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皆贪腐,海关独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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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污受贿充斥晚清官场。“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如此平常个案,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下层官吏如此,京官受贿更是普遍,主要形式有三。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金币二万圆”致贺,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關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战争军费,小至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遭挑剔。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晚清求官亦常行重贿。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的侄女婿,“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如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谋财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在如此满朝文武贪腐成风的氛围中,却有唯一的清朝衙门以廉洁自守而著称,这就是由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海关都是由地方军事长官管辖,各自为政。清朝败于外国列强后总要割地赔款,赔款的来源之一就是海关征的税款。为了不造成违约,清廷决定引进来自战胜国的人才。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说:“如果海关里没有外国人的帮办,如果不把这些机构置于一个划一的制度下,将无法处理赔款问题。”加之对于海关业务,诸如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等环节众多,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清朝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延请外员一时成为无二之选。于是,19岁来华的中国通赫德,28岁时就担任了晚清海关的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的高效衙门。
   那么,英国人赫德是怎样在满朝贪腐中创建出唯一的廉洁衙门的呢?
   首先,赫德建立了严格管理,高薪养廉,杜绝贪污的税务司制度。在此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据此,赫德在海关建立了统一的人事制度、统计制度、会计收支制度。严格的制度建设,使每个关口每放行一条船或一件货物都要经过申报、登记编号、查验、征税、复核等多层繁琐手续,而每层手续都经负责关员签字通过,互相制约。任何人很难单独放行一条船或货物。
   赫德管辖下的海关,精减人员,待遇优厚。以1927年为例,初入关华员,试用期满后月薪都超过100元法币,而当时其他政府机关初进文员,月薪只有50元左右。海关工作稳定,定期升级加薪,职员年老了,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工薪的退休金,这是其他机关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当时人们称海关为金饭碗(银行为银饭碗、铁路为铁饭碗),一般职员是不愿意为贪污而失去金饭碗的。
   在此情形之下,如有不廉行为,则坚决严惩不贷。福州海关一位外勤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条鲜鱼回家,半路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遇上,询问鲜鱼的来源,最后查实是报关人员馈赠,该关员被要求写检查,逐级上报,最后将该关员开除。江海关税务司听闻苏州河支关人员“手脚不干净”,立即派人调查,未发现贪污的确凿证据,但发现该支关当年税收大幅上升,查核有关应税货物并无显著变化。经分析,认为当年税收大幅上升是该支关有关人员过去的贪污行为有所收敛所致。追查之下果然发现过往腐败行径,最终开除了五名关员。
   其次,严把用人进人关。在人事方面,赫德征得清政府同意,海关所有人事“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增减,口岸调动,均由总税务司做主”。不论是洋人还是华人,想进入海关,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赫德曾答应广州一位牧师为他的儿子乔治·俾士在海关安排一个职务。但赫德仍要他在伦敦办事处参加考试。经过考试,伦敦大学毕业生乔治·俾士最终被淘汰。赫德用人也不只囿于考试,如总税务司公署需要一个管理灯塔的特殊人才,赫德让助手金登干在英国物色,结果找到一位叫毕诗礼的人。为确定所找的人是真正的优秀人才,金登干找到了伦敦引水公会总工程师道格拉斯,了解毕的品德和工作情况,得到肯定的资料后,才决定录用。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怎样对赫德本人进行监督?赫德的大权独揽使其统领下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几乎是独立王国,但来自多方面的监督始终使其如履薄冰。其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监督。赫德是清政府的雇员,如果清政府不满意他的工作,可以将其解雇,所以他必须恪守职责。其二,德国、法国等国家,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极为垂涎,赫德每时每刻都被它们盯着,如果不洁,就会授人以柄。其三,赫德是英国人,他把持着总税务司的职位,英国在中国海关上的利益就有了保证,所以英国政府也紧盯着赫德,不能让他因贪腐而失去这个职位。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监督,其中有中国的民间媒体,亦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媒体。
   在赫德廉洁高效的管理下,清朝海关在原有的粤海关、江海关(江苏)、闽海关(福建)、浙海关(浙江)基础上,陆续新设天津、九江、汉口、镇江、宁波、福州、厦门等海关,最后,由总税务司管理的海关达50个;海关的税收,也从1865年的白银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至19世纪70年代末,海关税收更是达到3000万两,在清朝的财政收入中占到20%。海关收入的激增,不仅付清了对外赔款,而且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自强事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
   在两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可以说是广陵绝响,它的存在,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不是不能治理。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败的制度设计,于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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