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明史案”，起因是文化流氓吴之荣，以“家国情怀”敲诈《明史》编撰者庄允诚金钱。朝廷不但不惩戒吴之荣，反升为右佥都御史，还赠其庄允诚一半资产！一时间，靠“告讦”的流氓手段制造涉案千余，流放几百，诛杀七十，凌迟十四人大案的吴之荣，飙升为流氓文人升官发财的另类标杆。
　　所谓“告讦”，按《汉书·刑法志》解释，是指责人过失或揭人阴私。关键在于，“告讦”者假“家国情怀”，一招置对手于死地。西汉被腰斩的杨恽，是被对手戴长乐以“家国情怀”黑了一把的典型。稍微注意一下，戴长乐如何举报杨恽，就可以看出“告讦”者的险恶用心。戴长乐称杨恽“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这就等于说杨恽拿皇帝开玩笑，说的话有悖于现行国家政策；接着，为使杨恽永无出头之日，特意加大“告讦”力度，举报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理”。仅这一句，就可以要了杨恽的命。“无人臣理”的言外之意，就是有“越位之嫌”！这正是臣下不可逾越的红线，当权者对此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
　　戴长乐的做法，无非是掐准了皇帝害怕失去皇位的死穴。所以，戴长乐举报的内容，恰好满足了“告讦”要达到的两个目的：一是彰显对皇帝的忠诚；二是假“家国情怀”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种情况下，“告讦”者常常是假“家国情怀”，采取“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的手法，置被“告讦”者于“不忠”“不孝”“背叛”朝廷的死地！杨恽被腰斩，凸显戴长乐流氓文化的可恶，其对后世文化影响则更见其恶。这一点，从清初吴之荣靠流氓手段“告讦”制造《明史》案，便可看出端倪。
　　吴之荣何许人也？曾为清初归安县令，因贪赃被革职查办，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皇帝大赦天下，才被赦出狱。此时，江南大户庄允城幼子，十五岁入国子监读书的庄廷鑨，双目失明后决心组织编写《明史》一书。庄廷鑨去世后，庄允城继续完成《明史》编撰。发现《明史》一书有敏感内容的吴之荣，先到庄府敲诈金钱，又到知府、巡抚衙门上告，最后告到刑部。朝廷给《明史》定罪：一是直呼清世祖先祖名讳而无尊称；二是称大清为“贼”“夷”；三是纪年延用南明年号。
　　这三条罪，按大清律量刑，觸犯其中任何一条就得惨遭灭门，何况证实所犯有三条大罪！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朝廷宣布庄廷鑨《明史》案结：参与编写、刻印、买卖甚至看过《明史》者涉案千余人，流放几百，诛杀七十，凌迟十四人。案结后的吴之荣，《私史记事》说，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很明显，《私史记事》主观上，希望作恶多端的吴之荣“恶有恶报”！
　　然而，现实中吴之荣这类“流氓恶棍”，常常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永远占据“家国情怀”的道德制高点，与对手过招往往一招毙其命。就算你浑身上下都是嘴，也会淹没在无谓的挣扎中等待死亡的到来。吴之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讲规则，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格特征，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更为可恶的，是他比一般流氓有文化。一般流氓坑害的是个体，而吴之荣们用文化手段“告讦”精英，坑害的是一个阶层，割断的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根脉。
　　世人常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流氓，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治理层面都不会轻易放松治理机制；文化意义上的流氓，则常常迎合政治需要更具破坏力。从戴长乐、吴之荣，到张春桥、姚文元，无不假文化之名行流氓之实，假“家国”之名达“个人”之目的。然而，流氓披着文化外衣，与文化并不相干，文化流氓终究还是流氓。
　　【阎广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