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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高中学校都开设了“唐诗宋词选读”课程，里面节选了大量有关“怀才不遇”的诗词。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层次地了解该类诗词，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一下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实质及成因。
翻阅中国古典诗词，我们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古代文人，他们要么悲叹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要么感慨自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要么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些诗人总是认为自己怀有济世之才，却苦于没有遇到明主，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就如同一匹千里马，没有遇到识其才能的伯乐一样，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无法实现自己的壮志与抱负。于是就悲叹自己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古代文人具有普遍性的怀才不遇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对文人来说是一种灾难。
怀才不遇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与失望。这种痛苦和失望不仅没有埋没古代文人，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辉煌。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给这些文人带来了某种压抑感，而这种压抑感又反过来逼使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社会压抑，对文人的精神和肉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而对他们的创作来说则无疑是一种“催化剂”。面对压抑，这些文人会产生一种悲怆感，这种悲怆感恰恰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因此才成就了那些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发愤著书”成为一种解释文人创作动机的最好说法，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典型。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李白被贬官后，寻山访水，周游天下，才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千古名句，他被后人赞为“诗仙”。杜甫在政途上失意后，远离家乡，四处漂泊，才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经典诗句，他被后人颂为“诗圣”。苏轼屡次遭贬后，泛舟赤壁，才有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千古佳句，他被后人称为“词宗”。
“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一语概括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命运。白居易本人也是一位怀才不遇者。他一生宦海沉浮，遭遇坎坷，创作数量之巨，令人叹服，尤其是在江州被贬期间，那是他地地道道的怀才不遇，创作了名传千古的《琵琶行》。后来，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再一次升官，做了苏州等地的刺史，官职上去了，创作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却大不如前了，后来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读来索然无味。白居易的创作经历充分说明了怀才不遇对于作家创作的作用。
再如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一位怀才不遇者的典型。他的词风格豪迈伟健，内容博大精深，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然而写词成为艺术家并非词人本意，他的理想是北伐抗金，收复失地。可是由于朝廷的腐败，朝纲的松弛，辛弃疾的一生都是郁闷不得志的：他多次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和打压，遭到主和派的攻击和诽谤。但是作为一个抗击北伐，收复失地的爱国英雄，他始终不曾放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为民族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不能光复祖国，雄才大略得不到施展，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他把满腔愤怒奋发为词，最后戏剧性地成了一位“无奈”的词坛大家。
我们从这些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当中，感受到的是他们的悲愤和无奈、痛苦和孤独。然而，在当时社会却没有人来抚慰那一颗颗受伤的心灵，他们无处申诉，无处发泄，只能借助于诗词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是诗人在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啊。
面对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性的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文章憎命达”吗？诚非如此，笔者认为，怀才不遇作为古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悲剧，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朝廷的腐败是造成这些诗人怀才不遇的社会原因。社会黑暗，朝廷腐败，奸臣当道，朝纲不振，忠良之士多受到排挤和陷害，在中国封建王朝，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难有作为往往都与当时社会混乱，朝廷腐败有关。另一方面，就封建王朝本质而言，也很难做到唯才是举。比如屈原倘若是楚怀王的弟弟，大约总不至于多次被流放，最终自投汨罗江。再则，封建社会的取仕方式也多有弊端。比如汉代举“孝廉”，会有真假之分；魏评“九品”，又容易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现象；唐代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即使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能写文章的人未必有济世之才，比如李煜。而文人要想在考试失败后被破格录用，则就更难了。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真正开明的君主又有几个呢？昏君佞臣当道时期自不用说，即使到了所谓的君主圣明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种种弊端，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受到掌权者的赏识和重用，唐代李白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相反，与统治者有裙带关系之流反倒更容易爬上权力的顶峰，比如杨国忠就是因为依靠贵妃杨玉环的关系而大权在握。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士人怀才不遇，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二，传统文化与小农经济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上重农抑商。在传统的劳动者阶层中，“士”、“农”、“工”、“商”是其等级次序。“士”为四民之首，这说明封建文人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在封建文人的观念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意思就是有了功名就有了一切，有了功名就可以进入权贵阶层，就可以有别于草根阶层的凡夫俗子，非富即贵正是这些文人所追求的。这些封建文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仕做官，一旦从政成功，则既可以实现鸿鹄之志，又可以解决经济之忧；既可以济世救民，又可以摆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俗物。所以，当人们苦读圣贤书，成为“文人”，也就不再愿意务“农”和“工”了。然而数量庞大的文人群竞相涌向为官从政这座独木桥，这和当代高中生参加高考一样，自然就会造成一系列“落水”悲剧的发生。这便也成为文人们怀才不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不少封建文人都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终极奋斗目标。比如《礼记?大学》一开头便提出一条士人的“人生之路”，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士人在儒家经书的引导之下，无不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此话照孟子本来的解释是：“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个解释较好。可惜的是孟子的这种解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影响较大，古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他们的最高理想，就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道路，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才有可能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可以这样说，古代文人的怀才不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事实上，真正能在仕途上获得较大成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文人却是极少的。文人所怀之“才”，大抵只是“文才”，而不是适合于封建官场的“政才”，比如李白和杜甫。但是许多文人却一厢情愿地将“文才”与“政才”画上等号。基于此，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四，文人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是造成他们怀才不遇的重要原因。古代有些文人才华横溢，能力超强，却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除了外因条件之外，这也和他们的性格特点有关。有才华的人往往能力超凡，正直刚强，气节高雅，不随波逐流，不趋附权贵。由于骨子里叛逆的基因，他们尤其不会做有失气节的事情，学不会逢迎、世故、钻营、谄媚，自然得不到上司的喜欢。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个范例。可以想象，当文人们以一种单纯天真的文坛准则和蔑视权贵的孤傲心态去经营官场时，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官场和政治所强调的是权力和理性，需要伪善手腕。文坛准则和官场法则的南辕北辙更是制约了文人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因为文人从政时很难从根本上抛弃他们多年养成的文人品性，也很难接受政客们在追求权力时不择手段的“政治手腕”。因此，他们在权力互相倾轧的官场中，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作为新时代“文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现代式的怀才不遇呢？我想应该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自己，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周嘉惠.“怀才不遇”析［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1）.
（责任编辑 陈剑平）
翻阅中国古典诗词，我们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古代文人，他们要么悲叹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要么感慨自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要么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些诗人总是认为自己怀有济世之才，却苦于没有遇到明主，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就如同一匹千里马，没有遇到识其才能的伯乐一样，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无法实现自己的壮志与抱负。于是就悲叹自己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古代文人具有普遍性的怀才不遇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对文人来说是一种灾难。
怀才不遇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与失望。这种痛苦和失望不仅没有埋没古代文人，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辉煌。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给这些文人带来了某种压抑感，而这种压抑感又反过来逼使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社会压抑，对文人的精神和肉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而对他们的创作来说则无疑是一种“催化剂”。面对压抑，这些文人会产生一种悲怆感，这种悲怆感恰恰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因此才成就了那些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发愤著书”成为一种解释文人创作动机的最好说法，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典型。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李白被贬官后，寻山访水，周游天下，才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千古名句，他被后人赞为“诗仙”。杜甫在政途上失意后，远离家乡，四处漂泊，才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经典诗句，他被后人颂为“诗圣”。苏轼屡次遭贬后，泛舟赤壁，才有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千古佳句，他被后人称为“词宗”。
“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一语概括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命运。白居易本人也是一位怀才不遇者。他一生宦海沉浮，遭遇坎坷，创作数量之巨，令人叹服，尤其是在江州被贬期间，那是他地地道道的怀才不遇，创作了名传千古的《琵琶行》。后来，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再一次升官，做了苏州等地的刺史，官职上去了，创作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却大不如前了，后来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读来索然无味。白居易的创作经历充分说明了怀才不遇对于作家创作的作用。
再如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一位怀才不遇者的典型。他的词风格豪迈伟健，内容博大精深，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然而写词成为艺术家并非词人本意，他的理想是北伐抗金，收复失地。可是由于朝廷的腐败，朝纲的松弛，辛弃疾的一生都是郁闷不得志的：他多次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和打压，遭到主和派的攻击和诽谤。但是作为一个抗击北伐，收复失地的爱国英雄，他始终不曾放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为民族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不能光复祖国，雄才大略得不到施展，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他把满腔愤怒奋发为词，最后戏剧性地成了一位“无奈”的词坛大家。
我们从这些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当中，感受到的是他们的悲愤和无奈、痛苦和孤独。然而，在当时社会却没有人来抚慰那一颗颗受伤的心灵，他们无处申诉，无处发泄，只能借助于诗词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是诗人在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啊。
面对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性的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文章憎命达”吗？诚非如此，笔者认为，怀才不遇作为古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悲剧，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朝廷的腐败是造成这些诗人怀才不遇的社会原因。社会黑暗，朝廷腐败，奸臣当道，朝纲不振，忠良之士多受到排挤和陷害，在中国封建王朝，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难有作为往往都与当时社会混乱，朝廷腐败有关。另一方面，就封建王朝本质而言，也很难做到唯才是举。比如屈原倘若是楚怀王的弟弟，大约总不至于多次被流放，最终自投汨罗江。再则，封建社会的取仕方式也多有弊端。比如汉代举“孝廉”，会有真假之分；魏评“九品”，又容易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现象；唐代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即使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能写文章的人未必有济世之才，比如李煜。而文人要想在考试失败后被破格录用，则就更难了。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真正开明的君主又有几个呢？昏君佞臣当道时期自不用说，即使到了所谓的君主圣明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种种弊端，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受到掌权者的赏识和重用，唐代李白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相反，与统治者有裙带关系之流反倒更容易爬上权力的顶峰，比如杨国忠就是因为依靠贵妃杨玉环的关系而大权在握。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士人怀才不遇，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二，传统文化与小农经济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上重农抑商。在传统的劳动者阶层中，“士”、“农”、“工”、“商”是其等级次序。“士”为四民之首，这说明封建文人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在封建文人的观念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意思就是有了功名就有了一切，有了功名就可以进入权贵阶层，就可以有别于草根阶层的凡夫俗子，非富即贵正是这些文人所追求的。这些封建文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仕做官，一旦从政成功，则既可以实现鸿鹄之志，又可以解决经济之忧；既可以济世救民，又可以摆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俗物。所以，当人们苦读圣贤书，成为“文人”，也就不再愿意务“农”和“工”了。然而数量庞大的文人群竞相涌向为官从政这座独木桥，这和当代高中生参加高考一样，自然就会造成一系列“落水”悲剧的发生。这便也成为文人们怀才不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不少封建文人都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终极奋斗目标。比如《礼记?大学》一开头便提出一条士人的“人生之路”，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士人在儒家经书的引导之下，无不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此话照孟子本来的解释是：“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个解释较好。可惜的是孟子的这种解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影响较大，古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他们的最高理想，就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道路，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才有可能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可以这样说，古代文人的怀才不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事实上，真正能在仕途上获得较大成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文人却是极少的。文人所怀之“才”，大抵只是“文才”，而不是适合于封建官场的“政才”，比如李白和杜甫。但是许多文人却一厢情愿地将“文才”与“政才”画上等号。基于此，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四，文人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是造成他们怀才不遇的重要原因。古代有些文人才华横溢，能力超强，却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除了外因条件之外，这也和他们的性格特点有关。有才华的人往往能力超凡，正直刚强，气节高雅，不随波逐流，不趋附权贵。由于骨子里叛逆的基因，他们尤其不会做有失气节的事情，学不会逢迎、世故、钻营、谄媚，自然得不到上司的喜欢。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个范例。可以想象，当文人们以一种单纯天真的文坛准则和蔑视权贵的孤傲心态去经营官场时，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官场和政治所强调的是权力和理性，需要伪善手腕。文坛准则和官场法则的南辕北辙更是制约了文人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因为文人从政时很难从根本上抛弃他们多年养成的文人品性，也很难接受政客们在追求权力时不择手段的“政治手腕”。因此，他们在权力互相倾轧的官场中，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作为新时代“文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现代式的怀才不遇呢？我想应该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自己，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周嘉惠.“怀才不遇”析［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1）.
（责任编辑 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