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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省际人口迁移 的模式。基于地理可达性的视角，本文探讨了迁移者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并将其作为迁入地、迁出地以外第三种推拉力的来源，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这种推拉作用对于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机会成本作为移民者承担的一种隐性的成本，它会减少迁移到给定目的地的人口数，起到分流迁移者的作用。此外，我们也证明了以往对于距离成本的模糊界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19.1%～28.9%）高估了空间距离在人口迁移中的直接作用。
[关键词]人口迁移；机会成本；推拉理论；地理可达性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體制的不断深化，劳动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的需求迅速膨胀。2010年全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十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总的人口流动规模由1.2亿上升为2.6亿，上升幅度109%，其中，省际流动人口由3324万上升为8588万，上升幅度158%，增速远远大于省内人口流动 。如此规模庞大的省际人口流动浪潮，对经济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探究省际人口迁移的规律，剖析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也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有多种理论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托达罗模型、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斯塔克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等。以上理论都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侧重分析经济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而推拉理论既考虑了经济因素，又综合考虑了人口学社会学等因素，从更宽泛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模式。Lee（1966）把影响迁移的因素划分为：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诸如距离、语言障碍）和个人层面因素，并指出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因素都存在“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基于此，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关于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注重于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推拉力因素，以及制度、距离等中间障碍因素。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基于地理可达性的视角，本文在迁入地迁出地推拉力因素之外，探讨了跨区域迁移人口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其发挥的作用视为独立于迁入地迁出地以外的第三种推拉力，并就其发挥的推拉作用进行深入讨论。剩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提出迁移者机会成本的并阐明实证框架；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提出结论。
2 文献综述
不少针对国内区域间人口流动机制与决定因素的研究都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地区收入与工资差距、户籍制度等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蔡昉（1995）指出，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拉动农村人口流动至城市的重要因素。巫锡炜、郭静和段成荣（2013）分析了地区投资因素在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人口迁移存量以及失业率、人均耕地等多种因素。此类研究的分析主要侧重于迁出地迁入地推拉力因素的交互作用，也有学者就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地理障碍等中间层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论证。建国初期我国曾实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割。在改革开放后至今不断放开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向农村农业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和跨省流动的过程（蔡昉，2001）。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并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只是不同户籍对应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但仍然将农村劳动力阻碍在城市之外，这体现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分配等众多消费项目上，有当地户籍的居民要享受更多好处。地理障碍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中间因素，已有不少学者围绕地理距离与交通基础设施展开深入研究。王桂新（1993）认为距离是衡量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基本地理要素，但不同地区和及其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由于所受影响因素与迁移机制不同，距离对其影响也有所不同。马伟（2012）运用人口迁移的面板数据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促进人口迁移、优化劳动力自由配置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宏观层面的关于中国跨区域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大都遵循推拉理论的框架，着眼于人口迁移中迁入地迁出地的推拉力作用，或者讨论作为中间层的制度、地理等因素的直接作用。本文强调不同地区之间地理可达性及其带来的间接的机会成本，基于六普数据，深入探讨了机会成本所发挥的推拉作用。
3 距离的成本
距离作为一个基本的地理要素，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就是阻碍、减小人口迁移；距离越大，人口迁移减少越多，这是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的一般规律（王桂新，1993）。首先，对于跨区域迁移的人来说，必然要产生直接费用，它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其次，远距离迁移也会产生非货币成本，迁移者从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就业领域转移到陌生的地方， 进入不熟悉的工作环境， 需要克服一系列能力上、心理上的障碍。（Albert Westfield，1940）。再次，距离远近也影响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关于迁移目的地的信息很可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现有文献已从这几个方面论述距离对于人口迁移的作用。
实际上，对于远距离迁移者来说，他们必须承受一种更为间接的机会成本，即来自于其他可达区域的可替代选择。一个准备从云南迁往北京工作的迁移者来说，距离家乡更近的广州，上海等地的工作机会是他必须承受的机会成本。这种远距离迁移的机会成本最早来自于社会学家Stouffer（1940）提出的“干预机会”的概念，他指出从给定的点迁移到特定距离的移民人数，并不是这个距离的直接函数，而是以定点为圆心特定距离为半径的可达圆圈内机会分布的函数。我们认为这种来自与地理可达性的机会成本会发挥出不同于迁入地迁出地推拉因素的作用，影响到跨区域移民分布的格局。但是，现有大多数关于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通常将这种间接的机会成本用距离代替或者其把直接将其忽视，不对其量化分析，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距离并不是机会成本最好的代理变量，这种做法也必然会高估距离在人口迁移中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将量化这种来自地理可达性的机会成本，将其归为迁入地迁出地之外的第三种推拉力的来源，并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移民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推拉力将会在中国省际人口的分布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以距离远近揭示地理可达性，用机会成本定义第三种推拉力，隐含着一个前提：移民者掌握了可达范围圈内其他地区的潜在机会。在中国，迁移者了解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电视、新闻、报纸、从前的迁移经历或者朋友亲人。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距离与信息的关系，大部分论证的结果是，信息会随着迁移距离而递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从i地迁移到j地迁移者掌握了关于j地的信息，那么他同样掌握了距离i地更近的其他地方的信息。以 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距离，那么发挥第三种推拉力作用的就是来自距离i地小于dij的其他地区的机会，但是如果将所有可达地区的情况纳入回归，就会陷入变量过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将第三种推拉力因素定义为最优的替代机会（距离i地小于dij的地区中，最先进的发展程度、最大的市场规模、最高的收入等。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可达范围圈内的扩大，将会出现更多更优的替代机会），公式表示为：
Mij=f（Pi，Pj，P*，D）
其中Mij代表从i地迁移到j地的迁移人口数，Pi代表来自迁出地i的推拉力，Pj代表来自迁入地j的推拉力，P*代表机会成本发挥的推拉力（以i为圆心dij为半径范围内，最优的替代机会），此外还有其他中间层面的因素D（地理距离、宏观层面制度、语言障碍等）。
我们认为，来自地理可达性的这种机会成本是迁移人口承担的一种隐性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同样是一种推拉力的来源，其推拉作用并不是单纯地阻碍或者促进迁移，而是诱导原本打算从i地迁往j地的移民者转而考虑其他具有吸引力的k地，并最终影响到跨区域人口迁移的分布。在下面的实证部分，我们会将机会成本的推拉力因素纳入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其推拉作用并检验将其纳入回归后对对距离要素的影响。
4 实证检验
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本文沿用研究省际人口流动的通常建模方法，采取对数线性化的重力模型。人口规模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理应成为影响迁移人口M的变量，人口总量可以衡量市场规模的大小，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能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很多研究表明，地区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加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来衡量衡量地区收入水平。
以上变量均是涉及迁入地、迁出地以及机会成本三方的推拉因素。在此之外，我们认为需要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单独作为迁出地的推拉因素进行讨论。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尤其是落后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与流动，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劳动力在迁移时要付出成本，而这种成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小衡量着移民克服迁移成本跨省迁移的能力，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将单独作为迁出地的变量纳入回归，我们预期更高的农村居民收入将发挥出迁出地的一种推力作用，致使更多人口进行迁移。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同样将两省之间的空间距离d纳入回归并利用它来定义机会成本。
综上，本文具体用于实证分析的方程如下：
Mij表示从i省流向j省的人口数，α0代表常数，dij表示i、j两省之间的空间距离，Pi、Pj分别表示迁出、地迁入地的人口规模，而P*表示最大的备选的人口规模（以i为圆心dij为半径的范围内，除迁出地、迁入地以外省份中最大的人口规模，同理可定义PCG*、U*）；PCGi、PCGj分别表示迁出地i、迁入地j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表示最大的备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Ui、Uj分别表示迁出地i、迁入地j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表示最大的备选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Ri表示迁出地i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误差项μij被假定服从正态分布。
这样，除了中间因素dij，我们将回归变量划分为属于迁出地推拉力因素的Pi、PCGi、Ui、Ri，属于迁入地推拉力因素的Pj、PCGj、Uj以及属于机会成本的推拉力因素P*、PCG*、U*，分别讨论他们的作用。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由三部分组成，迁移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对人口迁移的统计口径，省际人口迁移定义为离开户口所在地6个月以上，跨越省界的人口空间移动现象。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此数据表为一个31*31的对称列联表，反映的是2006～2010年这一时间段各省间迁移人口的情况。
其次，我们还需要反映各省推拉力因素的经济以及社会指标，为了避免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计量分析的复杂性，我们取人口迁移期初，即2005年的情况来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再次，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机会成本在迁移中的推拉作用，为了定义机会成本，需要各省间距离的信息。我们以各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来代表各省之间的距离，该数据来源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里程表》，当两站之间有两条以上路径时，两站间距离以其中最短线路或最快通车运行的路径计算得到3。海南省由于缺少陆路里程的数据，我们将其舍弃，其迁移人口站全国迁移人口比例非常小 ，这样做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根据模型所加入变量的不同，我们估计了6组方程，所有方程是以对数形式估计的，回归系数可以被解释为弹性。方程1为基准模型，仅包含迁出地、迁入地的人口规模、人均国民以及空间距離等基本变量（Pi、Pj、PCGi、PCGj、dij）。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对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口越多的省份，迁入或迁出人口规模越大，推拉力作用越大；迁入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i系数为负，迁出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j系数为正，这也符合通常引力模型的解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越高，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高，在迁出地这表现出对阻碍人口迁移的拉力作用，而在迁入地表现出推动人口迁移的作用；空间距离的系数则为-1.092，表现出对人口迁移显著的阻碍作用，这也符合文章前面讨论的那样，迁移距离越远，迁移成本也会增加，迁移人口规模也越小。在方程1的基础上，方程3纳入表征地区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以及在迁出地发挥推力作用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考察收入对迁移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迁出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i显著为负，而在迁入地收入Uj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达到了1.924，大于其他变量的系数，这反映了收入的确是影响跨省人口迁移的最主要推拉因素之一，迁移者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贫穷地区流入到相对富裕的地区。此外，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在迁出地，农村居民纯收入Ri的弹性为正且大于1，如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能代表潜在迁移者的目前的收入情况，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潜在迁移者更有能力承受迁移成本的同时也反应了目前家乡的生活更具吸引力，实证结果显示其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与方程3比较，方程5以代表收入差距的城镇居民收入比 Ui/Uj（相当于对ln（Ui-Uj）回归）代替单独的收入变量Ui、Uj作为回归变量，各变量系数以及符号基本符合预期没有太大改变， 系数下降为1.478。 根据方程1、3、5的设定，方程2、4、6加入了反映机会成本的变量。与方程1相比，我们在方程2中加入了备选的最大人口规模P*、备选的最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可以看出，P*、PCG*系数显著为负，作为迁移者承担的一种隐形机会成本，更好的替代机会能发挥出一种拉力作用，减小迁移到给定目的地的人口数。此外，与迁出地的变量相比，P*、PCG*的系数均小于Pj、PCGj，这也是合理的，相对于人们所承受的隐形成本，他们已经做出的选择往往会产生更大影响。此外，加入反映机会成本的变量以后，空间距离的系数的绝对值从1.092减小到0.883，下降了接近20%，这也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说法，以往研究由于没有考虑机会成本的推拉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距离的直接作用。在方程4、方程6中，随着机会成本变量的加入，空间距离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下降了28.9%和25.0%，距离的解释力都有较大的下降。表示最大备选的收入以及收入差距的U*、U*/Ui系数为负，也产生了同其他机会变量一样的拉力作用。唯一的例外是表示最大备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PCG*在4式与6式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变量增多造成的多重共线性扰动。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尤其是跨省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现象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自由配置的表现，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迁往城市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基于地理可达性的视角，研究了迁移人口的机会成本，并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将其视作迁入迁出地以外一种新的拉力的来源，利用中国省级迁移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机会成本作为迁移者承担的一种较为间接的成本，其同样在影响人口迁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机会成本减少了迁往给定目的地的人数。但是，它的作用不是阻碍迁而是诱导迁移者迁移到其他条件更好的省份。（2）以往研究经常忽视机会成本，或者将以距离代替机会成本纳入回归，实际上对于相同的距离，不同的机会分布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机会成本，所以将机会成本归结为距离的直接函数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结果显示，将机会成本所发挥的推拉力纳入回归以后，距离的系数有显著下降，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想。
注释：
1本文对人口迁移的界定遵循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中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即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文中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不加区分。
2参见马红旗、陈仲常《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研究》2012年第6期。
3拉萨火车站由于建成通车较晚（2006年），我们以拉萨到其他省会城市之间的公路里程衡量西藏与其他各省之间的距离。
4根据六次普查数据，海南省迁移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比例为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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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陈兆洲，工作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出生年：1991，籍贯：山东临沂，性别：男，职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人口迁移。
[关键词]人口迁移；机会成本；推拉理论；地理可达性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體制的不断深化，劳动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的需求迅速膨胀。2010年全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十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总的人口流动规模由1.2亿上升为2.6亿，上升幅度109%，其中，省际流动人口由3324万上升为8588万，上升幅度158%，增速远远大于省内人口流动 。如此规模庞大的省际人口流动浪潮，对经济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探究省际人口迁移的规律，剖析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也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有多种理论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托达罗模型、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斯塔克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等。以上理论都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侧重分析经济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而推拉理论既考虑了经济因素，又综合考虑了人口学社会学等因素，从更宽泛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模式。Lee（1966）把影响迁移的因素划分为：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诸如距离、语言障碍）和个人层面因素，并指出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因素都存在“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基于此，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关于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注重于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推拉力因素，以及制度、距离等中间障碍因素。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基于地理可达性的视角，本文在迁入地迁出地推拉力因素之外，探讨了跨区域迁移人口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其发挥的作用视为独立于迁入地迁出地以外的第三种推拉力，并就其发挥的推拉作用进行深入讨论。剩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提出迁移者机会成本的并阐明实证框架；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提出结论。
2 文献综述
不少针对国内区域间人口流动机制与决定因素的研究都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地区收入与工资差距、户籍制度等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蔡昉（1995）指出，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拉动农村人口流动至城市的重要因素。巫锡炜、郭静和段成荣（2013）分析了地区投资因素在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人口迁移存量以及失业率、人均耕地等多种因素。此类研究的分析主要侧重于迁出地迁入地推拉力因素的交互作用，也有学者就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地理障碍等中间层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论证。建国初期我国曾实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割。在改革开放后至今不断放开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向农村农业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和跨省流动的过程（蔡昉，2001）。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并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只是不同户籍对应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但仍然将农村劳动力阻碍在城市之外，这体现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分配等众多消费项目上，有当地户籍的居民要享受更多好处。地理障碍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中间因素，已有不少学者围绕地理距离与交通基础设施展开深入研究。王桂新（1993）认为距离是衡量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基本地理要素，但不同地区和及其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由于所受影响因素与迁移机制不同，距离对其影响也有所不同。马伟（2012）运用人口迁移的面板数据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促进人口迁移、优化劳动力自由配置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宏观层面的关于中国跨区域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大都遵循推拉理论的框架，着眼于人口迁移中迁入地迁出地的推拉力作用，或者讨论作为中间层的制度、地理等因素的直接作用。本文强调不同地区之间地理可达性及其带来的间接的机会成本，基于六普数据，深入探讨了机会成本所发挥的推拉作用。
3 距离的成本
距离作为一个基本的地理要素，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就是阻碍、减小人口迁移；距离越大，人口迁移减少越多，这是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的一般规律（王桂新，1993）。首先，对于跨区域迁移的人来说，必然要产生直接费用，它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其次，远距离迁移也会产生非货币成本，迁移者从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就业领域转移到陌生的地方， 进入不熟悉的工作环境， 需要克服一系列能力上、心理上的障碍。（Albert Westfield，1940）。再次，距离远近也影响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关于迁移目的地的信息很可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现有文献已从这几个方面论述距离对于人口迁移的作用。
实际上，对于远距离迁移者来说，他们必须承受一种更为间接的机会成本，即来自于其他可达区域的可替代选择。一个准备从云南迁往北京工作的迁移者来说，距离家乡更近的广州，上海等地的工作机会是他必须承受的机会成本。这种远距离迁移的机会成本最早来自于社会学家Stouffer（1940）提出的“干预机会”的概念，他指出从给定的点迁移到特定距离的移民人数，并不是这个距离的直接函数，而是以定点为圆心特定距离为半径的可达圆圈内机会分布的函数。我们认为这种来自与地理可达性的机会成本会发挥出不同于迁入地迁出地推拉因素的作用，影响到跨区域移民分布的格局。但是，现有大多数关于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通常将这种间接的机会成本用距离代替或者其把直接将其忽视，不对其量化分析，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距离并不是机会成本最好的代理变量，这种做法也必然会高估距离在人口迁移中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将量化这种来自地理可达性的机会成本，将其归为迁入地迁出地之外的第三种推拉力的来源，并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移民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推拉力将会在中国省际人口的分布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以距离远近揭示地理可达性，用机会成本定义第三种推拉力，隐含着一个前提：移民者掌握了可达范围圈内其他地区的潜在机会。在中国，迁移者了解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电视、新闻、报纸、从前的迁移经历或者朋友亲人。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距离与信息的关系，大部分论证的结果是，信息会随着迁移距离而递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从i地迁移到j地迁移者掌握了关于j地的信息，那么他同样掌握了距离i地更近的其他地方的信息。以 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距离，那么发挥第三种推拉力作用的就是来自距离i地小于dij的其他地区的机会，但是如果将所有可达地区的情况纳入回归，就会陷入变量过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将第三种推拉力因素定义为最优的替代机会（距离i地小于dij的地区中，最先进的发展程度、最大的市场规模、最高的收入等。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可达范围圈内的扩大，将会出现更多更优的替代机会），公式表示为：
Mij=f（Pi，Pj，P*，D）
其中Mij代表从i地迁移到j地的迁移人口数，Pi代表来自迁出地i的推拉力，Pj代表来自迁入地j的推拉力，P*代表机会成本发挥的推拉力（以i为圆心dij为半径范围内，最优的替代机会），此外还有其他中间层面的因素D（地理距离、宏观层面制度、语言障碍等）。
我们认为，来自地理可达性的这种机会成本是迁移人口承担的一种隐性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同样是一种推拉力的来源，其推拉作用并不是单纯地阻碍或者促进迁移，而是诱导原本打算从i地迁往j地的移民者转而考虑其他具有吸引力的k地，并最终影响到跨区域人口迁移的分布。在下面的实证部分，我们会将机会成本的推拉力因素纳入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其推拉作用并检验将其纳入回归后对对距离要素的影响。
4 实证检验
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本文沿用研究省际人口流动的通常建模方法，采取对数线性化的重力模型。人口规模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理应成为影响迁移人口M的变量，人口总量可以衡量市场规模的大小，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能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很多研究表明，地区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加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来衡量衡量地区收入水平。
以上变量均是涉及迁入地、迁出地以及机会成本三方的推拉因素。在此之外，我们认为需要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单独作为迁出地的推拉因素进行讨论。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尤其是落后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与流动，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劳动力在迁移时要付出成本，而这种成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小衡量着移民克服迁移成本跨省迁移的能力，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将单独作为迁出地的变量纳入回归，我们预期更高的农村居民收入将发挥出迁出地的一种推力作用，致使更多人口进行迁移。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同样将两省之间的空间距离d纳入回归并利用它来定义机会成本。
综上，本文具体用于实证分析的方程如下：
Mij表示从i省流向j省的人口数，α0代表常数，dij表示i、j两省之间的空间距离，Pi、Pj分别表示迁出、地迁入地的人口规模，而P*表示最大的备选的人口规模（以i为圆心dij为半径的范围内，除迁出地、迁入地以外省份中最大的人口规模，同理可定义PCG*、U*）；PCGi、PCGj分别表示迁出地i、迁入地j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表示最大的备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Ui、Uj分别表示迁出地i、迁入地j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表示最大的备选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Ri表示迁出地i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误差项μij被假定服从正态分布。
这样，除了中间因素dij，我们将回归变量划分为属于迁出地推拉力因素的Pi、PCGi、Ui、Ri，属于迁入地推拉力因素的Pj、PCGj、Uj以及属于机会成本的推拉力因素P*、PCG*、U*，分别讨论他们的作用。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由三部分组成，迁移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对人口迁移的统计口径，省际人口迁移定义为离开户口所在地6个月以上，跨越省界的人口空间移动现象。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此数据表为一个31*31的对称列联表，反映的是2006～2010年这一时间段各省间迁移人口的情况。
其次，我们还需要反映各省推拉力因素的经济以及社会指标，为了避免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计量分析的复杂性，我们取人口迁移期初，即2005年的情况来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再次，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机会成本在迁移中的推拉作用，为了定义机会成本，需要各省间距离的信息。我们以各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来代表各省之间的距离，该数据来源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里程表》，当两站之间有两条以上路径时，两站间距离以其中最短线路或最快通车运行的路径计算得到3。海南省由于缺少陆路里程的数据，我们将其舍弃，其迁移人口站全国迁移人口比例非常小 ，这样做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根据模型所加入变量的不同，我们估计了6组方程，所有方程是以对数形式估计的，回归系数可以被解释为弹性。方程1为基准模型，仅包含迁出地、迁入地的人口规模、人均国民以及空间距離等基本变量（Pi、Pj、PCGi、PCGj、dij）。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对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口越多的省份，迁入或迁出人口规模越大，推拉力作用越大；迁入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i系数为负，迁出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j系数为正，这也符合通常引力模型的解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越高，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高，在迁出地这表现出对阻碍人口迁移的拉力作用，而在迁入地表现出推动人口迁移的作用；空间距离的系数则为-1.092，表现出对人口迁移显著的阻碍作用，这也符合文章前面讨论的那样，迁移距离越远，迁移成本也会增加，迁移人口规模也越小。在方程1的基础上，方程3纳入表征地区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以及在迁出地发挥推力作用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考察收入对迁移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迁出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i显著为负，而在迁入地收入Uj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达到了1.924，大于其他变量的系数，这反映了收入的确是影响跨省人口迁移的最主要推拉因素之一，迁移者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贫穷地区流入到相对富裕的地区。此外，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在迁出地，农村居民纯收入Ri的弹性为正且大于1，如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能代表潜在迁移者的目前的收入情况，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潜在迁移者更有能力承受迁移成本的同时也反应了目前家乡的生活更具吸引力，实证结果显示其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与方程3比较，方程5以代表收入差距的城镇居民收入比 Ui/Uj（相当于对ln（Ui-Uj）回归）代替单独的收入变量Ui、Uj作为回归变量，各变量系数以及符号基本符合预期没有太大改变， 系数下降为1.478。 根据方程1、3、5的设定，方程2、4、6加入了反映机会成本的变量。与方程1相比，我们在方程2中加入了备选的最大人口规模P*、备选的最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G*，可以看出，P*、PCG*系数显著为负，作为迁移者承担的一种隐形机会成本，更好的替代机会能发挥出一种拉力作用，减小迁移到给定目的地的人口数。此外，与迁出地的变量相比，P*、PCG*的系数均小于Pj、PCGj，这也是合理的，相对于人们所承受的隐形成本，他们已经做出的选择往往会产生更大影响。此外，加入反映机会成本的变量以后，空间距离的系数的绝对值从1.092减小到0.883，下降了接近20%，这也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说法，以往研究由于没有考虑机会成本的推拉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距离的直接作用。在方程4、方程6中，随着机会成本变量的加入，空间距离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下降了28.9%和25.0%，距离的解释力都有较大的下降。表示最大备选的收入以及收入差距的U*、U*/Ui系数为负，也产生了同其他机会变量一样的拉力作用。唯一的例外是表示最大备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PCG*在4式与6式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变量增多造成的多重共线性扰动。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尤其是跨省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现象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自由配置的表现，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迁往城市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基于地理可达性的视角，研究了迁移人口的机会成本，并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将其视作迁入迁出地以外一种新的拉力的来源，利用中国省级迁移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机会成本作为迁移者承担的一种较为间接的成本，其同样在影响人口迁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机会成本减少了迁往给定目的地的人数。但是，它的作用不是阻碍迁而是诱导迁移者迁移到其他条件更好的省份。（2）以往研究经常忽视机会成本，或者将以距离代替机会成本纳入回归，实际上对于相同的距离，不同的机会分布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机会成本，所以将机会成本归结为距离的直接函数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结果显示，将机会成本所发挥的推拉力纳入回归以后，距离的系数有显著下降，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想。
注释：
1本文对人口迁移的界定遵循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中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即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文中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不加区分。
2参见马红旗、陈仲常《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研究》2012年第6期。
3拉萨火车站由于建成通车较晚（2006年），我们以拉萨到其他省会城市之间的公路里程衡量西藏与其他各省之间的距离。
4根据六次普查数据，海南省迁移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比例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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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陈兆洲，工作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出生年：1991，籍贯：山东临沂，性别：男，职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人口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