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芳，侗族，广西三江县人。1977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多部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过广西文学奖、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著有《白天黑夜》等5部。
　　我和二哥像是母亲的眼睛，安插在村口的桂花树上，对那条蜿蜒的山路望眼欲穿。山路尽头是小镇。父亲在小镇上的木材加工厂里当工人。母亲说父亲相当于国家干部。我和哥哥不大明白什么是国家干部。母亲说我就和你们阿爸不一样，他是干部，我是农民。我们还是不明白。母亲不耐烦了，说你们怎么就不懂呢？干部穿皮鞋，农民穿草鞋。我们不赞同母亲的观点，虽然母亲穿的是草鞋，但父亲更多时候穿的是运动鞋。村里人却见怪不怪地说，你们阿爸不穿皮鞋也是干部。他们的口气坚定而统一，使我和二哥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所以，只要我和二哥不认真读书，母亲就把父亲搬出来，说你们要以你们阿爸为榜样，将来也当干部，把脚上的草鞋脱掉。我和二哥就低下头，看到沾满泥土的凉鞋，脚趾头像一群饥饿的小乞丐，可怜巴巴。二哥说阿妈，我们穿的是凉鞋不是草鞋。我说二哥说得对。母亲说那就把凉鞋脱掉穿上皮鞋，和你们阿爸一样到镇上工作。我和二哥就不说话了，每天傍晚都乖乖地来到村口，猴子一样爬到桂花树上，注视着山路上的动静。
　　母亲鼓励我们这样做，说以前打仗的时候，那些儿童兵就这样站岗放哨的，一旦发现敌人就跑回来报告。二哥说阿爸是敌人吗？母亲说当然不是，你们阿爸是好人，但也要跑回来报告。我们就那样藏匿在叶丛里，像两只猫头鹰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当看到父亲在山路上出现，立即滑下树飞快跑回家告诉母亲。这样的情景并不常见，多半等到太阳落山了，也没看到父亲的身影。当夜幕降临，母亲的叫喊声就像山风一样越过屋顶，钻入我们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和二哥依依不舍地爬到树下，再一次望向那条逐渐隐没在夜色里的山路，仍旧空无一人。我们拍掉屁股上的树叶怏怏往回走，我们家的黑狗却心情愉快一路奔跑。
　　我和二哥是母亲的眼睛这个秘密，其实是母亲她自己告诉别人的。母亲总是对着晚归的人们说，李江、李河俩兄弟在村口等待他们阿爸，不知道他们阿爸今天回不回来，这俩孩子太想他们阿爸了。
　　这绝对是谎言！
　　母亲比我们更想念父亲。父亲每次从镇上回家，母亲都会给我们做好吃的，然后不停地催我们上床睡觉，那样她就能独自霸占父亲。这使我们感到不满，说阿妈，这么早就叫我们睡觉，连天都还没黑呢。母亲说闭上眼睛不就黑了？母亲不讲理，我和二哥就跟母亲谈判，说阿妈，下次阿爸回来你先睡，让我们也霸占阿爸一回。母亲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说行，只要你们阿爸愿意。
　　我和二哥就激动了，爬上村口的桂花树放声高歌，黑狗在树下仰着头唱和，引来村里的一大群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坐在树上歌唱，说你们天天蹲在那里，都快长成树枝了，还唱歌呢，你们喜欢做树枝吗？我们当然不喜欢做树枝，树枝会被人们砍作木柴，做河水、云朵或许做河里的鱼也不愿做树枝，谁也不愿被烧成灰烬。他们见我们不说话，说下来跟我们一起去抓蚂蚱吧。二哥满脸严肃地望向他们，目光扫帚一样在他们脸上扫来扫去，把他们的目光全都扫落在地。二哥说，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有正经事儿要做，老师说了做事就要专心，我们在专心等待，不能去抓蚂蚱。他们又看了看我们，说那我们也和你们一起等吧，你们阿爸是干部，我们喜欢等干部。他们说着就纷纷爬到树上来，桂花树上挂满一树猴子。
　　二哥从树枝上站起来，满面红光，似乎他是干部一样，说等待需要耐心，现在干部还没回来，我们就唱歌吧，总会把干部唱回来的。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村口就响起响亮而混乱的歌声。父亲没有在歌声中走来，歌声便渐渐地削弱下去，终于悄无声息了，于是孩子们像苏醒的蚂蚱蠢蠢欲动。二哥连忙站起来，说不要着急，干部走在路上了，他正在半路上休息，很快就到了，手里拿着玩具，你们不想玩玩具吗？蚂蚱们一只只跳到树下，说还是你们兄弟俩等着吧，那又不是我们家的干部，那是你们家的干部，玩具也是你們的，我们还是去抓我们的蚂蚱好了。他们像一群蚂蚱飞向田野。我的心也变成一只蚂蚱跟随着他们越飞越远，最后飞到黄澄澄的稻田里。二哥的目光变成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蚂蚱，轻轻一捏，我的蚂蚱就死了。我又老老实实地跟他蹲在树枝上盯着山路。
　　父亲整天都很忙，总有做不完的活，常常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趟。这只能怪山上的土地太肥沃了，到处都长着葱葱郁郁的杉树和松树。这些树木被砍倒后就拖进父亲他们的木材加工厂。父亲长得又高又瘦，每每顺着山路走来，乍一看，如同一根从木材加工厂里逃出来的木头。我和二哥总担心这根木头会轰然倒下，把我们压扁。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十分期盼着父亲的到来，父亲每回回来都给我们带来玩具和糖果，还有小镇上的故事。事实上父亲说的许多故事，我和二哥都听不懂。二哥总是说那是父亲念了很多书的缘故。我和二哥就暗暗下决心要和父亲念一样多的书。母亲自然高兴了。她做梦都希望她的儿子全都当上干部。
　　父亲时常在领到工资后就给母亲买新衣服。母亲每每像过年一样穿着新衣服出现在村庄里。村里的妇女们看着母亲的目光总是闪着亮光。母亲说这是他爸用三天工资买的，要是用四天工资买的，那就更好了。妇女们便叹自己的命不好，没能嫁给一个干部，只好把希望寄于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她们教育她们的孩子，说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要多读书，多写字，将来就能和李江、李河阿爸一样当干部。
　　父亲成了村庄里的一面旗帜，常年四季都迎风呼呼作响。
　　春天的黄昏，我和二哥一如既往地挂在桂花树上，看到父亲肩上扛着好几只大大小小的包，一路东摇西摆往村庄里走来。
　　二哥说，父亲成卖货郎了。
　　我们争先恐后地向卖货郎跑去。二哥的腿比我长，跑得比我快。我就不用腿和二哥比赛，改用眼睛。我的眼睛一下子超越二哥抵达父亲脸上。父亲的脸上没有往日的笑容。这使我停止了奔跑。二哥的脚仍旧高频率地调换。他跑得太急了，在路上摔了两跤。他一点也不觉得疼痛，总像敏捷的小狗跳起来继续奔跑。 　　二哥跑到父亲面前，说阿爸，你当卖货郎了？我不甘落后，说阿爸比卖货郎大方，会给我们玩具和糖果。我们没有得到父亲的回答，只看到父亲翻起的大白眼。我们就不敢作声了，小心翼翼地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我们家的黑狗也蹑手蹑脚跟在身后，组成一支沉默的队伍走向村庄。
　　母亲在家门口拾柴火，看到父亲身上的大包小包，说他爸，这么多东西不要花钱？父亲说一分都不花，全是我的东西，我不干了。母亲说你是说你不在木材加工厂干了？那你还是不是国家干部？父亲说不是了。母亲像被黄蜂蜇了一样，啊呀，叫了一声，怀里的柴火哗地落在地上。父亲不说话，也没再看母亲，越过散乱一地的柴火走进家门。我和二哥也跟着越过去。母亲呆若木鸡扎立不动，脸上挤满似哭非哭的表情。黑狗来到母亲身旁左右为难，不知该不该越过柴火走进房屋，最后只好讨好地摇晃着尾巴。
　　晚上母亲忘记给我们做好吃的了。二哥推了推我，说你去提醒一下阿妈。我就走到母亲的身旁，说阿妈，我想吃鸡蛋。母亲说你们阿爸都不是干部了，今后连鸡蛋皮都吃不上了。母亲说的是真话，晚饭时我们连鸡蛋皮都吃不上，只吃萝卜和酸菜。
　　晚饭后，我和二哥坐在家门口望着夜空，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到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都有些稀奇古怪。二哥说连这些星星和月亮都知道阿爸不是干部了。我不明白星星和月亮跟父亲有什么关系，但还是点着头赞同二哥的话。这使我们感到难过。我和二哥就躺在床上，以前心情不好时，只要躺到床上，睡一觉就好了。现在我们怎么也睡不着，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当干部了。
　　父亲见状就笑嘻嘻地挤到我们床上，说我来给你们讲故事。二哥说本来我和李河打算不和你说话，至少两天不和你说话，现在还是想听你讲故事，就讲你们的厂吧。父亲说不是我们的厂了，说是别人的厂才对，你们知道吗？我是辞职不干的，我把报告交到厂长面前，你们猜怎么着？厂长的眼睛都瞪大了，连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我说有二哥的眼睛大吗？二哥说我的眼睛哪算大，牛的眼睛才算大。父亲说比牛的眼睛还要大。二哥说你为什么要辞职，你一辞职就不是干部了，我们连鸡蛋皮都吃不上。父亲说我不适合在加工厂里工作，其实不当工人也不要紧，我能写作。二哥说写作和干部一样可以领工资吗？父亲说干部领工资，作家领稿费，我的稿费能让你们吃鸡蛋，还能让你们去读大学。我说我和二哥不去读大学，我们商量好了去读中专。父亲摸摸我们的脑袋，说读大学比中专好。我还想说点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困了。二哥也困了。我们就闭上了眼睛。我们在梦里吃鸡蛋，还在梦里上大学。
　　梦醒时，第二天已经到来。二哥爬到父亲身边，说阿爸你说你是作家，那你写有文章吗？我们课本上怎么没有你的文章。二哥的话使我窜到他身旁，用同样怀疑的目光盯着父亲。父亲笑嘻嘻地说你们给我捶捶背，就让你们看文章。我们就兴奋地给作家捶背。我在父亲的背上叭叭地捶打，像捶打着牛皮鼓，手感好极了。二哥说李河你别那么用力，再用力作家就被你捶死了，作家又不是你的敌人。作家说好啦好啦，我去拿文章。
　　父亲就从包里翻出一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我和二哥就看到了李由这个名字。李由就是我們父亲的名字。二哥说阿爸真是作家，写的文章比课本上还要好，我一点也读不懂。我说我更读不懂。二哥说那当然，不然不是你叫我哥，而是我叫你哥了。我和哥哥就把剪下的报纸当成玩具翻来翻去，看到文章里有母亲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名字。二哥兴奋地跳起来，觉得还不够高，就爬上饭桌高举着报纸，叫喊着阿爸把我们写进文章里啦，我们在文章里面啦！
　　我们捧着剪下的报纸去找母亲。母亲正在扫地，说走开，走开，没长眼睛吗？你们各个都只知道惹我生气。二哥说阿妈你别生气，阿爸是作家了，把我们都写上报纸了。母亲的目光落在报纸上，说报纸是干什么用的？二哥说刊登文章用的，刊登作家的文章。母亲的目光就掉落到地上，说又不能当工资有什么用。二哥说写文章有稿费的，那相当于工资。我附和着说是的，阿爸那样说的，骗人是小狗。
　　母亲便放下扫把，满脸疑惑地说，你们阿爸真把我们写上报纸？我们狠劲地点点头。母亲说文章真能当工资领？我们又点点头。母亲就认真地看着那些剪下的报纸，发现上面全是陌生的蚂蚁。母亲说，李江、李河，那么多黑蚂蚁哪只是我呀？二哥笑着说谁叫你不读书，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得。二哥说着就把母亲的名字指给她看。母亲还是觉得那是只陌生的蚂蚁，说你们阿爸都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写我们在吃饭啊？二哥的眉头皱了起来，说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可能写吃饭、睡觉、砍柴，也可能写我们放牛。我说要等我们读了中专才知道。
　　母亲便拿着报纸走到父亲的面前，说他爸，你都是作家了，为什么工厂不要你了？父亲说不是他们不要我，是我不想在那干了。母亲说那作家也是干部吗？父亲说作家不是干部，一样能让你和孩子吃上鸡蛋的。父亲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汇款单，说这是稿费，写文章挣的，相当于干部的工资。母亲的眼睛闪亮起来，嗓门一下子恢复往昔的音量，说李江、李河，你们看到了吗？将来你们就是不当干部，也要当作家，一样能领工资。
　　月底时，母亲走到父亲面前，说他爸，现在到月底了，你该把工资交给我了。母亲的话变成了针，把父亲的屁股扎离椅子。父亲比母亲高出一头，像一根被遗忘的木头孤零零地扎在那里，嘴巴张了好半天，说他妈，稿费不是每个月都有的，有时几个月才得到。父亲的话变成针扎中母亲的胸口。母亲用手捂住胸口，说那你还不如到镇上去当干部，现在就回去。父亲说那又不是我们家的后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母亲说工厂的大门又不是牢门，有什么回不去的，门卫又不是公安局，没有枪。父亲说事情复杂着呢。母亲说那有什么复杂，难道比我们不吃鸡蛋还要复杂吗？你不去我去。
　　母亲说着就气呼呼地走出门，来到屋外站住了，等着父亲跟着出去，却等了半天也不见父亲身影，便叫喊起来，李江、李河，你们父亲在干什么？二哥说阿爸正在看一本比砖头还要厚的书。我说阿爸要看一年才能看完。母亲就愤然了，跺了跺脚就蹬蹬蹬地踏着石板路而去。
　　半天后，父亲的眼睛才离开书本，落在我和二哥脸上，说你们阿妈呢？我们说到小镇去了。父亲站起来向小镇的方向望去。我和哥哥也跟着望去。我们看到一大片杉树林。父亲却看到我们母亲，说我看到了你们阿妈，她正在哭泣。 　　二哥说作家的眼睛是千里眼吗？怎么能够看到小镇上的事情呢？父亲说不信的话你们就到村口去等你们阿妈，她一定哭着回来。
　　母亲真的哭着回来。
　　作家的眼睛真是太神奇了。我和二哥为此兴奋得忘记了母亲的悲伤，大呼小叫地向母亲奔跑而去。我们跑到母亲面前，说阿爸已经知道你哭了，他站在门口就看到你在小镇上哭泣，作家的眼睛和我们不一样，是千里眼。母亲的哭声咔一下断了，说这个该杀的，这个该杀的，我被别人笑话，他不关心还在家里取笑我，你们两个也是该杀的，我都被别人取笑，你们还在这里看戏，没良心的，我还不如养三头猪。二哥说阿妈，要是你愿意，我们就是你养的三头笨猪，爸爸是大笨猪，我和李河是小笨猪，去做副业的大哥也是一头大笨猪。我说我是一头小小猪。母亲看着我们，不说话了，只在默默地流泪。
　　母亲从镇上带回一肚子委屈。
　　母亲来到小镇就去找李五叔。李五叔是父亲的朋友，在小镇上开饭店。李五叔对母亲说嫂子，大哥怎么没来？母亲说我叫他来，他不肯。李五叔说嫂子啊，那你替大哥低头认错吧，尽管我们没错。李五叔从柜台里掏出两瓶茅台，说嫂子，试试吧。母亲把两瓶茅台揽在怀里，向木材加工厂走去。母亲知道只要厂长喝下这两瓶茅台就把父亲的干部喝回来了。所以母亲走在路上，已经重新走出一个干部妻子的模样。
　　门卫并没有被母亲的模样吓住，他拦住母亲兴致勃勃的脚步，说你找谁？母亲把两瓶茅台亮出来，说找厂长。门卫一眼看穿酒瓶里装着什么，说厂长不喝这种酒。母亲说你又不是厂长怎么知道他不喝？门卫语塞了，半晌才说你是什么人？母亲说我是李由的老婆，给厂长送两瓶酒。门卫哦了一声，说那你到门卫室里等厂长吧，能不能见到就看你的造化了。
　　母亲就坐在门卫室门口，紧紧地把两瓶酒抱在怀里，似乎那是两只老母鸡，一不小心就噗噗地飞走了。门卫说妹子啊，别怪我话不中听，李由这回是过了点，写什么不好啊，偏偏把砍树的事写上报纸，要是没人砍树了，那这个厂不就倒闭了？你说人家当厂长的能不生气吗？如果倒闭了，我也没工作了，我也会生李由的气的。母亲没有搭理门卫，望着空荡荡的厂房，最后盯着怀里的两瓶茅台，觉得说什么都没用，希望全在酒里。
　　厂长终于出现了，母亲激动起来，连脚都哆嗦个不停，像被大风刮似的。母亲跑出门卫室就摔到地上，两瓶茅台跟着叭叭摔在地上。母亲顾及不上疼痛，连忙抓起茅台，左看右看，发现完好如初，便喊着，厂长厂长，酒瓶没破，真的没破。厂长站住脚看到一个满身尘土的女人呼喊跑来。门卫先跑到厂长面前，说她是李由的女人。厂长说，哦，原来是作家夫人啊。母亲说厂长，让李由回来当工人吧，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李由那人计较。厂长说不是我跟他计较，是他跟我计较。母亲就糊涂了，就把酒递给厂长，说送你的厂长。厂长看都不看母亲手中的酒，冷笑一下甩身而去。母亲又追上去。厂长不耐烦了，说不会是假酒吧？
　　母亲赔着笑脸，说绝对不是，不信我打开给你看。母亲就解开酒瓶，弄了一阵子也没能打开，就叫门卫帮忙。门卫说真要打开？母亲说开。门卫就打开了包装，把酒瓶上的红线一扯，酒盖就拔掉了。母亲提着酒瓶，转过身，厂长已经坐着车绝尘而去。母亲愣在那里了，泪水就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母亲一气之下把另一只酒瓶也擰开，然后一路洒去。母亲回到李五叔的饭馆里，手中的瓶子没有了，脸上的泪水也没有了。母亲说五叔啊，我不想让李由来这上班了，这地方真不是他呆的地方。李五叔说那也好，又不是只有当工人才过得日子，大哥他会写作，只要努力写将来成大作家，还在乎这个破厂？再说了，山上的树木总会被砍光的，工厂就倒闭了。母亲说对，将来，李由一定会成为大作家的，我让他把这个破厂也写进文章去，骂骂他们，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五叔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母亲在李五叔的饭馆里吃了三碗饭，又喝了一碗汤。李五叔说嫂子，如果大哥想做事，叫他来我这儿吧，我这缺人手，多少也能挣些钱。母亲听了心里一阵欢喜，然而走到街道尽头时，心里又被悲伤淹没了。母亲的脚不听使唤地往木材加工厂走去。母亲又看到了门卫，说我是来告诉你，李由是作家，他才不想在这破厂当工人。门卫没说话，缩进门卫室里了。母亲抓起一块石头叭地砸中门板，把门卫的脑袋砸了出来。门卫说你这是干什么？母亲说这块石头是为李由砸的，你去告诉厂长，我们李由不想在这呆着。好了，现在不砸也砸了，你去叫派出所吧，不然我就走了。
　　门卫看了一下被砸伤的门板，说你走吧。
　　母亲就迈着一个胜利者的脚步向村庄走来。母亲离开小镇时，心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胜利所带来的兴奋，在快要到达村庄时，心里只剩下悲伤，于是呜呜哭起来，一点也不在乎她的两个孩子正在村口张望。
　　现在，我和哥哥又爬到村口的树上等待。父亲到李五叔的饭馆里做事。母亲说你们阿爸不是去做事，那是为了写作，那叫什么来着，你们阿爸说那是体验生活，你们还小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书读多了就知道了。
　　小朋友们来到我们面前，二哥还是拒绝与他们为伍。小朋友们说你们阿爸现在不是干部了，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还爬到树上当猴子干什么，还傻等个屁。二哥说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阿爸是作家，知道什么是作家吗？你们读的课本都是作家写的，我们阿爸就是写书的人，是作家，作家需要体验生活，现在作家体验生活去了。小朋友们垂头丧气起来，发现虽然我们父亲不是干部了，结果还是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像群落寞的蚂蚱悻悻地离开。二哥说当作家的儿子比当干部的儿子还神气。我却没觉得神气，心里的蚂蚱早跟小朋友们落寞而去了。
　　我们的等待很快在第七天有了结果，那天黄昏父亲出现在山路上，目不斜视地往村庄走来，脸上没有微笑，也没有悲伤。二哥跑到父亲面前，说阿爸，你体验生活回来了？阿妈说作家需要体验生活的。父亲看了二哥一眼，没有回答，径直往家里走，最后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晚上我们家陷入了巨大的沉默之中，只有二哥放了一个闷屁。二哥难为情起来，说这个闷屁响得不好听。母亲白了二哥一眼，说他爸，不就是不在小镇上做事吗？你就呆在家里写作吧，我干活来养你，等你得到很多稿费了就来养我们，就不用受别人的气了。二哥说阿爸，我们一起干活养你，你就天天在家写文章，把我们写进文章里，登在报纸上，连美国人都知道我们家吃鸡蛋。我说阿爸，你写的文章一定比二哥的屁响一万倍。父亲就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我们一眼，站起身往门外走去，说我去看看月亮。我和二哥跟着父亲走出屋外，看到满地的月光。父亲抬头往天上望去，像在想着什么，又像什么也没想。 　　二哥伏在我耳边，说别惹阿爸，他在想着小镇上的事。
　　起初父亲是不愿意回到小镇去做事的，不愿碰见厂长他们，后来经不起母亲没完没了地劝说，才勉强答应到李五叔的饭馆里帮忙。父亲到李五叔的饭馆的第七天，就遇到厂长一伙来吃饭。
　　厂长说嗨，作家，怎么不呆在家里写作，跑到这来洗碗了？李五叔连忙跑过去，说厂长，你大人有大量。厂长说哈哈，那天作家夫人提着两瓶茅台酒，是从你这里拿的吧？父亲哆嗦起来。李五叔连忙把父亲推进厨房，说大哥，出来做事能忍就忍着点吧，这世道就是这样。父亲没有说话，抓起一杯冷水一饮而尽，身子没能冷却下来，还哆嗦个不停。父亲又倒了一杯冷水，却没有喝，走到厂长的背后。父亲看到厂长秃亮的脑袋如同一片被砍光的山坡，身子一下子就不哆嗦了。父亲有些兴奋地把那杯水倒在那片山坡上。厂长惊呆了，旁人也惊呆了。
　　父亲把那只杯子搁在桌面上，摇着那双木柴一样的腿走出饭馆。李五叔追出来，说大哥，大哥，你就忍一忍吧，做生意就一个忍字。父亲说阿五，我做不来。李五叔说那你就这样抱着一肚子书回家种地？父亲想了想，说我还可以写作。李五叔说嗨，那你就回去试试吧，兴许真能行。
　　父亲的饭馆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从那以后，开始和农民一样扛着锄头上山。父亲干活时也和村里人一样汗流浃背。这使母亲感到危险。她眼前的作家和农民没有两样。母亲说他爸，你就在家写作吧。父亲说放心吧，我会写好文章的。
　　每天吃完晚饭，等我们上床睡了，父亲就点着油灯，趴在小桌上写作。我和二哥在半夜里醒来，总看到父亲弓着腰趴在那里，沙沙地写着文章，如同一只觅食的河虾。父亲的眼睛在那些夜里慢慢变坏，不久后父亲的鼻梁上就架起两块玻璃镜片。这使父亲一下子从众多的村民中突显出来。这使我和哥哥对父亲的眼镜感起兴趣，时常在父亲睡觉时偷偷地把眼镜戴在脸上，学着父亲低头沉思走路的样子。我把眼镜戴在脸上，看到眼前一片模糊，头都大了，往前踩一脚，整个人摔到地上。母亲看到了就跑过来小心翼翼地收拾眼镜，说把眼镜弄烂了，你们阿爸怎么写文章？我和二哥就老老实实地退到一旁，不敢再碰父亲的眼镜，要是打碎了眼镜，父亲又变成农民。
　　两天后的下午，父亲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母亲轻轻推了一下父亲。父亲像根木头一样没有反应。母亲就拿起眼镜，左瞅瞅，右瞅瞅，往镜片上哈一口气，又用衣袖擦了擦，最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弓着腰在房子里走两个来回。当母亲从眼镜里看到我和二哥蹲在门口看着她时，她不由得惊呼起来，惊醒了父亲。母亲通红着脸，说我帮你们阿爸擦眼镜。父亲笑了笑，说我来我来。父亲说着就从抽屉拿出一块小布，说这是专门用的抹布。
　　母亲惊叹起来，说这眼镜名堂也真多。
　　最让母亲惊叹的是，父亲的文章变成汇款单，几张薄薄的信纸就像是一块块肥沃的土地，长出能换钱的庄稼。母亲真正见识到写文章的好处，不无骄傲地对我和二哥说，能把信纸变成庄稼的，村子里也只有你们阿爸能做到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他读的书多，你们也要和你们阿爸读一样多的书。
　　我和二哥使劲地点头。是的，我们也要读中专，将来当干部，不当干部也要当作家，让信纸变成生长庄稼的土地。我和二哥时常到父亲面前表达远大理想，说阿爸，我们要读和你一样多的书，将来当干部，不当干部，也和你一样写文章，哗啦啦的就让信纸变成长出庄稼的土地。父亲望着我们，没有开口说话，其实他是想说点什么，嘴角都抽动了好几回，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父亲把两只手搁在我们的脑袋上，轻轻地拍了拍，转身走向村外。那里是一片茂盛的庄稼。
　　母亲越来越期盼着星期一的到来，邮递员总是在那天来到我们村送信。我们村庄那条通往小镇的山路，连单车都不能骑，邮递员每隔七天的星期一才翻山越岭而来。邮递员是个小伙子，他每次出现，村庄就一阵热闹。母亲总是最先发现邮递员的到来。她把手中的东西哐啷丢在墙角里，叫喊起来，李江、李河，邮递员来了，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跑到邮递员面前。母亲说阿叔，有李由的信件吗？邮递员的回答多半让母亲失望。母亲就像一条缺氧的鱼游离到人群外，眼巴巴地望着人们捧着信件高兴而归。每当村口只剩下邮递员时，母亲总是不甘心地凑上去，说阿叔，你再找找，会不会漏了呢？邮递员就把袋子翻了出来，说阿嫂，你看什么也没有。母亲就喃喃地说，怎么会呢？他爸是作家的。邮递员说阿嫂啊，大哥是个名人，在镇上找不到第二个，可能下个星期大哥的信件就到了，别太着急，大哥的信件一到，我首先交给你。
　　母亲就开始对下个星期一的等待。
　　每当收到父亲的信件时，母亲就会给我们炒鸡蛋，然后在吃饭之前，说是你们阿爸解释这封信呢，还是李江和李河。结果总是由父亲来解释。父亲就像讲故事一样给我们讲解信件的内容。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我和二哥早就对摆在桌面上的鸡蛋蠢蠢欲动。我们的手偷偷地向桌子上伸去，沉浸在父亲故事里的母亲冷不丁地拍打过来。我和二哥的手立即缩回去，失望地望着那碗鸡蛋。
　　父亲讲完了，母亲就把脸转向我和二哥，说你们听懂了吗？我和二哥连忙说听懂了，早就懂了。母亲说那你们阿爸在讲什么呢？有什么道理呢？我和二哥啞巴了。我们脑海里只有鸡蛋，没有道理。母亲一点也不理解我们的心思，先把鸡蛋夹到父亲的碗里，说多吃点，多写些文章。我和二哥就说阿妈，我们以后也会写多多的文章的，天天让你吃鸡蛋。母亲就满脸是笑了就给我们夹鸡蛋，说，那我们家就有三个作家了。
　　有个星期一，邮递员送来两张父亲的稿费单。母亲左手拿一张，右手拿一张，说李江、李河，你们看看这两张汇款单从哪寄来的？二哥说一张是柳州的，一张是南宁的。围观的人们就和母亲一样惊叹不已。柳州和南宁那么远，那么陌生的城市，居然争着给父亲寄来那么多钱，真是不可思议！人们说我们累死累活干一年活，还不如李由在几张信纸上打个喷嚏呢。母亲听了脸上就绽出了花朵，说其实啊，他爸准备把一张汇款单捐给小凤，她住院花了不少钱了，病还没好，谁家没遇到这样那样的坎呢？ 　　母亲回到家时，父亲的目光就从书上移到母亲的脸上，怔怔地望了好半晌，说现在不如以前了呀，一下子捐那么多，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汇款单好久才寄来一张。母亲不以为然，说什么胖的瘦的，多熬一个夜晚就出来了，那和种地是一样的，第一年长势不好，第二年就好了，说到底，谁叫你是作家。父亲倏地站起来，望着母亲，欲言又止，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和二哥坐在门槛上同时发出骄傲的笑声。我们父亲捐了那么多钱，连村长都没捐那么多。我们太热爱我们当作家的父亲了。我们十分愿意当作家的儿子。
　　远在小镇上的李五叔也和我们一样高兴。那天李五叔跑到村子里。他抓着报纸，一边奔跑，一边叫喊，我的饭馆上报纸了，上报纸了，你们看，你们看。全村人便都知道父亲把李五叔的饭馆写上报纸，便开始想象着父亲把村庄也写上报纸。李五叔在村庄里杀了一头猪，宴请全村人喝酒。父亲成了那场宴席的主角。父亲身边坐着村长和村庄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几个寨老，村里重要的事都要经他们商议。他们都向父亲敬酒。寨老说李由啊，你是我们这里长出的一棵大树啊。
　　现在那棵大树在喝酒了。他喝了一碗，又喝了一碗，脸涨红起来，坐在椅子上摇头摆脑。村长走过来说李由啊，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定了，让你到学校里当代课老师。大树倏地站起来，说不，不行，我没当过老师，不行，再说当代课老师也要镇上定才行。村长说这你放心，你是作家能教孩子们好多文化，再说了我们这缺老师，你都不当让谁来当？人们附和着说，是啊是啊。寨老说，李由啊，你当老师是村庄的福，孩子们的福啊。大树被大风刮似的摇摇晃晃，还想说什么，母亲已经挤了过来，说他爸，你不能喝，我来替你喝。母亲抓起一碗酒咕噜咕噜喝起来，场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母亲咕嘟咕嘟把那碗酒喝光，说你看，你看，我都喝光了，你就答应了吧。大树望着母亲，说李江、李河，快来把你们阿妈扶回家，她醉了。我和二哥就跑过去扶住母亲。母亲在我们手里挣扎，说我没醉，这点酒哪能醉人。大树的脸更红了，说你不回去，我就不答应。母亲怔了一下，说好，我就回去，就回去。母亲就老老实实地跟着我和二哥回家。母亲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说的第一句话，这酒真难喝。
　　母亲忽然记起什么似的，爬下床来叫喊着李江、李河，你们父亲呢？二哥说阿爸在菜地里。母亲就往菜地赶去，都不顾及还没洗脸。母亲赶到父亲面前，说你答应了吗？当老师也好的。父亲放下手中的锄头，说酒桌上的事你也当真？回去吧，别让人家笑话了。母亲说村长能乱说话吗？寨老的话是放屁吗？母亲转身走向村长家。村长不在家，到镇上办事去了。母亲就让我和二哥到村口去等待村长。我们在村口等到天黑才把村长等回来。村长喝了酒，双脚打飘，见到我们，就大声叫起来，说李江、李河，镇上同意你们阿爸当代课老师了，你们阿爸又是作家，又是代课老师，还说教得好的话，将来还可以转正呢，回去告诉你们阿爸吧。我们立即往家里跑去，觉得不对又跑回去扶住村长，还是觉得不对又折转身跑回家，留下村长在我们身后哈哈笑着。
　　几天后，镇上的通知就来到父亲手上。父亲当上和王孙一样的代课老师。当上了老师的父亲和王孙不一样，还时常熬夜写作，汇款单还像候鸟一样飞到村庄里。
　　秋天，王孙不当老师离开了学校。镇上分配来三个师范毕业生，和他一样年轻，他就不愿意再呆下去了。他对父亲说李老师，我不像你，你是个作家，这个世界上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我最佩服作家了，就那么几个字，在你手中就变成文章，说不准哪天你就转正了，而我没这个希望。父亲想安慰一下王孙，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父亲曾经因为会写文章，村里人觉得他有能耐，甚至有种高不可攀之感。然而把父亲这点成绩搁在从师范毕业出来的年轻人面前，父亲心里就没底气了。父亲觉得王孙的离开是一种勇敢，那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父亲没有那种决心和勇气。
　　王孙离开学校没有上山去刨土，而是爬上开往上海的列车。那是神奇的地方，村庄里没人去过。父亲指着地图对我和二哥说，从地图上看，那是一个靠海的城市，那里的人和我们山上的树木一样多。我和二哥就觉得王孙也将长成上海的一棵树。我想王孙会是一棵松树，因为他喜欢松树。二哥说他应该是棵杉树，瞧他那样子，和阿爸一样又高又瘦，不是杉树是什么。我们的争论没有结果。父亲说等你们长大了，去上海读书或者工作不就知道他是棵什么树了。母亲也凑过来说将来我也想跟你们去上海，听说那里的楼房比天还要高。我和二哥便停止争论，时常坐在山梁上想象着上海，长大后也要坐上开往上海的列车，和王孙一样长成一棵上海的树。上海成了我们遥远的梦。父亲也在做梦。父亲的梦不是上海，而是转为公办老师。事实上父亲的梦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梦，比我和二哥那个遥远的梦更加美好。
　　不久后，我们家就无限接近了那个梦。那天父亲去了镇上，直到月亮爬上山坡才回到家。父亲走进家门就坐倒在椅子上，呛人的酒气立即在房子里弥漫开来。我和二哥刚想逃离父亲带来的讨厌的酒气，却被父亲叫住了。父亲说李江来给你阿爸捶捶背，李河去给你阿爸倒杯水。我和二哥就捂着嘴巴给他捶背和倒水。母亲站在对面怔怔地望来，似乎父亲是个从天而降的陌生人。父亲哈哈笑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表格，在手上甩了一下，发出哗的一声脆响，说你看这是什么？
　　母亲走过来接过表格，说这不是一张纸吗？父亲说这不是一张简单的纸，是一张表格，是转正的表格。母亲的眼睛就闪出光，像父亲晚上点来写作的油灯。母亲说你是说就要轉成正式老师了？是不是填这表就是干部了？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摇头或点头，只是哈哈笑了几下。母亲被父亲的笑声弄得糊涂起来，眼里的亮光渐渐暗淡，最后快成风中的蜡烛一不小心就熄灭。
　　父亲看到母亲可怜巴巴的样子，从竹椅上站起来，说今年有两个转正名额，今天我在阿五的饭馆里请领导吃过饭了，他们说今年我转正的事十拿九稳。
　　母亲的眼睛又明亮起来，说今晚我炒鸡蛋给你们吃。
　　我和二哥高兴地拍起手来。二哥说阿爸，你还要捶背吗？我说阿爸，你还要喝水吗？父亲笑着说你们这两只小狗仔，这么小就知道拍马屁，长大了那还要得。父亲嘴里这样说，整个人已经坐倒在椅子上，等待着我们的小拳头落下去。我和二哥当然愿意为父亲捶背了，那是快要成为干部的背。我们在想要是父亲成为干部后，会不会带我们去一趟上海，尽管我们还没有长大。 　　那段日子，父亲出门之前总在镜子前磨蹭，先用一点水轻轻地抹在头上，梳得整齐油亮，又拍了拍衣服，终于精神抖擞地走向学校。有时母亲在一旁帮父亲拉拉衣角，拍拍裤子什么的。一天，母亲急匆匆地追上走出一段路的父亲，还没等父亲明白怎么回事，母亲已经摘掉粘在父亲脚上的一片菜叶。母亲笑嘻嘻地望着父亲继续走向学校。我和二哥蹲在路边逗狗，恰好看到这一幕。二哥摇着头说，这对夫妻挺恩爱。我说怎么是恩爱？二哥看了看我，用手指在我脑袋上弹一下，说小孩不要问这问题。我感到一阵疼痛，不敢再问下去了，想只要父亲转了正，这点疼痛算不了什么。
　　父亲终于接到通知到城里开会。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母亲这对恩爱夫妻，已经在叮叮咚咚忙碌着，把我和二哥的睡梦搅碎了。我们只好跟着起床，坐在门槛上，黑狗蹲在我们身旁，一同看着父亲在劈柴，母亲捡柴火烧火煮饭。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们已经把早饭吃进肚子里。我和二哥吃完饭就不知道干什么了，于是又坐在门槛上，黑狗又蹲在我们身旁，看着母亲给父亲梳头。母亲先是把褐色的木梳在水盆里浸了浸水，然后才梳着父亲的头，头发老老实实地往后顺，结果头光亮亮的了，像极了国家干部。母亲又拍着父亲身上的灰尘，父亲身上根本没有灰尘，母亲却上上下下拍了三回，才放心地让父亲迈出家门。母亲倚在门旁若有所失地望着父亲远去，忽然折身跑进房间里，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双皮鞋。母亲追上父亲，说快把运动鞋换掉，穿上皮鞋。父亲说不换了，走山路，皮鞋硌脚。母亲二话不说就蹲下去把父亲的左脚抬离地面，剥竹笋一样把父亲的鞋子剥下来，迅速地把皮鞋套上父亲的脚。父亲看到母亲如此认真，自己蹲下去把右脚上的鞋子换成皮鞋。最后父亲穿着皮鞋向小镇走去。
　　父亲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之后，母亲才转身走向我们，脸上挂满阳光一样的笑容，似乎穿皮鞋走向小镇的是她而不是父亲。太阳偏西了，父亲的身影仍旧没有出现在那条路上。二哥说阿爸是不是不回来了。母亲瞟他一眼，说你阿爸肯定回来，现在已经回到半路了。二哥说你又不是千里眼，怎么知道阿爸回到半路了？我附和着说是的，除非你是作家。母亲不再说话，站起来走进屋子，出来时手里多了把菜刀，说李江、李河，今晚我们杀只鸡吧，祝贺祝贺。
　　我和二哥就从门槛上蹦跳起来，跑到楼底抓了一只小公鸡。母亲说这只太小了，不够吃，杀只大的吧。我和二哥把小公鸡丢开，向一只大公鸡包围过去。大公鸡发现了危险就逃掉了。我和二哥连忙堵住它，把它逼进墙角。大公鸡无路可退就咯咯咯地叫着。我和二哥围过去。大公鸡飞起来，越过我们头顶，翻出了半身高的墙。母亲站在门旁边摇了摇头，折身走进屋子里，抓一把米糠撒在地上，一群鸡立即窜过来抢食，那只受到惊吓的大公鸡不敢过来，在不远处来回踱步。母亲从那群抢食的鸡里，抓起一只母鸡，说那就杀这只母鸡吧。
　　母亲杀掉了母鸡，很快就炖好了，鸡肉香味从窗口飘散出去。我和二哥在鸡肉香味里坐立不安，时不时走到桌子旁。母亲像关公一样守在那里，说走走，要等你们阿爸回来再吃。我和二哥吞着口水走出家门，人们遇见我们就问，你们家有客人啊？二哥说是的，这个客人就是我们阿爸。我也跟着说，我们阿爸是客人。
　　父亲在天黑之后才回到家，走进门话也不说就躺倒在床上。母亲到床边问，他爸，喝醉了？父亲没有听见似的，紧闭着眼睛。母亲见状心里已然明白八九分。二哥跑到床边用鼻子在父亲的脸上闻，说阿妈，阿爸没喝酒，一点酒气也没有。
　　母亲就把那碗鸡肉端到床边，说他爸，你总得吃点吧，这鸡是为你杀的。父亲的眼睛睁开了，没有看着碗里的鸡肉，而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和二哥也跟着望天花板，那里只有几张发黄的报纸。我们把目光拉回到父亲脸上，看到他眼角爬出两滴泪水。父亲没有擦眼泪，说他妈，我转不了正了，名额让领导的亲戚占了。母亲的手抖一下，手里的那碗鸡肉也跟着抖了。我和二哥担心鸡肉会掉下来，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过去接。母亲说，他爸，现在不行，以后吧，我们又不是非要当那个干部，不当干部一样过日子，来来来，先喝点鸡汤，你也累了。
　　父亲终于坐到桌子旁，我们开始吃饭。我和二哥没有说话，忙着抢鸡腿，把一只鸡腿拨到地上。母亲放下碗走过来，在我和二哥脑袋上一人一巴掌。疼痛立即钻入我们的脑子，我们不敢吭一声，父亲也没有吭声，桌底的黑狗盯着鸡腿，也不敢张嘴去咬，整个家陷入一片寂静。
　　从那天起，我们家常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寂静里，让人心里发慌。母亲说他爸，别想那事了，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父亲想了想，说我就是不服气啊，我的名额让人顶替就顶替了，居然给一个初中生顶替了，心里不好受啊。母亲说是禾苗总是会长出稻谷的，你不用心急。父亲叹了口气，便不再说什么。
　　学校里的老师也都同情父亲，说李老师，你是作家，能写作，总有一天能转正的。他知道他们在安慰他，那些话落在心间，却变成一支支竹箭，扎得他疼痛不已。父亲在疼痛中沉默着。现在父亲似乎忘记了自己会写文章，夜间点灯既不看书也不写作，而是望着窗外那只或圆或缺的月亮，把一支甲天下的香烟叼在嘴里点燃。文章变成了他嘴里的一支支烟被抽掉，柳州和南宁不再寄来汇款单。
　　村庄里收到汇款单的是王孙的父亲。王孫从遥远的上海寄来了五百块钱。五百！村庄里一下子沸腾起来。人们纷纷向王孙家涌去。王孙太神奇了，比作家更神奇。父亲不知要写多少个夜晚才得到五百块，而王孙一个初中生，一下子就寄来那么多，好像上海遍地是黄金。
　　村里人的目光发生了变化，觉得父亲头顶那个光环一下子消失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对父亲恭恭敬敬，与父亲打招呼也随便多了。母亲在村子也不敢大声地说话，连走路都匆匆忙忙，似乎有人在背后追赶她似的。我和二哥在学校里也常常被别人取笑。孩子们在我和二哥玩耍时就跑到我们面前，用脚踢翻我们的玩具，然后一哄而散。有一次二哥追上去抓住一个孩子，别的孩子看到了就涌过来对着二哥拳打脚踢。我看到二哥寡不敌众，挥舞着拳头冲上去，结果拳头还没有挥出去，就被他们打倒在地。我和哥哥抱着脑袋，缩在地上呜呜地哭。 　　父亲和黑狗在我们的哭声中匆匆赶来，孩子们看到便一哄而散。父亲把我们扶起来，说你们为什么打架，鼻子都流血了。二哥不哭了，抹一下鼻子，看也不看父亲就向河边走去。我看到二哥不哭了，也不想哭了，学着二哥抹一下鼻子，跟着向河边走去。黑狗没有跟着我们离开，也没有站在父亲身旁，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身后只剩下父亲一人，他像棵松树，孤零零的长在路边。我很想看一眼那棵树，发现二哥没有回头，便不敢独自回头。我们径直走到河边，用河水拍着后脑勺，鼻子就不流血了。
　　我们离开河边时，发现父亲站在不远处静静望来。我发现父亲的嘴巴动了一下，没听到什么声音。二哥说走，我们到别处去，他这个作家让我们被欺负。我们走出父亲视线爬到山坡上，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只是把面前的狗尾巴草扯掉。太阳都落山了，空中的飞鸟越来越少，我们仍然坐着不动，一点也不想回家。
　　天黑下时，母亲找到了我们，说李江、李河，快回家，快回家，你们阿爸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们说。我和二哥面面相觑。我在二哥的眼里看到不安和疑虑，不知二哥在我眼里看到什么。我们借着月光跑下山，身后的两条身影在草丛中乱窜，惊起入睡了的鸟兽噗噗乱飞。
　　父亲坐在堂屋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面前的椅子上摆放着几颗糖果。我们的目光被糖果粘住了，却始终不敢伸手去拿，生怕父亲的巴掌会忽地飞来似的。父亲说吃吧。我和二哥才拿起糖果，见父亲依旧微笑着，用眼神鼓励我们吃下去。我们感觉到安全，立即剥掉包住糖果的纸，把糖果含在嘴里，甜味立即沁人心脾。父亲见我们吃了他的糖，说糖好吃吧。我和二哥都拼命地点头，不敢开口回答，生.怕嘴里的糖掉出来。
　　阿江阿河啊，知道糖为什么好吃吗？父亲说因为它是甜的，是经过许多道工序才做成的，那是很复杂的，并不容易。停了停又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一个道理，都会遇到许多经历才可能做成想做的事，你们以后要参加考试，考上高一级的学校，再考试再上更高一级的学校，最后方可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和二哥悄悄地对望一眼，看到他别过脸皱了皱眉头，我感觉嘴里的糖没什么甜味，而且变得有些苦。二哥给我使了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不愿意吐掉嘴里的糖，尽管这糖被父亲的话讲得不甜了。二哥又给我使眼色，凶巴巴的，再不听话他就会揍人。我装作不小心把糖吐到地上，尔后迅速抓起那颗糖，然后踢打蹲在一旁的黑狗，说打死你阿黑，把我的糖给吃了。黑狗被踢一脚，窜出门外回过头来，满眼的莫明其妙。我怕它回到屋里被父亲识破，便追出门外继续踢打。黑狗窜到石板路上，可怜巴巴地回头望来。二哥从背后超到我面前叫喊着，打死你这条狗。黑狗又跑了，二哥拼命地追。我想应该帮二哥，于是跟着往村巷里追去。
　　我们追到村口的桂花树下，没有追上狗，不知它窜到什么地方去了。二哥便爬到桂花树上。我说不追狗了？二哥说狗吃了你的糖？我说没有。二哥说那还追着干什么，上树！我就跟着爬上树。我们躲在叶丛中，望着村里灯光点点，心中的灯在慢慢地暗淡。
　　父亲这面曾经在村庄里呼呼作响的旗帜，在我和二哥的心头慢慢地耷拉下去，接着在全村人的心里轰然倒塌。那是傍晚，村里最凶悍的阿伍把老光棍王东七打翻在地。阿伍说老光棍偷看了他老婆一眼。村里人觉得他过分，却始终没人敢吱声，村里没人不惧怕他。我和二哥更害怕那个人，就爬上不远处的桂花树，居高临下，整个场面尽收眼底。
　　父亲从学校回来，这使我们兴奋起来，趴在树上睁着眼，生怕一眨眼父亲就消失。二哥说你信不信阿爸是狗。我说阿爸是人，不是狗。二哥在我脑袋上拍一巴掌，说我阿爸怎么生你这个儿子，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知道了吗？我傻笑着说是这意思啊，二哥你懂得比阿爸都多。二哥满意地说少拍马屁，快看阿爸。我就把目光抛到父亲身上。他腋下夹着课本，头上粘着粉笔灰，看到阿伍在作恶，眉头微微皱一下，见围观的人没人吱声，便抓着课本横到阿伍和王东七之间，劝阿伍有话好好说不要打人。父亲边说边望着围观的人群，想用目光寻求人们的支持。围观的人们依旧不敢吱声，只将目光折了回来，落在父亲似是而非的脸上。父亲说阿伍，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了吧。
　　阿伍向父亲瞪着眼，人们的目光也跟着望来，似乎父亲是一个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怪物。阿伍说谁敢拦我，我就连谁一起打！阿伍说着又抬腿踢向蜷缩在地上的王东七。父亲来不及劝说，整个人横过去。阿伍踢出去的脚，结结实实地落在父亲的膝盖上。父亲的身体摇晃了几下，终于跌倒在地。
　　人们说你怎么打老师呢？阿伍说他自找的怪不得我。人们说那也不能打老师呀。阿伍说哼，这怪不了老子，老子打的是光棍，我告诉你们，老子还要去把光棍的家给劈了！阿伍说着就虎起脸扬长而去。人们以为阿伍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又同住一个村庄，抬头不见低头见，此事该到此了结了。岂料阿伍隐没在家门里不到五分钟又浮现出来，手里握着一把笨拙的斧头，斗志昂扬地往王东七家走去。阿伍来到光棍家门前，回头往身后瞟了一眼，跟随的人们立即收住脚步。阿伍嘴上轻轻笑了一下，接着抬起脚哐当一声，踢开光棍那扇寂寞的门板。阿伍大步流星地跨进王东七的家里，抡起斧头劈向墙板。不到半个小时，一堵完好无损的墙板便破落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咚咚的砸墙声中赶来，站在王东七的家门外静静观望，没人说话，连粗气都不敢喘。
　　我和二哥夹在人群里，看到父亲匆匆赶来，却和所有人一样，在阿伍的斧头面前望而却步。
　　直到阿伍甩手离去，围观的人们跟着像遇到阳光的雾气一样纷纷退却，最后在光棍的屋外，只剩下父亲扎立在那里，面前一片狼藉。父亲心里也是一片狼藉吧。
　　几天后的中午，村莊里涌进一群警察，箭步如飞，一双双大头皮鞋在村里的石板上踩出噔噔声响。道路两旁的鸡鸭猫狗都吓得四下逃窜。村里人看到他们腰间别着黑色手枪，灿烂无比的阳光落在枪托上，折射出一道道寒光，谁也不知晓那些寒光会折射到谁的脑门上。人们都被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冒出脑袋。后来人们知道警察来抓阿伍时，才争先恐后地跑出家门，涌到阿伍家门前看热闹。阿伍提着斧头站在门口，无所畏惧地等着警察的到来。村里人的心忽地悬起来，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等待警察勇夺阿伍手里的斧头。然而警察一点也不着急，边慢悠悠地抽烟边与阿伍对峙。警察吐着烟雾，不说话，只用目光紧盯着阿伍的脑门，似乎在寻找让子弹落脚的地方。这使阿伍感到不自在，站起来，又蹲下去，再站起来，最后用斧头劈向面前一根木桩，叭啦，腿脚粗壮的木桩破成两半。警察对此视而不见。阿伍的目光耷拉下去，手里的斧头脱落在地，束手就擒。 　　我和二哥躲在远处，生怕被子弹击中。我们看到父亲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在警察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二哥看警察的眼神有些怪异，说不清是佩服还是不服，我打心底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威风的人，仅用目光就能把村庄里最凶悍的人给制服。在心里，警察的形象完全覆盖了父亲，曾经让我骄傲无比的父亲，就这样被警察輕而易举地取代。我在那时萌生了当警察的心愿。
　　那些天，我和二哥每天放学就爬到山岗上远眺，望向根本看不到的上海。二哥说他不再听父亲的鬼话，而要像王孙一样坐车去上海。我没有附和他，心里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警察后，只要挺着胸脯往村口一站，整个村子立即陷入沉静，没人敢吱一声，连猫和狗都成了不会嘶叫的哑巴。我们的心愿已与父亲无关，便有意无意地躲避和疏远父亲，再也不愿跟父亲说话。
　　李江、李河，快回家，快回家，你们阿爸明天要去北京了。
　　母亲在坡底下叫喊，是黑狗告的密，把我们的位置告诉母亲。它是个叛徒。我和二哥听了，有些不相信，说他去北京干什么，为什么不去上海？王孙都去上海。母亲说去北京才能成为大作家，去上海不行，你们阿爸这么说的。我和二哥立即感到腰板硬了，说真的吗？去北京就能成为大作家？母亲说是真的。我和二哥往小山坡下奔跑，没有计较黑狗的背叛，还一路唱着《北京有个天安门》。这首歌是父亲教给我们的。父亲就要到歌曲里的北京去了。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我们长大后，也不去上海，而要去北京。
　　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走出村外，一路上有说有笑，村里人见了就问你们这去哪啊？二哥大声地说阿爸要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当大作家，将来挣的钱比王孙多十倍。人们的眼睛不由得睁大了。北京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天子住的地方，人们想都不敢想，父亲却说去就去了。人们将信将疑，问李老师，你不当老师了？父亲说不当了，去北京。人们说去北京写文章，做大作家吗？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对人们笑了笑。母亲也对人们笑了笑。我和二哥也学着对人们笑了笑，早已忘了之前被别人踢打的疼痛。
　　那天我和二哥一直坐在村口，望着那条没有了父亲身影的山路，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句话。太阳爬到头顶了，西斜了，快要落山了，我们仍旧像两根木桩一样安静地扎在那里。天空终于暗了下来，母亲的呼喊就到了：快回家啦，天都黑了。我们没应声而起，不再害怕天黑，遥远的父亲正如同马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夜晚。
　　我和二哥等来的不是父亲，而是大哥。大哥跟隔壁村的人到云南伐木，去了将尽两年时间，回来时除了穿一身树叶衣服外，其它的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和离家时一样穷。他说快要结账时老板跑了，公安已经在追捕他了，等捉到就能领工钱了。我和二哥都不信他的话，他离家两年只带回几颗糖果，而且我们还吃不出云南的味道。他休想就这样打发我们。
　　不久后的下午，雨下得特别大，我们都被困在家里，三兄弟少有的聚在一起，共同看着屋外下着倾盆大雨。二哥说北京也下这么大的雨。我说阿爸没带伞去。二哥说你这个笨蛋，以后别说是我弟弟，阿爸不会在北京买伞吗？阿爸怎么生下你这么笨的儿子。我就笑嘻嘻望着大哥，用眼神向他求助。大哥干咳了两下，说你们这样不好，阿爸会受很多苦的。二哥翻起白眼，说王孙去上海都没受苦，还往家里寄好多钱。我说二哥说得对，真是那样。大哥又抽了抽嘴角，说你们这是逼阿爸去北京。二哥不再说话，站起来，连屁股上粘着的尘土也没拍掉，从墙上取下一只斗笠扣在头上，往屋外茂盛的雨里奔去。我看看大哥，脸色铁青，又看看二哥，只剩下一只被雨淋湿的背影，也从墙上摘下斗笠扣到脑袋上，转身往屋外奔去。黑狗也想跟着跑，却被屋外的大雨吓退。这狗东西，连雨都怕。我和二哥跑到村口的屋檐下，那里已经挤一堆孩子，看着村外的小河湾在涨水。他们并不理会我们。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理会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盼着父亲早点往家里寄钱，让全村人惊得嘴巴都掉到地上，想捡都捡不起来。二哥靠住墙壁凝望着雨水，想必也在盼着父亲往家里寄钱吧。我们等着作家给我们脸上贴光。
　　这一等就是五年。
　　二哥十六岁了，考进了县城重点高中，我也念到了五年级，就要到镇上去念中学。期间大哥每年都外出做副业，有时挣到钱，有时白打工，每每从外边回到家总免不了劝我和二哥要好好念书，不然将来会吃没文化的亏。我们从来都不以为然，从来都把他的话当成耳边呼呼叫的风。
　　父亲是拄着拐杖回到村庄的，这让我和二哥大失所望。本以为父亲会衣锦还乡，往村口一站，整个村庄都为之生辉。父亲没有成为让人羡慕的北京作家，而只是一个没挣到什么钱的建筑工人。父亲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落到楼下的一堆沙土上，捡了一条命却摔折了一条腿。父亲把我们的信心和骄傲也给折了。母亲和大哥不以为然，无论父亲富也好，穷也罢，都是正常的。母亲的要求更低，快低到尘埃里了，只要父亲在她的视线里，即便是折了腿的，就能让她连走路都虎虎生风。
　　父亲干不了重活，也不再写文章，似乎连文章也跟着腿一起折掉了。父亲在家闲静了不久，居然跑到县城学阉猪，当起走村串巷的阉猪佬。阉了的猪失去生殖能力只会长膘。十里八乡的农户每家都养猪，连光棍王东七都养，多半是留着当肉猪过年，自然需要阉猪师傅静忙。父亲每每在天亮之前出门，手里拿一把三寸长的刀子，胸前挂一只尼龙袋，专门用来装阉割下来的猪肠子。只要看一眼袋子里装多少猪肠，便知道父亲又阉割了几头猪。父亲每阉一头猪都收取些许费用，再把阉割下来的半截肠子装进尼龙袋，拐着脚边走边喊：阉猪啰，阉猪啰。父亲有些破败的叫喊声在十里八村的上空飘荡。人们喜欢父亲帮他们阉猪，更确切点说，父亲戴着眼镜在乡间招摇过市成了一道怪异的风景。
　　最让我和二哥难受的是，连村里的光棍王东七都敢嘲笑父亲。那天是周末，二哥从县城回来，我们无所事事地坐在田埂上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了父亲，这个话题总让我们陷入忧伤。光棍王东七扛着犁把赶着牛从我们身旁走过，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转过脸来不无遗憾地说，你们阿爸真是空有文化，最后也不过当个建筑工人，还摔折了腿，人啊要讲命，就像我没有老婆那也是命呀。这话如荆棘扎心，我和二哥陷入共同的沉默里。我找不到话来反驳，想必二哥也词穷着，而父亲确如他所言。王东七瞅了瞅我们，又瞅了瞅他家的牛，脸上的遗憾渐渐地被得意覆盖，然后哼着小曲扬长而去。 　　大哥来信说他要结婚了。这个消息把全家人吓倒了，不禁怀疑消息的真实性。父亲特地跑一趟郊城，才确信大哥真要结婚了。父亲和母亲曾经担心大哥讨不了老婆，现在反而高兴不起来。大哥的对象已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这是件丢光祖先脸面的事。父亲和母亲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大哥，竟然会做出这等事。大哥沒解释，只是傻笑着，那笑里带着得意。二哥说阿爸阿妈落后了，大哥这叫生米煮成熟饭，没什么奇怪嘛，连我都快有女朋友了。
　　父亲和母亲最纠结的是，大哥要当上门女婿。大嫂的父亲做煤矿生意，生活过得较为富足，大嫂的母亲早些年死于肺癌，几年后她父亲又娶一个女人，生下两个女儿后突然消失不见，她父亲从此对婚姻便心灰意冷。这也是他们要求大哥当上门女婿的原因。父亲和母亲担心大哥往后的日子，在别人家生活遇到什么事，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父亲为此跟大哥进行了一次长谈。父亲给大哥分析了作为上门女婿的种种艰难，还以村庄里的上门女婿吴江为例，证明上门女婿总会被人们矮看一眼。大哥从始至终不吭一声，末了，说阿爸，你放心，孩子还是我们李家的人。父亲立即哑口无言，费了大半夜的口舌，竟被这么一句击倒。大哥说阿爸，矿上有学校，缺老师，你可到那教教书。
　　父亲沉默了。
　　大哥和大嫂结婚后，把我们接到郊城一起生活。大哥岳父跟人家打了招呼，安排父亲到矿区小学当老师，那只是民办教师，父亲依然心满意足。母亲原本不愿舍弃村庄的田地，看到大嫂即将生产，需要照顾，也便没有什么怨言。我是很乐意离开村庄的，来到新的地方让我感觉到陌生和温暖。唯独二哥不愿跟着搬到郊城。父亲说村里的房子还留着，田地也留着，来这里只是住一段日子，以后还要搬回村庄的。二哥不为所动，说你们去郊城，我留在村里。父亲说不动他就由着他，总之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二哥没参加高考，高三时跟人打架，给家里寄了一封信，然后离开学校，没人知道他去向何方。
　　父亲对我更加看重了，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在参加中考之前，父亲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我报读中专。我能理解父亲的心情，他为屡屡错失成为国家干部而懊丧，要是去读高中，二哥便是前车之鉴。父亲无法把握并不遥远而又看不见的未来。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读高中再考警校，意味着冒极大的风险，而读师范毕业了就是国家干部，那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得知中考分数的傍晚，我和父亲坐在屋外的一堆废铁上，不远处就是上百人赖以生存的矿场，几辆粘满煤灰的汽车在出入。大哥站在一条干涸的水沟旁，手里举着一面同样粘着煤灰的小旗帜，指挥过往车辆以免陷入水沟。母亲怀里抱着快满两周岁的侄子，大嫂站在母亲身旁，他们一同微笑地望着大哥。头顶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乌云，天空逐渐暗下来，滂沱大雨即将来临。我和父亲注意到天空的变化，却无动于衷，沉浸在各自的心事里。我用余光斜了父亲一眼。父亲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似乎望着越来越暗的天空，又似乎不是，脸上的神情越来越凝重，如同头顶的天空。
　　读师范吧。
　　好半晌，父亲从嘴里挤出这句话。我没有表态。父亲也不再说什么。天上稀稀拉拉地掉下几点雨滴。我们都没有慌张，也没有离开，都沉浸在父亲的话里。父亲不再说什么，我们早就彼此了解，对没说出来的话心照不宣。这使我无比沮丧，童年编织的梦想，叭，破灭了，轻而易举。我在心里抵触，呼喊和哭泣，又始终不愿说出口。我习惯在父亲面前默不作声，更确切点说，我不愿跟父亲进行交流。父亲的形象早已在阿伍被警察带走的那天支离破碎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修复不起父亲的形象。我抬眼望向天空，看见一只鸟匆匆掠过，抛下一片孤独的天空。它到底是在追寻还是在逃避？我猜不出来。当那只鸟消失在视线里，我心间顿然涌起一股想哭的冲动。
　　那就办升学宴吧，哎，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过了半天，父亲又幽幽地吐出一句话。父亲脸上挂着一种被逼迫的无奈。我透过父亲脸上的无奈看到父亲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暗自得意，即刻明白父亲脸上的神情其实是一种笨拙的掩饰。父亲的形象再次哗啦啦塌陷下去。我忽然觉得父亲多么可怜。那场酝酿已久的大雨在父亲把舌头收回去时，便毫不讲理地倾盆而下。父亲连忙拉着我往家里跑，使我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
　　父亲在郊城请了两桌人，喝得酩酊大醉。我好久没见过父亲如此兴奋，好像是他考了多年终于上了状元。父亲把我当成了他的状元。父亲还特意回到村庄办酒席，母亲、大哥和嫂子都一起跟着回去，屋子数年无人居住，弥散着腐烂气息，却被全家人的欢声笑语强行驱散。办酒席那天，家里涌进许多亲朋好友，我没有站在家门口招呼，落寞地躲在房间里，从窗口望着外边来回忙碌的人们。父亲在人群里来回穿梭，脸上的笑容如同绽放的花朵，使这场酒席看起来像是一场阴谋。我对父亲办酒席的目的产生怀疑，觉得眼前的一切不真实，心里堵得慌，从墙角翻出一坛酒，拧开，猛地往嘴巴灌。我从不喝酒，没几口就把自己灌倒，醉得不省人事。
　　我是在第二天清晨醒来，窗外洒着平淡无奇的朝阳。我感到头还晕乎乎的，便走到屋外的石板路上，路边的树叶尖还残留着水珠，树下有几只鸡在觅食，两只黑猫在向阳的地方伸着懒腰，几个村里人赶着牛走向山野，留下几声嘘嘘的追赶声。
　　起来了呀？
　　昨天的酒还行吧？
　　以前从没见你醉过，现在总算见到了。
　　……
　　路过人这般和我打招呼，我连忙哎哎地回应着，人们便对我点点头才离去，抛下一个个意味深长的背影。王东七从角落里拖着脚，笑嘻嘻地向我走来，走到我面前就咧着嘴，说老三，你看，你看，都怪你阿爸把我灌醉，走回家时，摔掉一颗门牙。他嘴里的确少了一颗门牙。我想安慰他几句，结果什么也没说，忽然感到我和村里人变得陌生，似乎我烂醉一场醒来，所有人都生分了。我望着人们渐渐远去，心里边有什么东西跟着渐渐远去，终于剩下一片寂寞和荒凉。
　　几天后的清晨，我离开村庄去城里念书，家人们跟在我身后走向村外。父亲一路上大声和村里人打招呼，生怕村里人不知晓我去上学一般，不禁让我回想起当年送父亲去北京的情景。此时身旁多了大哥却少了二哥，杳无音讯的二哥到底在哪儿呢？我心间陡然涌起一阵悲凉。 　　毕业那年我们家搬回了村庄。郊城矿场出了事，山体滑坡掩埋了六个人，救出来面目全非，断了气。老板见状便消失了。在此之前，矿场遭遇资金周转困难，扣押工人的不少工资。警察介入进来，捉不到老板，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警察信誓旦旦地说他跑不了。工人们等不及，不甘和无奈地离去。父亲和母亲回到村庄，大哥和大嫂跟岳父回了四川。
　　我们那届不少同学留在城里，我找不到接收的单位，灰溜溜地回到乡下，心情低落，毫无学成归来的踌躇满志。父亲对我的归来异常激动，压根没注意到我的失落和颓丧。父亲喝了酒似的满面红光地站在村口，往那条通往小镇的山路望眼欲穿。父亲身旁是那棵我和二哥小时候时常爬上去的桂花树。当年是我们挂在树上等待父亲，现在是父亲立在树下等待着我。这是一种怎样的轮回啊。我的心头无比感慨。
　　回来后，我在村庄上四处游走，看到许多熟悉的东西，却找不到可以安放烦躁之心的地方。我猛地往村外奔去，跑到河边连衣服也没脱就跳入河里，没到水下。午后的阳光竹箭一样射入水中，河底变成一块巨大的琥珀。我沉在那里一动不动，几尾鱼儿在身边来回游荡，并不在意那里出现一个异类。它们把我当成另一块静默的石头。河水不断挤压过来，我感到胸膛里装满炸药，当炸药即将爆炸时，双脚猛一蹬，往上游去，脑袋钻出水面，再次望见熟悉的山林和田野，恍如隔世。
　　那个暑假县公安局招收十五名干警，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考试，结果却顺利地考上警察，然而并没有当初的兴奋，甚至还有些许失落和失望。父亲和母亲特别高兴，还特意把大哥大嫂从四川叫了回来。大哥已经习惯了四川生活，住了几天后搭坐列车北上。父亲和母亲对大哥的远去即是归途，心里掺杂着多种情感：忧伤、失望和祝福。他们没有把这些情感表露在脸上或言语上，作父母的，终究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村里人看到我都啧啧赞叹，站立在路旁细细地看着我，都盯着我身上的警服看。这身警服使我在村子里变成稀奇和尊贵。人们眼里透着抑制不住的欢喜和羡慕，没想到我不仅成了国家干部，还成了只要用目光就能制服阿伍之类凶悍之徒的警察。
　　王孙少了两只手指后，不再离开村庄到外边谋生，他扛着锄头蹲在田埂上，在夕阳下慢悠悠地抽烟，似乎特意等着我出现。我看到他便走到他身旁蹲下，和他一起边抽烟边看着夕阳下的庄稼。禾苗阳光里安静地站立着，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几只麻雀在田埂上跳跃，不时歪着脑袋瞅着不远处的稻草人。
　　真为你高兴，你比你阿爸厉害。
　　王孙说，他没有看我，盯着几只麻雀。那幾只麻雀在地上啄了什么，接着一只只噗噗拍着翅膀飞走了，抛下一片宽广而明亮的夕阳。我本想说些什么，至少关于他和父亲的，结果什么也不愿说，除了一些客套话。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无聊。他也觉得没话说了吧，起身扛着锄头走过田埂，最后一抹夕阳在他背上昏昏欲睡。我心里猛然抖了一下，接着涌起一股报复的快感，想要不是他当年的行为，父亲决不会去北京的，如若那般父亲的生活将是另外一番风景。我对这种心理感到厌恶，抓起一个石子砸到水田里，惊起数尾鲫鱼四处逃窜。
　　我被抽调到市里跟班，又参加了几个月的集训，再次回到村庄时已隔半年。消失多年的二哥突然回来了。父亲从郊城回来重新拾起阉猪行当，村庄似乎又回到以往。父亲在一次酒后把人家的猪给阉死了，不仅赔人家钱财，还把名声赔掉了，再也没人请父亲阉猪。
　　我打算买下村里山坡上的古茶树，荒废在那里，太可惜了，二哥说，我需要你和大哥的支持。
　　我愣愣地看着二哥，不由自主地点着头，感觉这个飘忽不定的人越来越不像记忆里的那个二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生活嘛，总会教人变化的，有人变好有人变坏，我想变好而已。想了想又说，不对，好像我以前也不坏，对吧？我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笑了，愈加感觉到他陌生，也愈加怀疑他在这些年里遭遇了什么，只是他不愿说出口。我能理解他对此的沉默。有些伤痛只能存放心底，一旦碰触，伤口立即淌出血来，造成的再次伤害所带来的疼痛会更加刻骨铭心。
　　二哥以高价买下山坡上的古茶树，村里人以为他疯了，有钱烧的，谁也不相信习以为常的树叶能换成钱，担心二哥反悔而争先恐后地在合同上签字画押。父亲和母亲忧心忡忡。父亲跑到镇上找我，说老三，你快回家去劝你二哥，他疯了。我说阿爸，二哥没发疯，比谁都鬼着呢。父亲脸上立即被惊讶和迷惑所占据，似乎他又一个儿子也跟着疯了。我说阿爸，你放心吧，二哥做什么他心里有数。父亲脸上的惊讶渐渐消散，而迷惑仍然极为醒目地挂在那里。我说阿爸，你和阿妈尽管放心好了，我给二哥投了三万，大哥更多，投了十七万。父亲的身子猛地一抖，连连往后退了几步，扶住柱子才得以稳住身子。父亲没想到远在四川的大儿子也发疯了。父亲看叛徒一样盯着我，最后转身悻悻地离去，连我给他买的营养品都赌气不拿。
　　父亲回到村庄后，更是忧心如焚，时不时唉声叹气。村里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议论着茶厂，对其前途很不乐观。父亲听到后就站起来，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怀疑，老二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他在外混那么多年，见识一点也不比我们低，对吧？停了停说，这不，老大和老三都跟着投了，要说老大人老实不懂行情，我信，但老三都是派出所的人了，他也支持，说明担忧是多余的。村里人默默地点头，父亲的话的确有道理。母亲也觉得有道理，说那你怎么不去帮老二？父亲陷入了沉默，蹲在家门口盯着茶厂，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好半晌，父亲的话才从烟雾里钻出来：我只是给孩子们壮胆，这几个孩子都发了疯，我也不信这个能挣到钱。母亲怀里抱着柴火，说你是读书人，懂得道理深，我不跟你辩这个，那你回头想想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就是那样？父亲怔住了，整个人僵着，手里抓着烟杆，双目呆滞地盯着。母亲转身走进家门，很快厨房里冒出了炊烟。
　　父亲终究没有听母亲的劝，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母亲说他几句，他便从床底翻出书来读。母亲便没办法了，谁叫自己不识字呢？母亲能做的只是翻起两只白眼，然后蹬蹬蹬地下楼去了，把脚踩得如此响亮，是对父亲的无声抵触。父亲始终装作没看到，目光落在书本里，脸上泛着诡异的神情。没人注意时，父亲装着路过出现在茶厂附近，眼里露出好奇与焦虑。 　　没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村庄，没说去哪干什么，只说过段时间就回来。母亲没有拦住父亲，其实是不忍心拦。母亲在父亲眼里看到了一丝光亮，那是消失已久的东西，也便让父亲追随着光亮而去。
　　两个月后，消失的父亲忽然回到村庄，神情自若，似乎只是到隔壁村做客而已。回到村庄的父亲有了变化，眼里多了些明亮，说不清是什么，连腰板都挺得笔直，似乎那条瘸的腿都不治而愈了。父亲没过两天就到厂里帮忙。父亲给二哥做账，理清财务，做得一丝不苟。每每有客人来访，父亲便放下手中的活，端坐在茶几前给客人泡茶。父亲泡茶手法纯熟，喝茶更是讲究，倒一杯茶分三口：第一口试茶温，第二口轻轻抿，意在品茶香，或陶醉或失望地摇摇头，第三口才呷茶入口，让茶汤在嘴里回旋，饮而尽，口鼻生香。村里人发现父亲的与众不同，俨然不是当年的那个阉猪佬。我和二哥被父亲的招式给弄蒙了，才明白父亲消失的这段时间去干什么，不由感慨起父亲的良苦用心，又觉得多此一举，用得着如此神神怪怪？唯独母亲对此笑而不语。真是一对夫唱妇随的夫妻，尽管我和二哥不再出言调侃，但心里都那样想着。
　　从山外来村里的人总免不了到茶厂看看，尤其是镇上干部下村的必到之处，不仅支持民营企业，更因我在镇上任职的缘故。他们每每从村庄回来都说起我父亲，仅凭父亲端坐茶几前的那份神态，便知他是个真正喝茶的人。镇上干部无人不晓我父亲，父亲和他们熟络着，还成了十分投缘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多半谈起茶。父亲说普洱醇厚，铁观音清亮，而大红袍有点孤傲性情。父亲说这话时脸上泛着通透尘世之后的明亮。镇长更是喜欢与父亲谈茶。我却发现父亲似乎另有目的。他和镇长聊着茶话，又自然谈到当下各种社会问题，似乎不经意地引到农村教育，进而具体到我们村。镇长说，在县里的统一撤校合并，集中教学工作安排中，考虑到个别村孩子年龄小等实际情况，还保留了部分班级，只不过这样就显得老师人手少而工作量太大。父亲给镇长续满茶，自然接口道，要不我去帮忙？镇长说那敢情好，只是现在已经没有转正机会了。父亲笑了笑说，我不为转正。
　　父亲又去学校当老师了，村里人就嘲笑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也不愿父亲受此委屈，便回家劝过父亲。父亲总是笑而不语，一副看透尘世的模样，每每在镜子前整整衣服，母亲还帮他拍打身上本没有的尘埃。父亲夹着课本，骄傲地走出门外，背上跳跃着一道柔软的光。我在心间默许了，已然明白父亲此举何意。我不是也一样？多数时候都被道不明的感觉所左右。
　　二哥的茶厂生意越来越好，村庄却越来越寂寥，上级下发扶贫政策，在镇上修建一批易地搬迁房，大半村民都搬到镇上去了，田地免费送给留在村庄里的人耕种，没人耕种的田地便抛荒了，很快就杂草丛生野鼠出没。搬走的走了，留下的一如既往地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没什么两样。
　　父亲被镇上辞退了，村里没有学生了，全都搬到镇上去读。这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父亲为此感到沮丧，整天闷闷不乐。我担心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便和二哥一起回家劝慰父亲。父親沉默了，蹲在墙角抽闷烟，任我们怎么说都不搭话，只用吧嗒吧嗒的抽烟声作回应。二哥说阿爸，代课不就几个钱嘛，不舍得，我给你开五倍的工资。父亲猛地站起来，看了看二哥，又看了看我，目光里隐着愤怒和委屈，背着手在房子里走了几个来回。
　　你们什么都不懂。父亲说。
　　父亲说这话时带着哭腔，把我和二哥吓住了，怔在那里不知所措。母亲从屋外走进来，说没事，没事，你们阿爸老了，别往心里去。父亲瞪着母亲说，你怎么和这帮孩子一个见识？母亲被戗得脸色难看，说这学校又不是我撤了，跟我急有什么用啊。父亲哼一声，白了母亲一眼，转身走出屋外，留下空洞无物的门洞。母亲双目失神地盯着门洞，说你们不要理你们阿爸，人老了总会有些脾气的，过些天就没事了，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去。
　　几天后，母亲来到镇上满脸泛光地告诉我，说老三，你阿爸又当老师了，学校里又有几个学生了。我说哪来的学生？母亲说村子里的孩子，原本是要到镇上去念书的，实在太小了，他们就商量着让你们阿爸在村子里教。我说镇上都不让了，谁给他开工资？母亲说那几户人家凑钱，你们阿爸不收他们给的工资。我心头被什么钝击了一下，泛起一阵隐痛，竟找不到合适的话。
　　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和外出学习，没回村庄看望父母，出差回来到镇上后，打算抽空回村子一趟。父亲却在一个圩日里，哭丧着脸到镇上来找我，说老三，你二哥要拆掉学校。我不由感到惊讶，尽管早知道二哥茶厂要扩建，浙江人看中这里的茶，便入股二哥的茶厂，租赁村庄山地种上茶叶。我说不是还有学生在上课吗？父亲蹲到地上说都送到镇上来了，镇上说我教的不正规。父亲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且微微发颤。我说这和二哥又有什么关系？父亲抬头看了看我，说在那里建厂房，是浙江人的主意。停了停说，他敢拆学校，你们就别想再见到我。父亲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抛下微佝而愤怒的背影。我赶忙追上父亲，说阿爸，您老生气归生气，饭还是要吃的。父亲冷冷地盯着我，说我早就气饱了，你们长能耐了，都长着。
　　我担心父亲闹出什么来，便请假回了一趟村庄，问二哥到底怎么回事。二哥说阿爸那是患老年痴呆的前兆吧？村里没孩子上学了，他倒好，打起村里老人的主意来，把几个光棍拉到学校，给他们喝茶、散烟，还给他们发工资。二哥摇着头说也不知他脑子里想什么，还好那些光棍都不愿听了，给工资都不去了，阿爸以为我在背后搞鬼，还把我骂一顿，我比窦娥还冤啊。我拍拍二哥的肩膀，说我去劝阿爸。
　　我在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的学校里找到父亲。他蹲在墙根下，黑狗蹲在脚旁，百无聊赖地盯着前方。以前的那条黑狗死后，家里好些年不养狗了，现在父亲又买来一条同样浑身黑毛的狗。他们面前一米之外铺洒着阳光，几只还没长出鸡冠的鸡在相互追逐。我走到父亲身旁蹲下去，顺着父亲的目光凝望，通往小镇的山路映入眼帘。我即刻知晓父亲在看什么，在想什么，不由为父亲感到悲哀，觉得父亲走到了村庄的背面。
　　要是有孩子回到村里来呢？父亲幽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