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失却配件的瓷器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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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炉、屏、盘、碗、洗、罐、壶、杯、盒等,皆为瓷器器形的基本名谓,在其前面加上釉色、纹饰的特征描述,就是一完整的瓷器名称。如果名称定得准确,依据名称提示便可了解该瓷器实体的大致样式了。认识这一点,已是我们生活的常识。然而有些瓷器却因失却配件,如盖、座之属,人们无法想象其原来的用途或形状,仅仅是凭藉其主体器形而归类到相似物的种类里去,然后据此以定名。关于这类器物,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附滤水隔的托盘
  
  目前,当我们见到的直径大约在45至55厘米之间的大型瓷盘时,往往凭藉器形的基本形态而直呼为大盘,若是青花器,则称为“青花大盘”,加上纹饰的描述,则可称为“青花人物大盘”或“青花花卉大盘”等;若是粉彩器,则称为“粉彩大盘”,或“粉彩人物大盘”、“粉彩花卉大盘”等;单色釉器、五彩器、斗彩器、广彩器等的定名一如前述。不过,大多没有对其用途加以表述。如图1(及图3)所示,一般皆称作“乾隆青花花卉大盘”,属于外销商品瓷,然而当我们见到其滤水隔附件(图2、图4)时,已然明了此为一附带滤水隔的托盘。又如图5所示,通常只会把它看作是一件清代嘉庆年间绘有英国比雅利家族纹章的外销青花大盘(图5-1),据考:“英人汤玛士·比雅利曾是澳门首富之一,后来,因买卖鸦片而破产,失望地写了一封信向朋友道别,然后到黑沙海滩自尽。死时为1841年12月,据澳门达50年。”(《中国外销瓷——中西荟萃》,澳门市政厅1992年5月举办沙巴治藏品展图录第9号说明)。也是通过附件(图6)让我们认识到它应是一件清代嘉庆年间绘有英国比雅利家族纹章的带滤水隔的托盘。笔者还曾见到过一件晚清广彩带滤水隔的托盘。乍一看去,带滤水隔的托盘的主体与一般瓷盘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带滤水隔的托盘即便失去滤水隔,也仍能识别其为带滤水隔的托盘,因为在盘内腹壁与折沿面之间有一道类似二层台的用作安架滤水隔层用的台基面,而这恰恰是其他用途瓷盘所没有的;再者,带滤水隔的托盘在纹饰方面还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盘的纹饰与滤水隔的纹饰相一致,如果不是一致者,则隔或盘必定是后配。以上所举二例均属一致,如清代嘉庆年间绘有英国比雅利家族纹章的带滤水隔茶盘,其盘与隔的边饰图案皆为著名的费兹修纹蝴蝶(图5-2),由是可以确定其为原装配套的带滤水隔的托盘。
  
  
  用作盛装茶叶的带盘形盖瓷罐
  
  说到盖罐,我们一定会联想到类似莲子罐、将军罐、茶壶、香炉等器形的盖子形象,而且为了盖子的安稳和盖得严实,器盖与主体之间无论是在横向方面或是纵向方面,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接触面。这也许就是一种生活常识。不过也有例外者,如北京故宫所藏的原置于储秀宫西屋的用作盛装茶叶的粉彩盖罐(图7,见陈万里编《故宫图录》第一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其盖却是一撇口盘形。如果不了解有这样的使用搭配,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分开看待,盖子认作粉彩盘,器身认作粉彩洗了。无独有偶,记载欧洲旧藏一方形镂空器,原标作镂空香薰(图8,见W.G.GULLAND《中国瓷器》1集。1928年伦敦出版)。然而,其器形却与同为欧洲收藏的原标作箭筒(图9,见W.G.GULLAND《中国瓷器》2集。1928年伦敦出版)的随附器座相似,“镂空香薰”的高是五又二分之一英寸,箭筒器座高是六又四分之一英寸,二者尺寸相近,其形相似,应属同一用途,因此,“镂空香薰”当是箭筒器座。所谓箭筒,不是用作放置弓箭用的,而是古代文人诗酒会上的游戏器具——投壶,为了不至于因为投掷签杆过度使得箭筒侧翻,特配一器座固之。由于主附件互为失却,也就会误认作诸如帽筒(有的箭筒是圆形的)或薰炉什么的器物来。而称作薰炉的应是像图10所示的类型器物。(W.G.GULLAND《中国瓷器》2集。1928年伦敦出版。书中说明此器为广彩制品)。特别是在外销的瓷器中,带盖的瓷器是常见的,如图11、图1 2、图13所示皆是。要是没有了盖子,恐怕会被当作笔筒、花瓶之类的器物了。
  
  覆置的杯托
  
  茶杯、盖盅之类器物的盏托,多为仰式,也就是开口向上。譬如传世的器物中则有一种器形如如意云头的杯托,在其内侧绘有龙凤图案,显示其开口向上,即属仰式者(图14)。但却有例外的,在杯托的内侧不作图绘,在杯托的外侧则绘有倒置的图案(图15),也就是说只有将之覆置时,其图案才可与架在其上的盖杯相适应(图16,图16-2),所以属于覆置式杯托。如果未见有实物,我们是很难想象其本来的应用方式的。相同形制的器物,却显示出不同的应用方式,仰式偏重的是器物的使用功能,也就是盏托的作用;覆式偏重的是器物的承载功能,也就是器座的作用,其创意似乎是从传统连体器物中得到启发,如与清康熙青花带座花盆(图16-3)相比较,你会有所感知。二者虽然同属晚清时期制品,因应不同的目的,产生出应用功能的差异,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仰覆之间反映出瓷工在创作意念上的分歧和探索。又,如记录的一件清代仿哥窑带座荷叶杯(图17,见W.G.GULLAND《中国瓷器》1集。1928年伦敦出版)。其杯腹鼓圆,亦仿如莲子形。如果座与杯分开,兴许座会称作荷叶洗,杯会称作笔筒了。与之相类似的制作,见乾隆官窑冬青釉海棠花式洗(图18,图19,见南京博物院《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为极少见到的双层花式造型结构器。通过比较,我们会感觉到二者在创作构想方面似有关联。
  
  被改变用途的莲子盖罐
  
  
  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外销瓷器的种类大致有二,一是欧洲商人购置现成的制品,或传统形制的中国产品;二是来样订制的产品。前者显示出稍早期的贸易特征,后者则是较为成熟,而且是较为广泛的贸易定式。但在此之间有一种过渡性质的应用产品,那就是西方将中国传统制品改造成西方流行的生活用替代品,如明末时期的青花莲子盖罐,经过附加银质的杯把和盖子的连接部分,便被改造成西方餐具用途实用器皿(图20)。而且,从其银质加工图案分析,还是英国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1603年)时期风格的制品,也就是说该瓷器刚贩运至英国,便被加工改造成这个样子了,而不属于后期的加工改造器。这虽然不属于因失却配件而改变了用途类的瓷器,但却是因应新用途的需要而改变原有用途的特例器物。重要的是:通过它大致可以了解到西方从中国贸易去的瓷器,想必开始的时候是选购,器型和图案都是中国传统形制;其后是来样订制,这在康、雍、乾时期大量的景德镇外销瓷器仿造西方造型上就可以体会得到;再就是参与指导生产,如广彩制品当属这种模式。
  器物用途遭遇变更,通常来说,都是因为原用途的设计不够科学导致的,如以上所列的容易打碎的瓷过滤隔,压盖不严实的撇口盘盖茶叶罐等,然而,如果不了解器物的原有用途,也就意味着你失却了解曾经出现过的一段历史。列举这些器物的现象,不过是想说明这个道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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