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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是现代国家的一面旗帜，贯穿于现代国家的一切活动中，发挥着辩护、导向、激励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功能。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既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体系的传统内容以及意识形态传统的传播观念、体制和手段。
关键词：网络时代 意识形态 困境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①我国在利用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与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与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遭遇了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互联网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挑战亦是全方位的，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到核心价值观念，再到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每一方面都无不受到联网严峻挑战。
一、互联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挑战
互联网所引起的新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一是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挑战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主体的再认识。过去人们总是把认识活动理解并描述为一个主——客二元模式，认识主体就是指从事着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但是现在，计算机程序软件与计算机硬件相互作用，也能产生出新的知识，例如人们用计算机发现了洛伦兹吸引子，进行四色图定理证明，进行混沌学研究，发现新的素数等。这些都是否意味着还存在着人以外的认识主体?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问题的诘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②但是网络本身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衍生工具，是理性认识的二重反复。例如计算机虚拟中的屏幕影像和虚拟现实技术使理性认识的产生可以不依赖于感性认识。上文提到的洛伦兹吸引子，四色图定理的证明，进行混沌学研究，发现新的素数都是在虚拟现实技术产生的理性认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逻辑关系的颠覆性诘问。
二是互联网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网络时代带来的全球化与国际主义的纵深发展，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左派人士似乎认为全世界Internet的实现为“英特纳雄耐尔”在全世界的实现带来了曙光。他们看到了互联网与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的一致性无疑是可贵的。但殊不知互联网对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科学社会主义，亦同时提出了诸多新疑问。虚拟空间阶层划分的新标准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由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财富的表现形式、占有形式都已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与传统的贫富差距不同的另一种差距――数字鸿沟，即人们在信息的占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阶级主要是以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物质财富的多少为依据进行划分的。而在互联网上，观念、兴趣、爱好的异同、占有知识的多少越来越成为人们区分不同群体的标准。这样一来传统的阶级理论应该作何解释呢？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
二、互联网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对以上三个方面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一是互联网对国家观念的消解与爱国主义观念的淡化。互联网打破了现有国家概念中特有的“地理”和“国境”界限。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所以上网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与别国政府或别国公民自由地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将很难保持，数字乐观主义者甚至预言：“就好像樟脑丸会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③
二是互联网对个人的张扬与集体主义思想的弱化。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曾指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主张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过分强调个人的利益，而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大家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对比之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统一体，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己有数千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提倡一体化，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提倡个人主义。事实上在今日的互联网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对的各种道德观念诸如个人主义道德观、道德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培植和生长。同时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网络上推波助澜，他们主张在网络上取消政府，不要法制、不要道德，建立所谓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和“自由”的王国。“黑客”成为“电脑英雄”、“计算机能手”的代名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黑客”行为则被一些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所盲目推崇和效仿。这种个人主义网络观，在虚拟社会中越来越有蔓延的趋势，毫无疑问它会使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受到冲击。在网络时代如何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奉献与索取、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三是网络空间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社会主义信念的迷失
互联网将全世界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不同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在网络上或交融或冲突。从技术上说，互联网技术发端于美国并兴盛于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在互联网的发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制度、语言等层面的“高位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所以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们热情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认为互联网上奔跑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亲“民主”的天性。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发文认为：“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己经形成的规范。”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很早就意识到网络时代自身具有的优势，并且有意利用信息优势来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0年3月8日曾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的互联网网址增加了3倍以上，从200万增加到900万，今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超过2000万，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⑥
由于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的审查能力还很弱，网络空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已不是可能而是现实。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几乎都是海外的网络宣传“先入为主”，他们或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或肆意夸大、小题大做，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唯恐我天下不乱；在香港、澳门回归，台湾、西藏问题，以及揭批“法轮功”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电子版和西方的一些著名网站代表美国或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出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利的攻击性言论；一些网站肆意夸大、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人民群众长期从互联网上接触类似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三、互联网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方式功效降低
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具有以下特点：明显的权威性；构建场所和环境具有实体性、有形性和有限性；建过程具有明显的单向性、正面性和导向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强制性与不可选择性，但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将动摇这一切。
一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共享与网民自主挑战意识形态“灌输论”。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是在一元价值与信息垄断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但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的多元传递与良莠并存的全息景观，出现了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这样网民了解信息的渠道更宽，接触面更广，接触到的不同观点更多。网民的信息摄取行为愈益个体化、隐蔽化，接受信息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
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使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者陷入尴尬境地。著名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将经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后喻文化时期，即前代人需向年轻一代人学习，也就是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网络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后喻文化”，“文化反哺”现象十分明显。现在学生在学校帮助老师使用互联网获得教学信息，孩子在家中帮助父母使用办公软件己经不再是什么新闻。调查显示，有42.4%的父母经常因不懂新事物而向子女请教，有66.6%的父母承认孩子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自己23.5%的父母“口头不承认，但心里承认”，只有7.2%的父母不承认子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己。⑦
三是意识形态建构场所的虚拟化弱化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降低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可控制性与强制性。在家庭、学校、单位等传统意识形态建构场所，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比较容易控制，也是较易获得良好效果的，因为一切尚有明显的踪迹可寻、确定的时空特征、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力。但是互联网具有“虚拟化(非实体化)”的特点，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文字、形象和声音变成了数字化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变成了一个符号。在网上一切都可以虚拟，如姓名、性别、年龄等等。“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网络世界尽人皆知的名言。场所的虚拟化使个体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无踪迹可寻的黑暗世界。意识形态建构者对整个构建过程的控制程度及传统意识形态构建过程本身的强制性也大大降低。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科学和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6.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1.
③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78.
④ [美]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外交事务》，1997(9-10).
⑥ 《纽约时报》，2000年3月9日.
⑦陶然: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 (1). 50.
关键词：网络时代 意识形态 困境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①我国在利用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与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与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遭遇了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互联网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挑战亦是全方位的，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到核心价值观念，再到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每一方面都无不受到联网严峻挑战。
一、互联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挑战
互联网所引起的新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一是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挑战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主体的再认识。过去人们总是把认识活动理解并描述为一个主——客二元模式，认识主体就是指从事着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但是现在，计算机程序软件与计算机硬件相互作用，也能产生出新的知识，例如人们用计算机发现了洛伦兹吸引子，进行四色图定理证明，进行混沌学研究，发现新的素数等。这些都是否意味着还存在着人以外的认识主体?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问题的诘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②但是网络本身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衍生工具，是理性认识的二重反复。例如计算机虚拟中的屏幕影像和虚拟现实技术使理性认识的产生可以不依赖于感性认识。上文提到的洛伦兹吸引子，四色图定理的证明，进行混沌学研究，发现新的素数都是在虚拟现实技术产生的理性认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逻辑关系的颠覆性诘问。
二是互联网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网络时代带来的全球化与国际主义的纵深发展，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左派人士似乎认为全世界Internet的实现为“英特纳雄耐尔”在全世界的实现带来了曙光。他们看到了互联网与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的一致性无疑是可贵的。但殊不知互联网对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科学社会主义，亦同时提出了诸多新疑问。虚拟空间阶层划分的新标准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由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财富的表现形式、占有形式都已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与传统的贫富差距不同的另一种差距――数字鸿沟，即人们在信息的占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阶级主要是以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物质财富的多少为依据进行划分的。而在互联网上，观念、兴趣、爱好的异同、占有知识的多少越来越成为人们区分不同群体的标准。这样一来传统的阶级理论应该作何解释呢？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
二、互联网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对以上三个方面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一是互联网对国家观念的消解与爱国主义观念的淡化。互联网打破了现有国家概念中特有的“地理”和“国境”界限。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所以上网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与别国政府或别国公民自由地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将很难保持，数字乐观主义者甚至预言：“就好像樟脑丸会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③
二是互联网对个人的张扬与集体主义思想的弱化。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曾指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主张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过分强调个人的利益，而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大家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对比之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统一体，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己有数千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提倡一体化，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提倡个人主义。事实上在今日的互联网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对的各种道德观念诸如个人主义道德观、道德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培植和生长。同时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网络上推波助澜，他们主张在网络上取消政府，不要法制、不要道德，建立所谓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和“自由”的王国。“黑客”成为“电脑英雄”、“计算机能手”的代名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黑客”行为则被一些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所盲目推崇和效仿。这种个人主义网络观，在虚拟社会中越来越有蔓延的趋势，毫无疑问它会使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受到冲击。在网络时代如何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奉献与索取、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三是网络空间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社会主义信念的迷失
互联网将全世界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不同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在网络上或交融或冲突。从技术上说，互联网技术发端于美国并兴盛于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在互联网的发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制度、语言等层面的“高位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所以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们热情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认为互联网上奔跑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亲“民主”的天性。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发文认为：“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己经形成的规范。”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很早就意识到网络时代自身具有的优势，并且有意利用信息优势来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0年3月8日曾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的互联网网址增加了3倍以上，从200万增加到900万，今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超过2000万，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⑥
由于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的审查能力还很弱，网络空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已不是可能而是现实。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几乎都是海外的网络宣传“先入为主”，他们或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或肆意夸大、小题大做，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唯恐我天下不乱；在香港、澳门回归，台湾、西藏问题，以及揭批“法轮功”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电子版和西方的一些著名网站代表美国或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出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利的攻击性言论；一些网站肆意夸大、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人民群众长期从互联网上接触类似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三、互联网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方式功效降低
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具有以下特点：明显的权威性；构建场所和环境具有实体性、有形性和有限性；建过程具有明显的单向性、正面性和导向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强制性与不可选择性，但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将动摇这一切。
一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共享与网民自主挑战意识形态“灌输论”。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是在一元价值与信息垄断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但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的多元传递与良莠并存的全息景观，出现了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这样网民了解信息的渠道更宽，接触面更广，接触到的不同观点更多。网民的信息摄取行为愈益个体化、隐蔽化，接受信息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
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使传统的意识形态构建者陷入尴尬境地。著名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将经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后喻文化时期，即前代人需向年轻一代人学习，也就是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网络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后喻文化”，“文化反哺”现象十分明显。现在学生在学校帮助老师使用互联网获得教学信息，孩子在家中帮助父母使用办公软件己经不再是什么新闻。调查显示，有42.4%的父母经常因不懂新事物而向子女请教，有66.6%的父母承认孩子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自己23.5%的父母“口头不承认，但心里承认”，只有7.2%的父母不承认子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己。⑦
三是意识形态建构场所的虚拟化弱化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降低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可控制性与强制性。在家庭、学校、单位等传统意识形态建构场所，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比较容易控制，也是较易获得良好效果的，因为一切尚有明显的踪迹可寻、确定的时空特征、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力。但是互联网具有“虚拟化(非实体化)”的特点，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文字、形象和声音变成了数字化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变成了一个符号。在网上一切都可以虚拟，如姓名、性别、年龄等等。“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网络世界尽人皆知的名言。场所的虚拟化使个体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无踪迹可寻的黑暗世界。意识形态建构者对整个构建过程的控制程度及传统意识形态构建过程本身的强制性也大大降低。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科学和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6.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1.
③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78.
④ [美]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外交事务》，1997(9-10).
⑥ 《纽约时报》，2000年3月9日.
⑦陶然: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 (1).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