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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网络谈话节目迅速发展，不断从众多的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并频频冲上微博热搜排行榜，成功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不论是节目内的参与者还是节目外的广大观众，都加入到了网络谈话节目塑造的娱乐狂欢之中，一时间网络谈话节目成为不少人的“下饭”标配。文章试图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以《奇葩说》为例，对网络谈话节目进行分析，探究其狂欢的特质。
关键词 狂欢理论;网络谈话节目;奇葩说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媒介与社会语境的发展，谈话节目逐渐由传统电视走向网络媒体，与此同时其节目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与革新，诸如《奇葩说》《非正式会谈》《吐槽大会》等网络谈话节目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与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相比，网络谈话节目依托互联网这个“狂欢节”似的平台，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符号与意义互动的机会，并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对传统节目范式和主流思想进行解构和戏谑，狂欢由此扩散开来。
1 理论及概念综述
1.1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狂欢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提出的，这是一种有关狂欢的理论，指由狂欢节衍生出来的狂欢式、狂欢化等一系列概念的总称，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重领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庆祝活动，它实际上还具有反抗官方权威、构建平等社会的文化内涵。
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是把握狂欢理论的三个关键词。狂欢节作为一种节日庆典活动，是狂欢理论的起点和基础;在狂欢节中存在着大量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和形式，这些行为、仪礼和形式的总和则被称为“狂欢式”[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造就了“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王与贵族的身份不再高高在上，平民百姓也可以在广场上欢聚一堂，成为庆典的主角，“第二世界”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其颠覆等级制度、倡导平等对话的思想精神。狂欢节发展至今，狂欢精神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且随处可觅，形成了一种广泛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1.2 网络谈话节目
谈话节目是电视荧幕中的重要节目之一，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Talk Show”，即脫口秀节目。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出现并不断发展。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网民规模也不断扩大，谈话节目不再拘泥于传统电视传播渠道，纷纷转向了互联网播放平台，各大视频网站也投入到了网络谈话节目的制作中。
胡智锋教授在其著作《电视节目策划学》一书中对谈话节目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定义，他认为“广义的谈话节目指所有以面对面口头交流信息为主的节目形式，它涵盖了演播室主持人与嘉宾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访谈节目;狭义的谈话节目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谈话现场，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进行群言式的讨论”[2]。学者廖晓峰认为“网络谈话节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直播互动为主的初创阶段、脱口秀崛起阶段以及综艺化阶段[3]。根据以上定义及划分，可以看出，目前正处于综艺化阶段的网络谈话节目更加符合胡智锋教授给出的狭义定义。因此，本文将网络谈话节目定义为通过网络平台播放或视频网站自制的，以群言式讨论为主要形式的一类谈话节目。
本文的研究对象《奇葩说》是一档融入辩论元素的脱口秀，该节目有多元参与者，包括导师、选手、嘉宾和现场观众，选手自由选择正反方并组队辩论，最终胜负由观众投票决定。作为一档网络谈话节目，《奇葩说》在2014年首次上线，仅两周时间视频播放量就突破1 800万，到第一季播出结束时点击量突破2.6亿，目前已经制作到第六季。《奇葩说》的热播使其成为了网络谈话领域的标杆性节目，在这背后也蕴含着大量的狂欢精神。
2 《奇葩说》中的狂欢特质
2.1 全民性的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将世界分为对立的两种存在，第一世界是等级秩序森严的官方世界，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式的民间生活，在第二世界中，参与狂欢的主体是全体大众，他们不分等级和阶层，任何人都可以在狂欢广场上宣泄情感。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还指出，“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人的意识，可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而是直抒己见的主体。”[4]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网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没有等级划分的狂欢广场，基于这个广场，网络谈话节目不再将受众作为简单的“人肉背景”，而是通过让渡权力给受众，吸引更多人卷入，使受众成为在舞台前后都能展示自己的“直抒己见的主体”。
狂欢并不是某一个体的特权，任何一个感受到狂欢气氛的人，都能够在网络谈话节目中得到快乐，且这种狂欢与快乐会随着受众参与度的提高而变得强烈。《奇葩说》的辩手均出自普通大众，在严肃的辩论场中，他们别出心裁的打扮、夸张的动作以及带有幽默戏谑风格的个人观点是民间诙谐文化的荧屏演绎，在一次次言语的碰撞与哄堂大笑的氛围中，辩手营造了一个幽默、诙谐、疯狂的广场气氛。大量观众的参与也为狂欢气氛提供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可能。现场观众通过鼓掌欢呼或喝倒彩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并按下投票按钮直接决定辩手的去留，场外观众则通过网络播放平台随时随地融入到狂欢节目中，借助弹幕完成井喷式的意见表达。即使狂欢节结束，诸如“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可是你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的戏谑金句仍然为观众所熟记，其中蕴含的反抗权威、突破传统的狂欢精神也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指导。网络谈话节目俨然已经成为人们释放压力与排解情绪的便捷渠道，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发声，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的地位发生了转化，将狂欢精神辐射到更广泛的范围中，带来了全民性的狂欢。
2.2 仪式性的狂欢
狂欢节中包含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狂欢仪式，它是指加冕和脱冕，这是狂欢化思维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巴赫金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加冕和脱冕仪式正是粗鄙化在狂欢节中的表现，其中充满着戏谑的氛围。在这样的仪式中，加冕意味着赋予权力，脱冕则意味着剥夺权力，它能够使普通大众也拥有成为“国王”的机会，获得加冕的快乐。 网络谈话节目是一场集体表演，它不再以教育和审美为导向，而是转向了表演和娱乐，具有狂欢节似的礼仪与仪式。《奇葩说》节目内，每个辩手都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场域，通过仪式性的表演表达态度、传播自己，获得为自己代言的加冕权。以辩手马薇薇为例，她在成为节目第一季最佳辩手“奇葩之王”后收获了不小的名气，此后也正式从培训机构的老师转行做了艺人，以主持人、嘉宾等身份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目前她已经在新浪微博上获得了近五百万粉丝的关注。
与此同时，网络与移动设备的发展也成为人体的重要延伸，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受众塑造了技术带来的加冕快感。节目外的受众通过更多镜头，如正片未播片段《奇葩说不停》、节目集锦《奇葩爆笑片段》、选手个人合集《奇葩说肖骁观点合集》，或新浪微博等渠道和了解明星导师、节目女神、人气辩手的表现情况和日常生活，这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全景监狱”式的观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本能的好奇心和窥私欲，使普通观众有了和明星大咖接触融合的机会，甚至还获得了高于明星的“监视”地位，享受加冕仪式带来的狂欢。因此，以《奇葩说》为代表的网络谈话节目具有现代化的仪式性，其现代化的仪式性在网络的延展和演绎中得以诠释。
2.3 颠覆性的狂欢
与正常的社会状态不同，狂欢一词本身就蕴含着反抗与颠覆的意味，它是颠覆权威和真理的代名词。狂欢节能够颠覆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使国王与贵族不再拥有特权，使底层人民不再需要遵守礼节，使人们拥有反经典、反权威文化的色彩表达。
学者莫林虎在《电视文化导论》一书中提到“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更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节目负载着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的功能”[5]。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内容上总是具有强烈的说教意味，包含着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传递。随着话语体制的不断解放，过去那些刻板而严肃的传统思想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人们开始转向对具有娱乐性、颠覆性、反叛性节目的追捧。
擅长制造轻松活跃气氛的网络谈话节目在形式与内容上赋予了人们颠覆主流文化与传统思想的权力。在《奇葩说》诙谐吐槽式的辩论中，“没有上进心是我的错”“能者多劳是应该的”“我不合群需要改正”，这些平日里绝对正确的“真理”受到质疑与推翻。以《伴侣一心当咸鱼，我该鞭策还是接受TA》这期节目为例，反方辩手傅首尔说，“为什么选择做一条咸鱼，因为活鱼不要你。那为什么要鞭策呢，一不小心鞭活了，还是不要你怎么办？”“我可以接受伴侣咸鱼，因为爱是不强迫对方为了我想要的生活而去改变他自己”，她的一席发言引得全场沉默思考了一秒，随后获得了沸腾般的掌声和喝彩。在本该严肃沉闷的辩论场上，《奇葩说》用嬉笑怒骂与温柔煽情的方式使人们看到那些往往被忽视的真相，继而引发深入的思考，它所产生的反叛价值已经超越了辩题的意义。
3 结语
网络谈话节目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具有全民性、仪式性与颠覆性的平台，受众在平台上展示自我、表达观点，形成了狂欢的特色景象。但在狂欢现象的背后，也浮现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冷静反思。就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提到的“个性化的修辞”与“大众化的爱欲”，网络谈话节目对受众的勾引与控制带来的结果便是节目内容低俗化、受众自律性不足、社会文化退步等问题纷纷出现。因此，网络谈话节目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是要将自身的商业利益纳入考虑范畴，更需要重视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2（4）：21-27.
[2]胡智峰.电视节目策划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6.
[3]廖晓峰.我国网络视频谈话节目的发展阶段划分[J].戏剧之家，2018（8）：92-93.
[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67.
[5]莫林虎.电视文化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5.
关键词 狂欢理论;网络谈话节目;奇葩说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媒介与社会语境的发展，谈话节目逐渐由传统电视走向网络媒体，与此同时其节目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与革新，诸如《奇葩说》《非正式会谈》《吐槽大会》等网络谈话节目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与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相比，网络谈话节目依托互联网这个“狂欢节”似的平台，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符号与意义互动的机会，并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对传统节目范式和主流思想进行解构和戏谑，狂欢由此扩散开来。
1 理论及概念综述
1.1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狂欢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提出的，这是一种有关狂欢的理论，指由狂欢节衍生出来的狂欢式、狂欢化等一系列概念的总称，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重领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庆祝活动，它实际上还具有反抗官方权威、构建平等社会的文化内涵。
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是把握狂欢理论的三个关键词。狂欢节作为一种节日庆典活动，是狂欢理论的起点和基础;在狂欢节中存在着大量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和形式，这些行为、仪礼和形式的总和则被称为“狂欢式”[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造就了“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王与贵族的身份不再高高在上，平民百姓也可以在广场上欢聚一堂，成为庆典的主角，“第二世界”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其颠覆等级制度、倡导平等对话的思想精神。狂欢节发展至今，狂欢精神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且随处可觅，形成了一种广泛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1.2 网络谈话节目
谈话节目是电视荧幕中的重要节目之一，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Talk Show”，即脫口秀节目。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出现并不断发展。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网民规模也不断扩大，谈话节目不再拘泥于传统电视传播渠道，纷纷转向了互联网播放平台，各大视频网站也投入到了网络谈话节目的制作中。
胡智锋教授在其著作《电视节目策划学》一书中对谈话节目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定义，他认为“广义的谈话节目指所有以面对面口头交流信息为主的节目形式，它涵盖了演播室主持人与嘉宾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访谈节目;狭义的谈话节目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谈话现场，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进行群言式的讨论”[2]。学者廖晓峰认为“网络谈话节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直播互动为主的初创阶段、脱口秀崛起阶段以及综艺化阶段[3]。根据以上定义及划分，可以看出，目前正处于综艺化阶段的网络谈话节目更加符合胡智锋教授给出的狭义定义。因此，本文将网络谈话节目定义为通过网络平台播放或视频网站自制的，以群言式讨论为主要形式的一类谈话节目。
本文的研究对象《奇葩说》是一档融入辩论元素的脱口秀，该节目有多元参与者，包括导师、选手、嘉宾和现场观众，选手自由选择正反方并组队辩论，最终胜负由观众投票决定。作为一档网络谈话节目，《奇葩说》在2014年首次上线，仅两周时间视频播放量就突破1 800万，到第一季播出结束时点击量突破2.6亿，目前已经制作到第六季。《奇葩说》的热播使其成为了网络谈话领域的标杆性节目，在这背后也蕴含着大量的狂欢精神。
2 《奇葩说》中的狂欢特质
2.1 全民性的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将世界分为对立的两种存在，第一世界是等级秩序森严的官方世界，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式的民间生活，在第二世界中，参与狂欢的主体是全体大众，他们不分等级和阶层，任何人都可以在狂欢广场上宣泄情感。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还指出，“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人的意识，可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而是直抒己见的主体。”[4]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网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没有等级划分的狂欢广场，基于这个广场，网络谈话节目不再将受众作为简单的“人肉背景”，而是通过让渡权力给受众，吸引更多人卷入，使受众成为在舞台前后都能展示自己的“直抒己见的主体”。
狂欢并不是某一个体的特权，任何一个感受到狂欢气氛的人，都能够在网络谈话节目中得到快乐，且这种狂欢与快乐会随着受众参与度的提高而变得强烈。《奇葩说》的辩手均出自普通大众，在严肃的辩论场中，他们别出心裁的打扮、夸张的动作以及带有幽默戏谑风格的个人观点是民间诙谐文化的荧屏演绎，在一次次言语的碰撞与哄堂大笑的氛围中，辩手营造了一个幽默、诙谐、疯狂的广场气氛。大量观众的参与也为狂欢气氛提供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可能。现场观众通过鼓掌欢呼或喝倒彩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并按下投票按钮直接决定辩手的去留，场外观众则通过网络播放平台随时随地融入到狂欢节目中，借助弹幕完成井喷式的意见表达。即使狂欢节结束，诸如“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可是你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的戏谑金句仍然为观众所熟记，其中蕴含的反抗权威、突破传统的狂欢精神也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指导。网络谈话节目俨然已经成为人们释放压力与排解情绪的便捷渠道，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发声，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的地位发生了转化，将狂欢精神辐射到更广泛的范围中，带来了全民性的狂欢。
2.2 仪式性的狂欢
狂欢节中包含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狂欢仪式，它是指加冕和脱冕，这是狂欢化思维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巴赫金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加冕和脱冕仪式正是粗鄙化在狂欢节中的表现，其中充满着戏谑的氛围。在这样的仪式中，加冕意味着赋予权力，脱冕则意味着剥夺权力，它能够使普通大众也拥有成为“国王”的机会，获得加冕的快乐。 网络谈话节目是一场集体表演，它不再以教育和审美为导向，而是转向了表演和娱乐，具有狂欢节似的礼仪与仪式。《奇葩说》节目内，每个辩手都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场域，通过仪式性的表演表达态度、传播自己，获得为自己代言的加冕权。以辩手马薇薇为例，她在成为节目第一季最佳辩手“奇葩之王”后收获了不小的名气，此后也正式从培训机构的老师转行做了艺人，以主持人、嘉宾等身份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目前她已经在新浪微博上获得了近五百万粉丝的关注。
与此同时，网络与移动设备的发展也成为人体的重要延伸，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受众塑造了技术带来的加冕快感。节目外的受众通过更多镜头，如正片未播片段《奇葩说不停》、节目集锦《奇葩爆笑片段》、选手个人合集《奇葩说肖骁观点合集》，或新浪微博等渠道和了解明星导师、节目女神、人气辩手的表现情况和日常生活，这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全景监狱”式的观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本能的好奇心和窥私欲，使普通观众有了和明星大咖接触融合的机会，甚至还获得了高于明星的“监视”地位，享受加冕仪式带来的狂欢。因此，以《奇葩说》为代表的网络谈话节目具有现代化的仪式性，其现代化的仪式性在网络的延展和演绎中得以诠释。
2.3 颠覆性的狂欢
与正常的社会状态不同，狂欢一词本身就蕴含着反抗与颠覆的意味，它是颠覆权威和真理的代名词。狂欢节能够颠覆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使国王与贵族不再拥有特权，使底层人民不再需要遵守礼节，使人们拥有反经典、反权威文化的色彩表达。
学者莫林虎在《电视文化导论》一书中提到“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更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节目负载着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的功能”[5]。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内容上总是具有强烈的说教意味，包含着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传递。随着话语体制的不断解放，过去那些刻板而严肃的传统思想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人们开始转向对具有娱乐性、颠覆性、反叛性节目的追捧。
擅长制造轻松活跃气氛的网络谈话节目在形式与内容上赋予了人们颠覆主流文化与传统思想的权力。在《奇葩说》诙谐吐槽式的辩论中，“没有上进心是我的错”“能者多劳是应该的”“我不合群需要改正”，这些平日里绝对正确的“真理”受到质疑与推翻。以《伴侣一心当咸鱼，我该鞭策还是接受TA》这期节目为例，反方辩手傅首尔说，“为什么选择做一条咸鱼，因为活鱼不要你。那为什么要鞭策呢，一不小心鞭活了，还是不要你怎么办？”“我可以接受伴侣咸鱼，因为爱是不强迫对方为了我想要的生活而去改变他自己”，她的一席发言引得全场沉默思考了一秒，随后获得了沸腾般的掌声和喝彩。在本该严肃沉闷的辩论场上，《奇葩说》用嬉笑怒骂与温柔煽情的方式使人们看到那些往往被忽视的真相，继而引发深入的思考，它所产生的反叛价值已经超越了辩题的意义。
3 结语
网络谈话节目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具有全民性、仪式性与颠覆性的平台，受众在平台上展示自我、表达观点，形成了狂欢的特色景象。但在狂欢现象的背后，也浮现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冷静反思。就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提到的“个性化的修辞”与“大众化的爱欲”，网络谈话节目对受众的勾引与控制带来的结果便是节目内容低俗化、受众自律性不足、社会文化退步等问题纷纷出现。因此，网络谈话节目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是要将自身的商业利益纳入考虑范畴，更需要重视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2（4）：21-27.
[2]胡智峰.电视节目策划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6.
[3]廖晓峰.我国网络视频谈话节目的发展阶段划分[J].戏剧之家，2018（8）：92-93.
[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67.
[5]莫林虎.电视文化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