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本文着眼甘肃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农村教育的弱势走强，采用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剖析了甘肃农村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甘肃 农村教育贫困 城乡及县域差距 教育资源配置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5-086-04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2005年11月3日（第1134期）《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发了一篇题为《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 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的报道文章，并以此为切入点，作了篇幅长达三个版面的相关问题的纵深报道。这组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主题的报道，对目前存在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现实困境进行了极富深度的剖析。无独有偶，2006年11月7日《兰州晚报》又以《个人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充电机会少”，甘肃三成农村教师想改行》为题，刊发了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常保宁的调研文章，文章称：在农村，教师是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业，农村教师是当地少数“有知识”的人，是受到当地村民们尊敬和爱戴的，是农村教育的中流砥柱，清贫但坚韧是他们留给人们的崇高形象，但现实竟是30.8%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想换职业，56%的教师对现在的工资待遇不满意，47.9%的教师说他们工作以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提高学历的教育培训。众所周知，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世纪，无论是经济产业的竞争，还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人力资源开发至关重要。甘肃作为西部的一个欠发达省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特征显著，“三农”问题突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要想增强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区”战略，必须把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农村教育上不去，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不高，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很难长足发展，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但必须把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解决好。”2003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农村教育的两个战略地位：一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农村工作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教育的关心和重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农村教育工作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标志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这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甘肃农村教育问题进行调研，以期了解现状，发现问题，探寻对策，为政府进行教育决策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甘肃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普九”人口覆盖率迅速提高，“两基”攻坚取得重大进展。按照“普九”口径，甘肃共有87个县（市、区）。“十五”期间，经过中央和甘肃各级政府及学校的共同努力，至2005年底，全省已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性任务，有68个县（市、区）实现了“两基”攻坚目标，人口覆盖率达到83.04%；青壮年人口文盲率降到8.5%；小学和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分别达到98.87%和91.30%，其中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98.76%和90.11%。小学五年保留率为81.2%，初中升学率（小升初）达到96.67%。辍学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小学辍学率降到2.49%，初中辍学率降到2.50%。
（二）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布局调整初见成效。至“十五”末的2005年，全省共有普通高中497所，在校生56.62万人，比“九五”末的22.95万人增加146.71%；普通中专由110所调整到87所，校均规模由748人增加到1192人；建成国家级、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68所、省及骨干专业30个；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专）在校生达到22万多人。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42.77%，其中农村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41.32%（根据实际调查数据推算），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其中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5.6年。
（三）民办教育发展迅速，多元化办学格局正在形成。至2005年，全省共有民办小学29所，其中，农村11所，县镇3所，城市15所。民办中学74所，其中，农村5所，县镇32所，城市74所。小学和中学分别比“九五”末增加了4所和52所，在校生达到0.64万人和3.4万人，分别比“九五”末增加0.36万人和2.94万人。以技术培训为主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达534所，在校生12.47万人，其中，农村有346所，在校生8.67万人。
（四）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扩大，师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十五”期间，甘肃开展了面向乡镇以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教师学历达标率稳步上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省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由“九五”末的93.05%、82.43%和55.13%提高到2005年的96.71%、92.48%和67.71%。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到37.66%，农村初中专任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到90.11%。随着全省“普九”工作的不断推进，在农村小学在校生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小学、初中专任教师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地增加，代课教师的数量明显减少，师生比例渐趋合理。
（五）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现代远程教育及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甘肃农村地区通过实施多项中小学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2005年，农村小学校舍建筑面积已达9294040平方米，生均4.07平方米；农村初中校舍建筑面积已达3082243平方米，生均3.25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农村小学456076.29万元，生均1995.78元；农村初中225401.16万元，生均2314.35元。与城市小学、初中的差距明显缩小。全省734所中小学建成了校园网，其中农村中小学531所。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使全省区域联片覆盖面达到87.98%，农村人口联片覆盖面达到65.46%，农村中小学联片覆盖面达到76.43%，全省近257万农村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三、甘肃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多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甘肃农村教育落后的最大根源在于贫困。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软硬环境条件难如人意，高素质教师短缺，薪资报酬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等等。这些已成为甘肃农村教育弱势走强的最大瓶颈。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主要依赖地方财政，致使富的地方教育也富，穷的地方教育亦穷。为此，2006年5月25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能“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国家第一次将教育公平用正式的文件提出来，显然意义非同寻常。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教育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缩小甚至消除。在追问农村教育贫困的诸多疑虑时，似乎一切问题的症结都离不了对教育投入和体制根源的进一步诘问。
（一）公共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农村中小学危房比重大，办学条件差。据课题组调查，甘肃每年投入到教育上的资金比例并不算低。从1999年到现在，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而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省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15%，市（州）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20%，县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35%。问题恰恰是承担着大头的县一级财政却在缺钱的困境中艰难地维持着农村教育的青黄不接。甘肃全省87个县（市区）中，有43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12个省级重点扶贫县。有67个县（市、区）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经济贡献能力和财政收入状况，势必会影响到农村教育的稳步推进。实际情况是，许多县的财政往往是入不敷出，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不少贫困县甚至拖欠或者不能足额发放教师工资。据省统计局对甘肃农村教育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8%的农民认为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不够重视，许多社会人士也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种看法。也许正是由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在义务教育阶段除中央政府拨款外，近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要靠地方政府筹集和征收教育费附加来支撑。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地方政府时，不难发现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对教育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也许在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理解谁对谁错，但我们必须有责任对关乎未来和千秋大业的教育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否则，在教育严重倾斜的天平上，我们会变得一无所有，甚至于冲破人类进一步生存的底线。
渭源县清源镇黄家湾小学至今还处在名副其实的五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全校204名学生和8名教师中，两个班的学生在上世纪40年代修建的危房里上课，8名教师的宿舍也属危房。校长颉珉昕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们，校舍面积总共只有656平方米，而危房面积就达448平方米，且全是土坯房。他说，有两排15间房是1942年建的，其中有几间出现很大的裂缝，现已弃用；一排是1974年修建的，凑和着还能用。现在最好的是1999年修建的4间教室，但至今还欠着4万多元的贷款。说到这笔贷款，许多老师不约而同地提起了前任校长杨东万。为了盖4间新教室，当时约定学校承担1万元，村上承担3万元，但因某些原因，最后4万元全部以杨东万个人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如今，教室盖起来了，钱却还不上，为此，信用社已经起诉了杨东万两次。我们在学校大门右侧看到了这样一副景象：一些破旧的塑料布把一个不足20平米的地方围了起来，塑料布在凄厉的寒风中哗哗作响。颉校长讪笑道：“是厕所。”看到我们不解的样子，他解释道，“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学校惟一的一个厕所，去年12月，厕所坍塌了，学校没钱重修，只好因陋就简地搞了这么个应急办法。颉校长告诉我们，实行”一费制“后，一至五年级的收费统一为每个学生80元，除掉课本费35元，杂费27.5元，剩下的也就20元左右，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00元。学校的办公以及各种开支基本上就靠这点钱。而一年的取暖费就得3000多元。常常是入不敷出。更让他揪心的还是危房，一遇天阴下雨，他的心就会悬起来，一旦出事，问题可就大了。在渭源县，大安初级中学的情况应该说还是相对好一些，但面临的问题同样不能让人轻松。学校校舍面积1631平方米，而危房面积就达543平方米，占到三分之一。2002年，学校为了达标，购置并安装了31台微机，花了17.8万。可到目前为止，只还了3.5万，剩下的15万元还欠着。原打算通过收取上机费来逐年还清这笔欠款，可2003年实行一费制后，这个愿望也就落空了。每个学期一开始，债权方就会派人来催款，让校方十分为难。”向上面要没钱，向学生收又不行。“大安中学的教导主任俞惠明向我们诉苦。”另外，以前的教室是按照30个学生的标准修建的，但现在每个班的学生已经达到60多人，教室也就显得特别紧张。“不仅如此，学生住宿也是大问题。我们了解到，全校705个学生，住校生就有430多人，可他们不是住在学校，而是住在学校周围的农户家里。甚至有些农民的柴火房、拴牲口的房子经过简单的收拾后都租给了学生。“一学期的租费大约在50元左右。”俞惠明叹息道：“由于学生租住在农户家里，学校对学生很不好管理。”
这些也许只是甘肃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在许多农村中小学，由于教室紧张，两个不同年级的班只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们幽默地称之为“复式教育”。“可如此一来，给每个班的授课时间就只有20分钟，这样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但因条件所限，又只能这样。”渭源县清源镇学区的雍校长对此颇感无奈。贫困就像一道无形的绳索套在农村教育的脖子上。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５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对城市教育的沧桑巨变欢欣鼓舞时，不能不对农村教育的贫困做出应有的关注和审思。
（二） 辍学现象严重，“两基”达标的层次低，水平低。皋兰县石洞乡庄子坪小学，曾经有过的辉煌让魏校长颇感自豪，每年的统考在全县遥遥领先，1996年被评为兰州市标准化小学，这在一般的乡村学校是很少见的。但是，学校从2004年就出现了学生大量流失的现象，生源开始严重不足。 一个能容纳300多学生的标准化学校，现在只有70多人，这让魏校长无不担忧。由于学校离县城较近，原先的优势在不断加剧的竞争态势下已渐渐消失。“生源的减少，一方面是县城的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吸引了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目光，另一方面也有辍学率反弹的现象。”我们在东乡回族自治县车家湾乡，一个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931.2元的偏远山区进行调研时发现，该乡初级中学的宣传墙上写着这样一幅有趣的标语“要打工，上初中”。一位同学告诉我们说，在学校，很多农村孩子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原因是考大学无希望，种地不需要太高的文化，做生意会算账就行了。这样的标语不难说明该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的严重。另外，我们在调查中得知，虽然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读更多的书，将来有出息，但微薄的收入决定了他们对孩子后续教育的难以为继。一位家长这样对我们说：“即使上完初中、高中，又能怎么样？就算考上大学，一年近万元的学费又从哪儿来？有些人家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可到头来找不上工作还得去打工。”他甚至举例说，他们村子里有好几个上大学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辍学打工凑足学费的。他说：“在农村，许多学生上完初中后觉得考大学没什么希望，就选择了打工或者做生意，甚至初中没念完就选择了后者。这在农村很普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特别是女孩子，辍学就更早、也更多。”我们从省教育厅了解到，2006年，甘肃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生有442.89万，其中，农村有397.24万，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一些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达不到1000元，致使相当数量的农民缺乏送子女上学的能力，大约有43.9万学龄儿童因此而面临失学的危险。低入学率、低巩固率成为甘肃“普九”目标中最难跨过的一道门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课题组曾针对全国的“两基”达标，先后奔赴16个省市调研，而结果却让他们从原先的令人鼓舞“跌回”到深入反思。课题组组长、调查报告执笔人潘云良教授事后感言：“我们失望了，农村的教育，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样成效显著，更谈不上繁荣，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我们深深感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水平、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潘云良说，这种脆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了这一要求，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二是即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也是很脆弱的，不少地区辍学率明显反弹。
（三）农村师资队伍不稳定，高素质教师严重短缺。农村教师的数量是否充足，质量是否达标，配置是否合理，队伍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理想信念、道德品行和职业前途，影响着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尽管“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推行后，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但现实和理想的反差和经济利益杠杆的驱动，使不少农村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学历中青年教师并不安心在农村教书。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农村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格教师和“双语”教师极度匮乏，另一方面一些高学历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又大量流失或通过各种途径调入县城或城市，造成了甘肃农村教师队伍的“强出弱进”，结果是增加了农村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难度和师资配置不合理的程度。不少聘用的代课教师竟成了许多农村学校的教学骨干。
张瑞林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古浪县黄羊川乡黄泥岗村小的一个普通代课教师，1984年20岁不到的他，高中毕业4年后就被招为民办教师，86年因家父有病，中断了教师工作，87年年底因学校缺老师重又回到教师岗位。于是，按国家政策规定，他不符合转正条件。23年来，正式公办教师走了来，来了走，不知换了多少茬，唯有他一直守在哪片曾点燃他希望的沃土上。学生告诉我们：“张老师代三、四年级的语文，一、二年级的音乐和体育，还兼三年级的班主任，每周要上24节课。”张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就有12个，其中一人现已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可张老师依旧是一个月工资216元的代课教师。当我们提及想见一下这位普通而又执着的乡村老师时，李校长告诉我们，他们班的一个同学生病了，上完课跟班上的两个同学去送这位同学回家还没回来。因我们还要去另外一所学校，临时借用县园艺站的车，不便逗留，只好带着无限遗憾和对张老师的深深祝愿离开了。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但我们心里明白，在甘肃农村教育的丰碑上，会有人为张瑞林，为所有扎根山区、心系孩子、情洒乡村教育的老师们写下：“在甘肃农村教师这个清贫而伟大的职业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清贫甚至卑微，但他们坚韧而执着。在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在被人遗忘的深山峡谷，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塑造着民族的栋梁。他们，才是甘肃农村教育的脊梁。”
（四）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发展滞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脱离农村实际。甘肃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是初中后学生的分流不合理，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滞后。甘肃农村教育主要开展的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和面向大专院校的升学教育，未能体现农村教育应主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本质要求。目标定位、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关联不大，农村学校的巨大经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与城市学校拼升学率的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把农村学校办成了为发达地区和城市输送高学历人才的基地，使农村学生成为城市学生的陪读者，使本已十分稀缺的农村教育资源主要用于培养离开农村、远走高飞的大学生，而非用于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化技能型人才。尽管许多地方也在搞“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培养”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但与升学教育占用的教育资源相比，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所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少，最终导致约有15%的初中毕业生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而其他85%的初中毕业生却成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新的边缘人群和农村低素质人口的沉淀。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至今仍未真正回归到农村人口自身的主体性发展上。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的不协调，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极端薄弱，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本体功能，而且也极大的限制了农村教育自身的长远发展。
秦安县郭嘉农职业中学，2006年学校全体员工千方百计拉学生，但最终也只招到67名应届初中生，其中却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学农林类专业。学生告诉我们：“他们上学就是为了能离开农村，为了将来能有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职业中学学农类专业，将来还得修地球，与土坷垃打交道，没什么出息，呆在基本靠天吃饭的秦安农村，可能连对象都找不上，即便是找上了，靠种地来谋生日子也不好过。” 秦安郭嘉农职业中学的情况是甘肃许多农职中学，特别是农类专业尴尬境地的真实写照。
四、促进甘肃农村教育弱势走强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增强经费保障能力。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从以农民为主负担转到以政府为主承担。针对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出现的新问题，必须进一步理顺农村教育投入体制，构建规范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制定合理的农村中小学拨款标准，确保“国家新增教育经费主要投向农村”。制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中小学校舍维修、正常公用经费供给的投资计划。增设现代远程教育设备维护、运转和购置的专项经费，确保义务教育资源在县域内的均衡配置，在确定农村中小学最低拨款标准的基础上，建议中央财政以县为单位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
（二）巩固农村“普九”成果，着力解决辍学问题，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前些年，甘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硬件设施建设上，使农村青少年、儿童有学上。今后应在继续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上。同时应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确立学龄儿童百分之百要接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改变目前97%的低标准管理模式，建立层层控制中小学辍学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地市级领导负责到县，县级领导负责到乡，乡级领导负责到村，村级领导负责到户。校长负责学校，教师负责学生。重点解决学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受教育情况，从源头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的辍学问题。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应把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摆在甘肃教育发展的最优先地位，形成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保障机制。一是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二是完善对农村学校师资的对口支援和定期交流制度，组织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轮岗任教。三是努力构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教师培训制度，设立专项培训经费，抓好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重点的教师全员培训工作。四是制定有利于大学生到农村边远山区从教的政策制度，鼓励他们加入农村教师队伍，献身农村教育事业，以此提高农村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切实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合格教师短缺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匮乏的问题。
（四）实行“三教统筹”，强化中职教育，加快构建农科教紧密结合的农村教育体系。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必须回归到农村人口自身的主体性发展上，必须在现代农业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主导作用，推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教统筹”的基本形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在本土化、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本体功能。努力实现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联接互动、协调发展。通过区域联合的形式，加大对甘肃县域内中职教育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贫困职校生资助制度。充分利用现有职教资源，特别是远程教育信息平台，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建立符合甘肃农村实际的、农科教紧密结合的、以“三教”统筹为基本形态的农村教育体系。
注：本文系甘肃省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甘肃省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部分内容。
关键词：甘肃 农村教育贫困 城乡及县域差距 教育资源配置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5-086-04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2005年11月3日（第1134期）《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发了一篇题为《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 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的报道文章，并以此为切入点，作了篇幅长达三个版面的相关问题的纵深报道。这组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主题的报道，对目前存在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现实困境进行了极富深度的剖析。无独有偶，2006年11月7日《兰州晚报》又以《个人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充电机会少”，甘肃三成农村教师想改行》为题，刊发了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常保宁的调研文章，文章称：在农村，教师是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业，农村教师是当地少数“有知识”的人，是受到当地村民们尊敬和爱戴的，是农村教育的中流砥柱，清贫但坚韧是他们留给人们的崇高形象，但现实竟是30.8%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想换职业，56%的教师对现在的工资待遇不满意，47.9%的教师说他们工作以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提高学历的教育培训。众所周知，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世纪，无论是经济产业的竞争，还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人力资源开发至关重要。甘肃作为西部的一个欠发达省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特征显著，“三农”问题突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要想增强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区”战略，必须把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农村教育上不去，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不高，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很难长足发展，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但必须把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解决好。”2003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农村教育的两个战略地位：一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农村工作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把农村教育放在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教育的关心和重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农村教育工作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标志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这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甘肃农村教育问题进行调研，以期了解现状，发现问题，探寻对策，为政府进行教育决策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甘肃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普九”人口覆盖率迅速提高，“两基”攻坚取得重大进展。按照“普九”口径，甘肃共有87个县（市、区）。“十五”期间，经过中央和甘肃各级政府及学校的共同努力，至2005年底，全省已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性任务，有68个县（市、区）实现了“两基”攻坚目标，人口覆盖率达到83.04%；青壮年人口文盲率降到8.5%；小学和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分别达到98.87%和91.30%，其中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98.76%和90.11%。小学五年保留率为81.2%，初中升学率（小升初）达到96.67%。辍学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小学辍学率降到2.49%，初中辍学率降到2.50%。
（二）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布局调整初见成效。至“十五”末的2005年，全省共有普通高中497所，在校生56.62万人，比“九五”末的22.95万人增加146.71%；普通中专由110所调整到87所，校均规模由748人增加到1192人；建成国家级、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68所、省及骨干专业30个；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专）在校生达到22万多人。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42.77%，其中农村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41.32%（根据实际调查数据推算），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其中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5.6年。
（三）民办教育发展迅速，多元化办学格局正在形成。至2005年，全省共有民办小学29所，其中，农村11所，县镇3所，城市15所。民办中学74所，其中，农村5所，县镇32所，城市74所。小学和中学分别比“九五”末增加了4所和52所，在校生达到0.64万人和3.4万人，分别比“九五”末增加0.36万人和2.94万人。以技术培训为主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达534所，在校生12.47万人，其中，农村有346所，在校生8.67万人。
（四）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扩大，师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十五”期间，甘肃开展了面向乡镇以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教师学历达标率稳步上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省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由“九五”末的93.05%、82.43%和55.13%提高到2005年的96.71%、92.48%和67.71%。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到37.66%，农村初中专任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到90.11%。随着全省“普九”工作的不断推进，在农村小学在校生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小学、初中专任教师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地增加，代课教师的数量明显减少，师生比例渐趋合理。
（五）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现代远程教育及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甘肃农村地区通过实施多项中小学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2005年，农村小学校舍建筑面积已达9294040平方米，生均4.07平方米；农村初中校舍建筑面积已达3082243平方米，生均3.25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农村小学456076.29万元，生均1995.78元；农村初中225401.16万元，生均2314.35元。与城市小学、初中的差距明显缩小。全省734所中小学建成了校园网，其中农村中小学531所。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使全省区域联片覆盖面达到87.98%，农村人口联片覆盖面达到65.46%，农村中小学联片覆盖面达到76.43%，全省近257万农村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三、甘肃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多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甘肃农村教育落后的最大根源在于贫困。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软硬环境条件难如人意，高素质教师短缺，薪资报酬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等等。这些已成为甘肃农村教育弱势走强的最大瓶颈。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主要依赖地方财政，致使富的地方教育也富，穷的地方教育亦穷。为此，2006年5月25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能“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国家第一次将教育公平用正式的文件提出来，显然意义非同寻常。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教育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缩小甚至消除。在追问农村教育贫困的诸多疑虑时，似乎一切问题的症结都离不了对教育投入和体制根源的进一步诘问。
（一）公共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农村中小学危房比重大，办学条件差。据课题组调查，甘肃每年投入到教育上的资金比例并不算低。从1999年到现在，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而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省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15%，市（州）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20%，县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35%。问题恰恰是承担着大头的县一级财政却在缺钱的困境中艰难地维持着农村教育的青黄不接。甘肃全省87个县（市区）中，有43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12个省级重点扶贫县。有67个县（市、区）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经济贡献能力和财政收入状况，势必会影响到农村教育的稳步推进。实际情况是，许多县的财政往往是入不敷出，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不少贫困县甚至拖欠或者不能足额发放教师工资。据省统计局对甘肃农村教育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8%的农民认为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不够重视，许多社会人士也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种看法。也许正是由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在义务教育阶段除中央政府拨款外，近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要靠地方政府筹集和征收教育费附加来支撑。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地方政府时，不难发现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对教育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也许在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理解谁对谁错，但我们必须有责任对关乎未来和千秋大业的教育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否则，在教育严重倾斜的天平上，我们会变得一无所有，甚至于冲破人类进一步生存的底线。
渭源县清源镇黄家湾小学至今还处在名副其实的五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全校204名学生和8名教师中，两个班的学生在上世纪40年代修建的危房里上课，8名教师的宿舍也属危房。校长颉珉昕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们，校舍面积总共只有656平方米，而危房面积就达448平方米，且全是土坯房。他说，有两排15间房是1942年建的，其中有几间出现很大的裂缝，现已弃用；一排是1974年修建的，凑和着还能用。现在最好的是1999年修建的4间教室，但至今还欠着4万多元的贷款。说到这笔贷款，许多老师不约而同地提起了前任校长杨东万。为了盖4间新教室，当时约定学校承担1万元，村上承担3万元，但因某些原因，最后4万元全部以杨东万个人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如今，教室盖起来了，钱却还不上，为此，信用社已经起诉了杨东万两次。我们在学校大门右侧看到了这样一副景象：一些破旧的塑料布把一个不足20平米的地方围了起来，塑料布在凄厉的寒风中哗哗作响。颉校长讪笑道：“是厕所。”看到我们不解的样子，他解释道，“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学校惟一的一个厕所，去年12月，厕所坍塌了，学校没钱重修，只好因陋就简地搞了这么个应急办法。颉校长告诉我们，实行”一费制“后，一至五年级的收费统一为每个学生80元，除掉课本费35元，杂费27.5元，剩下的也就20元左右，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00元。学校的办公以及各种开支基本上就靠这点钱。而一年的取暖费就得3000多元。常常是入不敷出。更让他揪心的还是危房，一遇天阴下雨，他的心就会悬起来，一旦出事，问题可就大了。在渭源县，大安初级中学的情况应该说还是相对好一些，但面临的问题同样不能让人轻松。学校校舍面积1631平方米，而危房面积就达543平方米，占到三分之一。2002年，学校为了达标，购置并安装了31台微机，花了17.8万。可到目前为止，只还了3.5万，剩下的15万元还欠着。原打算通过收取上机费来逐年还清这笔欠款，可2003年实行一费制后，这个愿望也就落空了。每个学期一开始，债权方就会派人来催款，让校方十分为难。”向上面要没钱，向学生收又不行。“大安中学的教导主任俞惠明向我们诉苦。”另外，以前的教室是按照30个学生的标准修建的，但现在每个班的学生已经达到60多人，教室也就显得特别紧张。“不仅如此，学生住宿也是大问题。我们了解到，全校705个学生，住校生就有430多人，可他们不是住在学校，而是住在学校周围的农户家里。甚至有些农民的柴火房、拴牲口的房子经过简单的收拾后都租给了学生。“一学期的租费大约在50元左右。”俞惠明叹息道：“由于学生租住在农户家里，学校对学生很不好管理。”
这些也许只是甘肃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在许多农村中小学，由于教室紧张，两个不同年级的班只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们幽默地称之为“复式教育”。“可如此一来，给每个班的授课时间就只有20分钟，这样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但因条件所限，又只能这样。”渭源县清源镇学区的雍校长对此颇感无奈。贫困就像一道无形的绳索套在农村教育的脖子上。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５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对城市教育的沧桑巨变欢欣鼓舞时，不能不对农村教育的贫困做出应有的关注和审思。
（二） 辍学现象严重，“两基”达标的层次低，水平低。皋兰县石洞乡庄子坪小学，曾经有过的辉煌让魏校长颇感自豪，每年的统考在全县遥遥领先，1996年被评为兰州市标准化小学，这在一般的乡村学校是很少见的。但是，学校从2004年就出现了学生大量流失的现象，生源开始严重不足。 一个能容纳300多学生的标准化学校，现在只有70多人，这让魏校长无不担忧。由于学校离县城较近，原先的优势在不断加剧的竞争态势下已渐渐消失。“生源的减少，一方面是县城的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吸引了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目光，另一方面也有辍学率反弹的现象。”我们在东乡回族自治县车家湾乡，一个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931.2元的偏远山区进行调研时发现，该乡初级中学的宣传墙上写着这样一幅有趣的标语“要打工，上初中”。一位同学告诉我们说，在学校，很多农村孩子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原因是考大学无希望，种地不需要太高的文化，做生意会算账就行了。这样的标语不难说明该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的严重。另外，我们在调查中得知，虽然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读更多的书，将来有出息，但微薄的收入决定了他们对孩子后续教育的难以为继。一位家长这样对我们说：“即使上完初中、高中，又能怎么样？就算考上大学，一年近万元的学费又从哪儿来？有些人家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可到头来找不上工作还得去打工。”他甚至举例说，他们村子里有好几个上大学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辍学打工凑足学费的。他说：“在农村，许多学生上完初中后觉得考大学没什么希望，就选择了打工或者做生意，甚至初中没念完就选择了后者。这在农村很普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特别是女孩子，辍学就更早、也更多。”我们从省教育厅了解到，2006年，甘肃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生有442.89万，其中，农村有397.24万，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一些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达不到1000元，致使相当数量的农民缺乏送子女上学的能力，大约有43.9万学龄儿童因此而面临失学的危险。低入学率、低巩固率成为甘肃“普九”目标中最难跨过的一道门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课题组曾针对全国的“两基”达标，先后奔赴16个省市调研，而结果却让他们从原先的令人鼓舞“跌回”到深入反思。课题组组长、调查报告执笔人潘云良教授事后感言：“我们失望了，农村的教育，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样成效显著，更谈不上繁荣，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我们深深感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水平、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潘云良说，这种脆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了这一要求，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二是即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也是很脆弱的，不少地区辍学率明显反弹。
（三）农村师资队伍不稳定，高素质教师严重短缺。农村教师的数量是否充足，质量是否达标，配置是否合理，队伍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理想信念、道德品行和职业前途，影响着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尽管“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推行后，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但现实和理想的反差和经济利益杠杆的驱动，使不少农村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学历中青年教师并不安心在农村教书。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农村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格教师和“双语”教师极度匮乏，另一方面一些高学历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又大量流失或通过各种途径调入县城或城市，造成了甘肃农村教师队伍的“强出弱进”，结果是增加了农村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难度和师资配置不合理的程度。不少聘用的代课教师竟成了许多农村学校的教学骨干。
张瑞林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古浪县黄羊川乡黄泥岗村小的一个普通代课教师，1984年20岁不到的他，高中毕业4年后就被招为民办教师，86年因家父有病，中断了教师工作，87年年底因学校缺老师重又回到教师岗位。于是，按国家政策规定，他不符合转正条件。23年来，正式公办教师走了来，来了走，不知换了多少茬，唯有他一直守在哪片曾点燃他希望的沃土上。学生告诉我们：“张老师代三、四年级的语文，一、二年级的音乐和体育，还兼三年级的班主任，每周要上24节课。”张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就有12个，其中一人现已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可张老师依旧是一个月工资216元的代课教师。当我们提及想见一下这位普通而又执着的乡村老师时，李校长告诉我们，他们班的一个同学生病了，上完课跟班上的两个同学去送这位同学回家还没回来。因我们还要去另外一所学校，临时借用县园艺站的车，不便逗留，只好带着无限遗憾和对张老师的深深祝愿离开了。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但我们心里明白，在甘肃农村教育的丰碑上，会有人为张瑞林，为所有扎根山区、心系孩子、情洒乡村教育的老师们写下：“在甘肃农村教师这个清贫而伟大的职业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清贫甚至卑微，但他们坚韧而执着。在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在被人遗忘的深山峡谷，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塑造着民族的栋梁。他们，才是甘肃农村教育的脊梁。”
（四）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发展滞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脱离农村实际。甘肃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是初中后学生的分流不合理，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滞后。甘肃农村教育主要开展的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和面向大专院校的升学教育，未能体现农村教育应主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本质要求。目标定位、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关联不大，农村学校的巨大经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与城市学校拼升学率的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把农村学校办成了为发达地区和城市输送高学历人才的基地，使农村学生成为城市学生的陪读者，使本已十分稀缺的农村教育资源主要用于培养离开农村、远走高飞的大学生，而非用于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化技能型人才。尽管许多地方也在搞“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培养”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但与升学教育占用的教育资源相比，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所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少，最终导致约有15%的初中毕业生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而其他85%的初中毕业生却成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新的边缘人群和农村低素质人口的沉淀。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至今仍未真正回归到农村人口自身的主体性发展上。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的不协调，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极端薄弱，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本体功能，而且也极大的限制了农村教育自身的长远发展。
秦安县郭嘉农职业中学，2006年学校全体员工千方百计拉学生，但最终也只招到67名应届初中生，其中却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学农林类专业。学生告诉我们：“他们上学就是为了能离开农村，为了将来能有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职业中学学农类专业，将来还得修地球，与土坷垃打交道，没什么出息，呆在基本靠天吃饭的秦安农村，可能连对象都找不上，即便是找上了，靠种地来谋生日子也不好过。” 秦安郭嘉农职业中学的情况是甘肃许多农职中学，特别是农类专业尴尬境地的真实写照。
四、促进甘肃农村教育弱势走强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增强经费保障能力。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从以农民为主负担转到以政府为主承担。针对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出现的新问题，必须进一步理顺农村教育投入体制，构建规范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制定合理的农村中小学拨款标准，确保“国家新增教育经费主要投向农村”。制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中小学校舍维修、正常公用经费供给的投资计划。增设现代远程教育设备维护、运转和购置的专项经费，确保义务教育资源在县域内的均衡配置，在确定农村中小学最低拨款标准的基础上，建议中央财政以县为单位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
（二）巩固农村“普九”成果，着力解决辍学问题，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前些年，甘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硬件设施建设上，使农村青少年、儿童有学上。今后应在继续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上。同时应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确立学龄儿童百分之百要接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改变目前97%的低标准管理模式，建立层层控制中小学辍学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地市级领导负责到县，县级领导负责到乡，乡级领导负责到村，村级领导负责到户。校长负责学校，教师负责学生。重点解决学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受教育情况，从源头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的辍学问题。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应把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摆在甘肃教育发展的最优先地位，形成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保障机制。一是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二是完善对农村学校师资的对口支援和定期交流制度，组织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轮岗任教。三是努力构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教师培训制度，设立专项培训经费，抓好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重点的教师全员培训工作。四是制定有利于大学生到农村边远山区从教的政策制度，鼓励他们加入农村教师队伍，献身农村教育事业，以此提高农村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切实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合格教师短缺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匮乏的问题。
（四）实行“三教统筹”，强化中职教育，加快构建农科教紧密结合的农村教育体系。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必须回归到农村人口自身的主体性发展上，必须在现代农业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主导作用，推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教统筹”的基本形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在本土化、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本体功能。努力实现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联接互动、协调发展。通过区域联合的形式，加大对甘肃县域内中职教育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贫困职校生资助制度。充分利用现有职教资源，特别是远程教育信息平台，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建立符合甘肃农村实际的、农科教紧密结合的、以“三教”统筹为基本形态的农村教育体系。
注：本文系甘肃省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甘肃省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