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前，杨浦区的旧城改造队伍开进了辽阳路、惠民路上的聂家花园，引起当地居民一片喧腾。适逢阮仪三教授率领弟子们搞历史建筑调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于是网上热闹了一阵。如今尘埃落定，杨浦区区长亲自拍定，聂家花园五栋老房子不拆，修缮、保护、利用。那么，聂家花园有什么“法道”呢?
曾国藩慧眼识贤婿
原来这是晚清上海道聂缉槊的家园，祖孙四代，代有人出，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道台名叫聂缉槊(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的小女婿，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他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防务，昼夜巡逻不殆，沪上人心乃安。他又聘请傅兰雅等传教士和西方科技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造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1890年，升任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地方最高行政长宫)。
从1890年到1911年清延覆没，晚清政局动荡，上海道也走马灯似地更换，20年间竟换了17任道台，平均一年多就换一任，最短的任职期仅一个月，而聂缉槊任上海道从1890至1894年，是任职期校长的—位，仅次于他的—个老乡袁树勋(海观)。
他任沪道的最后一年撞上了甲午海战。1893年时他已有任命，升任浙江按察使，即将赴任时，前任沪道邵友濂(邵洵美的祖父)奏请朝廷，认为海防吃紧，战争一触即发，上海为供应、运输饷械之战略要地，绝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请求将聂缉槊继续留任。那时邵友濂是台湾巡抚，正在积极备战。朝廷允其请，将聂缉槊继续留在上海。第二年果真战争爆发，浙江全省戒严，浙江巡抚廖寿丰又急电上海，请聂缉槊立即前往浙江，督办海防……
这样一位能吏，还是曾国藩亲自选定的贤婿。聂缉槊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湖南人对小女儿的昵称)。曾国藩尽管对女儿非常疼爱，但规矩很严。曾纪芬17岁时，曾国藩亲自为之制订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他还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敞成男鞋一双。还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而目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
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适逢广东巡抚蒋以沣前来提亲，说起他们湖南老乡——衡山聂家，是个三代进士、两代翰林的书香门第，乐善好施，门风极好。聂家公子聂缉槊，正在广东做事，是个难得的人才等等。招来“面试”，果真一身正气，仪表堂堂，遂决定把小女儿曾纪芬许配给他。只是当时曾国藩已经病重，未及看到他的“满女”成婚。1875年，聂缉槊和曾纪芬在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名人云集的聂家花园
聂家早年住在江南制造局内，聂缉槊升任道台后在惠民路、辽阳路一带建立了自家的大宅院。前些年聂家有一外孙女名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在海外撰文回忆这个花园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文中还提到外祖母曾纪芬记性相当好，记得大家族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当哪个人要过生日了，她就会在佣人的搀扶下，上楼打开一个个箱子，挑选合适的生日礼物。由此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充满海派气息的大花园。
离聂家花园不远的黄浦江边，耸立着当年聂家的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解放后改为第三丝织厂)，数十亩江边滩地上，有五座雄伟的厂房。它的前身是开工于1891年的华新纺织新局，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半个多世纪中，聂家一二百口老小，依之为衣食父母。
花园的西北部有聂家捐献的一块地皮，1916年，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上面造了一所学校，命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后来改叫缉槊中学，解放后改为市东中学至今。那幢漂亮的教学楼至今无恙，台湾的李敖，曾在此念书。
除了道台大人之外，聂家花园的能人还有：聂缉槊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著名书法家、慈善家)，他们的三儿聂云台(著名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儿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垫(字含章，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女婿瞿宣颖(即瞿兑之，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者、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禚之子)，女婿周仁(著名科学家、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聂云台妙手办“恒丰”
恒丰纱厂是聂家的骄傲，是20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时拥有44400枚纺锭，3046名职工，每年出产棉纱37800包，棉布303000匹……这在当时，已是不得了的规模了。
这个厂在19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的幕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连年盈利。1909年，聂家以317500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厂名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
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聂云台的“绝招”居然与当前的一些做法大体一致，即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大搞技术改造，抓紧技术人才的培养。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他下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一家私营工厂举力技术培训班，并选派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解放后任纺织厂厂长，后来任两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同志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纱厂的技术骨干，解放后都担任了纺织厂的厂长。
恒丰纱厂的成功使聂云台名声大振。1920年8月，他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许多企业都来请他投 资，做董事长或董事，继而又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的副会长。于是乘胜前进，四面出击一1919年发起创办大中华纱厂；1920年发起创办华丰纺织厂；1921年又发起创办中国铁工厂；还有中美商业公司、大通纺织公司、恒大纱号等等，聂云台成了当时上海工商界的领袖。
有限的经济与无奈的政治
在聂云台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期间，还做过两件对中国有着深远意义的事情。—件是192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聂云台作为商会方面的主席，黄炎培作为教育会方面的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议历时6天，来自17个省市的代表共150人。这些人不是商入就是书生，而讨论的问题却都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会议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有《对外宣言》，内容包括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对内宣言》内容包括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内战，组织国是会议等等。这是在国内军阀当政、山头林立的情况下，商人和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政局的公开干涉，是中国商人从在商言商转向参政议政，要求登上政冶舞台的重要举措。这些文件的精神，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中国资产阶级参政活动的总纲，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能量和愿望。
第二是组织了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国是会议，制定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意味深长的是，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草案，其头章头条即明确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围权、省权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政权侵害地方权力。这样一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的宪法草案，自然是不会被北洋政府所承认的，但在中国宪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辙。
聂云台在政治上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即在20年代资助革命党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说是“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干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解放后，李维汉同志曾对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党史陈列的李俊臣同志说过，他当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曾得到上海聂老板的支援，给了他300大洋。得到赞助的还有其他人。
聂云台后来被大中华纱厂的事情弄得心力交瘁，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家族企业就交给他的六弟聂潞生(其煜)去打理了，他仅挂个董事长的名誉。
宋美龄为聂其璧结婚作傧相
按说聂家与宋家原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只是朋友关系。但是后来有了亲戚关系，是从曾家那边开始的，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浙江俞家的俞明颐(也是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1960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即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生下的孩子叫俞祖声。既然曾纪芬是曾广珊的亲姑妈，那么聂家的孙子辈管俞大维就得叫表哥，于是成了亲戚。聂家小姐聂其璧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沾”了宋家的“光”，这得从两家的老太太讲起。
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和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同为基督教徒，每周在同一个教堂(景灵堂)做礼拜，久之成了好朋友。两位老人做礼拜需儿女们陪同，倪老太太由其小女儿宋美龄陪同，曾老太太由小女儿聂其璧或儿媳妇陪同，时间久了，两家的小姐和媳妇开始互相走动，宋美龄也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1923年，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与时任上海交大教授的周仁先生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OK”。那天她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了聂家，还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也许那时的宋美龄尚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或许是那串珍珠久不使用了，在聂家对镜梳妆时，竟一下子断了珠线，珍珠滚散了一地，惹得满屋子的人都蹲下身去帮她捡珍珠。等珍珠摆弄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这本来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四年以后(1927年底)的事。谁知若干年后到了十年浩劫，竞成了聂其璧的一大剥犬。
造反派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作傧相，于是大动干戈，审问其与宋美龄的关系等等。更有甚者，有一些无知者连“傧相”为何意都不知道，还逼问她：“你与宋美龄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冰箱’?”弄得聂苴璧哭笑不得。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聂家的一位亲戚(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粹盎女士。周仁教授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特地给她送来。聂其璧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大家可以看清楚了，照片上的确是宋美龄为我作傧相嘛!”
“洋和尚”的小故事
前面提到的俞大维和俞扬和父子，是曾广珊的儿子和孙子，即曾纪芬娘家系统的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聂家人离开了自家的家园，避往租界内，与俞家人都住在静安寺附近。曾广珊是曾纪芬的亲侄女，聂家“光”字辈的人就得叫她姨妈，而对俞大维就得叫“俞四哥”，相互间的走动自然就多了。后来在一次要紧关头，俞家还真的帮过聂家的大忙呢!
俞家是曾家的亲家，本身也很有故事。当年俞大维在德国读书，太太是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孩子只得由俞大维一个人带。那时俞大维还是一个穷学生，请不起保姆，自己还要读书、打工，孩子就成了个难题。朋友劝他再娶一个妻子，以解困窘。而俞大维表示，娶妻的第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认可并抚养这个孩子。适逢陈寅恪要回国，俞大维就请他把孩子带回上海，交给他的母亲曾广珊。陈寅恪一声“OK”，愿为好友解难，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娶我的妹妹为妻。”俞大维与陈寅恪的妹妹并不熟，但眼前他需要他把孩子带走，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俞大维回到中国，果不食言，娶了陈的妹妹为妻，即陈家的九小姐陈新午，聂家人称其为“俞四嫂”。此为后话。
却说陈寅恪带着个孩子回国，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那时他们都穷，买不起头等舱，只能坐统舱。船过红海时，天气大热，五六岁的孩子，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到上海后，爷爷奶奶索洼把他的头发剃光，成了个小和尚。小孩子因是混血儿，又剃了光头，大家就管他叫“洋和尚”。转眼到了读书的年龄，“洋和尚”得有个正经的中国名字才能去报名上学。他奶奶曾广珊说：“既然是个‘洋和尚’，那就叫‘扬和’吧。”这就是俞扬和大名的由来。后来他成了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斗机30多次对日空战。有一次他的飞棚被敌机击中，他跳伞逃命，降落点恰好在湖南省内。当地老百姓看他是外国人，还以为是敌人，拿着锄头来砸他，他马上用流利的湖南话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从而躲过—劫。聂光堑与俞大维的友谊
俞大维与聂云台的儿子聂光堃(字含章)非常要好，在美国波士顿留学时是同学，住在一个 宿舍，他们都喜欢音乐和美术，周末常常一起去听音乐会。数年后俞大维当了大官，主掌兵工署，就请聂光垫帮他管理财务。他非常欣赏聂光堃办事认真、清正廉洁的作风，曾对聂说：“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人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人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呵!”
聂光堃是聂云台的独生子，留美学经济科，回国后先在恒丰纱厂做事，但很快就被俞大维和孔祥熙“抓”去了。抗战前在兵工署，抗战初被孔祥熙“借”去打理中央信托局香港分公司。因“八一三”以后上海陷落，国民政府需要从香港采购大量战略物资。这个肥缺给别人不放心，孔祥熙指名要聂光堃前去任职。俞大维起初舍不得放人，后来胳膊拧不过大腿，临走还关照：“聂光垫是临时借给你的，以后要还我!”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陷落了，聂光堃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辗转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员从重庆飞来上海大搞“接收”，因恒丰纱厂有日本人强行加入的股份，所以也被列入了“接收”之列，这样一来，庞大的聂氏家族就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全家上下之惊恐是可以想见了。还好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敌伪资产管理处评议会”，负责对已被“接收”的企业进行审查、评议，如果仅有部分日本人股份，华商股份占大多数，可以予以发还。这对聂家来说，实在是个万分紧要的关头。他们必须把呈文送到主管人物手里，而这个主管人物就是宋子文。
八年抗战中宋家、聂家人久无联系。算下来能够与宋子文对话的只有俞大维了。俞大维深知聂家的老根底，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在宋子文面前帮聂家说明了情况。在“评议会”开会的时候，又有几位企业界的老人为聂家说话，于是恒丰纱厂就又回到了聂家。
在“评议”的过程中，按当时官场的作风，要求过关的企业必须抓紧时机向上面送礼，而那时的恒丰已拿不出钱来送个像样的礼了。还好同时被“评议”的还有荣家的申新五厂，荣家及时送了一辆进口轿车到宋子文府上，就算把聂家的情分也捎带上了。所以事后有人传言，让聂家捡了个大便宜。其实他们未必知道，这其中关键是俞大维的功劳。
抗战胜利后聂光塑脱颖而出，出任恒丰纱厂的总经理，成为聂氏家族企业后期的总管，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恒丰纱厂改为丝织厂，他积极参与了这场改造工程，翻译了很多外国技术资料，成为丝织行业的专家，直到1964年退休。
聂其炜斗胆冲撞袁世凯
淮海中路为数不多的几栋红砖尖顶洋楼中，有一栋曾经是聂家老四聂管臣(其炜)的，他是我国银行界的老前辈，见过大世面。辛亥革命后，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孙多森出任中国银行总裁，邀请聂管臣当副总裁。孙多森兼任着安徽省都督，事务繁多，常不在北京，中国银行的日常行务，实际由聂管臣主持。1915年年底，他居然冒犯了袁大总统。
那天他正在行里上班，突然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要他去中南海进见袁大总统。他奉命前往，晤谈片刻，袁世凯就对他说：“我现在急需400万现款，你赶快给我准备一下，拨给财政部入库备用。”聂管臣一听，觉得这事不能照办，因为中国银行并不是你官办银行，而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动用这样一笔巨款，须得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于是就对袁说：“我在行里仅是副总裁，这么大的事，是否可叫总裁回来，跟董事们打个招呼再办?银行有董事会章程在，我个人实在无法从命!”袁世凯一听此话，立马把脸一沉，冷冷地说：“那好吧，你不能办，我叫别人办去!”聂管臣随即退出。
没想到第二天财政部送来一封信，内称：“着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管臣)即日离职，前往京沪考察金融，旅费得向中行出纳支取3000元。”聂管臣阅后付之一笑，觉得无聊，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也未去领那所谓的车旅费。事隔三个月，报上刊登了袁世凯做皇帝的消息，聂管臣才恍大悟，原来袁世凯说的“急需”，就是为了筹备登基做皇帝呀!他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有慑于权势，助纣为虐。又过了两个多月，袁世凯不仅皇帝梦已成泡影，仅做了83天皇帝梦，就一命呜呼了。
1916年孙多森又创办了中孚银行，自任总经理，亦请聂管臣出任协理，该行总部设在天津。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孙家在上海成立了通孚丰联合办事处，孙多钰任总经理，也拉着聂管臣任协理。后来孙家矛盾太多，孙多钰返回了天津，聂管臣就辞职告退了。
有一天，聂四小姐聂其璧在一家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祥熙当年与聂云台都是青年会的干部，相处很熟，就问及三哥可好?四小姐说，三哥生病在家，不能做事了，四哥身体挺好，正赋闲在家。孔祥熙知其人才可用，就安排他在中央银行当稽核处副处长，还配备了轿车出入，直到抗战中日本人打进租界为止。日本人劝他留下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坚决不从，此后一直关门当寓公。
暴风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样一个豪门望族来说，无异于一场暴风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司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时刻深刻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旧式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青一代也努力摆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趿上进，立志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聂光堃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即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副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他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园艺系毕业生，找到市政府要求“归队”工作，参加了新成立的华东农林部的工作。他们一个搞园艺，一个养奶牛。这个“牛倌”后来竟成了“上海白猪”的“猪司令”。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正、聂崇嘉、聂崇慧、聂崇立等均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实在复旦大学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聂崇嘉还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
然而，聂家毕竟是个在上海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家族，有着牢固的“洋务”传统，他们的血液里已积淀了几代人的洋务细胞，几代人都喜欢西洋唱片、外国油画、世界名著，孩子们常被带到淮海路一带的私人花园里出席派对，大人在—起谈论的大都是“海外风云”，崇拜的人物不是大科学家即是大文学家、音乐家，或是大探险家、大侦深……他们甚至还到傅雷先生家借外国名著看。如今，面对50年代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新规范，他们该如何适应?
于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必然陷入深深的无奈。
聂光垫不等十年浩劫的到来，早已把家里的老照片、旧账本、信札、纪念物统统处理干净——这当是老人家的先见之明，因此没有给后代带来太多 的麻烦。聂光琦在“革命烈火”还没烧到他头上时，早早地清理家当了，送的送，卖的卖，把南昌大楼内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赶紧上缴，很识相地躲进一处仅有20平方米的旧房。
1966年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大老板，怎么会没有钱?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只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搠B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枪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干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解放前玩的小手枪，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初国家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作纪念的，谁知竞惹来如此大祸!
聂光尧的家也不知抄过几次了，反正只要有戴红袖章的人进来，你就得让他抄。家里似乎成了公共场所，任伺人都可以随意进来。有一天来了几个坏家伙，冒充造反派来抄家，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抄了，就把聂光尧的手表抢走了。早已成凉弓之鸟的聂家人，完全失去了安全屏障，连自卫的意识也不许有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受歧视，常常被辱骂、殴打。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老人家是小脚，站在桌子上立不稳，造反派就对她拳脚相加。晚上回到家里，老人凄楚地问孙女：“他们为什么要斗我?”孙女聂崇伟说：“他们说聂家开工厂，剥削工人。”老人不明白：“不开工厂工人就没有活儿干，要失业没饭吃的，开工厂有什么错?”孙女还小，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李敬萱是晚清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知书达理，抗战初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结束隔离审查”。由于他两年多一直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自我爆炸的事情，于是照那时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哄堂大笑……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女婿瞿兑之，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前清军机大臣瞿鸿激的小儿子，著作甚丰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革”中有人揭发他攻击江青，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冤死狱中。
有个崇字辈的青年，因被诬陷、批斗，实在吃不消了，竟自杀身亡。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以自己的方式叩响世界
张爱玲曾说，中国人中湖南人最勇敢。不知此话的“正确度”如何，但是从聂家人的身上，的确能看到一种不屈不挠的自强精神。
三房的聂崇山现在是美国很有名望的核能专家。他非常聪明，18岁就交大毕业了，19岁只身赴美留学。那正是国民党垮台的那一年，他手中的国民政府发的护照很快就没用了，与国内也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为了生活和学业，他不得不到处打工、流浪，十年间，美国几十个州除了夏威夷之外，他全跑遍了，最后终于获得了麻省理工工程硕士学位，参加了波士顿宇航中心的阿波罗登月科研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告一段落后，又转入波士顿石韦设计公司，成为核能技术专家。直到现在，美国一些核电站一旦发生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请他前来“会诊”。80年代荣毅仁先生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时，参观核电站的节目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
四房的聂光垲有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崇镒、崇锦、崇钢、崇绿)，除了崇镒从事石化科研，其他几人都是计算计技术的能手。
二房的聂崇嘉现在是全国液压技术学会的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他于上海交大毕业后，又获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后来一直在高校任教，曾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述甚丰，并在流体传动及控制学科的多个全国性学术委员会任职。
崇字辈当中，还有崇泗、崇实、崇正、崇训、崇立、崇怡、崇湘、崇钏、崇彬、崇伟、崇慧等等，均是各自岗位上的好手。
历尽沧桑的聂家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七代人了，一有机会，他们还要去辽阳路上的聂家花园看看。他们还是湖南人的脾气——传统又现代，粗犷又细腻，超前又怀旧，支离又抱团……
他们从不言败。
他们相信张爱玲说的：“湖南人最勇敢。”
曾国藩慧眼识贤婿
原来这是晚清上海道聂缉槊的家园，祖孙四代，代有人出，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道台名叫聂缉槊(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的小女婿，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他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防务，昼夜巡逻不殆，沪上人心乃安。他又聘请傅兰雅等传教士和西方科技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造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1890年，升任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地方最高行政长宫)。
从1890年到1911年清延覆没，晚清政局动荡，上海道也走马灯似地更换，20年间竟换了17任道台，平均一年多就换一任，最短的任职期仅一个月，而聂缉槊任上海道从1890至1894年，是任职期校长的—位，仅次于他的—个老乡袁树勋(海观)。
他任沪道的最后一年撞上了甲午海战。1893年时他已有任命，升任浙江按察使，即将赴任时，前任沪道邵友濂(邵洵美的祖父)奏请朝廷，认为海防吃紧，战争一触即发，上海为供应、运输饷械之战略要地，绝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请求将聂缉槊继续留任。那时邵友濂是台湾巡抚，正在积极备战。朝廷允其请，将聂缉槊继续留在上海。第二年果真战争爆发，浙江全省戒严，浙江巡抚廖寿丰又急电上海，请聂缉槊立即前往浙江，督办海防……
这样一位能吏，还是曾国藩亲自选定的贤婿。聂缉槊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湖南人对小女儿的昵称)。曾国藩尽管对女儿非常疼爱，但规矩很严。曾纪芬17岁时，曾国藩亲自为之制订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他还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敞成男鞋一双。还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而目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
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适逢广东巡抚蒋以沣前来提亲，说起他们湖南老乡——衡山聂家，是个三代进士、两代翰林的书香门第，乐善好施，门风极好。聂家公子聂缉槊，正在广东做事，是个难得的人才等等。招来“面试”，果真一身正气，仪表堂堂，遂决定把小女儿曾纪芬许配给他。只是当时曾国藩已经病重，未及看到他的“满女”成婚。1875年，聂缉槊和曾纪芬在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名人云集的聂家花园
聂家早年住在江南制造局内，聂缉槊升任道台后在惠民路、辽阳路一带建立了自家的大宅院。前些年聂家有一外孙女名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在海外撰文回忆这个花园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文中还提到外祖母曾纪芬记性相当好，记得大家族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当哪个人要过生日了，她就会在佣人的搀扶下，上楼打开一个个箱子，挑选合适的生日礼物。由此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充满海派气息的大花园。
离聂家花园不远的黄浦江边，耸立着当年聂家的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解放后改为第三丝织厂)，数十亩江边滩地上，有五座雄伟的厂房。它的前身是开工于1891年的华新纺织新局，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半个多世纪中，聂家一二百口老小，依之为衣食父母。
花园的西北部有聂家捐献的一块地皮，1916年，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上面造了一所学校，命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后来改叫缉槊中学，解放后改为市东中学至今。那幢漂亮的教学楼至今无恙，台湾的李敖，曾在此念书。
除了道台大人之外，聂家花园的能人还有：聂缉槊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著名书法家、慈善家)，他们的三儿聂云台(著名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儿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垫(字含章，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女婿瞿宣颖(即瞿兑之，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者、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禚之子)，女婿周仁(著名科学家、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聂云台妙手办“恒丰”
恒丰纱厂是聂家的骄傲，是20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时拥有44400枚纺锭，3046名职工，每年出产棉纱37800包，棉布303000匹……这在当时，已是不得了的规模了。
这个厂在19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的幕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连年盈利。1909年，聂家以317500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厂名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
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聂云台的“绝招”居然与当前的一些做法大体一致，即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大搞技术改造，抓紧技术人才的培养。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他下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一家私营工厂举力技术培训班，并选派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解放后任纺织厂厂长，后来任两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同志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纱厂的技术骨干，解放后都担任了纺织厂的厂长。
恒丰纱厂的成功使聂云台名声大振。1920年8月，他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许多企业都来请他投 资，做董事长或董事，继而又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的副会长。于是乘胜前进，四面出击一1919年发起创办大中华纱厂；1920年发起创办华丰纺织厂；1921年又发起创办中国铁工厂；还有中美商业公司、大通纺织公司、恒大纱号等等，聂云台成了当时上海工商界的领袖。
有限的经济与无奈的政治
在聂云台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期间，还做过两件对中国有着深远意义的事情。—件是192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聂云台作为商会方面的主席，黄炎培作为教育会方面的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议历时6天，来自17个省市的代表共150人。这些人不是商入就是书生，而讨论的问题却都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会议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有《对外宣言》，内容包括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对内宣言》内容包括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内战，组织国是会议等等。这是在国内军阀当政、山头林立的情况下，商人和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政局的公开干涉，是中国商人从在商言商转向参政议政，要求登上政冶舞台的重要举措。这些文件的精神，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中国资产阶级参政活动的总纲，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能量和愿望。
第二是组织了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国是会议，制定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意味深长的是，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草案，其头章头条即明确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围权、省权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政权侵害地方权力。这样一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的宪法草案，自然是不会被北洋政府所承认的，但在中国宪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辙。
聂云台在政治上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即在20年代资助革命党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说是“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干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解放后，李维汉同志曾对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党史陈列的李俊臣同志说过，他当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曾得到上海聂老板的支援，给了他300大洋。得到赞助的还有其他人。
聂云台后来被大中华纱厂的事情弄得心力交瘁，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家族企业就交给他的六弟聂潞生(其煜)去打理了，他仅挂个董事长的名誉。
宋美龄为聂其璧结婚作傧相
按说聂家与宋家原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只是朋友关系。但是后来有了亲戚关系，是从曾家那边开始的，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浙江俞家的俞明颐(也是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1960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即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生下的孩子叫俞祖声。既然曾纪芬是曾广珊的亲姑妈，那么聂家的孙子辈管俞大维就得叫表哥，于是成了亲戚。聂家小姐聂其璧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沾”了宋家的“光”，这得从两家的老太太讲起。
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和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同为基督教徒，每周在同一个教堂(景灵堂)做礼拜，久之成了好朋友。两位老人做礼拜需儿女们陪同，倪老太太由其小女儿宋美龄陪同，曾老太太由小女儿聂其璧或儿媳妇陪同，时间久了，两家的小姐和媳妇开始互相走动，宋美龄也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1923年，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与时任上海交大教授的周仁先生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OK”。那天她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了聂家，还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也许那时的宋美龄尚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或许是那串珍珠久不使用了，在聂家对镜梳妆时，竟一下子断了珠线，珍珠滚散了一地，惹得满屋子的人都蹲下身去帮她捡珍珠。等珍珠摆弄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这本来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四年以后(1927年底)的事。谁知若干年后到了十年浩劫，竞成了聂其璧的一大剥犬。
造反派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作傧相，于是大动干戈，审问其与宋美龄的关系等等。更有甚者，有一些无知者连“傧相”为何意都不知道，还逼问她：“你与宋美龄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冰箱’?”弄得聂苴璧哭笑不得。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聂家的一位亲戚(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粹盎女士。周仁教授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特地给她送来。聂其璧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大家可以看清楚了，照片上的确是宋美龄为我作傧相嘛!”
“洋和尚”的小故事
前面提到的俞大维和俞扬和父子，是曾广珊的儿子和孙子，即曾纪芬娘家系统的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聂家人离开了自家的家园，避往租界内，与俞家人都住在静安寺附近。曾广珊是曾纪芬的亲侄女，聂家“光”字辈的人就得叫她姨妈，而对俞大维就得叫“俞四哥”，相互间的走动自然就多了。后来在一次要紧关头，俞家还真的帮过聂家的大忙呢!
俞家是曾家的亲家，本身也很有故事。当年俞大维在德国读书，太太是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孩子只得由俞大维一个人带。那时俞大维还是一个穷学生，请不起保姆，自己还要读书、打工，孩子就成了个难题。朋友劝他再娶一个妻子，以解困窘。而俞大维表示，娶妻的第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认可并抚养这个孩子。适逢陈寅恪要回国，俞大维就请他把孩子带回上海，交给他的母亲曾广珊。陈寅恪一声“OK”，愿为好友解难，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娶我的妹妹为妻。”俞大维与陈寅恪的妹妹并不熟，但眼前他需要他把孩子带走，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俞大维回到中国，果不食言，娶了陈的妹妹为妻，即陈家的九小姐陈新午，聂家人称其为“俞四嫂”。此为后话。
却说陈寅恪带着个孩子回国，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那时他们都穷，买不起头等舱，只能坐统舱。船过红海时，天气大热，五六岁的孩子，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到上海后，爷爷奶奶索洼把他的头发剃光，成了个小和尚。小孩子因是混血儿，又剃了光头，大家就管他叫“洋和尚”。转眼到了读书的年龄，“洋和尚”得有个正经的中国名字才能去报名上学。他奶奶曾广珊说：“既然是个‘洋和尚’，那就叫‘扬和’吧。”这就是俞扬和大名的由来。后来他成了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斗机30多次对日空战。有一次他的飞棚被敌机击中，他跳伞逃命，降落点恰好在湖南省内。当地老百姓看他是外国人，还以为是敌人，拿着锄头来砸他，他马上用流利的湖南话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从而躲过—劫。聂光堑与俞大维的友谊
俞大维与聂云台的儿子聂光堃(字含章)非常要好，在美国波士顿留学时是同学，住在一个 宿舍，他们都喜欢音乐和美术，周末常常一起去听音乐会。数年后俞大维当了大官，主掌兵工署，就请聂光垫帮他管理财务。他非常欣赏聂光堃办事认真、清正廉洁的作风，曾对聂说：“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人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人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呵!”
聂光堃是聂云台的独生子，留美学经济科，回国后先在恒丰纱厂做事，但很快就被俞大维和孔祥熙“抓”去了。抗战前在兵工署，抗战初被孔祥熙“借”去打理中央信托局香港分公司。因“八一三”以后上海陷落，国民政府需要从香港采购大量战略物资。这个肥缺给别人不放心，孔祥熙指名要聂光堃前去任职。俞大维起初舍不得放人，后来胳膊拧不过大腿，临走还关照：“聂光垫是临时借给你的，以后要还我!”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陷落了，聂光堃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辗转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员从重庆飞来上海大搞“接收”，因恒丰纱厂有日本人强行加入的股份，所以也被列入了“接收”之列，这样一来，庞大的聂氏家族就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全家上下之惊恐是可以想见了。还好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敌伪资产管理处评议会”，负责对已被“接收”的企业进行审查、评议，如果仅有部分日本人股份，华商股份占大多数，可以予以发还。这对聂家来说，实在是个万分紧要的关头。他们必须把呈文送到主管人物手里，而这个主管人物就是宋子文。
八年抗战中宋家、聂家人久无联系。算下来能够与宋子文对话的只有俞大维了。俞大维深知聂家的老根底，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在宋子文面前帮聂家说明了情况。在“评议会”开会的时候，又有几位企业界的老人为聂家说话，于是恒丰纱厂就又回到了聂家。
在“评议”的过程中，按当时官场的作风，要求过关的企业必须抓紧时机向上面送礼，而那时的恒丰已拿不出钱来送个像样的礼了。还好同时被“评议”的还有荣家的申新五厂，荣家及时送了一辆进口轿车到宋子文府上，就算把聂家的情分也捎带上了。所以事后有人传言，让聂家捡了个大便宜。其实他们未必知道，这其中关键是俞大维的功劳。
抗战胜利后聂光塑脱颖而出，出任恒丰纱厂的总经理，成为聂氏家族企业后期的总管，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恒丰纱厂改为丝织厂，他积极参与了这场改造工程，翻译了很多外国技术资料，成为丝织行业的专家，直到1964年退休。
聂其炜斗胆冲撞袁世凯
淮海中路为数不多的几栋红砖尖顶洋楼中，有一栋曾经是聂家老四聂管臣(其炜)的，他是我国银行界的老前辈，见过大世面。辛亥革命后，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孙多森出任中国银行总裁，邀请聂管臣当副总裁。孙多森兼任着安徽省都督，事务繁多，常不在北京，中国银行的日常行务，实际由聂管臣主持。1915年年底，他居然冒犯了袁大总统。
那天他正在行里上班，突然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要他去中南海进见袁大总统。他奉命前往，晤谈片刻，袁世凯就对他说：“我现在急需400万现款，你赶快给我准备一下，拨给财政部入库备用。”聂管臣一听，觉得这事不能照办，因为中国银行并不是你官办银行，而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动用这样一笔巨款，须得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于是就对袁说：“我在行里仅是副总裁，这么大的事，是否可叫总裁回来，跟董事们打个招呼再办?银行有董事会章程在，我个人实在无法从命!”袁世凯一听此话，立马把脸一沉，冷冷地说：“那好吧，你不能办，我叫别人办去!”聂管臣随即退出。
没想到第二天财政部送来一封信，内称：“着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管臣)即日离职，前往京沪考察金融，旅费得向中行出纳支取3000元。”聂管臣阅后付之一笑，觉得无聊，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也未去领那所谓的车旅费。事隔三个月，报上刊登了袁世凯做皇帝的消息，聂管臣才恍大悟，原来袁世凯说的“急需”，就是为了筹备登基做皇帝呀!他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有慑于权势，助纣为虐。又过了两个多月，袁世凯不仅皇帝梦已成泡影，仅做了83天皇帝梦，就一命呜呼了。
1916年孙多森又创办了中孚银行，自任总经理，亦请聂管臣出任协理，该行总部设在天津。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孙家在上海成立了通孚丰联合办事处，孙多钰任总经理，也拉着聂管臣任协理。后来孙家矛盾太多，孙多钰返回了天津，聂管臣就辞职告退了。
有一天，聂四小姐聂其璧在一家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祥熙当年与聂云台都是青年会的干部，相处很熟，就问及三哥可好?四小姐说，三哥生病在家，不能做事了，四哥身体挺好，正赋闲在家。孔祥熙知其人才可用，就安排他在中央银行当稽核处副处长，还配备了轿车出入，直到抗战中日本人打进租界为止。日本人劝他留下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坚决不从，此后一直关门当寓公。
暴风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样一个豪门望族来说，无异于一场暴风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司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时刻深刻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旧式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青一代也努力摆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趿上进，立志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聂光堃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即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副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他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园艺系毕业生，找到市政府要求“归队”工作，参加了新成立的华东农林部的工作。他们一个搞园艺，一个养奶牛。这个“牛倌”后来竟成了“上海白猪”的“猪司令”。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正、聂崇嘉、聂崇慧、聂崇立等均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实在复旦大学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聂崇嘉还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
然而，聂家毕竟是个在上海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家族，有着牢固的“洋务”传统，他们的血液里已积淀了几代人的洋务细胞，几代人都喜欢西洋唱片、外国油画、世界名著，孩子们常被带到淮海路一带的私人花园里出席派对，大人在—起谈论的大都是“海外风云”，崇拜的人物不是大科学家即是大文学家、音乐家，或是大探险家、大侦深……他们甚至还到傅雷先生家借外国名著看。如今，面对50年代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新规范，他们该如何适应?
于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必然陷入深深的无奈。
聂光垫不等十年浩劫的到来，早已把家里的老照片、旧账本、信札、纪念物统统处理干净——这当是老人家的先见之明，因此没有给后代带来太多 的麻烦。聂光琦在“革命烈火”还没烧到他头上时，早早地清理家当了，送的送，卖的卖，把南昌大楼内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赶紧上缴，很识相地躲进一处仅有20平方米的旧房。
1966年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大老板，怎么会没有钱?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只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搠B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枪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干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解放前玩的小手枪，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初国家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作纪念的，谁知竞惹来如此大祸!
聂光尧的家也不知抄过几次了，反正只要有戴红袖章的人进来，你就得让他抄。家里似乎成了公共场所，任伺人都可以随意进来。有一天来了几个坏家伙，冒充造反派来抄家，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抄了，就把聂光尧的手表抢走了。早已成凉弓之鸟的聂家人，完全失去了安全屏障，连自卫的意识也不许有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受歧视，常常被辱骂、殴打。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老人家是小脚，站在桌子上立不稳，造反派就对她拳脚相加。晚上回到家里，老人凄楚地问孙女：“他们为什么要斗我?”孙女聂崇伟说：“他们说聂家开工厂，剥削工人。”老人不明白：“不开工厂工人就没有活儿干，要失业没饭吃的，开工厂有什么错?”孙女还小，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李敬萱是晚清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知书达理，抗战初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结束隔离审查”。由于他两年多一直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自我爆炸的事情，于是照那时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哄堂大笑……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女婿瞿兑之，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前清军机大臣瞿鸿激的小儿子，著作甚丰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革”中有人揭发他攻击江青，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冤死狱中。
有个崇字辈的青年，因被诬陷、批斗，实在吃不消了，竟自杀身亡。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以自己的方式叩响世界
张爱玲曾说，中国人中湖南人最勇敢。不知此话的“正确度”如何，但是从聂家人的身上，的确能看到一种不屈不挠的自强精神。
三房的聂崇山现在是美国很有名望的核能专家。他非常聪明，18岁就交大毕业了，19岁只身赴美留学。那正是国民党垮台的那一年，他手中的国民政府发的护照很快就没用了，与国内也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为了生活和学业，他不得不到处打工、流浪，十年间，美国几十个州除了夏威夷之外，他全跑遍了，最后终于获得了麻省理工工程硕士学位，参加了波士顿宇航中心的阿波罗登月科研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告一段落后，又转入波士顿石韦设计公司，成为核能技术专家。直到现在，美国一些核电站一旦发生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请他前来“会诊”。80年代荣毅仁先生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时，参观核电站的节目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
四房的聂光垲有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崇镒、崇锦、崇钢、崇绿)，除了崇镒从事石化科研，其他几人都是计算计技术的能手。
二房的聂崇嘉现在是全国液压技术学会的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他于上海交大毕业后，又获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后来一直在高校任教，曾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述甚丰，并在流体传动及控制学科的多个全国性学术委员会任职。
崇字辈当中，还有崇泗、崇实、崇正、崇训、崇立、崇怡、崇湘、崇钏、崇彬、崇伟、崇慧等等，均是各自岗位上的好手。
历尽沧桑的聂家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七代人了，一有机会，他们还要去辽阳路上的聂家花园看看。他们还是湖南人的脾气——传统又现代，粗犷又细腻，超前又怀旧，支离又抱团……
他们从不言败。
他们相信张爱玲说的：“湖南人最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