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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斯坦福创业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从2000年至今，环境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当年海归非常少，从政府到民间都对海归有盲目的崇拜。你从国外回来的，了不起。你从斯坦福回来的，那更了不起。所以，你做事情的时候光环感很强，也容易一点。
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信息不对称。你在美国了解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互联网技术，还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回来一聊，发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那更是神之代表。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从课本上学的，课本又很老。包括国外流行的编程语言，他们也不知道。我从亚马逊买了最新的英文编程教材，专门背回来，给他们读。
做Chinaren的时候，招聘也很容易。人家觉得你很先进，很牛逼。我和周鸿祎有一次吃饭，他说，你看你们，当年融那么多钱，拼命烧钱，拼命在那儿提高薪水，到处挖人。他们3721融不到钱的就特别惨，只能靠自己做项目赚的钱养团队。当时，他们看我们特别不忿，觉得一群吹牛逼的、什么都不懂的哥们，搞那么多钱，还乱烧钱，搞得我们鸡犬不宁。我们看他们，觉得他们土，落后，就像是《阿凡达》里的土著——我们来自先进文明，开先进武器，他们是骑大鸟的。
当时周鸿祎、马化腾融不到资，我们这些人，包括李彦宏、张朝阳融得到，因为我们英文好，他们英文不好。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VC这个行业，VC都说英文，不管去硅谷融资还是香港融资，都只能用英文。
现在，最大的区别在于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本土VC出现，甚至国外VC都是说中文的。在中国融资，要是拿着英文PPT就特别奇怪——怎么可能呢，你还想做中国市场，本土化都不行。
知识鸿沟也弥补了。现在，国外回来的没有什么知识优势了。你会发现，本土创业者知道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与时俱进。以前，国内模仿的都是美国非常大的公司，像谷歌、雅虎，这说明他们只看到了特别大的公司。后来，你发现国内开始模仿美国的小创业公司，这就说明信息不对称已经不存在了。硅谷很多还没有被证明的创业公司，都已经在中国被模仿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洞悉世界上一切新的趋势，在刚推出来的第一刻就知道了。在美国才几个人的公司，在国内他也是几个人的公司。我在美国跟那些公司聊，他们就特别崩溃，说，我还不知道我这行不行呢，中国人就开始模仿了。
话说回来，当时融资困难也有融资困难的好处。融资困难导致竞争者少，融资容易导致竞争者多。原先，我们在一个细分领域有三四家就不错了。现在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有一百家、两百家，简直都崩溃了。各种滴滴打车模式，各种O2O，做指甲、按摩、捏脚，更别提送餐的、楼下小卖部买零食的。融资更容易，不代表执行力更强。斯坦福出来的人呢，他们不够土，太洋气，太高高在上，看能不能土洋结合了。
斯坦福这样的精英创业者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第一，好大喜功。事情做小了做细了，觉得都对不起自己的斯坦福学位。见过太多大咖大牛了，上来就要做平台，做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很快就被消灭了。
第二，顾忌太多。尤其在模糊地带，比如法律法规上，表现得中规中矩。法规说这个不能做，基本上国外的团队就不做了，可国内的团队继续干。以打车举例，政府说不许补贴，高大上团队就不给补贴了，可本土继续，而且给得更多。你会发现，在中国，法律法规是根据市场而改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调整的，而且等你做大之后，政府会把你纳入管理范围之内，而且要跟你协商怎么更改法律法规。你会发现，在中国遇到的很多都是黄灯，不是红灯。美国不一样，美国要改一个法规太难了，国会吵来吵去，折腾好几年才能改，一旦定了很难改，而且也很难定。
第三，管理缺陷。自己是高大上团队，但是不说本地人的语言，有语境上的差异。虽然都是中文，但实际上对于一个词、一句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大家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在国外的沟通方式和国内完全不一样。说一句话说重了，这个团队就跟你不是一条心了。你觉得批评他是对的，他接受不了。这种人情世故，也是在国外待久了之后，不接地气。
刻薄点说，情商是白痴。在斯坦福待久了，被理想主义影响之后，你发现你的情商是跟现实世界脱节的。很可爱，但是白痴，容易被骗、被坑，团队都黑你钱。比如说，你融了一大笔钱，一个市场活动就花出去一大笔，其实那哥们姐们拿了好多回扣，你都不知道，原来中国有回扣这回事。你对人过于信任了，都不知道你的团队有人在吃里扒外。
当然，屡次受打击之后，你就会回调了。当年，我的团队还造过反呢，集体罢过工呢，也被黑过钱。当你在上市之后都被人陷害，被人在媒体上攻击，各种举报，运用各种关系打击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江湖和人心的险恶。一开始，大家都会理想主义，不切实际，最后天地不仁，视万物为绉狗，市场会教育你。
我会给新的斯坦福创业者哪些建议？
调整心态，要有一个谦卑的姿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刚回国创业的时候，有点像白人去了印第安世界，或者阿凡达去了土著之地。他们像是《狼图腾》里那群开着推土机的人，觉得我来自泱泱上国，掌握了科技和工具，恨不得把狼都给杀了。他们可以非常NICE，但是并不谦卑。他们骨子里是骄傲的，觉得自己优越于你——我是信奉上帝的传教者，而你们是一群土著。
就像《阿凡达》里一样，只有当你的心灵和他人连接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融入这个世界。这就像孔子，他会和田边的老人聊天，他说，因为老人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所谓调整心态，就是王阳明说的，正心诚意，修身平天下。我从小是看诸子百家长大的，崇拜孙子和鬼谷子，那都是方法论。回国之后，我创业稀里糊涂就成功了，后来做悟空搜索特别困难的时候，我读到王阳明，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说，知行合一，才能登堂入室。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你的心就是道理本身。融入天道，顺天行事，天就会带着你走。你不要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那是乱扯。这就好像滑雪一样，你今天站在这个雪道上，千万不要觉得你是来征服它的，你一定要觉得，Be a part of the mountain。
其实，在硅谷创业真的会好一些。硅谷推崇创新，模仿会被鄙视。硅谷周末也不加班，就是休息。所谓苦逼的创业者，说的就是中国，美国不这样。所有斯坦福人回国创业，都要经过一次痛苦的洗礼，死掉了就完蛋了，没死掉的就涅槃。这就是一个道士下山的故事。
斯坦福真的是个山谷。这些年我经常回去，赞助了斯坦福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捐了一个教授席位。但我发现，任凭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只是术的变化，这个山谷在道上是没变化的，还是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相对来说，中国在道的层面也没有变化。这个很有趣，隔着一个玻璃长城，两边都在进步，但都顽固地不发生变化——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一个是耶稣的理想国，一个是王阳明的现实世界。
——整理/雷晓宇
从2000年至今，环境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当年海归非常少，从政府到民间都对海归有盲目的崇拜。你从国外回来的，了不起。你从斯坦福回来的，那更了不起。所以，你做事情的时候光环感很强，也容易一点。
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信息不对称。你在美国了解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互联网技术，还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回来一聊，发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那更是神之代表。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从课本上学的，课本又很老。包括国外流行的编程语言，他们也不知道。我从亚马逊买了最新的英文编程教材，专门背回来，给他们读。
做Chinaren的时候，招聘也很容易。人家觉得你很先进，很牛逼。我和周鸿祎有一次吃饭，他说，你看你们，当年融那么多钱，拼命烧钱，拼命在那儿提高薪水，到处挖人。他们3721融不到钱的就特别惨，只能靠自己做项目赚的钱养团队。当时，他们看我们特别不忿，觉得一群吹牛逼的、什么都不懂的哥们，搞那么多钱，还乱烧钱，搞得我们鸡犬不宁。我们看他们，觉得他们土，落后，就像是《阿凡达》里的土著——我们来自先进文明，开先进武器，他们是骑大鸟的。
当时周鸿祎、马化腾融不到资，我们这些人，包括李彦宏、张朝阳融得到，因为我们英文好，他们英文不好。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VC这个行业，VC都说英文，不管去硅谷融资还是香港融资，都只能用英文。
现在，最大的区别在于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本土VC出现，甚至国外VC都是说中文的。在中国融资，要是拿着英文PPT就特别奇怪——怎么可能呢，你还想做中国市场，本土化都不行。
知识鸿沟也弥补了。现在，国外回来的没有什么知识优势了。你会发现，本土创业者知道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与时俱进。以前，国内模仿的都是美国非常大的公司，像谷歌、雅虎，这说明他们只看到了特别大的公司。后来，你发现国内开始模仿美国的小创业公司，这就说明信息不对称已经不存在了。硅谷很多还没有被证明的创业公司，都已经在中国被模仿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洞悉世界上一切新的趋势，在刚推出来的第一刻就知道了。在美国才几个人的公司，在国内他也是几个人的公司。我在美国跟那些公司聊，他们就特别崩溃，说，我还不知道我这行不行呢，中国人就开始模仿了。
话说回来，当时融资困难也有融资困难的好处。融资困难导致竞争者少，融资容易导致竞争者多。原先，我们在一个细分领域有三四家就不错了。现在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有一百家、两百家，简直都崩溃了。各种滴滴打车模式，各种O2O，做指甲、按摩、捏脚，更别提送餐的、楼下小卖部买零食的。融资更容易，不代表执行力更强。斯坦福出来的人呢，他们不够土，太洋气，太高高在上，看能不能土洋结合了。
斯坦福这样的精英创业者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第一，好大喜功。事情做小了做细了，觉得都对不起自己的斯坦福学位。见过太多大咖大牛了，上来就要做平台，做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很快就被消灭了。
第二，顾忌太多。尤其在模糊地带，比如法律法规上，表现得中规中矩。法规说这个不能做，基本上国外的团队就不做了，可国内的团队继续干。以打车举例，政府说不许补贴，高大上团队就不给补贴了，可本土继续，而且给得更多。你会发现，在中国，法律法规是根据市场而改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调整的，而且等你做大之后，政府会把你纳入管理范围之内，而且要跟你协商怎么更改法律法规。你会发现，在中国遇到的很多都是黄灯，不是红灯。美国不一样，美国要改一个法规太难了，国会吵来吵去，折腾好几年才能改，一旦定了很难改，而且也很难定。
第三，管理缺陷。自己是高大上团队，但是不说本地人的语言，有语境上的差异。虽然都是中文，但实际上对于一个词、一句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大家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在国外的沟通方式和国内完全不一样。说一句话说重了，这个团队就跟你不是一条心了。你觉得批评他是对的，他接受不了。这种人情世故，也是在国外待久了之后，不接地气。
刻薄点说，情商是白痴。在斯坦福待久了，被理想主义影响之后，你发现你的情商是跟现实世界脱节的。很可爱，但是白痴，容易被骗、被坑，团队都黑你钱。比如说，你融了一大笔钱，一个市场活动就花出去一大笔，其实那哥们姐们拿了好多回扣，你都不知道，原来中国有回扣这回事。你对人过于信任了，都不知道你的团队有人在吃里扒外。
当然，屡次受打击之后，你就会回调了。当年，我的团队还造过反呢，集体罢过工呢，也被黑过钱。当你在上市之后都被人陷害，被人在媒体上攻击，各种举报，运用各种关系打击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江湖和人心的险恶。一开始，大家都会理想主义，不切实际，最后天地不仁，视万物为绉狗，市场会教育你。
我会给新的斯坦福创业者哪些建议？
调整心态，要有一个谦卑的姿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刚回国创业的时候，有点像白人去了印第安世界，或者阿凡达去了土著之地。他们像是《狼图腾》里那群开着推土机的人，觉得我来自泱泱上国，掌握了科技和工具，恨不得把狼都给杀了。他们可以非常NICE，但是并不谦卑。他们骨子里是骄傲的，觉得自己优越于你——我是信奉上帝的传教者，而你们是一群土著。
就像《阿凡达》里一样，只有当你的心灵和他人连接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融入这个世界。这就像孔子，他会和田边的老人聊天，他说，因为老人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所谓调整心态，就是王阳明说的，正心诚意，修身平天下。我从小是看诸子百家长大的，崇拜孙子和鬼谷子，那都是方法论。回国之后，我创业稀里糊涂就成功了，后来做悟空搜索特别困难的时候，我读到王阳明，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说，知行合一，才能登堂入室。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你的心就是道理本身。融入天道，顺天行事，天就会带着你走。你不要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那是乱扯。这就好像滑雪一样，你今天站在这个雪道上，千万不要觉得你是来征服它的，你一定要觉得，Be a part of the mountain。
其实，在硅谷创业真的会好一些。硅谷推崇创新，模仿会被鄙视。硅谷周末也不加班，就是休息。所谓苦逼的创业者，说的就是中国，美国不这样。所有斯坦福人回国创业，都要经过一次痛苦的洗礼，死掉了就完蛋了，没死掉的就涅槃。这就是一个道士下山的故事。
斯坦福真的是个山谷。这些年我经常回去，赞助了斯坦福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捐了一个教授席位。但我发现，任凭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只是术的变化，这个山谷在道上是没变化的，还是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相对来说，中国在道的层面也没有变化。这个很有趣，隔着一个玻璃长城，两边都在进步，但都顽固地不发生变化——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一个是耶稣的理想国，一个是王阳明的现实世界。
——整理/雷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