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善“读书”而不会“做人”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最博学的学者。历史学家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前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一次在战国时期，一次在西汉时期，第三次则在宋朝。朱熹继承并开辟了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后来一直成为官方的哲学，在中国的儒学发展史上，朱熹的影响堪与孔子比肩。
　　朱熹到底有多大“齐民、治国、平天下”的真本领？史书有记载：宋朝孝宗皇帝出于怜悯，赐朱熹做兵部郎官一闲职。即使这样，兵部侍郎林栗也还是出来反对，说：“朱熹本不学无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倡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凭他虚名，就叫他入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命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自古以来违抗皇帝旨意者，难有好的下场。结果，林栗被罢官；不过，朱熹也免官出朝。这让人联想起一则孔子后人伸手要官的故事。宋朝建国后不久，便大兴尊孔读经，孔子的四十四代孙孔宜考进士不中，厚颜无耻地上书宋太祖，自表是孔子的后代，乞求给个官做。太祖也只赏他做个曲阜县主簿。看来，“孔家店”的兴衰与否，完全系于当朝皇帝的一句话，这已被历史一再证明。
　　朱熹到底有多少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感召后人？其实，朱熹是“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据史料记载，当朝的监察御史沈继祖，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朱熹的鬼蜮行为。“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家里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孩子。几个儿子偷人家的牛，杀了吃肉。朱熹在长沙，竟然藏匿朝廷赦书，拒不执行，致使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专门搜罗古书据为己有。做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他人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用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招收富家子弟，多要束修（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都是朱熹平日满口讲《中庸》《大学》的套话，用来欺骗世人而已。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当朝的宁宗皇帝，还不算太糊涂，迫于民怨，不得不下旨，判朱熹连降两级。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毕竟精通于“孔孟之道”，善逢凶化吉，“皇帝越是骂他，反而越抬高他”。朱熹很识时务，能屈能伸，立即上表认罪，并自责“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罪状，老泪纵横，谦卑地说，“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在这一场争斗中，儒教的传人，暂时落败，然而当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需要另一手时，则历史又被捏弄成另一番景象。
　　鲁迅先生看得透底，他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章中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唱到宋的灭亡。”历代的儒家学者，多唱“克己复礼，正心诚意”高亢的老调子，然而是唱给别人听的，自己却有另一套活法，古今皆如是，至今无一能跳出这一历史的“怪圈”。
　　“业儒”的敲门砖是“读经”，皓首穷经，因此他们在“读书方法”上很有经验。尤其是博学大家朱熹，他提倡的“读书三到法”就备受关注，值得想做学问的后人玩味。朱熹传人代为总结的《童蒙须知》一书中，多有关于读书方法的记载，试举一例：“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绝不能记，记亦不能入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眼口岂不到乎？”这种读书方法备受后人的重视，今人亦可借鉴，特别是应付科举考试，包括时下之应对“公务员考试”，还是很有效果的。谓予不信，何妨一试。
　　
　　


　　胡适和鲁迅两种不同的“读书法”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科学的方法说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名言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事业有成的名家，也多提及此“科学方法”。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先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科研成就，却不忘恩师胡适先生的嘉惠，认为自己取得的成果“不过是根据胡适先生平日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胡适先生在谈到读书方法时曾说：从前有“读书三到”的读书法，实在是很好的；不过觉得三到有点不够，应该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是个个字都要认得。口到，是前人要把文章能烂熟地背出来。心到，是要懂得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思。手到，重在查参考书和做札记。看来胡适先生的“读书四到法”是继承了朱熹的“三到法”而又有所发展。胡适先生在提倡读书贵精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读书宜博。“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既是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读到此，我在书眉上写了四句心得：“学问贵精宜广博，审慎明笃相切磋。书海觅宝敢踏浪，天馬行空无城郭。”
　　后来我在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里，看到“杨大眼的耳读法”，更有新的启示。据《北史》记载，“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邓拓先生毕竟是大学问家，又向读者介绍了“听读法”。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之，因记得而诵之。”邓拓先生认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多年来我坚信“聆听有益”，很是“注意听别人的讲话”，特别是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做闭目养神状，听电台广播，听各种乘客之间的谈话，包括吵架骂人，真是妙趣横生，受益匪浅。
　　鲁迅和胡适两位先生走的是不同的两条人生道路。钱理群教授认为，“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包括大学体制）的，而鲁迅的彻底性正表现在这里，他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那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鲁迅的言行，为老百姓的生存温饱考虑，他对青年提出的读书建议，自然是更加现实。1925年2月10日，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先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在“附注”里写了如下的文字：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要沈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年的4月18日，鲁迅在《忽然想到》的杂文中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今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研究者旷新年说，“像胡适、林语堂、周作人，他们与我们民族的生存经验是脱节的。他们活得那样精致漂亮，和我们粗暴的灵魂灾难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胡适和林语堂的身上挂满了西方的奖章，周作人‘得体地活着’的归宿就是汉奸。”
　　錢理群教授则说，“鲁迅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要解放思想、无所顾及。”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年代，鲁迅关心的是民生，想着的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因之他给青年的建言是为生存而斗争的哲学。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圈子里，“为官帮忙，为商帮闲，如果主子作恶，也就帮凶”。一些帮闲文人，正如鲁迅所说，走着“从帮忙到扯淡”的仕途——“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下这扯淡了”。
　　大凡读过鲁迅著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先生多次申明：“我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可是，从读书和研究“国学”的视点去看，鲁迅先生曾经下过大力气“攻读”和“咬嚼”“诸子百家”的“经”和“史”，甚至去“读佛”。看看先生生前的购书账单，就可以一目了然，为了当“绿林好汉”，不惜金钱去购买“盒子炮”。鲁迅先生撰写或校勘的《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以及《嵇康集》、《后汉书》等学术专著，恐怕那些自诩为“国学家”者也望尘莫及。一篇《估〈学衡〉》勾勒出“国粹派”的嘴脸，“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让“国粹派”足以汗颜。用鲁迅自己的话讲，“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罢！
　　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先生在纪念先生的文章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鲁迅的“论敌”林语堂先生在《悼鲁迅》的文章中讲过这样的话，“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可见鲁迅先生“存铁取‘敌’，别立新宗”的战斗精神。
　　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一篇题为《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的文章中说，“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