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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球拍和一个球的总价是11元，球拍比球要贵10元。那么球是多少钱？
大多数人的答案会脱口而出：一块钱—这明显是错的。正确答案是：球拍10.5元，球0.5元。
难倒名校大学生的数学题
50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凯尼曼（Daniel Kahneman）对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并对人们的回答做了分析。他看似简单的实验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思维的看法。数百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认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推理是人类才拥有的天赋——凯尼曼与同事特维斯基（Amos Tversky）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人类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思维清晰。当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人们通常不会很仔细地去分析那些信息，或查找相关的数据。相反，他们倾向于通过直觉的捷径去判断，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他们错了。这些捷径并不是能快速解答数学题的方法；而是避开正常的数学计算方法。当问到球拍与球的问题时，忘记了小学就学过的最简单的数学公式，而是想当然地给出了答案。
虽然凯尼曼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多年来，他的文章却没有引起重视。凯尼曼说，一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听了他的研究后，马上摇头说，“我对研究愚蠢的心理学没有兴趣。”
今年6月初，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韦斯特（Richard West）与多伦多大学的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合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文章说，很多事实都证明聪明的人更倾向于错误的思维范式。虽然我们都认为智慧可以消除偏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考状元觉得他们不大会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韦斯特等让482位大学生做一份问卷，上面都是各种常见的容易犯错的问题。下面是几个例题：
“湖里有一片睡莲。每天睡莲的面积都会翻倍。倘若等到睡莲能盖满整个湖面，需要48天，那么睡莲盖住半个湖面需要多少天？”
你的第一直觉，可能就是直接把48天除以2，然后答曰24天。显然这个答案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47天。
韦斯特又让学生们做了一份智力测试，意在测试人们的“认知偏差”的程度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测试凯尼曼早在1970年代就做过。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高度是否大于某个高度（选项从85英尺到1000英尺）。第二个问题是估计一下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到底有多高。当学生在第一个是非题中遇到的数字是85英尺时，他们在第二个问题的平均答案是：118英尺。如果第一题的选项是1000英尺，他们对红杉高度的估计就增长了7倍。
聪明人更易犯错？
不过，韦斯特等研究的重点不是重新证实这种已知的认知偏差，他们想弄清这些偏差是否与智力关联。他们采用各种测试方法，来评估“主动思维的意愿”。
结果令人担忧，比如自我意识并没有用。正如科学家们说，“人们即使认识到自己有偏见，但却无助于他们克服偏见。”凯尼曼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他在去年底发布的新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写道，即使是他自己近几十年来做出的重要研究也不足以让他提高认知。“直觉往往让我过分自信，做出极端的预测，然后导致错误的计划”——比如，倾向于低估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完成一项任务。“我做这些课题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戏谑道。
也许，对我们最有害的偏见思维是我们通常认为他人更有可能出错，这被称为“偏见盲点”。这种“心理偏差”让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别人的决定里存在系统性错误。我们通常很轻易地看到朋友的缺点，而自身同样的缺点，我们就视而不见。虽然“偏见盲点”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了，但韦斯特的论文科学地解释了为何我们总是“严于律人，疏于律己”。
还有其他让人不安的事实：智力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们给学生们四种“认知能力”的测量标准。结果很不乐观，“认知能力较强的人，更不能看到自己的认知偏差。”（换句话说，聪明人更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聪明的人（比如考试成绩不错的）与深思熟虑的人反而更容易出现常见的谬误。教育程度也无法挽回这个事实；多年前，凯尼曼等人就记录到，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50%以上的学生都答错了那道球拍与球的问题。
如何解释？其中一个大胆假设就是，我们评估别人与评估自我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偏见盲点的扩大。比如说，当我们观察陌生人所做的非理性抉择时，我们必须从其行为信息来判断；我们从外部来审视其认知偏差，这样很容易窥见其系统性思维谬误。然而，当我们看待自己的坏主意时，我们采用的是内省机制：审查自己的动机，自圆其说；向心理医生倾吐，琢磨那些让我们误入歧途的理念。
内省机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所致，这也是非理性的根源。因此人们往往无法用智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法有效地自我分析。事实上，内省倒是把事情弄复杂了，我们越想了解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就越少。
（摘自《南都周刊》2012年第26期）
大多数人的答案会脱口而出：一块钱—这明显是错的。正确答案是：球拍10.5元，球0.5元。
难倒名校大学生的数学题
50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凯尼曼（Daniel Kahneman）对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并对人们的回答做了分析。他看似简单的实验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思维的看法。数百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认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推理是人类才拥有的天赋——凯尼曼与同事特维斯基（Amos Tversky）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人类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思维清晰。当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人们通常不会很仔细地去分析那些信息，或查找相关的数据。相反，他们倾向于通过直觉的捷径去判断，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他们错了。这些捷径并不是能快速解答数学题的方法；而是避开正常的数学计算方法。当问到球拍与球的问题时，忘记了小学就学过的最简单的数学公式，而是想当然地给出了答案。
虽然凯尼曼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多年来，他的文章却没有引起重视。凯尼曼说，一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听了他的研究后，马上摇头说，“我对研究愚蠢的心理学没有兴趣。”
今年6月初，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韦斯特（Richard West）与多伦多大学的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合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文章说，很多事实都证明聪明的人更倾向于错误的思维范式。虽然我们都认为智慧可以消除偏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考状元觉得他们不大会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韦斯特等让482位大学生做一份问卷，上面都是各种常见的容易犯错的问题。下面是几个例题：
“湖里有一片睡莲。每天睡莲的面积都会翻倍。倘若等到睡莲能盖满整个湖面，需要48天，那么睡莲盖住半个湖面需要多少天？”
你的第一直觉，可能就是直接把48天除以2，然后答曰24天。显然这个答案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47天。
韦斯特又让学生们做了一份智力测试，意在测试人们的“认知偏差”的程度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测试凯尼曼早在1970年代就做过。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高度是否大于某个高度（选项从85英尺到1000英尺）。第二个问题是估计一下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到底有多高。当学生在第一个是非题中遇到的数字是85英尺时，他们在第二个问题的平均答案是：118英尺。如果第一题的选项是1000英尺，他们对红杉高度的估计就增长了7倍。
聪明人更易犯错？
不过，韦斯特等研究的重点不是重新证实这种已知的认知偏差，他们想弄清这些偏差是否与智力关联。他们采用各种测试方法，来评估“主动思维的意愿”。
结果令人担忧，比如自我意识并没有用。正如科学家们说，“人们即使认识到自己有偏见，但却无助于他们克服偏见。”凯尼曼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他在去年底发布的新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写道，即使是他自己近几十年来做出的重要研究也不足以让他提高认知。“直觉往往让我过分自信，做出极端的预测，然后导致错误的计划”——比如，倾向于低估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完成一项任务。“我做这些课题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戏谑道。
也许，对我们最有害的偏见思维是我们通常认为他人更有可能出错，这被称为“偏见盲点”。这种“心理偏差”让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别人的决定里存在系统性错误。我们通常很轻易地看到朋友的缺点，而自身同样的缺点，我们就视而不见。虽然“偏见盲点”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了，但韦斯特的论文科学地解释了为何我们总是“严于律人，疏于律己”。
还有其他让人不安的事实：智力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们给学生们四种“认知能力”的测量标准。结果很不乐观，“认知能力较强的人，更不能看到自己的认知偏差。”（换句话说，聪明人更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聪明的人（比如考试成绩不错的）与深思熟虑的人反而更容易出现常见的谬误。教育程度也无法挽回这个事实；多年前，凯尼曼等人就记录到，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50%以上的学生都答错了那道球拍与球的问题。
如何解释？其中一个大胆假设就是，我们评估别人与评估自我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偏见盲点的扩大。比如说，当我们观察陌生人所做的非理性抉择时，我们必须从其行为信息来判断；我们从外部来审视其认知偏差，这样很容易窥见其系统性思维谬误。然而，当我们看待自己的坏主意时，我们采用的是内省机制：审查自己的动机，自圆其说；向心理医生倾吐，琢磨那些让我们误入歧途的理念。
内省机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所致，这也是非理性的根源。因此人们往往无法用智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法有效地自我分析。事实上，内省倒是把事情弄复杂了，我们越想了解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就越少。
（摘自《南都周刊》201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