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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
《神木》2007年第3期发表了陈冲先生《〈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的文章，读过之后有些想法，可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虽然这几年在给孩子们教《论语》的过程中，读了不少有关《论语》的书，但学养功夫不深，惟恐说错了什么，以致上获罪于圣哲，下贻误于后学，就把一些想法压在心里，谁知这东西是压不住的，不如一吐为快写出来，倘有不妥之处，还请陈冲先生批评。
《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自古及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牛粪者，见牛粪，驴屎者，见驴屎，如此而已。因此，说《论语》到底是什么，往往到底还不是什么。
说《论语》必然要提到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并不期望人人都说他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我们姑且不论，孔老夫子是“善者好之”者，还是“其不善者恶之”者。但对孔子这个人，一些人好之，一些人恶之，已成不争的历史事实。好之者，说《论语》，道孔子，说了道了两千多年；恶之者，打孔子，砸孔家店，也打砸了两千多年。说《论语》道孔子者，为孔子说了那么多好话，没有给孔子添上一丝一毫的光彩；打孔子，砸孔家店者，说了孔子那么多的坏话，也未损孔子一丝一毫的光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是败絮裹十层绸缎依然是败絮，是真金压千年尘垢依然是真金。
打孔子，砸孔家店者，往往打砸的不单单是孔子，连孔子的“好之者”一齐打，一齐砸。秦代，“焚书坑儒”就是一例。其实，说《论语》，道孔子者，所说、所道都是自己的心得而已，所谓心得，乃一己之得，一时之见。一己之得，一时之见，自然不可能全面，比如易中天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比如说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比如说，陈冲说《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等等。能说他们错了吗？不能，因为在《论语》里确实可以找到他们所说的根据。能说他们全对了吗？不能，他们所说，只能算作冰山之一角。各人的视角不同，心得各异，是很自然的事情。千人千双眼，万人万条心，其看点不同，其心得怎可能一致呢？即使就是同一个人，看《论语》，看一遍有一遍的感悟。年轻时看，也许看见的是一条小河，老了的时候，也许看见的是大海。因此，用自己的心得轻易去否定别人的心得，显然，是不明智的，至少是没有慎思过的。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是颜渊对孔子的评价。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是子贡对毁孔子人的批评。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崇信西藏密教，到忽必烈死后，由铁木真“元成宗”继位，就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诏告天下：“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
以上种种就是孔子好之者心目中的孔子。然而孔子在其恶之者心目中，却是古今中外最坏最坏的人，说他是“民族的罪人”，说他“倒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树”，说他“折断了中国人的脊梁”等等。相比之下，陈先生对孔子还算比较客气一点的，说“孔子在他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啦啦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为什么不听孔子的课了呢？“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只是个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因此“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有起”。以上说词，仿佛如陈先生亲历一般。在恶孔子者的眼里，孔子是顶级坏人，少正卯自然是顶级的好人了，岂只比孔子讲的好，有人甚至把少正卯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何许人？第一个轴心时代，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西方，几乎是同时出生在这个地球的四五个顶尖级人物中的一个。就这么一个可以影响世界文化的中国的苏格拉底——少正卯就被孔子杀掉了，孔子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了吗？
可惜的是少正卯这么一个人物是否真有其人，早就成了历史上的一大疑案，自从钱穆先生以大量的历史史实，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史学界公认的结论：少正卯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之后，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孔子恶之者”站出来，说一个不字。如此说来，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也就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了。陈先生说少正卯讲的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理，也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了。而且谁都从未听说过孔子生前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哪个人因为孔子“只讲道，不讲理”而跑到别处听课的事。倒是孔子周游列国，他的许多弟子还跟着去，不仅如此，到孔子死后，门徒还为他守丧三年，这倒是事实。《孟子》中有这么一段话：“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不仅孔子的门徒如此追慕他们的老师，有许多鲁人也追慕他们时代的圣人，纷纷在他的墓地居住下来，陪伴着孔子“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而且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家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候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由此可见事实上并不是陈先生说的“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也就是说孔子被人尊敬并不是自汉武帝才开始的。
平心而论，孔子“吾少也贱”的一个人，十五岁志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活到如此辉煌的程度，恐怕是古今中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还不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学习和尊敬吗？可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偏偏时常遭到人们的攻击，而且攻击者偏偏又都是一些中国人。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中国现象，正印了孔子“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话，只不过变成了“国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罢了。孔子除杀少正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以外，孔子另一条严重罪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陈先生说：“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叠起来的字，原本是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当时齐景公“失其君道，威福下移。失其父道，嫡庶内乱”，不知如何是好，这才请教于孔子。孔子说此话，是对治齐景公所犯错误而说的，有循名责实之意，所责侧重在君父这一边。齐景公心知肚明，可齐景公却用“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么一句话搪塞过去，不知悔改，导致“陈氏弑君篡国之患”。稍稍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孔子当时说此话的语境，就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孔子恶之者”，从古至今，把这一条当作孔子的主要罪状批。孔子岂不冤哉！至于后来的“三纲”似乎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孔子的创造，管仲没有跟着他的主子公子纠去死，还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有人批评管仲不忠，孔子不仅没有批评管仲，还表扬了管仲。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要求的还是君，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至于那些不仁的昏君，“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暴君，孔子及其儒者从未说过他们的好话。
总而言之，《论语》并不是如陈先生所说是一本专讲“治天下”的书，也不是一本“专劝皇帝当明君，教育百姓做良民”的书，有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孔子对所有人的要求，因此，有人称孔子的学问是人学。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儒字从人，人字旁一个需要的需字，会其意，儒者，就是人需要的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才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陈先生说“要德先生，要赛先生”，这没错，但“打倒孔家店”则没有这个必要。民主、自由、科学，也还是要人去做的，倘若，人不知道如何做人了，到处是野蛮，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腐败，就像老百姓说的“鞋没有鞋样子，袜没有袜样子，人没有人样子”，“德先生”、“赛先生”又奈何得了什么呢？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为乎内，男正为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难道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才是今天的人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吗？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说《论语》是一部高深永恒、包罗万象的书，就像颜回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如果能说“到底”，也就称不上高深了，最高深的也是最平实的，最平实的才是最高深的！
真有上帝，上帝最喜欢的人一定是孔子
黎鸣先生《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的文章里说，“西方人长期崇拜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上帝，中国人长期崇拜孔子，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孔子。”此论不可成立。据黎鸣先生说：“上帝是个抽象”，抽象即无像，无像之像，就无像可像，西方人的人性怎么就像了上帝了呢？上帝如果有像，岂不也成了具像了吗？人性如果能像了上帝，那么上帝也必具了人性，具了人性的“神”，还是上帝吗？由此推下来，黎鸣先生“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不仅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就是“中国人像孔子”论也不能成立。试问。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哪一个像孔子？鲁国有那么多人崇拜孔子，哪一个人像了孔子？孔子殁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由此可知。孔子的弟子中都没有一个像孔子者；有子也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之后到现在二千五百多年了，在古人里，学孔子者，亦步亦趋，不能说没有下了功夫，可自古到今，没有听说谁像了孔子。
既然西方人性像上帝说，中国人性像孔子论都不能成立，那么，中国倒霉论也不能成立。
可黎鸣先生为什么能作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呢？好恶所致也，黎鸣先生好上帝，好西方人，恶孔子，恶中国人。《大学》中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黎鸣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的‘神’，神是什么？先于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无上存在，无上存在是什么？无言可说。”
说了半天，上帝是个“无言可说”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中国人信了这个存在就有救，不信就倒霉。其实，黎鸣先生所说的那个存在不就是中国人说的道吗？道也是个“无可言说”的存在，也是“先天地而生”的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个创造一切的存在。不过，中国人把那个存在不叫上帝，不叫“神”，叫作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鬼神也是万物之中的一种，也是道所生道所长，道所成。孔子也承认有鬼神，可他要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他不言“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很实际的人，他要人先把人的事做好，把活着的事做好。
中国人也有信神的，但神没有唯一，只有道是唯一。山神土地门神灶君，举头三尺有神灵，五行八方，风婆雷公，要什么神有什么神，想敬什么神就敬什么神，在中国人的心里，神不是至尊，道才是至尊。黎鸣先生想让中国人信上帝，从此不再倒霉，用心良苦，可是要办成这么一件事，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使中国人全信了上帝，恐怕也难逃倒霉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倒霉肯定地说不是上帝使然，也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使然。上帝爱众人，上帝对众人的爱一定是一种不加任何条件的大爱，绝对不会因为不信他，他就使他所爱的人倒霉。因崇拜上帝而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也绝对不会因不信上帝就去杀害他们。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人因为孔子倒过霉，阿富汗没有孔子，伊拉克也没有孔子，可也要倒霉，这些倒霉的事，到底是谁弄出来的呢？既不是上帝弄出来的，又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那么一定是不信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不信上帝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因不信上帝而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吗？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信上帝的人过去就有，现在就更多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宽容，十分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上帝的信徒在城市在乡村到处传教。既然信了上帝就不倒霉，可为什么信了上帝的中国人还要跟着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
至于说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此话也有些一概而论，中国人里头不信孔子的人比信孔子的人多的多，就现在的中国，一万个人里头，恐怕找不出一两个真信孔子的人，近几年出现的由唐装、汉服、祭孔、拜孔、名人解说经典、儿童导读所构成的所谓“国学热”大都是商人的炒作。真正的孔学，到汉代就变成了训诂学，到了唐代就变成了诗赋学，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程朱理学。再加上批孔，一批再批，早把孔学连根刨了。哪去找信孔子的人呢？可中国人还为什么要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呢？难道就因为中国过去有过个孔子吗？
黎鸣先生张口倒霉，闭口倒霉，我不知何谓倒霉。中国人倒霉的事莫过于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事，莫过于日本侵华的事了。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吗？如果这算作倒霉，这个倒霉还是因没有听孔子的话所致。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中国共产党，教民以战，全民皆兵，西方列强不是“夹着尾巴逃跑了”吗？
孔子不是上帝，孔子是个人，黎鸣先生所说的上帝，如果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那么上帝最喜欢的人一定是孔子了。中国人真如黎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性像了孔子”，那么，上帝偏爱的一定也是中国人。因为孔子就是一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
让中国人倒霉的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信了孔子，而是因为西方人的霸道。要中国人不倒霉，惟一可信的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黎鸣不懂孔子更不懂老子
黎鸣提出了“自然之道”、“自然之德”之说以反孔子之道德，说明黎先生不懂孔子，更不懂老子。老子说过“道法自然”，可没有说“自然之道”，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道已不是天道而是人道了。《老子》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天道，天道无私，人要做到“无私”太难了，大都是“损不足奉有余”。老子把人分成三等，即，上中下。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在这三等人里头，即使是个“上士”也得勤而行之，才能得道。“中士”，对于道处于信与不信中，“下士”根本不信道，这两种人怎么可能“自然之道”呢？老子这段话，和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无论老子，还是孔子都说要得到道必须修德。德不修，也绝不会有“自然之德”。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矣。”“德不修不得，学不讲不明”，世界上哪有不修就能自然得到德的道理？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说了那么多的“修”才能有“真”、有“馀”、有“长”、有“丰”、有“普”。如果不修，哪来的德呢？在这个问题上，孔门有和老子相似的说法，那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道、德、仁、义、礼，不是孔子的专利，老子也讲。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强调礼的时候，人们已不讲“道、德、仁、义”了，乱世就开始了。人类不得不求助于法，法治，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孔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想让人类回过头去把失去的礼、失去的义、失去的仁、失去的德，再找回来，回到道。可是孔子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我相信总有实现的一天，因为老子还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讲的道德是真道德，孔子讲的道德也是真道德，只要读读《论语》，读读《老子》，谁都会明白。可惜，读《论语》、读《老子》的人太少了。即使读，也有读不懂的，黎鸣就是其中的一个。
孔子与老子根本上没有什么分歧
有人说孔子与老子的根本分歧就两个字“自然”，老子顺应自然，孔子要逆反自然。还说孔子抛开了老子的“道德”，抛开老子最高的“自然”，而把“仁”提到了最高。此论差矣。孔子与老子在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分歧，孔子也没有逆反自然，相反，孔子正是由于顺应了自然才成其为孔子的。“仁”也不是孔子能提到最高，而是自然把“仁”提到了最高。
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说，他说：“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怎么来的？是大道废了之后才有了仁。老子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老子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仁是失德之后产生的。礼也是，忠信薄了，社会开始乱了，这才不得不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仁也好，义也好，礼也好，法也好，都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想提倡个什么就能提倡起来个什么，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一种东西在社会上流行，首先是社会有了这方面的急需，这才会一倡百应。倘若大道没有废，人们都以大道行事，还需要讲德吗？倘若人人都讲德，还有必要说仁吗？倘若人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还需要义吗？倘若人们都讲义，还要礼吗？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都知道荣耻，胡锦涛总书记还有必要提出个“八荣八耻”吗？
由此看来，孔子当初讲仁讲义讲礼，完全是顺应时势而来的。仁、义、忠、信、孝、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都不是孔子的私货。孔子早就说过，他是“述而不作”，孔子所述的东西，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孔子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孔子和老子有什么分歧可谈呢？孔子也好，老子也好，都是中国文化之树上生出的主要分枝，中国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累累相承，形成了一株不朽之树。这棵树上，千枝万叶，尽管枝枝相异，叶叶不同，可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凡对孔子、对老子有深入研究的，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因此，以老毁孔，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可是毁孔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对老子也没有多少研究，只是为了毁孔，才把老子抬了出来。前一阵子不是把上帝也抬出来了吗？上帝是神，孔子是人，人神不是同类，原本就没有可比性，可有人硬拿孔子和上帝比。说什么上帝使西方自由、民主，上帝使西方人聪明，孔子则使中国专制，使中国人愚蠢。如果中国人真的愚蠢也应该和孔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孔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苛求几千年前的一个人把几千年后的事都管起来呢？老子确实伟大，说老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哲人，一点也不过分。但老子伟大，不一定就能证明孔子“是严重匮乏正确思维能力从而智能极其平庸的庸人。”更不能证明孔子是个什么“球”。孔子既然是个什么“球”，既然是一个“极其平庸的庸人”，何用一些人煞费心机、不遗余力地反孔呢？
几千年来，无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孔子已不是一个人的符号，而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了。孔子伟大就伟大在他“述而不作”，伟大就伟大在他和整个中国文化融为了一体，伟大就伟大在他能顺应自然。中国古代的圣人不唯孔子一人。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时务是什么？时务就是自然的一种势。自然无声无息，可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物，顺自然者生，逆自然者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这就是自然，违背了自然就不行。大棚蔬菜逆自然而生，可在大棚里人得营造适合蔬菜生长的室内温度，蔬菜才能生长，说到底还是在顺应自然。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如此，文化亦如此。逆反自然的文化必然是短命的，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孔子文化之所以不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顺应了自然。打开《论语》看看，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顺应自然的智慧之光。“适者生存”是西方一个很著名的哲学论点，孔子文化长盛不衰，正是“适者生存”这个论点最好的见证，怎么可以说孔子是逆反自然呢？中国人选择孔子，也是自然使然。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这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历史上的事我们没有亲睹，不敢妄加评论，近代，从砸烂孔家店到世界各地修孔子学院的历史，我们是目睹者。出生在文革前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破四旧”的历史。在那个时代，谁家家里还敢藏一本古书？藏下就是祸患。在我们县城南面有个造麻纸厂，有一次我到那里看到小山似的书堆了大半个院子，有的古书装在布套子里，枕头似的，造纸工人拿铁锨铲粪似的，把布套子铲烂，同烂鞋底一起装入打浆槽里，打了纸浆。多可惜啊！那是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那场运动不是冲孔子一个人来的，而是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因为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孔子理所当然要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打那之后，中国的教育就完全走上了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文化的教育。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茬人，从青年步入老年，才逐渐认识到远离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的教育，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教育啊！1996年，九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向全中国发出了“紧急呼吁”，紧随其后，台湾王财贵教授，来到大陆，作了“百年震撼”的报告，这才唤醒了沉睡在打倒孔家店历史烟尘里的中国人，2000年，北京大学有一个名叫逄飞的青年，成立了“一耽学堂”，2001年河北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义塾——文昌祠义塾，同年陕西佳县出现了燕翼堂义塾。这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组织，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种文化责任心，开始了极其艰难的义教。经过了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使更多的人走上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路。
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了传统文化从衰落到复兴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文化复兴也是一种自然使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都摆在了我们面前，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完全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在自己，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因此，扣在孔子头上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今后还会有人把人们想不到的罪名扣在孔子的头上，这也是一种自然，谁都管不了。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孔子也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米有三种价，人分上中下。中人以下，给他语上，他会笑你傻，他会骂你蠢，这就是自然。有人把孔子说成圣人，有人把孔子说成个“球”，谁能说这不是自然呢？上士有上士的自然，中士有中士的自然，下士有下士的自然，人有人的自然，狗有狗的自然，一切都在自然之中表现自己。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自然。
【编后语】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他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实际上孔子和老子学说思想互补的文化，阴阳相济，不可分离。两者互成对比、陪衬，互为补充、支撑，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完整、动人、充实、神秘。
栏目责编/沙人王刚
《神木》2007年第3期发表了陈冲先生《〈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的文章，读过之后有些想法，可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虽然这几年在给孩子们教《论语》的过程中，读了不少有关《论语》的书，但学养功夫不深，惟恐说错了什么，以致上获罪于圣哲，下贻误于后学，就把一些想法压在心里，谁知这东西是压不住的，不如一吐为快写出来，倘有不妥之处，还请陈冲先生批评。
《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自古及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牛粪者，见牛粪，驴屎者，见驴屎，如此而已。因此，说《论语》到底是什么，往往到底还不是什么。
说《论语》必然要提到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并不期望人人都说他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我们姑且不论，孔老夫子是“善者好之”者，还是“其不善者恶之”者。但对孔子这个人，一些人好之，一些人恶之，已成不争的历史事实。好之者，说《论语》，道孔子，说了道了两千多年；恶之者，打孔子，砸孔家店，也打砸了两千多年。说《论语》道孔子者，为孔子说了那么多好话，没有给孔子添上一丝一毫的光彩；打孔子，砸孔家店者，说了孔子那么多的坏话，也未损孔子一丝一毫的光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是败絮裹十层绸缎依然是败絮，是真金压千年尘垢依然是真金。
打孔子，砸孔家店者，往往打砸的不单单是孔子，连孔子的“好之者”一齐打，一齐砸。秦代，“焚书坑儒”就是一例。其实，说《论语》，道孔子者，所说、所道都是自己的心得而已，所谓心得，乃一己之得，一时之见。一己之得，一时之见，自然不可能全面，比如易中天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比如说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比如说，陈冲说《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等等。能说他们错了吗？不能，因为在《论语》里确实可以找到他们所说的根据。能说他们全对了吗？不能，他们所说，只能算作冰山之一角。各人的视角不同，心得各异，是很自然的事情。千人千双眼，万人万条心，其看点不同，其心得怎可能一致呢？即使就是同一个人，看《论语》，看一遍有一遍的感悟。年轻时看，也许看见的是一条小河，老了的时候，也许看见的是大海。因此，用自己的心得轻易去否定别人的心得，显然，是不明智的，至少是没有慎思过的。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是颜渊对孔子的评价。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是子贡对毁孔子人的批评。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崇信西藏密教，到忽必烈死后，由铁木真“元成宗”继位，就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诏告天下：“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
以上种种就是孔子好之者心目中的孔子。然而孔子在其恶之者心目中，却是古今中外最坏最坏的人，说他是“民族的罪人”，说他“倒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树”，说他“折断了中国人的脊梁”等等。相比之下，陈先生对孔子还算比较客气一点的，说“孔子在他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啦啦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为什么不听孔子的课了呢？“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只是个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因此“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有起”。以上说词，仿佛如陈先生亲历一般。在恶孔子者的眼里，孔子是顶级坏人，少正卯自然是顶级的好人了，岂只比孔子讲的好，有人甚至把少正卯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何许人？第一个轴心时代，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西方，几乎是同时出生在这个地球的四五个顶尖级人物中的一个。就这么一个可以影响世界文化的中国的苏格拉底——少正卯就被孔子杀掉了，孔子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了吗？
可惜的是少正卯这么一个人物是否真有其人，早就成了历史上的一大疑案，自从钱穆先生以大量的历史史实，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史学界公认的结论：少正卯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之后，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孔子恶之者”站出来，说一个不字。如此说来，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也就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了。陈先生说少正卯讲的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理，也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了。而且谁都从未听说过孔子生前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哪个人因为孔子“只讲道，不讲理”而跑到别处听课的事。倒是孔子周游列国，他的许多弟子还跟着去，不仅如此，到孔子死后，门徒还为他守丧三年，这倒是事实。《孟子》中有这么一段话：“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不仅孔子的门徒如此追慕他们的老师，有许多鲁人也追慕他们时代的圣人，纷纷在他的墓地居住下来，陪伴着孔子“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而且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家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候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由此可见事实上并不是陈先生说的“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也就是说孔子被人尊敬并不是自汉武帝才开始的。
平心而论，孔子“吾少也贱”的一个人，十五岁志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活到如此辉煌的程度，恐怕是古今中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还不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学习和尊敬吗？可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偏偏时常遭到人们的攻击，而且攻击者偏偏又都是一些中国人。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中国现象，正印了孔子“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话，只不过变成了“国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罢了。孔子除杀少正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以外，孔子另一条严重罪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陈先生说：“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叠起来的字，原本是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当时齐景公“失其君道，威福下移。失其父道，嫡庶内乱”，不知如何是好，这才请教于孔子。孔子说此话，是对治齐景公所犯错误而说的，有循名责实之意，所责侧重在君父这一边。齐景公心知肚明，可齐景公却用“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么一句话搪塞过去，不知悔改，导致“陈氏弑君篡国之患”。稍稍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孔子当时说此话的语境，就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孔子恶之者”，从古至今，把这一条当作孔子的主要罪状批。孔子岂不冤哉！至于后来的“三纲”似乎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孔子的创造，管仲没有跟着他的主子公子纠去死，还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有人批评管仲不忠，孔子不仅没有批评管仲，还表扬了管仲。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要求的还是君，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至于那些不仁的昏君，“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暴君，孔子及其儒者从未说过他们的好话。
总而言之，《论语》并不是如陈先生所说是一本专讲“治天下”的书，也不是一本“专劝皇帝当明君，教育百姓做良民”的书，有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孔子对所有人的要求，因此，有人称孔子的学问是人学。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儒字从人，人字旁一个需要的需字，会其意，儒者，就是人需要的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才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陈先生说“要德先生，要赛先生”，这没错，但“打倒孔家店”则没有这个必要。民主、自由、科学，也还是要人去做的，倘若，人不知道如何做人了，到处是野蛮，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腐败，就像老百姓说的“鞋没有鞋样子，袜没有袜样子，人没有人样子”，“德先生”、“赛先生”又奈何得了什么呢？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为乎内，男正为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难道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才是今天的人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吗？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说《论语》是一部高深永恒、包罗万象的书，就像颜回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如果能说“到底”，也就称不上高深了，最高深的也是最平实的，最平实的才是最高深的！
真有上帝，上帝最喜欢的人一定是孔子
黎鸣先生《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的文章里说，“西方人长期崇拜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上帝，中国人长期崇拜孔子，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孔子。”此论不可成立。据黎鸣先生说：“上帝是个抽象”，抽象即无像，无像之像，就无像可像，西方人的人性怎么就像了上帝了呢？上帝如果有像，岂不也成了具像了吗？人性如果能像了上帝，那么上帝也必具了人性，具了人性的“神”，还是上帝吗？由此推下来，黎鸣先生“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不仅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就是“中国人像孔子”论也不能成立。试问。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哪一个像孔子？鲁国有那么多人崇拜孔子，哪一个人像了孔子？孔子殁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由此可知。孔子的弟子中都没有一个像孔子者；有子也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之后到现在二千五百多年了，在古人里，学孔子者，亦步亦趋，不能说没有下了功夫，可自古到今，没有听说谁像了孔子。
既然西方人性像上帝说，中国人性像孔子论都不能成立，那么，中国倒霉论也不能成立。
可黎鸣先生为什么能作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呢？好恶所致也，黎鸣先生好上帝，好西方人，恶孔子，恶中国人。《大学》中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黎鸣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的‘神’，神是什么？先于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无上存在，无上存在是什么？无言可说。”
说了半天，上帝是个“无言可说”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中国人信了这个存在就有救，不信就倒霉。其实，黎鸣先生所说的那个存在不就是中国人说的道吗？道也是个“无可言说”的存在，也是“先天地而生”的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个创造一切的存在。不过，中国人把那个存在不叫上帝，不叫“神”，叫作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鬼神也是万物之中的一种，也是道所生道所长，道所成。孔子也承认有鬼神，可他要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他不言“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很实际的人，他要人先把人的事做好，把活着的事做好。
中国人也有信神的，但神没有唯一，只有道是唯一。山神土地门神灶君，举头三尺有神灵，五行八方，风婆雷公，要什么神有什么神，想敬什么神就敬什么神，在中国人的心里，神不是至尊，道才是至尊。黎鸣先生想让中国人信上帝，从此不再倒霉，用心良苦，可是要办成这么一件事，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使中国人全信了上帝，恐怕也难逃倒霉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倒霉肯定地说不是上帝使然，也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使然。上帝爱众人，上帝对众人的爱一定是一种不加任何条件的大爱，绝对不会因为不信他，他就使他所爱的人倒霉。因崇拜上帝而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也绝对不会因不信上帝就去杀害他们。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人因为孔子倒过霉，阿富汗没有孔子，伊拉克也没有孔子，可也要倒霉，这些倒霉的事，到底是谁弄出来的呢？既不是上帝弄出来的，又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那么一定是不信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不信上帝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因不信上帝而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吗？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信上帝的人过去就有，现在就更多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宽容，十分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上帝的信徒在城市在乡村到处传教。既然信了上帝就不倒霉，可为什么信了上帝的中国人还要跟着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
至于说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此话也有些一概而论，中国人里头不信孔子的人比信孔子的人多的多，就现在的中国，一万个人里头，恐怕找不出一两个真信孔子的人，近几年出现的由唐装、汉服、祭孔、拜孔、名人解说经典、儿童导读所构成的所谓“国学热”大都是商人的炒作。真正的孔学，到汉代就变成了训诂学，到了唐代就变成了诗赋学，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程朱理学。再加上批孔，一批再批，早把孔学连根刨了。哪去找信孔子的人呢？可中国人还为什么要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呢？难道就因为中国过去有过个孔子吗？
黎鸣先生张口倒霉，闭口倒霉，我不知何谓倒霉。中国人倒霉的事莫过于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事，莫过于日本侵华的事了。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吗？如果这算作倒霉，这个倒霉还是因没有听孔子的话所致。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中国共产党，教民以战，全民皆兵，西方列强不是“夹着尾巴逃跑了”吗？
孔子不是上帝，孔子是个人，黎鸣先生所说的上帝，如果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那么上帝最喜欢的人一定是孔子了。中国人真如黎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性像了孔子”，那么，上帝偏爱的一定也是中国人。因为孔子就是一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
让中国人倒霉的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信了孔子，而是因为西方人的霸道。要中国人不倒霉，惟一可信的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黎鸣不懂孔子更不懂老子
黎鸣提出了“自然之道”、“自然之德”之说以反孔子之道德，说明黎先生不懂孔子，更不懂老子。老子说过“道法自然”，可没有说“自然之道”，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道已不是天道而是人道了。《老子》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天道，天道无私，人要做到“无私”太难了，大都是“损不足奉有余”。老子把人分成三等，即，上中下。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在这三等人里头，即使是个“上士”也得勤而行之，才能得道。“中士”，对于道处于信与不信中，“下士”根本不信道，这两种人怎么可能“自然之道”呢？老子这段话，和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无论老子，还是孔子都说要得到道必须修德。德不修，也绝不会有“自然之德”。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矣。”“德不修不得，学不讲不明”，世界上哪有不修就能自然得到德的道理？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说了那么多的“修”才能有“真”、有“馀”、有“长”、有“丰”、有“普”。如果不修，哪来的德呢？在这个问题上，孔门有和老子相似的说法，那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道、德、仁、义、礼，不是孔子的专利，老子也讲。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强调礼的时候，人们已不讲“道、德、仁、义”了，乱世就开始了。人类不得不求助于法，法治，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孔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想让人类回过头去把失去的礼、失去的义、失去的仁、失去的德，再找回来，回到道。可是孔子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我相信总有实现的一天，因为老子还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讲的道德是真道德，孔子讲的道德也是真道德，只要读读《论语》，读读《老子》，谁都会明白。可惜，读《论语》、读《老子》的人太少了。即使读，也有读不懂的，黎鸣就是其中的一个。
孔子与老子根本上没有什么分歧
有人说孔子与老子的根本分歧就两个字“自然”，老子顺应自然，孔子要逆反自然。还说孔子抛开了老子的“道德”，抛开老子最高的“自然”，而把“仁”提到了最高。此论差矣。孔子与老子在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分歧，孔子也没有逆反自然，相反，孔子正是由于顺应了自然才成其为孔子的。“仁”也不是孔子能提到最高，而是自然把“仁”提到了最高。
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说，他说：“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怎么来的？是大道废了之后才有了仁。老子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老子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仁是失德之后产生的。礼也是，忠信薄了，社会开始乱了，这才不得不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仁也好，义也好，礼也好，法也好，都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想提倡个什么就能提倡起来个什么，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一种东西在社会上流行，首先是社会有了这方面的急需，这才会一倡百应。倘若大道没有废，人们都以大道行事，还需要讲德吗？倘若人人都讲德，还有必要说仁吗？倘若人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还需要义吗？倘若人们都讲义，还要礼吗？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都知道荣耻，胡锦涛总书记还有必要提出个“八荣八耻”吗？
由此看来，孔子当初讲仁讲义讲礼，完全是顺应时势而来的。仁、义、忠、信、孝、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都不是孔子的私货。孔子早就说过，他是“述而不作”，孔子所述的东西，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孔子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孔子和老子有什么分歧可谈呢？孔子也好，老子也好，都是中国文化之树上生出的主要分枝，中国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累累相承，形成了一株不朽之树。这棵树上，千枝万叶，尽管枝枝相异，叶叶不同，可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凡对孔子、对老子有深入研究的，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因此，以老毁孔，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可是毁孔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对老子也没有多少研究，只是为了毁孔，才把老子抬了出来。前一阵子不是把上帝也抬出来了吗？上帝是神，孔子是人，人神不是同类，原本就没有可比性，可有人硬拿孔子和上帝比。说什么上帝使西方自由、民主，上帝使西方人聪明，孔子则使中国专制，使中国人愚蠢。如果中国人真的愚蠢也应该和孔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孔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苛求几千年前的一个人把几千年后的事都管起来呢？老子确实伟大，说老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哲人，一点也不过分。但老子伟大，不一定就能证明孔子“是严重匮乏正确思维能力从而智能极其平庸的庸人。”更不能证明孔子是个什么“球”。孔子既然是个什么“球”，既然是一个“极其平庸的庸人”，何用一些人煞费心机、不遗余力地反孔呢？
几千年来，无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孔子已不是一个人的符号，而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了。孔子伟大就伟大在他“述而不作”，伟大就伟大在他和整个中国文化融为了一体，伟大就伟大在他能顺应自然。中国古代的圣人不唯孔子一人。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时务是什么？时务就是自然的一种势。自然无声无息，可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物，顺自然者生，逆自然者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这就是自然，违背了自然就不行。大棚蔬菜逆自然而生，可在大棚里人得营造适合蔬菜生长的室内温度，蔬菜才能生长，说到底还是在顺应自然。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如此，文化亦如此。逆反自然的文化必然是短命的，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孔子文化之所以不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顺应了自然。打开《论语》看看，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顺应自然的智慧之光。“适者生存”是西方一个很著名的哲学论点，孔子文化长盛不衰，正是“适者生存”这个论点最好的见证，怎么可以说孔子是逆反自然呢？中国人选择孔子，也是自然使然。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这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历史上的事我们没有亲睹，不敢妄加评论，近代，从砸烂孔家店到世界各地修孔子学院的历史，我们是目睹者。出生在文革前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破四旧”的历史。在那个时代，谁家家里还敢藏一本古书？藏下就是祸患。在我们县城南面有个造麻纸厂，有一次我到那里看到小山似的书堆了大半个院子，有的古书装在布套子里，枕头似的，造纸工人拿铁锨铲粪似的，把布套子铲烂，同烂鞋底一起装入打浆槽里，打了纸浆。多可惜啊！那是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那场运动不是冲孔子一个人来的，而是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因为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孔子理所当然要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打那之后，中国的教育就完全走上了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文化的教育。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茬人，从青年步入老年，才逐渐认识到远离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的教育，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教育啊！1996年，九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向全中国发出了“紧急呼吁”，紧随其后，台湾王财贵教授，来到大陆，作了“百年震撼”的报告，这才唤醒了沉睡在打倒孔家店历史烟尘里的中国人，2000年，北京大学有一个名叫逄飞的青年，成立了“一耽学堂”，2001年河北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义塾——文昌祠义塾，同年陕西佳县出现了燕翼堂义塾。这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组织，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种文化责任心，开始了极其艰难的义教。经过了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使更多的人走上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路。
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了传统文化从衰落到复兴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文化复兴也是一种自然使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都摆在了我们面前，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完全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在自己，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因此，扣在孔子头上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今后还会有人把人们想不到的罪名扣在孔子的头上，这也是一种自然，谁都管不了。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孔子也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米有三种价，人分上中下。中人以下，给他语上，他会笑你傻，他会骂你蠢，这就是自然。有人把孔子说成圣人，有人把孔子说成个“球”，谁能说这不是自然呢？上士有上士的自然，中士有中士的自然，下士有下士的自然，人有人的自然，狗有狗的自然，一切都在自然之中表现自己。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自然。
【编后语】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他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实际上孔子和老子学说思想互补的文化，阴阳相济，不可分离。两者互成对比、陪衬，互为补充、支撑，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完整、动人、充实、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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