栖。暂朦胧枕上重欢会，梦惊回，又是一别离。
[醉高歌]客窗夜永岑寂，有多少孤眠况味。欲修锦字凭谁寄？报与些凄凉事实。
[尾]披衣强拈纸与笔，奈心绪烦多书万一。欲向芳卿行诉些憔悴，笔尖头陶写哀情，纸面上敷陈怨气。待写个平安字样，都是俺虚脾拍塞。一封愁信息，向银台畔读不去也伤悲。蜡炬行明知人情意，也垂下数行红泪。
侯克中的这套散曲，可以说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此套曲不是率性而为的散曲风味，而是较为雅化的语言风格，从题目“客中寄情”即可看出此曲表达羁旅他乡游子的情怀。“镜中两鬓皤然矣，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是整套曲的内容概括。白发萧萧呈现在镜中，岁月催人老，有家难归的思乡之愁，四海飘零的孤独寂寞，个中滋味只有个人自知。[喜春来]“家书端可驱邪祟，乡梦真堪疗客饥”，几乎就是诗家语，写出久客他乡之人的心声。[高过金盏儿]“举金杯，倒金杯，金杯未倒心先醉，酒醒时候更凄凄。”“满斟浊酒”、“醉人梦乡”和诗中频繁使用的“酒”意象相通。[醉高歌]“客窗夜永岑寂，有多少孤眠况味”写尽了客旅他乡孤夜难眠的凄清。此套曲中的白发、愁思、孤寂、醉酒等意象情感和其诗歌完全吻合，诗曲虽然文体不同，但表达的内在情感完全一样，均表达了北人南下有家难回的乡愁。其诗和曲的关联正在于此。
诗曲内容、风格相近的还有蒙古人伯颜。其散益和诗歌流传不多，题材均与伐宋有关，体现了元军将帅南征的自信豪迈。如散曲《喜春来》：“金鱼玉带罗裥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这首曲一说为姚燧作。姚燧《中吕》[阳春曲]：金鱼玉带罗袍就，皂盖朱幡赛五侯。山河判断笔尖头，得志秋，分破帝王忧）。
诗歌《奉使收江南》有“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是其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率军灭南宋时所作。《克李家市新城》体现灭宋的气势：“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莹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伯颜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咏物诗《鞭》：“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借吟咏马鞭，抒发踌躇满志、战争必胜的信念。其他的还有《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但这样的文武兼修、雅俗兼作的非汉族文人，研究者对其关注还不够充分。 在这类内容风格相近的双栖文人创作中，还存在题目相同而文体不同的创作现象。比如，著名学者、诗人王恽，其比较典型的例子有：至元十二年（1275），王恽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三月七日，曾在平湖宴游。王恽曾作[越调·平湖乐]《乙亥三月七日宴湖上作》三首。同日又有七古《醉歌行》一首，有句云：“至元乙亥三月春，元巳才过日在寅。”诗、曲所咏，均为三月上巳，与同僚置平湖宴饮之乐。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王恽曾观任询华清官图，作七古《题任南麓画华清宫图后》，其中序云：“图有闲闲公题诗，作擎案真书，盖与画世为三绝。此卷初主于僧逊公，继为妨川松公所宝。兴定初，松间关兵乱中，保持与归燕都，今为子英家藏。至元二十四年，杨示余披玩者累日，尝欲赋一诗以发伟观，竞以事未暇。”约同年王恽又作曲[正宫·双鸳鸯]“释尘红，荔枝风”九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王恽作[正宫·黑漆弩]《游金山寺》一首。约同年渡江时有诗《游金山寺》。
张养浩诗歌散曲亦有许多相通之处。张养浩《云庄体闲自适小乐府》中共收有散曲27首，而与张养浩诗歌题目相同的有9首：《登会波楼》《村居》《咏遂闲堂》《探春》《归田乐》《辞参议还家》《大明湖泛舟》《凿池》《白莲》，达到张养浩散曲作品数量的1/3。体裁不同，语言、风格、韵味不同，但可以达到情境、意蕴的相互补充，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此外，张养浩还有一些标题不同，但主题相同的诗曲作品。张养浩诗歌与散曲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相近可见一斑。
（二）内容、风格迥异
这类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差别较大。如金元之际的杜仁杰，其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其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杜仁杰诗歌内容涉及金元战争、宋元战争、幕府生活和游历之乐等。其散曲关注民夫勾栏观戏，另也有情爱之作。其早年诗歌风格，用元遗山的话就是“气锐而笔健”，其一生诗作风格，若说得具体些，早年有小杜之风，杜樊川气格，中年多有老杜气格，如《延津待渡寄仲温参议》《从军》《至日》等。孔繁信认为：“他的诗风为豪放一派，五言学六朝，七绝效樊川，七律仿‘老杜’。”而其曲以善谑著称，这是指《庄家不识勾栏》，然其[般涉调·耍孩儿]《喻情》风格为文雅俏丽。杨果诗歌中有较多的纪事之作。追怀故国、反映现实、主张传承儒家文化体现金元之际出仕新朝之文人的复杂心态。杨果诗的内容有反映战争、史实、追怀故国，流露沧桑世变，如《羽林行》；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当年繁华不再，如《岘山秋晚图》：“江水江花绕大堤，太平歌舞习家池。而今风景那堪画，落日空城鸟雀悲。”感慨今非昔比，风景不再的荒芜悲戚。其他如，《登北邙山二首》有“干戈丛里过壬辰，原上累累冢墓新。寒食清明几家哭，问来都是阵亡人”。也有抒发对前贤的敬仰，如《过狄仁杰墓》。还有清新自然、静谧恬淡的乡村之景，如《村居二首》。而其散曲内容则多涉及男女情爱之作，《全元散曲》收杨果小令十一首，套曲五套。如[越调]《小桃红》侧重写恋人爱情；[仙吕]《赏花时》写少妇闺情，其他也多为写景和闺怨之作。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花柳芳妍”。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以“平熟”概括其散曲风格。
这类诗曲内容、风格迥异的雅俗创作，最典型的代表是徐琰。徐琰为“东平四杰”之首，元世祖至元初年由其师王磐推荐入朝，后任职太常寺，陕西行省郎中，文名显于当时。他与王恽、姚燧、侯克中、吴澄等均有交往，也曾任职东南，先后为南台中丞（扬州）、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杭州），“东南人士，翕然归之”，后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徐琰有诗9首，文9篇，散曲有小令12首，套曲一套。徐琰写诗文都受正统儒教影响很深，诗文内容涉及游历之地、访古、友人寄赠和图画等。从其文中可知其为官主张，即尚廉、尚勤、尚能。其文章《戒石铭》：“天有明鉴，国有公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可见徐琰是一位极讲原则、要求严格的清官，但其散曲内容多涉及男女性爱情爱等，尤其《青楼十咏》极其细致地描绘歌妓与意中人初见、沐浴、临床、交欢、叙别的完整过程。即使散曲多写恋情，但作为一个高官文士，这样赤裸裸地描写两性，其胆量在当时也极为少见。《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150人之中。《阳春白雪序》共评六人，其首评者即为徐琰，谓其作“滑雅”。“‘滑者’，即圆滑、圆熟之谓，‘雅’者，即典雅、雅丽之谓”。李昌集认为，所谓“滑”，当指其多写脂粉裙钗，既不重严肃，亦非“婉约”一类的“雅”。但其造语艳媚，将青楼生活写得温柔旖旎，颇有文人风流玩世的优雅情调，故谓“滑”“雅”。不过，这种表面的“雅”却实在掩盖不了实质上的趣味低下。
徐琰散曲与其诗文内容风格差别之大，在元代文坛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除了以上所说的杜仁杰、杨果之外，还有大文章家姚燧。读姚燧的诗文，给人的感受是刚直立朝，持身守正，不畏权贵。但读他的散曲，感觉却大不相同。“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心中也颇多惊惧，甚至还有“寄与多情王子高，今夜佳期休误了。等夫人熟睡着，悄声儿窗外敲”等俗曲。
三、关注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重要意义
通过考察分析元代雅俗双栖作家队伍及其创作类型，以诗歌、散曲为中心，解读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研究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两个意义。
首先是全面认识元代文人的需要。以徐琰为例，这位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文人最高职正二品）且文坛影响极大的士人，《元史》竟然不载，有人推测因其所作散曲内容低俗，据此判定与徐琰人品低下有关，这是没有真正了解元代文坛来主观解读文人的缘故。若仅从散曲尤其是《青楼十咏》来评价徐琰的为人，是不太妥当的。从文体通观角度看，徐琰的诗文内容及其“尚廉、尚勤、尚能”的为官为政主张看，他是一位极讲原则、对己要求严格的清官。其文章《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重建睢阳双庙记》《范文正公祠记》等，表达对先圣先贤肃敬之情，《萃美亭记略》文笔优美，颇有欧阳修写景之文流丽、平易风格。 另外，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人品看，徐琰是一位忠厚宽仁之士。《南村辍耕录》卷六“廉使长厚”条：“徐文献公为浙西廉使，时治所在平江。”戴表元《众祭徐子方承旨文》：“惟我徐公，天性清真……位近三台，仕逾五纪，衣冠之所楷则，中外之所警策。而谦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乔岳，有来必容，无门不纳，人益见其浩荡而嶙峋……夫惟在宠知让，居高能贫。故其忘怀出处，随时显晦；白首一节，愈久弥纯。”可见当时南方士人对他的赞誉。戴表元《容容斋赋》对徐琰的性情亦有所评介。侯克中有诗赞之，《寄徐中丞子方二首》有“学海汪洋萃众流，早年名姓冠鳌头。星辉北极三台晓，霜落南台万象秋。天上麒麟符治世，人中骐骥眇齐州”。我们用这些史料不是为徐琰避讳开脱，找根据说他不是轻浮放荡之人。应该说，诗文或史书中对徐琰政绩人格的记载是客观公正的，说他低俗是不客观的。
可见，徐琰所作散曲不能作为其人品的一个依据，正如许多先贤雅士写一些风格不高的词曲来判定其人品不高一样。散曲作品应是当时城市经济发达、文章之士聚集宴饮歌乐场景的助兴佐酒之物。孔克齐《至正直记》卷四“先君教谕”记载“歌妓千金奴者请赠乐府”，徐琰命孔文升填词，自己“举杯度曲，尽兴而醉”，可见其散曲作品，很可能是应歌者之请而作。
要正确认识徐琰，必须用通观的视角认识诗文和词曲等雅俗文体的不同特点。诗文和散曲作为不同的文体，自有明显的文体特征。诗文雅正、正统，诗文多是个人言志之作；散曲通俗、自由，轻松，可以自由书写。诗庄、词媚、曲俗，散曲和词一样是倚声之学，合乐歌唱，许多用于宴会佐酒言欢之用。元代部分散曲作为代言体，或受歌者之请而作，考虑听者的喜好、接受或传播需要，自然要根据听众心理或接受心理，多写一些言情爱恋、相思离别的内容。我们不能根据作者写此类作品，就判定作者的低俗人品。散曲作品和人品没有本质的联系。判定一个人，应从各种文体综合看，应和其现实中的言行作为、从他人的评价中来参考。同样，客观评介一个作家，应从同时期交往之人的评价、其为政的表现、后人记录和其各种文体等，用通观视角看待。所以，认识徐琰等文人，我们不能仅从其散曲作品来判断其为人。如果忽略他的诗文创作，将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误读。因此，只有全面认识元代文人的雅俗创作，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的文人。
其次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在元代文人作家队伍中，像徐琰一样被误读的还有很多。查洪德先生指出：“元人贯云石、薛昂夫，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是著名的曲家。但检元人文献，贯云石首先是文章家，其次是诗人，薛昂夫则是诗人。没有以曲家称之者。”元代作家之所以被误读，可以说，都未摆脱“一代有一代文学”文学观念的影响。因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那些以诗文为主，兼作散曲的作家长期被人忽略，或片面地以曲家论之，如王恽、胡祗通等人的诗文成就。元代雅俗双栖作家的文学活动，贯穿元代整个历史，涉及人员广，阶层多，是雅俗两大阵营联系的纽带。从通观的角度去研读他们现存的作品，其作品相比玩世不恭的浪子情怀，贯穿始终的主要是对时事的忧虑，对振古俗、济苍生的一种担当。从参与创作类型来看，以诗文词兼作散曲者为主。他们创作的曲或纪事写实，或言情代言，多为诗文政事之余的自娱或娱人之作，案头化倾向并不明显。他们的杂剧创作，因文献流失，难以管窥真貌，仅以现存残曲及杂剧内容来看，与诗文宗旨相关联之处在于倡导孝等传统文化。总的来说，元代文坛并不仅仅是曲的世界，而是诗文词曲竞盛。只有以通观各种文体的视角，领略元代文坛诗文词曲各领风骚的创作风貌，关注雅俗兼作的作家，才能对元代文坛及元代文人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