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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以2009—2018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核心期刊所刊发的涉及“三农”传播主题的文章为样本，从发表数量、研究主题、作者学科背景和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三农”传播领域的论文数量较少;研究主题较单一;大多数作者的学科背景为新闻传播学;老牌新闻传播院校仍然是主流研究机构。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本文认为，“三农”传播要积极响应国家发展要求，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拓展研究主题，融合多学科知识，努力讲好“三农”故事，提高“三农”传播能力。
【关键词】“三农”传播;乡村振兴;新闻传播研究;文献分析
新闻传播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回应新闻传播实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传播活动一样，“三农”的发展也离不开传播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媒体要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创新传播方法手段，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①“三农”传播作为国家传播、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新闻传播学界应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为“三农”传播提供助力。
为了解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情况，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以2009-2018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所刊发的涉及“三农”主题的研究文章为研究样本，试图通过对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勾画出近十年来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和作者学科背景的知识图景，发现“三农”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三农”传播研究的新方向进行探讨。
一、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概况
（一）涉农传播研究论文数量及变化趋势
总体看来，新闻传播学界发表的“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文章数量较少，占比较小，与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匹配，显示出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领域的传播发展问题还不够重视。本次检索最终得到相关论文119篇，在上述刊物近十年刊发的论文总量中仅占1.2%（详见表1）。四大期刊中，《现代传播》发表的涉农文章最多，且在2011—2016年间呈上升趋势。2010年和2015年是《现代传播》发表“三农”主题的论文最多的两年，均为17篇，其次是2016年，发表了15篇。而《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均存在某一年发表量为零的情况。
（二）涉农传播的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
1.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较少
通过梳理发现，近十年间在四大期刊上发表过“三农”传播领域研究文章的作者虽然超过了135位，但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的仅有18位。同时，在“三农”传播领域发文量超过三次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呈现出数量少且分散的特点。
2.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缺乏多学科研究背景
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的学者的第一学科背景都是新闻传播学，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具有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文学、行政学等学科背景，学科背景的相近度较高。但也有少数学者的学科背景跟新闻传播学的跨度较大，比如，学者叶明睿具有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的学科背景，冉明仙具有农业经济的学科背景，陶建杰具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学科背景。
（三）涉农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领域
对搜集到的119篇文章的标题进行词频统计（除去助词、量词、介词等）发现，“农村”和“农民工”在标题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均超过了35次。近十年间，学界在“三农”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农民、农民工、农村;主要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媒介影响以及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等。
1.农民工的媒介形象
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建构影响着社会其他群体对该群体的认同与接纳。有学者通过对京、沪、穗六家报纸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农民工在报道中被他者化和边缘化，这催生了其他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②而学者黄典林通过对过去三十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新闻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逐渐由消极被动和具有威胁性的负面形象，转变为相对正面的“新工人阶级”的形象。③
还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的案例，研究媒体与公共议题、相关政策的具体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在政策制定之前可以通过报道反映社会问题，从而推动政策议题的形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媒体可以通过对政策的解读加速政策的落实;但媒体也会因其选题偏向性、“滞后效应”和社会认同的“路径依赖”等妨碍政策的落实。④
2.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
学者陶建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宏观网络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众多相互叠加的小团体存在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效率较高;不同内容的人际传播网相互嵌入;互惠性、三方关系和代际变量是影响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关系建立的三个因素。⑤
学者袁靖华从交往意愿、交往行动、交往中的情绪心理效果等方面，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当地人际关系的符号因素与媒介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本地人的交往存在权益、语言、媒介和居住四个层面的障礙。⑥
农民工群体中的人际传播与农民工的现代性实现之间也有着关联。“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人际传播网络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人际传播行为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网络规模、传播内容和频率、传播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等都影响着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实现。⑦ 3.新媒体对农民工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的不足逐渐显现，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方式开始转向新媒体。新媒体在农民工的信息赋权、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赋权通常被分为个人能力、人际交往、社会参与三个评价层面。⑧学者高传智通过考察发现，社交媒体对农民工的赋权存在既增权又减权的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社交媒体在农民工的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群体内部的人际交往的连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群体内部密切的人际关系与高度的信任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趋势。⑨学者何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所具有的赋权功能，只是把它当作简单的工具和生活陪伴。⑩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系到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成败。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仅能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指理念意识）的社会融入，则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大众传媒要通过提供信息平台、正名和扩大话语权等具体的符号救济，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学者吴予敏和朱超勤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新媒体可以获得更高的线上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其城市融入，但社会结构仍然制约着新媒体的效能。
关于身份建构，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手机提升表达自我身份的主动性，但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重塑，因为他们的手机使用方式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所处的工作环境始终是紧密相关的。
4.大众媒介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
该部分主要探讨大众媒介的普及、接触和使用对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的改变。其中，学者对电视的研究最多，其次是互联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开始向城市社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广告、新闻报道和连续剧等方式，不断向农村传递着城市的信息和生活方式，对原本闭塞的农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改变着农民的消费观念和交往行为等，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城市文明。
电视不仅在村民认知地方事务、传承文化和了解农业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农民的社会流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电视对农民的流动决策、迁徙过程和文化适应等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影响：电视促进了农民的水平流动，但对其向上流动则无显著作用。
关于媒介使用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介接触强度与农村青年的公共事务参与呈正向关系，而新媒介接触强度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尽管新媒介接触降低了农村青年参与现实世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新媒介因其能满足双向互动的特点，在动员受众参与线上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农村题材的影视剧
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可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彰显农民的精神面貌，不仅在建构、传播农村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战略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有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许多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缺少对农村的真正了解，而主要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对农村社会进行主观化的改造。农村题材剧的创作存在现实深广度缺失、人物主体性匮乏、喜剧性与悲剧性失衡等问题。学者姜燕和王伟国认为，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应该立足于“三农”的现实世界，把“现实主义”创作观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以农村改革的现实为切入点，以反映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出发点。
面对过于娱乐化、消费化与模式化的指责，农村剧要想更好地将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需要思维观念的创新、内容角度的创新和叙事策略的创新。同时，应在政策机制、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等方面进行调整，更好地满足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涉农传播研究主要观点
近十年间，学界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
1.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得到改善，但媒介赋权等功能不明显
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开始从负面走向正面，这对涉及到农民工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积极作用。但新媒体的使用对农民工的赋权、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他们的媒介消费方式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所处的工作情境始终是紧密相关的。而人际传播网规模、传播网趋同性、异质性、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
2.农村题材的影视剧需紧跟时代步伐，丰富主题和内容
关于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影视剧面临的问题上。作为反映农村精神文化风貌的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因受到商业化、娱乐化的冲击，面临着主题单一、内容单薄、叙事手法单调等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村文化的传播，还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因此，创作者需要改变创作思路，紧跟时代步伐，发掘新的叙事手法和角度，丰富创作内容。
3.大众媒介改变了農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活方式
现阶段，大众传媒已经深入到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改变着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电视的普及对农民了解国家政策、地方事务和农业技术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农民的水平流动。手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话语权，提高了农民参与线上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是，大众媒介对于农民的向上流动和参与线下的公共事务似乎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五）涉农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通过梳理发现（详见表2），学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个案调查的方式，采用访问法和观察法，进入到某个农村，或者以某城市中的农民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研究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进而分析媒介对农民行为、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建构产生的影响。还有学者采用间接研究的方式，比如运用历史—比较研究对历年来报刊中的涉农报道话语进行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内容进行分析。
二、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成就 （一）聚焦弱势群体——农民工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鎮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农民工”。这一群体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且经常出现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同时，因无城市户口，他们也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往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边缘人”状态。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也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将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焦点聚焦在农民工体现了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相关学者通过访谈、实地调查、内容分析等方式，研究新媒体对农民工的影响，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行为，以及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不同的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民工进行考察发现，新媒体对农民工的信息赋权、身份建构等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也主要是发生在群体内部，与城市本地人之间依然有着权益、居住、语言等方面的交往障碍;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被描述为对城市、社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生力军，这一转向有助于消除歧视，弥合社会裂痕。
针对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媒体要实行符号救济，培养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政府要改善劳资关系、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给予农民工更多的资源支持等。这些方法给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指明了方向。
（二）研究注重实用性
无论是关于媒介对农民、农民工和农村影响的研究，还是关于农村题材影视剧和报纸报道内容的研究，学界所秉持的理念都是解决现实问题，甚至细化到解决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通过梳理近十年间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运用的研究方法可知，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是三大主要方法，这也决定了研究的实用性较强。
众多学者通过进入我国某一村落，访谈某一地区的农民工或者对某一地区的农村题材影视剧进行分析，发现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比如，有学者选择我国西北部的某一村落，通过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考察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衰落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互联网在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部分学者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为了突破资源的结构性限制，如何发展自身的媒介生产。这些通过观察和访谈得到的资料，确保了问题的针对性，从而使得解决方法更具实效。
（三）顺应国家发展要求
近十年间，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历史背景，顺应了国家发展要求。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力度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村民生建设的重点应投向农村电网建设等。相应的，学界在“三农”领域的研究主题是农民工、新农村建设、涉农电视、涉农影视剧创作等，且“农民工”这一主题从2009年延续至今，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热点。2010年，在农村题材影视剧研究大热的背景下，因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城镇化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有学者开始将研究主题转移到城乡统筹、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等问题上。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要求后，便有学者就农技传播问题进行研究。
2013年之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呈现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相应的，2014年学界的研究焦点是政策传播，研究政策传播与农民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同时，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学者在论文中开始提到“美丽乡村建设”这一概念。
综上，在新农村建设、农民现代化素质培养等方面，学界紧跟社会发展要求，对历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做出了及时的回应，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不足
（一）缺少对“农业”问题的应有关注
自200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完善农业装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革创新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2015年的一号文件还提到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但纵观近十年的研究，学界对农民工、农村题材影视剧和大众媒介的影响的研究占到了此研究领域的一半以上，且基本遵循实地考察+现象总结+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而关于农业传播体系、涉农政策传播、农业科技传播和农村法治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二）缺少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发展行动的研究
通过对近十年间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学界对于“三农”传播的研究多是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利用访问法和观察法，深入到某个村寨或者地区，通过长期观察和与当地人交流的方法获得所需的一手资料。其次是采用间接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农村题材影视剧和报刊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问题或规律。而学界较少地把理论分析法、抽样调查法等运用在“三农”传播研究当中，导致缺少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发展行动的研究。
（三）研究者学科背景相近，未能全面地研究“三农”问题
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大多是新闻传播学、戏剧电影学、电视艺术学等，学科背景重合度高，导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众所周知，“三农”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主体，而每个主体又包含多个方面，所以决定了“三农”传播研究必然包含多个方向和多种角度。因此，“三农”传播研究不仅需要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还需要具有农学、管理学、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参与进来。但目前在“三农”传播研究领域跨学科合作的情况较少，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也仅仅占很小一部分。 （四）缺少中国特色传播理论建构
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虽然有学者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农村受众的新媒体使用行为，有学者从“符号互动论”出发，研究农村居民对互联网的认知，还有学者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新媒体使用中的表现方式，但这部分学者只占少数，这就导致“三农”领域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实用性较强，理论性较弱，且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建构。
四、结论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讲好“三农”故事，提高“三农”传播能力，不仅是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的回应，更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过去的十年间，学界在“三农”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农民和农村;研究内容主要为新媒体传播、影视传播、媒介形象和媒介影响;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自200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等要求。一方面，新闻传播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对影视剧内容的研究，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的研究体现了学界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另一方面，媒介具有信息赋权、身份建构和改变社会结构等功能，而农村对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以及农民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无疑可以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仅梳理了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核心期刊所刊发的涉及“三农”传播主题的文章，没有梳理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三农”传播领域的文章，因此可能导致对“三农”传播研究主题的归纳会有疏漏，同时，没有梳理一些学者刊发在其他期刊上的涉及“三农”传播领域的文章，可能导致与相关学者在“三农”传播研究领域的实际论文发表量略有出入。
针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传播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访问法和观察法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代表性，无疑是分析特定地区的特殊现象的首选方法，但其缺点是没有普适性，不能从宏观上了解我国“三农”的整体情况。学界对内容分析法已有运用，但多是用来分析党报的报道话语、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内容等，涉及的面较窄。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农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不足在新媒体的映衬下逐渐显露，“两微一端”和短视频因其及时、互动、短小、有趣等特点在农民群体中受到欢迎。因此，相关学者可以对“两微一端”的涉农报道话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涉农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找出最佳的对农传播方式。学界还应增加对抽样调查的运用。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抽样的方式，从各个地区的反馈中总结归纳出具有共性的现象、特征和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拓展研究主题。近十年，学界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农民工群体上，导致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出现同质化，鲜有创新。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农民的增收带动了农村的繁荣，而农村的繁荣又会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移动互联的普及，5G 时代的到来，AI、VR、4K 等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不仅在不断改写着传媒行业的格局，也在重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关注点以及对信息的接收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闻傳播学界应该开拓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三农”研究主题，努力在农产品推广、农业信息传播体系、县级融媒体建设、涉农媒体深度融合、涉农媒体专业品牌重塑、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乡村空间的身体传播等领域提出真知灼见。
第三，融合多学科知识。“三农”传播因其涉及的领域很广，所以需要融合多学科知识，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三农”传播进行综合研究，实现跨学科合作。新闻传播学者应积极主动地与农学、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只有把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深化“三农”传播研究，提升“三农”传播效果。
综上，在访问法和观察法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与内容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农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题从农民工、农村题材影视剧拓展到农产品推广、县级融媒体建设、农业传播体系、乡村主体性表达等领域，是未来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所应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三农”传播;乡村振兴;新闻传播研究;文献分析
新闻传播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回应新闻传播实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传播活动一样，“三农”的发展也离不开传播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媒体要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创新传播方法手段，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①“三农”传播作为国家传播、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新闻传播学界应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为“三农”传播提供助力。
为了解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情况，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以2009-2018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所刊发的涉及“三农”主题的研究文章为研究样本，试图通过对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勾画出近十年来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和作者学科背景的知识图景，发现“三农”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三农”传播研究的新方向进行探讨。
一、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概况
（一）涉农传播研究论文数量及变化趋势
总体看来，新闻传播学界发表的“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文章数量较少，占比较小，与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匹配，显示出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领域的传播发展问题还不够重视。本次检索最终得到相关论文119篇，在上述刊物近十年刊发的论文总量中仅占1.2%（详见表1）。四大期刊中，《现代传播》发表的涉农文章最多，且在2011—2016年间呈上升趋势。2010年和2015年是《现代传播》发表“三农”主题的论文最多的两年，均为17篇，其次是2016年，发表了15篇。而《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均存在某一年发表量为零的情况。
（二）涉农传播的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
1.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较少
通过梳理发现，近十年间在四大期刊上发表过“三农”传播领域研究文章的作者虽然超过了135位，但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的仅有18位。同时，在“三农”传播领域发文量超过三次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呈现出数量少且分散的特点。
2.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缺乏多学科研究背景
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的学者的第一学科背景都是新闻传播学，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具有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文学、行政学等学科背景，学科背景的相近度较高。但也有少数学者的学科背景跟新闻传播学的跨度较大，比如，学者叶明睿具有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的学科背景，冉明仙具有农业经济的学科背景，陶建杰具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学科背景。
（三）涉农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领域
对搜集到的119篇文章的标题进行词频统计（除去助词、量词、介词等）发现，“农村”和“农民工”在标题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均超过了35次。近十年间，学界在“三农”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农民、农民工、农村;主要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媒介影响以及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等。
1.农民工的媒介形象
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建构影响着社会其他群体对该群体的认同与接纳。有学者通过对京、沪、穗六家报纸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农民工在报道中被他者化和边缘化，这催生了其他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②而学者黄典林通过对过去三十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新闻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逐渐由消极被动和具有威胁性的负面形象，转变为相对正面的“新工人阶级”的形象。③
还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的案例，研究媒体与公共议题、相关政策的具体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在政策制定之前可以通过报道反映社会问题，从而推动政策议题的形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媒体可以通过对政策的解读加速政策的落实;但媒体也会因其选题偏向性、“滞后效应”和社会认同的“路径依赖”等妨碍政策的落实。④
2.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
学者陶建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宏观网络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众多相互叠加的小团体存在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效率较高;不同内容的人际传播网相互嵌入;互惠性、三方关系和代际变量是影响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关系建立的三个因素。⑤
学者袁靖华从交往意愿、交往行动、交往中的情绪心理效果等方面，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当地人际关系的符号因素与媒介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本地人的交往存在权益、语言、媒介和居住四个层面的障礙。⑥
农民工群体中的人际传播与农民工的现代性实现之间也有着关联。“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人际传播网络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人际传播行为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网络规模、传播内容和频率、传播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等都影响着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实现。⑦ 3.新媒体对农民工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的不足逐渐显现，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方式开始转向新媒体。新媒体在农民工的信息赋权、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赋权通常被分为个人能力、人际交往、社会参与三个评价层面。⑧学者高传智通过考察发现，社交媒体对农民工的赋权存在既增权又减权的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社交媒体在农民工的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群体内部的人际交往的连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群体内部密切的人际关系与高度的信任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趋势。⑨学者何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所具有的赋权功能，只是把它当作简单的工具和生活陪伴。⑩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系到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成败。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仅能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指理念意识）的社会融入，则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大众传媒要通过提供信息平台、正名和扩大话语权等具体的符号救济，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学者吴予敏和朱超勤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新媒体可以获得更高的线上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其城市融入，但社会结构仍然制约着新媒体的效能。
关于身份建构，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手机提升表达自我身份的主动性，但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重塑，因为他们的手机使用方式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所处的工作环境始终是紧密相关的。
4.大众媒介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
该部分主要探讨大众媒介的普及、接触和使用对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的改变。其中，学者对电视的研究最多，其次是互联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开始向城市社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广告、新闻报道和连续剧等方式，不断向农村传递着城市的信息和生活方式，对原本闭塞的农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改变着农民的消费观念和交往行为等，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城市文明。
电视不仅在村民认知地方事务、传承文化和了解农业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农民的社会流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电视对农民的流动决策、迁徙过程和文化适应等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影响：电视促进了农民的水平流动，但对其向上流动则无显著作用。
关于媒介使用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介接触强度与农村青年的公共事务参与呈正向关系，而新媒介接触强度却表现为负向关系。尽管新媒介接触降低了农村青年参与现实世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新媒介因其能满足双向互动的特点，在动员受众参与线上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农村题材的影视剧
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可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彰显农民的精神面貌，不仅在建构、传播农村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战略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有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许多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缺少对农村的真正了解，而主要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对农村社会进行主观化的改造。农村题材剧的创作存在现实深广度缺失、人物主体性匮乏、喜剧性与悲剧性失衡等问题。学者姜燕和王伟国认为，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应该立足于“三农”的现实世界，把“现实主义”创作观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以农村改革的现实为切入点，以反映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出发点。
面对过于娱乐化、消费化与模式化的指责，农村剧要想更好地将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需要思维观念的创新、内容角度的创新和叙事策略的创新。同时，应在政策机制、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等方面进行调整，更好地满足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涉农传播研究主要观点
近十年间，学界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
1.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得到改善，但媒介赋权等功能不明显
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开始从负面走向正面，这对涉及到农民工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积极作用。但新媒体的使用对农民工的赋权、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他们的媒介消费方式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所处的工作情境始终是紧密相关的。而人际传播网规模、传播网趋同性、异质性、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
2.农村题材的影视剧需紧跟时代步伐，丰富主题和内容
关于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影视剧面临的问题上。作为反映农村精神文化风貌的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因受到商业化、娱乐化的冲击，面临着主题单一、内容单薄、叙事手法单调等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村文化的传播，还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因此，创作者需要改变创作思路，紧跟时代步伐，发掘新的叙事手法和角度，丰富创作内容。
3.大众媒介改变了農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活方式
现阶段，大众传媒已经深入到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改变着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电视的普及对农民了解国家政策、地方事务和农业技术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农民的水平流动。手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话语权，提高了农民参与线上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是，大众媒介对于农民的向上流动和参与线下的公共事务似乎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五）涉农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通过梳理发现（详见表2），学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个案调查的方式，采用访问法和观察法，进入到某个农村，或者以某城市中的农民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研究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进而分析媒介对农民行为、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建构产生的影响。还有学者采用间接研究的方式，比如运用历史—比较研究对历年来报刊中的涉农报道话语进行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内容进行分析。
二、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成就 （一）聚焦弱势群体——农民工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鎮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农民工”。这一群体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且经常出现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同时，因无城市户口，他们也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往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边缘人”状态。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也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将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焦点聚焦在农民工体现了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相关学者通过访谈、实地调查、内容分析等方式，研究新媒体对农民工的影响，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行为，以及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不同的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民工进行考察发现，新媒体对农民工的信息赋权、身份建构等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也主要是发生在群体内部，与城市本地人之间依然有着权益、居住、语言等方面的交往障碍;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被描述为对城市、社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生力军，这一转向有助于消除歧视，弥合社会裂痕。
针对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媒体要实行符号救济，培养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政府要改善劳资关系、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给予农民工更多的资源支持等。这些方法给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指明了方向。
（二）研究注重实用性
无论是关于媒介对农民、农民工和农村影响的研究，还是关于农村题材影视剧和报纸报道内容的研究，学界所秉持的理念都是解决现实问题，甚至细化到解决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通过梳理近十年间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运用的研究方法可知，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是三大主要方法，这也决定了研究的实用性较强。
众多学者通过进入我国某一村落，访谈某一地区的农民工或者对某一地区的农村题材影视剧进行分析，发现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比如，有学者选择我国西北部的某一村落，通过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考察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衰落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互联网在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部分学者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为了突破资源的结构性限制，如何发展自身的媒介生产。这些通过观察和访谈得到的资料，确保了问题的针对性，从而使得解决方法更具实效。
（三）顺应国家发展要求
近十年间，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历史背景，顺应了国家发展要求。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力度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村民生建设的重点应投向农村电网建设等。相应的，学界在“三农”领域的研究主题是农民工、新农村建设、涉农电视、涉农影视剧创作等，且“农民工”这一主题从2009年延续至今，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热点。2010年，在农村题材影视剧研究大热的背景下，因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城镇化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有学者开始将研究主题转移到城乡统筹、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等问题上。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要求后，便有学者就农技传播问题进行研究。
2013年之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呈现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相应的，2014年学界的研究焦点是政策传播，研究政策传播与农民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同时，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学者在论文中开始提到“美丽乡村建设”这一概念。
综上，在新农村建设、农民现代化素质培养等方面，学界紧跟社会发展要求，对历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做出了及时的回应，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不足
（一）缺少对“农业”问题的应有关注
自200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完善农业装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革创新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2015年的一号文件还提到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但纵观近十年的研究，学界对农民工、农村题材影视剧和大众媒介的影响的研究占到了此研究领域的一半以上，且基本遵循实地考察+现象总结+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而关于农业传播体系、涉农政策传播、农业科技传播和农村法治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二）缺少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发展行动的研究
通过对近十年间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学界对于“三农”传播的研究多是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利用访问法和观察法，深入到某个村寨或者地区，通过长期观察和与当地人交流的方法获得所需的一手资料。其次是采用间接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农村题材影视剧和报刊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问题或规律。而学界较少地把理论分析法、抽样调查法等运用在“三农”传播研究当中，导致缺少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发展行动的研究。
（三）研究者学科背景相近，未能全面地研究“三农”问题
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大多是新闻传播学、戏剧电影学、电视艺术学等，学科背景重合度高，导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众所周知，“三农”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主体，而每个主体又包含多个方面，所以决定了“三农”传播研究必然包含多个方向和多种角度。因此，“三农”传播研究不仅需要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还需要具有农学、管理学、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参与进来。但目前在“三农”传播研究领域跨学科合作的情况较少，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也仅仅占很小一部分。 （四）缺少中国特色传播理论建构
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虽然有学者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农村受众的新媒体使用行为，有学者从“符号互动论”出发，研究农村居民对互联网的认知，还有学者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新媒体使用中的表现方式，但这部分学者只占少数，这就导致“三农”领域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实用性较强，理论性较弱，且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建构。
四、结论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讲好“三农”故事，提高“三农”传播能力，不仅是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的回应，更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过去的十年间，学界在“三农”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农民和农村;研究内容主要为新媒体传播、影视传播、媒介形象和媒介影响;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自200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等要求。一方面，新闻传播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对影视剧内容的研究，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的研究体现了学界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另一方面，媒介具有信息赋权、身份建构和改变社会结构等功能，而农村对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以及农民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无疑可以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仅梳理了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四大核心期刊所刊发的涉及“三农”传播主题的文章，没有梳理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三农”传播领域的文章，因此可能导致对“三农”传播研究主题的归纳会有疏漏，同时，没有梳理一些学者刊发在其他期刊上的涉及“三农”传播领域的文章，可能导致与相关学者在“三农”传播研究领域的实际论文发表量略有出入。
针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三农”传播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访问法和观察法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代表性，无疑是分析特定地区的特殊现象的首选方法，但其缺点是没有普适性，不能从宏观上了解我国“三农”的整体情况。学界对内容分析法已有运用，但多是用来分析党报的报道话语、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内容等，涉及的面较窄。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农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不足在新媒体的映衬下逐渐显露，“两微一端”和短视频因其及时、互动、短小、有趣等特点在农民群体中受到欢迎。因此，相关学者可以对“两微一端”的涉农报道话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涉农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找出最佳的对农传播方式。学界还应增加对抽样调查的运用。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抽样的方式，从各个地区的反馈中总结归纳出具有共性的现象、特征和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拓展研究主题。近十年，学界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农民工群体上，导致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出现同质化，鲜有创新。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农民的增收带动了农村的繁荣，而农村的繁荣又会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移动互联的普及，5G 时代的到来，AI、VR、4K 等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不仅在不断改写着传媒行业的格局，也在重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关注点以及对信息的接收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闻傳播学界应该开拓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三农”研究主题，努力在农产品推广、农业信息传播体系、县级融媒体建设、涉农媒体深度融合、涉农媒体专业品牌重塑、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乡村空间的身体传播等领域提出真知灼见。
第三，融合多学科知识。“三农”传播因其涉及的领域很广，所以需要融合多学科知识，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三农”传播进行综合研究，实现跨学科合作。新闻传播学者应积极主动地与农学、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只有把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深化“三农”传播研究，提升“三农”传播效果。
综上，在访问法和观察法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与内容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农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题从农民工、农村题材影视剧拓展到农产品推广、县级融媒体建设、农业传播体系、乡村主体性表达等领域，是未来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农”传播领域所应拓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