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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最初作为修身之法提出了“知人论世”，作为读《诗》之法提出了“以意逆志”，后经过历代的演化，“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知人论世”为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我们要解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文本，一定要结合这个作家的个人的兴趣爱好、人生经历、性格特点以及他所处的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以意逆志”的意思应该是不拘泥于字句的表层意思，不拘泥于个别字句的机械理解，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将自己想象成作者，让自己的心境无限接近作者后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索与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有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文本解读方法探求的是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读者可以通过作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认识作者，与作者心意相通，与作者成为朋友，以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去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反过来，作者也在通过作品寻求能理解自己的读者，寻求能跨越古今的灵魂知音。
关键词：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孟子 文学批评 文本解读
孟子最初作为修身之法提出了“知人论世”，作为读《诗》之法提出了“以意逆志”，后经过历代的演化，“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为文学阐释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甚至被称为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
一、“知人论世”之说的内涵
“知人论世”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原是孟子论尚友之说。原文是：“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杨伯俊将此译为：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首先，“知人论世”之说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要以书为友，以经典著作为友，以古人为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想要成为优秀的人就应该与优秀的人为友，而除了我们身边优秀的人之外，孟子启发了我们要学会和古人为友。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结识更多优秀的人，与更多优秀的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从而达到修身之目的。而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学习经典，语文教材一定要编选一定比例的“定篇”提供了理由。
之后，“知人论世”说在后人的批评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并成为“以意逆志”的必要条件。汉儒说诗时，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结合起来。清人顾镇《 以意逆志说》 云：“ 正惟有世可论，有世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 ……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见《虞东学诗》）“知人论世”为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我们要解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文本，一定要结合这个作家的个人的兴趣爱好、人生经历、性格特点以及他所处的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
二、“以意逆志”之说的内涵
“以意逆志”之说出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以意逆志”说原是读《诗》之法，即对《诗经》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只看字面的意思，而后逐渐发展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其涵义的理解，历来有分歧，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意”的解释上。概括起来主要有两解： 一是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大多认为孟子所说的“意”是说诗者，即赏评者之意，如赵歧注“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这种解释在中国历代文学批评中影响较大。二是清代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即“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前者“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说肯定了读者的能动性，从读者的接受视角认为读者可以以自己的理解和切身的体悟去探求作者之意，但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等诸多鸿沟，读者不能可能完全理解作者当时创作文本的原始意图。读者只能是无限地逼近作者的创作意图。后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则主张当世不为人知，后世则必有人知，他们坚信古人活在自己心中，而自己也能活在后人心中，达到“心”与“心”的相通，达到“文心”的不朽。故“以意逆志”是说： 不拘泥个别字句的机械理解，从作品实际出发去分析完整意思，进而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圖。这种解释也比较符合孟子的原意。但由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志”大多比较复杂，它与触发其感的外在事物也就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故主旨也就不容易把握，例如李商隐的很多诗歌就是如此。所以，以古人之意逆古人之志对读者的个人素质要求甚高，而且读者再怎样与古人之心相通也不能完全相同。也许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真的知道自己的“志”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以意逆志”的意思应该是不拘泥于字句的表层意思，不拘泥于个别字句的机械理解，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将自己想象成作者，让自己的心境无限接近作者后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索与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有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 三、从现代文学理论看“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理论
美国当代文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那么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解读文本的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这两个文本解读理论的视角。
首先，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有利于提升我们审视作品的高度。对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大致有“模仿说”、“镜子说”和“再现说”。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双向建构和交互对话的异质同构关系，即文学以世界为本源，文学呈现世界。但是，文学所呈现的世界既有主观世界，也有客观世界，但已不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而是艺术化、审美化了的第三世界。
其次，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大致有“言志说”、“缘情说”、“修辞说”、“表现主义说”、“象征主義说”和“精神分析学”等。从以上说法中，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同样理解为一种双向建构和交互对话的关系。作者创作作品，作者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作品则通过象征的、艺术化的方式表现作者的主观世界。这就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作为读者，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认识作者，也可以通过了解作者而进一步加深对作者作品的认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与作品不是等同的关系，作者的人品不可能完全展现在其某部或某几部作品中，而作品中的作者大多可能是作者人性中的某个侧面而非全部。所以，“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存在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夸大这种文本解读方法的作用而将其奉为文本解读的圣经。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局限性。
其次，关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伊瑟尔提出了读者中心论，即作品的意义源于两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读者的赋予。作品具有潜在性，即不确定性和空百性。姚斯则提出了召唤结构和读者期待视野。即读者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审美趣味融化到作品中。文本成为了读者化了的作品。这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文本解读理论提供了合理性。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能够冲破时空之局限而心心相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歧所注“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所谓“人情不远”即指人皆有此心，古今之人有共同的心理体验基础。“‘以意逆志’法产生的基础是‘心’与‘心’的相同，而在运用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心’与‘心’的相通。[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 所以，我国古代文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当世不为人知，后世则必有人知，他们坚信古人活在自己心中，而自己也能活在后人心中，达到“心”与“心”的相通，达到“文心”的不朽。他们相信读者的力量，他们在创作作品时心中就已经有了“隐含的读者”。
综上所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文本解读方法探求的是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读者可以通过作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认识作者，与作者心意相通，与作者成为朋友，以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去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反过来，作者也在通过作品寻求能理解自己的读者，寻求能跨越古今的灵魂知音。
参考文献：
1.杨伯俊译注.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18.10重印）：193.
2.张东艳. 论孟子“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J]. 兰台世界，2016（07）：131-134.
3.李亚静. 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赏评方法——“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86-188.
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
关键词：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孟子 文学批评 文本解读
孟子最初作为修身之法提出了“知人论世”，作为读《诗》之法提出了“以意逆志”，后经过历代的演化，“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为文学阐释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甚至被称为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
一、“知人论世”之说的内涵
“知人论世”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原是孟子论尚友之说。原文是：“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杨伯俊将此译为：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首先，“知人论世”之说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要以书为友，以经典著作为友，以古人为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想要成为优秀的人就应该与优秀的人为友，而除了我们身边优秀的人之外，孟子启发了我们要学会和古人为友。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结识更多优秀的人，与更多优秀的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从而达到修身之目的。而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学习经典，语文教材一定要编选一定比例的“定篇”提供了理由。
之后，“知人论世”说在后人的批评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并成为“以意逆志”的必要条件。汉儒说诗时，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结合起来。清人顾镇《 以意逆志说》 云：“ 正惟有世可论，有世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 ……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见《虞东学诗》）“知人论世”为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我们要解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文本，一定要结合这个作家的个人的兴趣爱好、人生经历、性格特点以及他所处的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
二、“以意逆志”之说的内涵
“以意逆志”之说出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以意逆志”说原是读《诗》之法，即对《诗经》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只看字面的意思，而后逐渐发展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其涵义的理解，历来有分歧，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意”的解释上。概括起来主要有两解： 一是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大多认为孟子所说的“意”是说诗者，即赏评者之意，如赵歧注“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这种解释在中国历代文学批评中影响较大。二是清代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即“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前者“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说肯定了读者的能动性，从读者的接受视角认为读者可以以自己的理解和切身的体悟去探求作者之意，但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等诸多鸿沟，读者不能可能完全理解作者当时创作文本的原始意图。读者只能是无限地逼近作者的创作意图。后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则主张当世不为人知，后世则必有人知，他们坚信古人活在自己心中，而自己也能活在后人心中，达到“心”与“心”的相通，达到“文心”的不朽。故“以意逆志”是说： 不拘泥个别字句的机械理解，从作品实际出发去分析完整意思，进而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圖。这种解释也比较符合孟子的原意。但由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志”大多比较复杂，它与触发其感的外在事物也就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故主旨也就不容易把握，例如李商隐的很多诗歌就是如此。所以，以古人之意逆古人之志对读者的个人素质要求甚高，而且读者再怎样与古人之心相通也不能完全相同。也许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真的知道自己的“志”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以意逆志”的意思应该是不拘泥于字句的表层意思，不拘泥于个别字句的机械理解，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将自己想象成作者，让自己的心境无限接近作者后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索与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有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 三、从现代文学理论看“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理论
美国当代文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那么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解读文本的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这两个文本解读理论的视角。
首先，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有利于提升我们审视作品的高度。对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大致有“模仿说”、“镜子说”和“再现说”。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双向建构和交互对话的异质同构关系，即文学以世界为本源，文学呈现世界。但是，文学所呈现的世界既有主观世界，也有客观世界，但已不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而是艺术化、审美化了的第三世界。
其次，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大致有“言志说”、“缘情说”、“修辞说”、“表现主义说”、“象征主義说”和“精神分析学”等。从以上说法中，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同样理解为一种双向建构和交互对话的关系。作者创作作品，作者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作品则通过象征的、艺术化的方式表现作者的主观世界。这就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作为读者，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认识作者，也可以通过了解作者而进一步加深对作者作品的认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与作品不是等同的关系，作者的人品不可能完全展现在其某部或某几部作品中，而作品中的作者大多可能是作者人性中的某个侧面而非全部。所以，“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存在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夸大这种文本解读方法的作用而将其奉为文本解读的圣经。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局限性。
其次，关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伊瑟尔提出了读者中心论，即作品的意义源于两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读者的赋予。作品具有潜在性，即不确定性和空百性。姚斯则提出了召唤结构和读者期待视野。即读者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审美趣味融化到作品中。文本成为了读者化了的作品。这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文本解读理论提供了合理性。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能够冲破时空之局限而心心相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歧所注“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所谓“人情不远”即指人皆有此心，古今之人有共同的心理体验基础。“‘以意逆志’法产生的基础是‘心’与‘心’的相同，而在运用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心’与‘心’的相通。[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 所以，我国古代文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当世不为人知，后世则必有人知，他们坚信古人活在自己心中，而自己也能活在后人心中，达到“心”与“心”的相通，达到“文心”的不朽。他们相信读者的力量，他们在创作作品时心中就已经有了“隐含的读者”。
综上所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文本解读方法探求的是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读者可以通过作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认识作者，与作者心意相通，与作者成为朋友，以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去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反过来，作者也在通过作品寻求能理解自己的读者，寻求能跨越古今的灵魂知音。
参考文献：
1.杨伯俊译注.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18.10重印）：193.
2.张东艳. 论孟子“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J]. 兰台世界，2016（07）：131-134.
3.李亚静. 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赏评方法——“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86-188.
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