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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一首《错误》，意境优美深婉，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诗人以凄美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暮春三月，东风和煦，柳絮飘舞，在江南一个美丽的小城，一个女子在苦苦等待心上人的归来，她的心宛若孤寂的小城，她听不到青石街道上意中人的足音，因而心灵也如窗扉紧闭，春帷不揭。浪迹天涯的“我”打这里走过，听到达达的马蹄声，企盼已久的她如莲花般绽开了笑颜。可“我”未入家门，她失意万分，盈盈笑靥又像夏末的莲花迅速地枯萎凋谢了。诗文着墨不多，却鲜活地塑造了一位楚楚动人、凄婉可人的思妇形象。
一直以来我们对这首诗内容的品评，都停留在对女主人公的剖析上，因而单一地把它定义为一首闺怨诗。年轻美丽痴情善良的女主人公的确打动人心，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首诗的主题定位在思妇期盼心上人归来的执著的爱情上，未免太肤浅了。甚至有人认为诗中的男主人公“戏弄”了女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缺乏“诗意”与“诗心”的解读更是有煞风景。历来的闺怨诗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并且借女性的视角来抒发独处闺阁的无聊、寂寞，或是对心上人的思念。郑愁予也有这样的诗作：如郑愁予《情妇》中“我想，寂寥与等待，对妇人是好的”和“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种人”两行，皆表现出女子深守闺中，等待主人公归来的主题。另一首诗《窗外的女奴》中“我是南面的神，裸着的臂用纱样的黑夜缠绕。于是，垂在腕上的星星是我的女奴”亦透露了女子在冷清寂寞的悠长岁月中，空等着男子归来的凄凉心境。从内容上讲，《错误》继承了古典诗词中的闺怨的主题。但是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因袭模仿，而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因为作品不是女性主人公自抒怨情，也不是男性作者将自己隐藏起来模拟女性口吻写成。郑愁予在《错误》中，还安排了一个“打马走过”的“我”，那个一直深藏不露的男主角终于在“达达的马蹄”声中走到了前台！由古典诗歌的一个女性主角到男女主人公的双主体结构，不能不说是《错误》的一大突破。它仍然在写闺怨，但它不再是简单的闺怨，它是一个男子眼中的闺怨。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愁予给了女性的哀愁一个崭新的视角，他不像古人那样，只把女性的哀伤放在艺术品的位置来加以观赏和描摹，他是把自己融入到了那个感伤的情境中，双方的感情在交流和互动中得以碰撞和升华。
在古典诗歌中，由于是单一女性主体的结构，所以，作者对诗中感情的评价往往是不可言之凿凿的，而且在鉴赏中，我们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次不同，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我”的出现是个“错误”？为什么还是个“美丽”的错误？这就是双主体结构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其实，没有“我”的出现，那小小的心依然“如寂寞的城”，“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会依然在“跫音”中“如莲花的开落”。“我”所见到的只是千百次的开落中的一次，但仅仅就是这一次，就已经让我感到了一种错误的压力。或许我不该从她的窗下“达达”地经过，至少让她少承受一次由喜到悲的摔打，也就少承受一次疼痛吧。这种让自身深入诗境的做法，古人在闺怨诗中并没有做到。这种压力实际已经表明，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和女子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因她的愁苦而愁苦。王国维说“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实际上，郑愁予对这种担当精神理解得更深。这次邂逅固然是个误会，可以成为调笑的谈资，然而诗人并没有用游戏人间的态度去戏弄这份感情，他是郑重地审视了自己在这次邂逅中的境遇——“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后做出了结论：“我”是漂泊无定的，那么肯定也有那么一颗寂寞的心在苦苦地守望，那么她肯定也会经历这样的误会与尴尬，这里不正是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悲哀吗？对独守寂寞的同情，对流浪漂泊的感喟，或者还有对时代飘摇的无奈，凡此种种涌上心头，人生百味一时齐聚，回头看去，那误会瞬间的一抹羞颜却已不再是尴尬与恼怒，却成了相视一笑的默契。在她那里，那个远去的背影是如此熟悉，仿佛似曾相识；在我心中，“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也不再陌生，也好像曾经拥有。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因为对自己的理解而更深地理解了她，她已经和“我”在精神世界中融为了一体。
我们难免要追究郑愁予的情感渊源。郑诗大都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被称为“浪子诗人”。他自己这样说，“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 他还说过那首《错误》的原始灵感，就是他随母亲逃难到山东的路上潜伏在心里的感受。既然郑愁予要让一个浪子同时作为诗歌的又一个主体，那么诗歌的内容必定要有所拓展，那种隐藏在背后的深处的不能确定的感情也就必然要成为读者讨论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诗中的“我”的哀愁理解为浪子无家可归的悲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未尝不可的。处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台湾人的心态是一种漂泊，等待着一天能够有个定位，他们在台湾岛上仅是一个过客，想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然而，由于种种缘故，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产生出失落惆怅之感。
诗人的伟大和独特或许就在于此。他透过别人的世界看到了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情怀触摸和安抚别人的心灵。《错误》的女主人公不再一味地凄冷，因为有男子的牵挂温暖着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双主体结构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升了作品的高度。郑愁予把一首寻常的闺怨诗铺展在历史的平台上，让它婉约地厚重起来。■
一直以来我们对这首诗内容的品评，都停留在对女主人公的剖析上，因而单一地把它定义为一首闺怨诗。年轻美丽痴情善良的女主人公的确打动人心，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首诗的主题定位在思妇期盼心上人归来的执著的爱情上，未免太肤浅了。甚至有人认为诗中的男主人公“戏弄”了女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缺乏“诗意”与“诗心”的解读更是有煞风景。历来的闺怨诗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并且借女性的视角来抒发独处闺阁的无聊、寂寞，或是对心上人的思念。郑愁予也有这样的诗作：如郑愁予《情妇》中“我想，寂寥与等待，对妇人是好的”和“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种人”两行，皆表现出女子深守闺中，等待主人公归来的主题。另一首诗《窗外的女奴》中“我是南面的神，裸着的臂用纱样的黑夜缠绕。于是，垂在腕上的星星是我的女奴”亦透露了女子在冷清寂寞的悠长岁月中，空等着男子归来的凄凉心境。从内容上讲，《错误》继承了古典诗词中的闺怨的主题。但是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因袭模仿，而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因为作品不是女性主人公自抒怨情，也不是男性作者将自己隐藏起来模拟女性口吻写成。郑愁予在《错误》中，还安排了一个“打马走过”的“我”，那个一直深藏不露的男主角终于在“达达的马蹄”声中走到了前台！由古典诗歌的一个女性主角到男女主人公的双主体结构，不能不说是《错误》的一大突破。它仍然在写闺怨，但它不再是简单的闺怨，它是一个男子眼中的闺怨。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愁予给了女性的哀愁一个崭新的视角，他不像古人那样，只把女性的哀伤放在艺术品的位置来加以观赏和描摹，他是把自己融入到了那个感伤的情境中，双方的感情在交流和互动中得以碰撞和升华。
在古典诗歌中，由于是单一女性主体的结构，所以，作者对诗中感情的评价往往是不可言之凿凿的，而且在鉴赏中，我们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次不同，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我”的出现是个“错误”？为什么还是个“美丽”的错误？这就是双主体结构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其实，没有“我”的出现，那小小的心依然“如寂寞的城”，“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会依然在“跫音”中“如莲花的开落”。“我”所见到的只是千百次的开落中的一次，但仅仅就是这一次，就已经让我感到了一种错误的压力。或许我不该从她的窗下“达达”地经过，至少让她少承受一次由喜到悲的摔打，也就少承受一次疼痛吧。这种让自身深入诗境的做法，古人在闺怨诗中并没有做到。这种压力实际已经表明，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和女子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因她的愁苦而愁苦。王国维说“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实际上，郑愁予对这种担当精神理解得更深。这次邂逅固然是个误会，可以成为调笑的谈资，然而诗人并没有用游戏人间的态度去戏弄这份感情，他是郑重地审视了自己在这次邂逅中的境遇——“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后做出了结论：“我”是漂泊无定的，那么肯定也有那么一颗寂寞的心在苦苦地守望，那么她肯定也会经历这样的误会与尴尬，这里不正是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悲哀吗？对独守寂寞的同情，对流浪漂泊的感喟，或者还有对时代飘摇的无奈，凡此种种涌上心头，人生百味一时齐聚，回头看去，那误会瞬间的一抹羞颜却已不再是尴尬与恼怒，却成了相视一笑的默契。在她那里，那个远去的背影是如此熟悉，仿佛似曾相识；在我心中，“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也不再陌生，也好像曾经拥有。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因为对自己的理解而更深地理解了她，她已经和“我”在精神世界中融为了一体。
我们难免要追究郑愁予的情感渊源。郑诗大都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被称为“浪子诗人”。他自己这样说，“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 他还说过那首《错误》的原始灵感，就是他随母亲逃难到山东的路上潜伏在心里的感受。既然郑愁予要让一个浪子同时作为诗歌的又一个主体，那么诗歌的内容必定要有所拓展，那种隐藏在背后的深处的不能确定的感情也就必然要成为读者讨论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诗中的“我”的哀愁理解为浪子无家可归的悲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未尝不可的。处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台湾人的心态是一种漂泊，等待着一天能够有个定位，他们在台湾岛上仅是一个过客，想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然而，由于种种缘故，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产生出失落惆怅之感。
诗人的伟大和独特或许就在于此。他透过别人的世界看到了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情怀触摸和安抚别人的心灵。《错误》的女主人公不再一味地凄冷，因为有男子的牵挂温暖着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双主体结构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升了作品的高度。郑愁予把一首寻常的闺怨诗铺展在历史的平台上，让它婉约地厚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