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义，生于江苏苏州市， 1962年毕业于苏州工艺美专，1981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1987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纽约青年艺术学生同盟。1999年回国。现居北京。中国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问：十多年前，就听说苏州有个杨明义，专画江南水乡，可不久就听说你去了美国，在国内也看不到你的作品了，后来又听说你已回国了，如今在北京见到你，能否谈谈您目前的情况？
　　杨：我回国也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在美国呆了十多年，如今很多我的画家朋友像陈逸飞、陈丹青都回国了。而特别是像我画中国画的，根还是在中国，在中国应该有更多赏识我艺术的朋友和同道们，所以回国后我选择在北京定居，就像我当年去美国选择在纽约留学、生活一样，因为这里有很好的艺术氛围，可以与更多的同道朋友们切磋艺术，冷静思考我下一步艺术的发展。
　　问：80年代，您的水乡画风就自成一格，其后一大批人在追逐您的风格，要不是您在国外旅居了十多年，国人欣赏您作品的机会还会更多，您的声名也会更大。
　　杨：当年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基础上，我吸收了现代水印版画黑白对比，块面与线条的有机结合，把江南水乡建筑作为画面主题去突出描绘，形成前人所没有过的，用水墨画来表现江南水乡的新的绘画形式。当时，我的这个画风出来后，在本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一批人认为这种画不应该叫中国画，但是，我的这批水乡作品还是受到了美术界的关注，许多杂志都专题介绍了我的作品，一些老一辈的画家像华君武、黄苗子、黄胄、程十发都肯定了我在艺术上的探索，还致信鼓励我，吴冠中和黄永玉曾热情地为我撰写介绍我作品的文章。1986年，美国驻广领事馆为我办了展览，南京金陵饭店在成立四周年时也举办了我的画展，作品全部卖光，以致有许多人开始学我画江南水乡。但他们不太懂黑白构成，只画其外表，未能画出水乡真正的意境和情趣来。当时苏州本地画界很保守，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所以考虑离开苏州。
　　


　　问：那为何在您当年事业发展很好的时候，却抛开一切选择去美国留学呢？
　　杨：我去美国是想进一步扩大视野，也想了解外国画家的成长发展的过程，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去过一趟日本，看了在那里展出的罗丹雕塑、劳特累克特展和一些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原作，很是激动，而这些在当时8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看一些印刷品，所以决定要到美国去开眼界去看更多的艺术珍品，我还特别喜欢毕加索的画。后来陈逸飞、陈丹青都相继出国了，写信给我，我咨询陈逸飞时他说在美国中国画是很难的，陈丹青也说，在美国是要吃苦头的，我答道，我愿意，我还是去了，开始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
　　问：您在美国时创作的情况怎么样？是否能走进他们的主流圈子？
　　


　　杨：在中国我喜欢早晨、黄昏的感觉，下雨的、雾里的、我觉得虚实相生的景色是最适合中国画的表现，八大、石涛的画都是表现这种感觉的，表现这些，我绝对得心应手。而到了美国到处见的都是高楼大厦，城市建筑繁琐的线条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呆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欲望要去描绘它，我仍旧画我的江南水乡。虽然在美国，我还在坚持那一套中国的方法，有很多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具体情况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世界不一定就马上一下子能了解你这一套民族的东西。 在纽约，我念的学校是纽约青年艺术学生同盟，是当年闻一多念过的学校。在那里，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我在插图专业学习，除了课堂上作人体模特写生、画水墨画以外，也画过一些油画。 到了纽约，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和SOHO卡罗琳·希尔画廊签约，开始在纽约学习、创作，并定期举办画展。画廊主人是钢琴家，原任纽约联合国乐队指挥，曾是布什总统的家庭教师，教过布什的女儿弹钢琴。退休后因喜爱艺术而在纽约开了画廊。他说我的水墨画充满着东方神秘的情趣，富有音乐的节奏感，颇有国际性。就这样，在画廊平时的售画和一年一度的个展，基本上就解决了我昂贵的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在卡罗琳·希尔画廊的画家，都选自世界各国。
　　


　　问：您在美国时和著名收藏家王己千交情很深。
　　杨：在旧金山时认识了王己千先生，正好我住的房主是王己千的好朋友，他带我见了他，我带了10张画给他看，他说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有本事，在美国能混下去，人家没本事的人都混得很好，你要送两张画给我，当场就挑了两张，他真是喜欢画啊！他儿子经常说：“你一生没有对多少人好过？为什么对杨明义这么好？”王先生告诫：“你在旧金山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你要发展或者看东西应该去纽约，我在纽约有多少画你可以看，你可以住在我家里，我刚买了一个房子，是卖掉一本董其昌的册页，四十几万美元，地方很好的。”我半年之后就到纽约去了。
　　在美国时有一些经验，带颜色的要卖的多一些。 这几年我好画看了不少，主要对传统有了深刻的了解，一些拍卖呀，包括在王己千先生家里都看了不少，去了以后对中国画的笔墨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画的灵魂就是笔墨，历史上有名的、成功的大家所推崇的画家都是笔墨高明的不得了。王己千也说：“中国人的笔墨外国人是永远不懂的，讲也讲不清楚。”他最推崇倪云林的画，认为是中国画的笔墨高峰，没有人超过他。经常早上三点钟起来看他的画直至天亮。我在他家住了一年多，石涛的、八大的都看了很多，更坚信我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我就画我的江南，我就拿我江南的文化、江南的涵养、江南文人的素质反映在我的画里就够了。我觉得我这个人能做一个好画家就够了，从来没有讲过要做大师，把自己的感受画出来，给人家产生共鸣就够了。我没有打过工，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走自己的路。从美国回来以后感触是这样的，我就好好的反映我的家乡，他能代表一个遥远的、人文气息重的水乡，创造一个新的水乡境界。
　　问：您从小生长在苏州，江南的环境是否对你的艺术有所影响？
　　杨：我在苏州长大，吴门的水土滋养了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画画，在艺术上成长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问：您大学念的什么专业？
　　杨：1958年念苏州工艺美专，在校4年间主要学的是中国画专业，吴门的传统应该是比较浓厚的，苏州博物馆有许多收藏，我们的学校就在博物馆旁边，每天都可以进去看像明四家唐伯虎，清四王的许多作品，传统的东西在当时学的很多，很多古代有名的作品，元明清的许多大家的山水画我都临摹过，像《八十七神仙卷》、《清明上河图》……
　　


　　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对艺术影响很大，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思想？
　　杨：我们的老师是吴杨木，传统工夫是很深的，徐十明的艺术思想比较新，当时从政治上讲，文艺工作者都要从形式上符合内容，一些画家都要在山水画上画红旗、汽车……学习传统以后，我觉得中国画很难画，方法上也很难有所创新，发现和周围距离很大，思想上就很苦恼，就如学了四王的山水以后再来画现实生活，总感觉是完全两回事。老的艺术语言表现新事物总感觉是不行，一直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更贴近艺术语言来表现现实的生活。
　　问：当时苏州的水印版画在全国很有影响，您好像参与了很多活动。
　　杨：苏州成立版画小组，就让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就刻了些反映知识青年进城，工业支援农业、水乡风景生活的几张作品，送到省里展览，杂志都作了封面，版画这个传统是很模糊的，跟中国画那种浓厚的内涵就相差有点远，我的版画一上手效果就很好，后来江苏省就组建了水印木刻创作小组。 在1963年，组织了江苏水印版画创作班，在国内就招了些年纪轻的、创作能力强的作者。当时是我第一次进省城，见到了亚明、傅抱石这批老先生。学习了两个多月，反映江南水乡的那种版画创作有七八张，反映很好，接下来连续参加了全国版画展，江苏青年画展，后来几乎每年都参加，全国美展也是以版画的名义参加，得了许多奖，好多报纸、杂志发表，所以我的版画家头衔是这样来的。
　　问：您在版画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怎么又转到中国画上了？
　　杨： 那时我就觉得水印木刻就是搞江南水乡，我们苏州人再搞名山大川没有意思，江南对于我来说最有味道，为了画它我也看了许多古画，他们的感觉从意境上讲是不错，但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就是两码事了，我有版画的基础，因为版画比较现代，反映生活，黑白处理，就开始拿大刷子，感觉找出来，画了几张，反映都很好。
　　


　　问：谈谈您在苏州时对版画所做的工作。
　　杨 ：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那时条件还不错，苏州的版画给我弄起来了，我是苏州版画研究会会长。刚开始，我认为没有钱怎么活动，卖画那时是犯法的，社会总是认为你拿着工资怎能卖画，不为人民搞创作，为自己卖钱怎么行？虽然每个月要缴几张画，那空余时间还是很多。我们苏州版画研究会就想自己办个画廊吧！在苏州 狮苑，开了一个苏州版画廊，我们和园林局合作，版画研究会、园林局、作者各拿三分之一，开始冲破重重障碍，解开思想的禁锢。为了让外事局帮助我们介绍外国游客，还给一些翻译送了扇子、糖果，结果苏州外事局紧急开会，指令糖果坚决不能拿，扇子夏天可以用用，这个缺口居然给我们打开了，外国人来了，影响很大，又卖钱，艺术又传播出去了。市长、文联主席也支持我们去做，但是叮嘱我们出了事情不能保证，所以千万不能出事，就算睁一眼闭一眼做了起来，结果我们的画廊办得很成功。 后来有了钱，每年我们召开一次姑苏之秋版画展，一共开了四次，影响很大，还办过全国著名版画家作品展，全国有名的版画家全请过来了，李桦来主持开幕式。还办过日本版画家作品展，全国中青年版画家作品展，开始评奖，花的吃饭钱什么都是我们版画研究会的，市长、书记都会出面相陪。
　　问：为什么这些版画界的活动后来不搞了？
　　杨：最终为了钱，闹的不可开交，我倒霉了，你卖的多了，我卖的少了，后来还有一个对我刺激很大，流言说我到处散播吹捧自己的文章，说陪客人时我走在市长前面了，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又是调查经济问题，讲我贪污，让我思想有压力。
　　


　　问：退出了版画界的活动，您专心创作了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的水墨，在全国的影响逐步打开，一些人也在追逐你的风格。
　　杨：那时吴冠中、黄永玉相继给我写文章推崇我的江南水墨画，都不是我找他们写的，发表了许多，后来我的画就慢慢起来了，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我自己还不觉得怎么好，可是人家都是很震撼的，等于在中国画上找到方法了，得到了许多当代画家的滋养，后来广州美国领事馆让我去举办了展览，在金陵饭店成立4周年时举办展览，都全部卖光，我自己也搞不太懂。 苏州当地人在当时还认为我是搞版画的，我因上班在国画院，在拙政园的隔壁一个塔的楼上，上班时画中国画，七八个桌子上全是我的画，水墨淋漓，他们建议我为国画院弄个画廊，就到拙政园弄了一个，我的画还受限制，只给挂两张，原则上大家都是六张，说我在版画廊那里有，但我的两张经常是拿出来就卖掉了，以至许多人开始学我，其实不是喜欢我的画，主要是喜欢钱，他们不懂结构，不懂黑白，就开始画水乡，两个鸟也许能画得很好，弄的乱七八糟，不理解我的画，特别尴尬，只认知身边的画家，对艺术很局限，对齐白石、黄宾虹都持怀疑态度，到后来我就走了。
　　


　　问：您对中国画的探索好像是一直在进行，文革之中似乎也没有停过？
　　杨：其实我的工作是画中国画，后来成立工艺美术学校，我们一批几个人就做教师了，我是教中国画，教线描、人物勾线，业余创作还不断进行，但当时因为还没有掌握中国画这个独特的语言表现我的风格和感情，我太喜欢中国画了，因为我知道传统博大精深，我一定要在表现江南水乡的题材上创作实践出来。 文化革命期间我在探索画些有风格的中国画，画了表现江南的公社，表现医疗下乡的一批具有装饰性的作品。文化革命结束我又来探索江南风情的作品。
　　问：您最喜欢哪些当代的画家？
　　杨：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喜欢李可染，毕业以后喜欢林风眠，我觉得他这个水墨淋漓表现江南正合适，画的房子、山水我觉的就是我要找的感觉，当时林风眠的资料很少，我就在报纸杂志上只要有发表的我都搜集过来。有一次为了去上海看展览，还和工艺美术所的领导吵了一架。
　　问：听说您和林风眠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谈谈当时的情况？
　　


　　杨：在林风眠去香港之前我去请教了他一次，想让他看看我的水墨画，找了3个认识他的人写了介绍信，告诉我见他的窍门：先敲门，不开，你等，再敲，再等，再敲他会把门露一条缝出来寻问你，问你干什么，你就如实回答，他不让你进，你就把介绍信给他。使用了此方法好不容易进去了，心情很激动，他就一人在家，我还记得他的桌子上放满进口罐头，他似乎每天靠吃罐头生活，里面一个桌子上摆满广告颜色，笔筒里插满笔，我就小心翼翼拿我的画给他看，他也不吭声，盯了半天，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画的创新这条路我刚走了第一步，下面的路就要像你们这种年纪轻的人走下去。这句话让我很激动，我和他聊了很长时间黄永玉、吴冠中两位先生的事情。 吴冠中先生也对我很好，我也帮他做了不少事，他到苏州，去周庄，那时周庄还没有开发，他就写文章介绍，他对周庄是有功劳的。
　　问：从您的那本《近日楼散记》中，可以看到您和许多前辈画家 有过很深的交往，对于您的艺术似乎有很大的帮助，您怎样认为？
　　杨：文化革命结束，叶浅予到苏州来，他先住在一个老先生家，后来住在我家，刚见的时候我几乎要跪下来了，太激动了，从小就临摹叶老作品，整天陪着他，帮他做事，看他画画，学习了很多，他还看到我的画，提出好多意见。 我那时崇拜这些大画家，到处搜集他们的资料，我搜集黄胄的、叶浅予的，报纸杂志只要有，我全剪下来，后来他们到苏州来，我给他们看，他们都惊呼自己没有这样全的资料。 我对老先生是没有话讲的，黄永玉先生是1973年和吴冠中先生一块来的，单位里就让我相陪，黄老对我真是好，到我家里看我的画，还当场画给我看，讲给我听，我陪他去爬山、去写生。吴先生那时还不画水墨画，全部是油画，袁运甫先生是画勾线和水墨相结合，还在不停地探索。他们走了以后给了我一个大的启发，用林风眠的方法和我的版画结合起来进行实践。
　　问：您在美国的艺术道路始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杨：美国艺术我看的很多，陈丹青也带我看了很多，陈丹青我很敬重他，他如果为了钱他能画多少钱出来，他真的是为了艺术，真的是为了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心里很踏实。
　　问：您经常和一些老先生交往吗？
　　


　　杨：我还给叶浅予先生弄过一把托裱用的刷子，一个苏州老师傅用过的，最好的，我给他邮寄到北京。 吴冠中先生开始画水墨画的时候写信给我，说我现在画水墨画了，怎么托裱还不懂能否告诉我，他知道我是画中国画的，我就照我自己的方法给他写信，告诉他怎么喷水，怎么拿浆刷，怎么贴上去，后来他回了信，告诉我方法学会了，还送了一张画留做纪念。吴冠中先生给我信最少有十几封，还有在美国时写给我的，还有黄永玉、李可染、吴作人，这些不断的友谊，对我影响太大了，对我有很多启发、很多帮助。吴冠中、黄永玉经常两个馒头坐一天，动也不动。袁运甫先生在苏州拙政园写生，一天都没有小便，晚上关门的时候，敲铃要最后清场时，我叫他出来，这时他大呼：“杨明义，快告诉我在哪里小便？”脸都憋得通红，可能一天都没小便，东西都没吃，就喝点水，让我感觉这些先生画画如此认真，甚至废寝忘食。所以我以后出去写生也顺应他们的方法，黄永玉先生经常讲给我听，我真是很感动，后来我送他上火车时我都哭了。 黄胄先生看了我的画，大为赞美，给我题了很多字，还画了个猫给我，说：“你是画新派画的，我画个新派的给你”。他的猫画得相当好。
　　问：您怎样看待“画家”这两个字？
　　杨：画家要对自己的艺术负责，这很重要。我现在什么名称都没有，就剩“旅美画家”四个字了，有许多活动不是去比画，而是去比一些外在的东西，你们媒体应该引导大众正确的认识，要有客观的标准，历史会考验出来。
　　问：您认为画家之间的交流是否有必要？
　　杨：画家跟画家之间的交流很重要，当然媒体也起到很大作用，促进相互的了解、互相启发。好的艺术家永远跑在时代前面的，是真正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个是太宝贵了。
　　问：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地位一直感觉不是太强势，是否与中国的经济有必然的联系？
　　杨：当然有。我在美国感触很深的，日本推崇的四大画家的作品在美国拍卖的时候，也不是美国人买的，都是日本人自己买回去的，要做“世界通用粮票”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