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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教授新近推出了80余万字的《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把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概括为五种：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是什么关系？“五大认知范式”的特色是什么？“五大认知范式”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有哪些？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反省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推进当下和未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路径的深入探索。
一、“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
任何一种观念、思想、理论都不可能是“独化”出来的，必然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联系。李承贵教授所概括的“五大认知范式”与前些年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有一定的渊源。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延伸。“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虽然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伪问题，但它促进了人们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反省，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在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中，学界提出了种种观点，比较突出的是“三种解释框架”即“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为参照，诠释中国哲学。“以西释中”可以追溯到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人书写的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尽管学界多数人认为这部书经学意味较为浓郁，不能算作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谢无量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和文本的话，可以这样说，谢著虽然不如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影响大，但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特征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哲学意识，开始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书写中国哲学史，构成了“以西释中”诠释框架的萌芽形态。尽管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开了“以西释中”书写方式的先河，但仅仅是初步的，胡适1919年出版了蔡元培作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自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基础上，用六分哲学框架以及实用主义方法建构了他的中国哲学史。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出版的上下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运用现代方法撰著的第一本完整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他在自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基础上，用三分哲学框架以及逻辑分析方法建构了中国哲学史。胡著和冯著肯定了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提出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其所体现的是成熟形态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张岱年建国前创作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从他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应该算作“以西释中”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代表作之一。如他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方东美、罗光等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也是“以西释中”或“中西互释”的延续。“以西释中”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主流诠释框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也含蕴了格式化中国传统思想、遮掩中国传统思想本然状态的偏颇。
“以中释中”即以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方法书写中国哲学史，以钟泰等为代表。钟泰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与其说是哲学史，不如说是学术思想史。钟泰或许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但基本态度是委婉拒绝。他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反对“强为比附”，认为一旦比较，就会失去中国哲学的真相，倒不如用中国传统的史传题材书写哲学史，“一用旧文”“一从常习”。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所坚持的“以中释中”书写方式仿佛还没有走出经学时代，其所选取的人物不少都欠缺哲学史的意义，这在当时可能具有保守色彩，但在今天的中国哲学史书写面临困境的情境中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书写方式的守持，对中国传统思想主体性的自觉。
“以马释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为参照诠释中国哲学。其开创者既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前者如郭沫若、侯外庐等，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诠释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传统思想等。后者如冯友兰、范寿康等，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同情和敬意，试图运用历史唯物论的一些觀点阐释中国哲学，如对秦汉哲学的分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的强调以及运用等;范寿康1937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通论》，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辩证分析法等解读和评判中国传统哲学，成为建国前以“以马释中”诠释框架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建国后，“以马释中”成为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主流范式，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侧重“对子结构”，之后侧重“螺旋结构”。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首先是“二冯”（冯友兰和冯契），他们都独著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哲学史通史，除此之外，还有任继愈、萧萐父等，他们都主编过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以马释中”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教条化的偏向，需要我们“知人论世”，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不难看出，李承贵教授的“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有一定的关联，“唯物范式”与“以马释中”相通，“人文范式”“自我范式”与“以中释中”相通等。“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又有不同：一是更加细化，“科学范式”“人文范式”“逻辑范式”等是对“以西释中”的分解;二是角度不同，“三种解释框架”局限在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范围内，“五大认知范式”面对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
二、“五大认知范式”的特色
《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80余万字，厚重而有特色。集中体现在宏大叙事、问题式书写、述作结合等方面。 1. 宏大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偏重微观，以小见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偏重宏观，以大观小。宏大叙事的优长在于起点高、视域宽、论域广，其短板在于细节上难于周延。《研究》是对百余年来中国传统认知范式的抽象，涉及的问题、人物十分广泛。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命题、体系等都有体现，诸如道、天、气、心、性、仁、诚、和、礼、类、故、理、或、假、效、辟、侔、援、推、太极、天命、阴阳、五行、自然、良知、景二、忠恕、中庸、三表、五诺等概念;种有几、体有端、景不徙、以类取、以类予、离坚白、合同异等，有生于无、乾坤立易、道通为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形质神用、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尽心知性、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理势合一、学思合一、克己复礼、尚力非命、民贵君轻、化性起伪、继善成性、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白马非马、举一反三、言不尽意、 合一衍万、理一分殊、道法自然、尽心知性、得意忘象、敬鬼神而远之等命题;“以人为本”的文化基调、“天人不分”的主客关系、“满足日用”的价值取向、“万物相涵”的宇宙观、“心为始终”的思维方式、“绝圣弃智”的知识态度、“玄谈臆想”的议论风格、内容上的道德性命、宇宙观上的生机整体、思想方法上的直觉主义、人神关系上的相容相济等特征。《研究》所涉及的人物也非常广泛，既有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又有某一问题的研究专家，诸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张东荪、章士钊、李石岑、郭沫若、侯外庐、胡绳、朱光潜、郭湛波、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余英时、劳思光、刘述先、韦政通、罗光、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陈鼓应、汤一介、张立文、沈善洪、方克立、楼宇烈、张岂之、张锡勤、蒙培元、萧公权、刘文英、李申、周桂钿、何祚庥、胡浮琛、陈来、杨国荣、郭齐勇、李景林、黄克剑、李存山、李宗桂、傅云龙、金隆德、王德敏、曹德本、徐道一、方孝博、邢兆良、董英哲、范竹增、韩强、虞愚、张纯一、何怀宏、燕国材、蒋维乔、熊舜时、薄忠信、赵定理、郭金彬、张善博、魏元珪等。
2.问题式书写。思想史、哲学史、哲学史学史的书写常见的有两种范式：一是按照历史的自然时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或哲学思想进行书写，胡适、冯友兰等大部分哲学史家的哲学史书写都是如此;另一种是按照范畴、问题书写，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即是这种书写范式的代表。《研究》一书显然采取了后一种范式，它把20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归为五类，即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以这“五大认知范式”为架构，分门别类地梳理和分析了众多哲学史家或研究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具体内容的具体阐释，其长在于脉络明晰，但可能有削足适履之嫌。
3.述作结合、辩证评价。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述而不作”“我注六经”，此乃古文经学派的主要方法，偏于客观;一种是“以意逆志”“六经注我”，此乃今文经学派的主要方法，偏于主观。《研究》从方法上超越了以往，以叙述为主而未停留在叙述，而是跳出其外发表自己的见解，体现出的是叙述和创作的结合，并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评价，这种特色体现在所有篇章中。如在唯物认知范式一章中，作者在肯定其唯物地开掘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品质的同时，指出了其观点在先、物质至上、唯阶级性等问题，其他几章亦复如是。
三、“五大认知范式”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
《研究》还给我们留下来一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五大认知范式”的关系？人物筛选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中国哲学史学科将何去何从？
1.关注“五大认知范式”的关联。《研究》提出“五大认知范式”一方面是必要的，因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必须能够在繁杂而具体的资料整理中提炼出逻辑化的一般结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同类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相对的，任何研究结论都可能存在着偏离事实的危险。《研究》虽然对“五大认知范式”的边界和渗透作过专门论述，但仍留下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总的来看，“五大认知范式”不是边界分明的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包含的相对存在。“唯物认知范式”几乎能够兼含其他所有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包含“人文认知范式”的诸多内容，“科学认知范式”与“逻辑认知范式”边界较难厘清。
2.人物选择的典型性问题。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书写中，研究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不应该遗漏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研究》虽然涉及诸多人物，但对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似有遗漏。在谈“逻辑范式”时，我们最应该关注金岳霖的《论道》，它是运用现代逻辑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典范，《研究》虽有提及，但着墨不多;在“自我认知范式”的敘述中，我们应该关注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马一浮的学说。钟泰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坚持了“以中释中”的诠释框架;马一浮作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国学大师始终坚持的是儒释道互释，“以中解中”，应该能够为“自我认知范式”提供借鉴。
3.中国哲学史学科何去何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种宏观研究，所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何去何从的思考。事实上，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相关，还有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学者认为，哲学对中国来讲只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只有中国现代哲学，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属于中国现代哲学的范畴。我们承认作为概念、学科、形式化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作为具有普遍性思想内容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是不缺乏的。因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对象不仅是哲学学科化、形式化以后的中国现代哲学，也应该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哲学思想史。还有学者主张用“思想史”“观念史”“意识史”等消解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过于泛化。那么，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究竟何去何从？“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个性化、多元化书写必不可免，人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书写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在相互争鸣中寻求新的普遍性。
（作者柴文华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段澜涛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雪野 彭 博〕
一、“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
任何一种观念、思想、理论都不可能是“独化”出来的，必然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联系。李承贵教授所概括的“五大认知范式”与前些年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有一定的渊源。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延伸。“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虽然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伪问题，但它促进了人们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反省，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在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思考中，学界提出了种种观点，比较突出的是“三种解释框架”即“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为参照，诠释中国哲学。“以西释中”可以追溯到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人书写的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尽管学界多数人认为这部书经学意味较为浓郁，不能算作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谢无量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和文本的话，可以这样说，谢著虽然不如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影响大，但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特征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哲学意识，开始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书写中国哲学史，构成了“以西释中”诠释框架的萌芽形态。尽管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开了“以西释中”书写方式的先河，但仅仅是初步的，胡适1919年出版了蔡元培作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自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基础上，用六分哲学框架以及实用主义方法建构了他的中国哲学史。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出版的上下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运用现代方法撰著的第一本完整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他在自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基础上，用三分哲学框架以及逻辑分析方法建构了中国哲学史。胡著和冯著肯定了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提出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其所体现的是成熟形态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张岱年建国前创作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从他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应该算作“以西释中”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代表作之一。如他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方东美、罗光等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也是“以西释中”或“中西互释”的延续。“以西释中”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主流诠释框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也含蕴了格式化中国传统思想、遮掩中国传统思想本然状态的偏颇。
“以中释中”即以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方法书写中国哲学史，以钟泰等为代表。钟泰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与其说是哲学史，不如说是学术思想史。钟泰或许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但基本态度是委婉拒绝。他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反对“强为比附”，认为一旦比较，就会失去中国哲学的真相，倒不如用中国传统的史传题材书写哲学史，“一用旧文”“一从常习”。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所坚持的“以中释中”书写方式仿佛还没有走出经学时代，其所选取的人物不少都欠缺哲学史的意义，这在当时可能具有保守色彩，但在今天的中国哲学史书写面临困境的情境中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书写方式的守持，对中国传统思想主体性的自觉。
“以马释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为参照诠释中国哲学。其开创者既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前者如郭沫若、侯外庐等，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诠释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传统思想等。后者如冯友兰、范寿康等，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同情和敬意，试图运用历史唯物论的一些觀点阐释中国哲学，如对秦汉哲学的分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的强调以及运用等;范寿康1937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通论》，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辩证分析法等解读和评判中国传统哲学，成为建国前以“以马释中”诠释框架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建国后，“以马释中”成为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主流范式，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侧重“对子结构”，之后侧重“螺旋结构”。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首先是“二冯”（冯友兰和冯契），他们都独著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哲学史通史，除此之外，还有任继愈、萧萐父等，他们都主编过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以马释中”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教条化的偏向，需要我们“知人论世”，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不难看出，李承贵教授的“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有一定的关联，“唯物范式”与“以马释中”相通，“人文范式”“自我范式”与“以中释中”相通等。“五大认知范式”与“三种解释框架”又有不同：一是更加细化，“科学范式”“人文范式”“逻辑范式”等是对“以西释中”的分解;二是角度不同，“三种解释框架”局限在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范围内，“五大认知范式”面对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
二、“五大认知范式”的特色
《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80余万字，厚重而有特色。集中体现在宏大叙事、问题式书写、述作结合等方面。 1. 宏大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偏重微观，以小见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偏重宏观，以大观小。宏大叙事的优长在于起点高、视域宽、论域广，其短板在于细节上难于周延。《研究》是对百余年来中国传统认知范式的抽象，涉及的问题、人物十分广泛。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命题、体系等都有体现，诸如道、天、气、心、性、仁、诚、和、礼、类、故、理、或、假、效、辟、侔、援、推、太极、天命、阴阳、五行、自然、良知、景二、忠恕、中庸、三表、五诺等概念;种有几、体有端、景不徙、以类取、以类予、离坚白、合同异等，有生于无、乾坤立易、道通为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形质神用、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尽心知性、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理势合一、学思合一、克己复礼、尚力非命、民贵君轻、化性起伪、继善成性、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白马非马、举一反三、言不尽意、 合一衍万、理一分殊、道法自然、尽心知性、得意忘象、敬鬼神而远之等命题;“以人为本”的文化基调、“天人不分”的主客关系、“满足日用”的价值取向、“万物相涵”的宇宙观、“心为始终”的思维方式、“绝圣弃智”的知识态度、“玄谈臆想”的议论风格、内容上的道德性命、宇宙观上的生机整体、思想方法上的直觉主义、人神关系上的相容相济等特征。《研究》所涉及的人物也非常广泛，既有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又有某一问题的研究专家，诸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张东荪、章士钊、李石岑、郭沫若、侯外庐、胡绳、朱光潜、郭湛波、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余英时、劳思光、刘述先、韦政通、罗光、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陈鼓应、汤一介、张立文、沈善洪、方克立、楼宇烈、张岂之、张锡勤、蒙培元、萧公权、刘文英、李申、周桂钿、何祚庥、胡浮琛、陈来、杨国荣、郭齐勇、李景林、黄克剑、李存山、李宗桂、傅云龙、金隆德、王德敏、曹德本、徐道一、方孝博、邢兆良、董英哲、范竹增、韩强、虞愚、张纯一、何怀宏、燕国材、蒋维乔、熊舜时、薄忠信、赵定理、郭金彬、张善博、魏元珪等。
2.问题式书写。思想史、哲学史、哲学史学史的书写常见的有两种范式：一是按照历史的自然时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或哲学思想进行书写，胡适、冯友兰等大部分哲学史家的哲学史书写都是如此;另一种是按照范畴、问题书写，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即是这种书写范式的代表。《研究》一书显然采取了后一种范式，它把20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归为五类，即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以这“五大认知范式”为架构，分门别类地梳理和分析了众多哲学史家或研究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具体内容的具体阐释，其长在于脉络明晰，但可能有削足适履之嫌。
3.述作结合、辩证评价。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述而不作”“我注六经”，此乃古文经学派的主要方法，偏于客观;一种是“以意逆志”“六经注我”，此乃今文经学派的主要方法，偏于主观。《研究》从方法上超越了以往，以叙述为主而未停留在叙述，而是跳出其外发表自己的见解，体现出的是叙述和创作的结合，并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评价，这种特色体现在所有篇章中。如在唯物认知范式一章中，作者在肯定其唯物地开掘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品质的同时，指出了其观点在先、物质至上、唯阶级性等问题，其他几章亦复如是。
三、“五大认知范式”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
《研究》还给我们留下来一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五大认知范式”的关系？人物筛选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中国哲学史学科将何去何从？
1.关注“五大认知范式”的关联。《研究》提出“五大认知范式”一方面是必要的，因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必须能够在繁杂而具体的资料整理中提炼出逻辑化的一般结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同类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相对的，任何研究结论都可能存在着偏离事实的危险。《研究》虽然对“五大认知范式”的边界和渗透作过专门论述，但仍留下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总的来看，“五大认知范式”不是边界分明的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包含的相对存在。“唯物认知范式”几乎能够兼含其他所有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包含“人文认知范式”的诸多内容，“科学认知范式”与“逻辑认知范式”边界较难厘清。
2.人物选择的典型性问题。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书写中，研究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不应该遗漏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研究》虽然涉及诸多人物，但对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似有遗漏。在谈“逻辑范式”时，我们最应该关注金岳霖的《论道》，它是运用现代逻辑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典范，《研究》虽有提及，但着墨不多;在“自我认知范式”的敘述中，我们应该关注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马一浮的学说。钟泰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坚持了“以中释中”的诠释框架;马一浮作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国学大师始终坚持的是儒释道互释，“以中解中”，应该能够为“自我认知范式”提供借鉴。
3.中国哲学史学科何去何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种宏观研究，所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何去何从的思考。事实上，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相关，还有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学者认为，哲学对中国来讲只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只有中国现代哲学，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属于中国现代哲学的范畴。我们承认作为概念、学科、形式化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作为具有普遍性思想内容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是不缺乏的。因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对象不仅是哲学学科化、形式化以后的中国现代哲学，也应该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哲学思想史。还有学者主张用“思想史”“观念史”“意识史”等消解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过于泛化。那么，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究竟何去何从？“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个性化、多元化书写必不可免，人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书写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在相互争鸣中寻求新的普遍性。
（作者柴文华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段澜涛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雪野 彭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