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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13年，全球经济发展似乎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中国和欧美的发展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政府的视角，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应对？
3月19日，《支点》记者应邀出席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模式变革”这一话题，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艾文·E·罗斯（Alvin E.Roth），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e），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艾文·E·罗斯：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
我所研究的市场设计领域，是以博弈论工具来改进和修补那些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市场体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首先必须要有一些规章制度和体系，而后由政府决定市场中哪些行为合法或违规，由市场参与者决定市场该如何运作。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参与者的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市场设计之上。
像学校招生，可以采取递延接受方式，将冷门专业作为首选，学生被招进学校的几率就会更大。
市场上的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控制的，这可以叫作“交易需求”。比如我生活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同性恋结婚等原来是不允许的，最近几年放开了。
总而言之，只有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确保市场设计安全，保证社会公正，然后才能推动市场更好地运作。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市场有序而自由地运作。
阿玛尔·毕海德：创新有利于制度优化
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导致。
3年前，很多人认为必须马上切断对希腊的援助。但当时的舆论忽略了一点，正是欧洲人在涉及到制度变革时比较保守，缺乏创新力，使得欧债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成为困扰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大难题。
在我看来，创新是解决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实际上，欧洲很多上市公司都是表现良好的创新型企业，目前政府层面需要制定更多的制度来鼓励创新文化。
许多国家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都有自己的创新政策。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向美国学习，推动类似微软、谷歌等公司的创建，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实际上，不管置身于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如果政府足够重视创新，就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有弹性的制度环境来鼓励创新。相信下一个十年，在一系列创新政策的驱动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成思危：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要想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就要注意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适当比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两个潜在危害：一是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二是货币超发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通货膨胀。
近十几年来，美国的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的比重迅速降低。虚拟经济不经过交换、生产、流通等过程，直接“以钱生钱”——这些钱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借来的。当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高于它借钱的利率，当然没有问题，一旦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就必然会造成问题。
从中国现状看，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金融行业要加强国际竞争力，所以虚拟经济还会有发展，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虚拟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硬件，硬件没有软件是无法运行的，但是软件离开了硬件就一文不值。所以，要在扎扎实实做好实体经济的同时，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林毅夫：产业政策应符合潜在比较优势
在产业升级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共识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合国情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决定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政府制定产业振兴计划时，必须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势利导。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选择表面上看起来很先进的现代化产业去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现代化产业往往是资本很密集，技术也非常密集。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不仅资本短缺，而且人力资本也有限。失败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一度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汽车这类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与当时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是完全不相符的。
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应当学习那些要素禀赋相似、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这些国家十年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因为资本积累、工资上升等而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但这些产业却可以成为中国的朝阳产业。
政府在产业扶持方面同样有学问。发展的产业不一样，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政策导向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要发展农业的话，水利非常重要；如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能源供应、港口基础设施等则摆在了重要位置。
对先行发展的企业，政府应提供一定补偿，这种补偿主要指利用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来完善外部经营环境，而不是单纯补偿企业的自身能力。
周其仁：城镇化要合理配置资源
中国城镇化率从不到19%上升到了51%，30年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从绝对水平看，51%也就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日本5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潜力。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镇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等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了一边。
在中国，城镇化一开始都是政府主导，包括规划、划地、拿地、筹资、批项目等。苏联计划时代的城镇化也是如此，修了好多城市，但布局太主观，与人口和经济积聚的实际去向背道而驰，结果不少城市严重缺乏活力。别人有高楼、我也修高楼，别人有地铁、我也修地铁，这绝对不是有活力的城镇化。
此前有媒体报道提过“鬼城”现象，这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一些地方的很多领域都有“鬼城”的影子，基础设施过分追求宏大，却没有一点人气，空空如也。很多仿鸟巢的建筑、音乐厅、大学城、体育馆，你靠近看一看，没有活动，没有流量。
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一些城市相应的权利、福利分配也跟不上。怎样避免重蹈“重外观、轻制度”的覆辙，怎样减弱行政主导城镇化的色彩，增加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办元素和市场元素，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支点》记者蒋李整理）
2013年，全球经济发展似乎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中国和欧美的发展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政府的视角，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应对？
3月19日，《支点》记者应邀出席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模式变革”这一话题，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艾文·E·罗斯（Alvin E.Roth），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e），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艾文·E·罗斯：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
我所研究的市场设计领域，是以博弈论工具来改进和修补那些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市场体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首先必须要有一些规章制度和体系，而后由政府决定市场中哪些行为合法或违规，由市场参与者决定市场该如何运作。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参与者的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市场设计之上。
像学校招生，可以采取递延接受方式，将冷门专业作为首选，学生被招进学校的几率就会更大。
市场上的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控制的，这可以叫作“交易需求”。比如我生活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同性恋结婚等原来是不允许的，最近几年放开了。
总而言之，只有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确保市场设计安全，保证社会公正，然后才能推动市场更好地运作。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市场有序而自由地运作。
阿玛尔·毕海德：创新有利于制度优化
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导致。
3年前，很多人认为必须马上切断对希腊的援助。但当时的舆论忽略了一点，正是欧洲人在涉及到制度变革时比较保守，缺乏创新力，使得欧债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成为困扰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大难题。
在我看来，创新是解决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实际上，欧洲很多上市公司都是表现良好的创新型企业，目前政府层面需要制定更多的制度来鼓励创新文化。
许多国家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都有自己的创新政策。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向美国学习，推动类似微软、谷歌等公司的创建，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实际上，不管置身于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如果政府足够重视创新，就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有弹性的制度环境来鼓励创新。相信下一个十年，在一系列创新政策的驱动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成思危：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要想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就要注意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适当比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两个潜在危害：一是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二是货币超发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通货膨胀。
近十几年来，美国的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的比重迅速降低。虚拟经济不经过交换、生产、流通等过程，直接“以钱生钱”——这些钱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借来的。当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高于它借钱的利率，当然没有问题，一旦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就必然会造成问题。
从中国现状看，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金融行业要加强国际竞争力，所以虚拟经济还会有发展，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虚拟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硬件，硬件没有软件是无法运行的，但是软件离开了硬件就一文不值。所以，要在扎扎实实做好实体经济的同时，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林毅夫：产业政策应符合潜在比较优势
在产业升级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共识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合国情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决定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政府制定产业振兴计划时，必须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势利导。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选择表面上看起来很先进的现代化产业去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现代化产业往往是资本很密集，技术也非常密集。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不仅资本短缺，而且人力资本也有限。失败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一度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汽车这类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与当时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是完全不相符的。
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应当学习那些要素禀赋相似、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这些国家十年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因为资本积累、工资上升等而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但这些产业却可以成为中国的朝阳产业。
政府在产业扶持方面同样有学问。发展的产业不一样，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政策导向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要发展农业的话，水利非常重要；如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能源供应、港口基础设施等则摆在了重要位置。
对先行发展的企业，政府应提供一定补偿，这种补偿主要指利用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来完善外部经营环境，而不是单纯补偿企业的自身能力。
周其仁：城镇化要合理配置资源
中国城镇化率从不到19%上升到了51%，30年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从绝对水平看，51%也就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日本5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潜力。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镇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等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了一边。
在中国，城镇化一开始都是政府主导，包括规划、划地、拿地、筹资、批项目等。苏联计划时代的城镇化也是如此，修了好多城市，但布局太主观，与人口和经济积聚的实际去向背道而驰，结果不少城市严重缺乏活力。别人有高楼、我也修高楼，别人有地铁、我也修地铁，这绝对不是有活力的城镇化。
此前有媒体报道提过“鬼城”现象，这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一些地方的很多领域都有“鬼城”的影子，基础设施过分追求宏大，却没有一点人气，空空如也。很多仿鸟巢的建筑、音乐厅、大学城、体育馆，你靠近看一看，没有活动，没有流量。
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一些城市相应的权利、福利分配也跟不上。怎样避免重蹈“重外观、轻制度”的覆辙，怎样减弱行政主导城镇化的色彩，增加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办元素和市场元素，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支点》记者蒋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