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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1756 ）
【摘要】：沙汀的小说创作始于对内地知识分子“出走之后”的书写，也就是对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回应。《俄国煤油》、《莹儿》、《爱》和《孕》等沙汀早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对内地知识分子“出走之后”的上海灰色生活的真实反映。当这些出走者怀抱着美好愿望来到上海之后，并没有过上预想的崭新天地的“黄金生活”，反而被新的苦恼围困于“亭子间”中，做着艰难的选择。
【关键词】：沙汀小说；出走者；困境；灰色灵魂
从封建黑暗的传统社会中的“出走”，意味着打破旧常规寻求作为新人的新生活的开始，而不是新生活的完成。也就是说，“出走”不是目的，而是通往理想之地的第一步。那些没有意识到“出走”是一段艰难旅程开始的知识分子，必然遭到新的生活苦恼的打击。
这首先迎面而来的新生活苦恼便是温饱问题。娜拉走后会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果想要避免这两个悲剧结局，除了觉醒的心之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1]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空有一腔热血而身无分文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借用涓生反省的话来说，就是人必须活着，“理想”才有所附丽。出走的娜拉如此，出走的内地巴蜀知识分子亦是如此。
三十年代的上海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知识分子阶层收入也有所增加。那些著名的职业作家、报社主笔、编辑主任、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在上海中等阶层上处于衣食无忧的中等水平。[2]但是，那些刚来到上海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就不那么乐观了，甚至常常处于困窘的状态。不仅经常“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3]，而且住在环境最差、价格最便宜的亭子间中，忍受着逼仄、随处可见的臭虫和难闻的气味等一切艰苦的生活条件。这样逼仄、喧闹、污秽的上海都市居住环境，与巴蜀知识分子在家中的居住环境无疑是天壤之别。因为如沙汀一般，能够“出走”上海的巴蜀知识分子也大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主家庭出身，即使乡镇的经济水平没有上海高，其居住环境也不会像上海亭子间一样的逼仄，甚至会有田园生活的安逸之感存在。“八字龙门的四合头房屋，大门坊高挂着‘岁进士’三个金字的匾。里边有大的厅堂，深的井，曲折的回廊，屋后，是模糊于菜圃与花园之间的大坝子，疏落的竹树围着，下午，皂荚树上的老鸦‘放风’，‘伏伏’地飞扑，直响到天上去，‘伏伏’地……。自然也有厨房！那只一只角落，也比亭子间大呢！谁敢说：‘这里不能烧饭！’……烧饭？那是妇人家的事！除了小孩子时代，饿躁了，跑去向老妈子要饭团，谁去？……紫烟，油气，……”[4]狭小拥挤、油烟气味、遭二房东的白眼等，这种内地巴蜀知识分子在上海亭子间的最初生活体验构成了此时沙汀知识分子主题小说灰暗的色彩背景，也为这些出走后的巴蜀知识分子将要在上海尝到的新生活滋味做了铺垫。
《孕》中失业了的大学教授只能靠给出版社翻译和写杂文来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他已经有两个四岁多的孩子，现在太太又再次怀孕；汤锅子漏了多次了也没有换新的，敲敲打打接着用。他的生活也在等待着微薄的稿费，敲敲打打、缝缝补補地琐碎中度过。“你以为做教授有上司，当作家就没有么？还更多些呢：书店老板，编辑先生，读者，……自然，你也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也不必装鬼脸。但是有个条件：你自己的腰包是胀的。至于说到稿费，哎呀，算了吧，……”[5]教授和作家们靠着微薄的稿费来勉强维持生活，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学生们则只能靠“家里的款子”来支撑他们在上海的学业，可是“家里的款子究竟在甚么时间能到呢？……省里又打起仗来了！……沿途的红匪……邮包停寄……抢轮船……‘三十八年的粮又下来了！’”。[6]由于巴蜀地区常年处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政府腐败乱政的状态中，农村经济早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这些巴蜀知识分子的家中情况也在大幅度的衰落，有的甚至破产，无法再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出走者有力的保障。《爱》中女学生的家庭便因了经济不景气和天灾的原因破产了，她不得不从学校退学，靠恋爱婚姻的手段挣取自己的生活费。她抛弃了那个在雨中等待她的连一块钱也没有的白芹，跟着可以给她买红大氅的男子走了。《俄国煤油》中的罗模，在一直没等到家中接济的情况下，一次意外的火災又使他本来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涨到五元一桶的几桶煤油被烧光，用来扑火的被子也烧坏了。温饱成为问题的罗模是彻底地“被生活作弄病了”，他不得不在生活开销上精打细算。“各种用度已节省到相当于他的低无可低了：每只纸烟截作两段，并且，把每日吃烟的次数减半；每天吃一顿饭，一顿面；不坐电车……”[7]肥头大耳的商人带着不生育的妻子就医求子，离开医院时满心喜悦，而宗子洁在得知太太怀孕后却被苦恼的心情笼罩着。因为，在没有家中的汇款，也没有报社的稿费，这种断了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如何使生活窘迫的知识分子为新生儿的到来喜悦呢？
为钱和温饱问题而奔波劳碌精打细算的知识分子，很难有精力去继续自己的理想初衷。在碌碌无为中掉进了灰色堕落生活的漩涡，成为了游荡在荒野中的灰色灵魂。沙汀曾回忆自己初到上海的两年生活，“我完全过的是灰色的堕落生活。我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象耗子一样。”[8]沙汀的经历就是罗模等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最初原型。罗模将自己困在亭子间中学习养鸡学，期望从中得到一辈子平静地生活的出路。“养鸡，这是多么可靠的出路！没有一个石子会碍着舒适的步履的出路！在罗模，这是宝库！”[9]但是，他并没有真心钻到学习中去，只是在两三本同类书的序文上，以及这类书的广告上用功夫，凭借着对未来养鸡事业的美好幻想来度过灰色无聊生活。《爱》中的女学生则根本无心于学业，将心思更多地用于打扮交友。在被迫退学后，也只是在亭子间里，照镜子和叹气。对于《莹儿》中的父亲来说，每天忙碌的事情就只是“要到学校里拌几点钟嘴，回来又得储蓄二一日的废话”[10]。 巴蜀知识分子在上海的灰色生活是令人痛惜的，沙汀在《莹儿》中通过对“垃圾堆上的小英雄”的赞扬来反思知识分子们“好吃懒做”的堕落生活。与那些过着灰色生活的知识分子们相比，这些在垃圾堆中寻生活的孩子们有着更加顽强可敬的生活态度。那个在垃圾堆上摔死的莹儿就是被埋进灰色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莹儿的死亡则预示着知识分子灰色灵魂的最终覆灭。其实，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不是只有知识分子们受着生活的折磨，也并不是所有受着折磨的人们就此放弃了挣扎向上的努力，安心地进入空虚灰色的生活的。只看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便可知知識分子们的软弱病态与生活的无聊空虚。知识分子就这样陷入了灰色生活的泥沼，被“亭子间”中的现实困境所打败，既找不到脱离眼前苦恼与困境的出路，也找不到实现打破“铁屋子”的理想，通往光明世界的道路，最终成为游荡在荒野中的行尸走肉。
亭子间的生活不仅将巴蜀知识分子的身体囿于狭窄琐碎之中，也将乡镇知识分子曾经的理想和灵魂困住了。这是沙汀笔下三十年代出走上海的川西北乡镇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没有出走后一步登天的辉煌，只有囚禁在“亭子间”中的落魄与堕落。上海的亭子间因此也就在无形之间成为了葬送巴蜀知识分子理想的“坟墓”！
注释：
[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
[2]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6—747页。
[3]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4]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04—205页。
[5]沙汀：《孕》，《文学》，1934年第3卷第6期，第1127页。
[6]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14页。
[7]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21页。
[8]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9]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10頁。
[10]沙汀：《莹儿》，《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114页。
参考文献：
[1] 沙汀，法律外的航线[M]，上海：新垦书店，1932
[2] 沙汀，孕[J]，文学，1934（3）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吴福辉，沙汀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6] 黄曼君，沙汀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杜雪楠（1992—），女，辽宁大连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沙汀的小说创作始于对内地知识分子“出走之后”的书写，也就是对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回应。《俄国煤油》、《莹儿》、《爱》和《孕》等沙汀早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对内地知识分子“出走之后”的上海灰色生活的真实反映。当这些出走者怀抱着美好愿望来到上海之后，并没有过上预想的崭新天地的“黄金生活”，反而被新的苦恼围困于“亭子间”中，做着艰难的选择。
【关键词】：沙汀小说；出走者；困境；灰色灵魂
从封建黑暗的传统社会中的“出走”，意味着打破旧常规寻求作为新人的新生活的开始，而不是新生活的完成。也就是说，“出走”不是目的，而是通往理想之地的第一步。那些没有意识到“出走”是一段艰难旅程开始的知识分子，必然遭到新的生活苦恼的打击。
这首先迎面而来的新生活苦恼便是温饱问题。娜拉走后会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果想要避免这两个悲剧结局，除了觉醒的心之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1]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空有一腔热血而身无分文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借用涓生反省的话来说，就是人必须活着，“理想”才有所附丽。出走的娜拉如此，出走的内地巴蜀知识分子亦是如此。
三十年代的上海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知识分子阶层收入也有所增加。那些著名的职业作家、报社主笔、编辑主任、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在上海中等阶层上处于衣食无忧的中等水平。[2]但是，那些刚来到上海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就不那么乐观了，甚至常常处于困窘的状态。不仅经常“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3]，而且住在环境最差、价格最便宜的亭子间中，忍受着逼仄、随处可见的臭虫和难闻的气味等一切艰苦的生活条件。这样逼仄、喧闹、污秽的上海都市居住环境，与巴蜀知识分子在家中的居住环境无疑是天壤之别。因为如沙汀一般，能够“出走”上海的巴蜀知识分子也大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主家庭出身，即使乡镇的经济水平没有上海高，其居住环境也不会像上海亭子间一样的逼仄，甚至会有田园生活的安逸之感存在。“八字龙门的四合头房屋，大门坊高挂着‘岁进士’三个金字的匾。里边有大的厅堂，深的井，曲折的回廊，屋后，是模糊于菜圃与花园之间的大坝子，疏落的竹树围着，下午，皂荚树上的老鸦‘放风’，‘伏伏’地飞扑，直响到天上去，‘伏伏’地……。自然也有厨房！那只一只角落，也比亭子间大呢！谁敢说：‘这里不能烧饭！’……烧饭？那是妇人家的事！除了小孩子时代，饿躁了，跑去向老妈子要饭团，谁去？……紫烟，油气，……”[4]狭小拥挤、油烟气味、遭二房东的白眼等，这种内地巴蜀知识分子在上海亭子间的最初生活体验构成了此时沙汀知识分子主题小说灰暗的色彩背景，也为这些出走后的巴蜀知识分子将要在上海尝到的新生活滋味做了铺垫。
《孕》中失业了的大学教授只能靠给出版社翻译和写杂文来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他已经有两个四岁多的孩子，现在太太又再次怀孕；汤锅子漏了多次了也没有换新的，敲敲打打接着用。他的生活也在等待着微薄的稿费，敲敲打打、缝缝补補地琐碎中度过。“你以为做教授有上司，当作家就没有么？还更多些呢：书店老板，编辑先生，读者，……自然，你也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也不必装鬼脸。但是有个条件：你自己的腰包是胀的。至于说到稿费，哎呀，算了吧，……”[5]教授和作家们靠着微薄的稿费来勉强维持生活，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学生们则只能靠“家里的款子”来支撑他们在上海的学业，可是“家里的款子究竟在甚么时间能到呢？……省里又打起仗来了！……沿途的红匪……邮包停寄……抢轮船……‘三十八年的粮又下来了！’”。[6]由于巴蜀地区常年处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政府腐败乱政的状态中，农村经济早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这些巴蜀知识分子的家中情况也在大幅度的衰落，有的甚至破产，无法再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出走者有力的保障。《爱》中女学生的家庭便因了经济不景气和天灾的原因破产了，她不得不从学校退学，靠恋爱婚姻的手段挣取自己的生活费。她抛弃了那个在雨中等待她的连一块钱也没有的白芹，跟着可以给她买红大氅的男子走了。《俄国煤油》中的罗模，在一直没等到家中接济的情况下，一次意外的火災又使他本来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涨到五元一桶的几桶煤油被烧光，用来扑火的被子也烧坏了。温饱成为问题的罗模是彻底地“被生活作弄病了”，他不得不在生活开销上精打细算。“各种用度已节省到相当于他的低无可低了：每只纸烟截作两段，并且，把每日吃烟的次数减半；每天吃一顿饭，一顿面；不坐电车……”[7]肥头大耳的商人带着不生育的妻子就医求子，离开医院时满心喜悦，而宗子洁在得知太太怀孕后却被苦恼的心情笼罩着。因为，在没有家中的汇款，也没有报社的稿费，这种断了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如何使生活窘迫的知识分子为新生儿的到来喜悦呢？
为钱和温饱问题而奔波劳碌精打细算的知识分子，很难有精力去继续自己的理想初衷。在碌碌无为中掉进了灰色堕落生活的漩涡，成为了游荡在荒野中的灰色灵魂。沙汀曾回忆自己初到上海的两年生活，“我完全过的是灰色的堕落生活。我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象耗子一样。”[8]沙汀的经历就是罗模等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最初原型。罗模将自己困在亭子间中学习养鸡学，期望从中得到一辈子平静地生活的出路。“养鸡，这是多么可靠的出路！没有一个石子会碍着舒适的步履的出路！在罗模，这是宝库！”[9]但是，他并没有真心钻到学习中去，只是在两三本同类书的序文上，以及这类书的广告上用功夫，凭借着对未来养鸡事业的美好幻想来度过灰色无聊生活。《爱》中的女学生则根本无心于学业，将心思更多地用于打扮交友。在被迫退学后，也只是在亭子间里，照镜子和叹气。对于《莹儿》中的父亲来说，每天忙碌的事情就只是“要到学校里拌几点钟嘴，回来又得储蓄二一日的废话”[10]。 巴蜀知识分子在上海的灰色生活是令人痛惜的，沙汀在《莹儿》中通过对“垃圾堆上的小英雄”的赞扬来反思知识分子们“好吃懒做”的堕落生活。与那些过着灰色生活的知识分子们相比，这些在垃圾堆中寻生活的孩子们有着更加顽强可敬的生活态度。那个在垃圾堆上摔死的莹儿就是被埋进灰色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莹儿的死亡则预示着知识分子灰色灵魂的最终覆灭。其实，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不是只有知识分子们受着生活的折磨，也并不是所有受着折磨的人们就此放弃了挣扎向上的努力，安心地进入空虚灰色的生活的。只看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便可知知識分子们的软弱病态与生活的无聊空虚。知识分子就这样陷入了灰色生活的泥沼，被“亭子间”中的现实困境所打败，既找不到脱离眼前苦恼与困境的出路，也找不到实现打破“铁屋子”的理想，通往光明世界的道路，最终成为游荡在荒野中的行尸走肉。
亭子间的生活不仅将巴蜀知识分子的身体囿于狭窄琐碎之中，也将乡镇知识分子曾经的理想和灵魂困住了。这是沙汀笔下三十年代出走上海的川西北乡镇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没有出走后一步登天的辉煌，只有囚禁在“亭子间”中的落魄与堕落。上海的亭子间因此也就在无形之间成为了葬送巴蜀知识分子理想的“坟墓”！
注释：
[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
[2]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6—747页。
[3]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4]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04—205页。
[5]沙汀：《孕》，《文学》，1934年第3卷第6期，第1127页。
[6]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14页。
[7]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21页。
[8]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9]沙汀：《俄国煤油》，《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210頁。
[10]沙汀：《莹儿》，《法律外的航线》，上海：新垦书店1932年版，第114页。
参考文献：
[1] 沙汀，法律外的航线[M]，上海：新垦书店，1932
[2] 沙汀，孕[J]，文学，1934（3）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吴福辉，沙汀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6] 黄曼君，沙汀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杜雪楠（1992—），女，辽宁大连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