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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怀疑“农民能否记日记”，还带有某种对农民的偏见，那么，将《农民日记》当作一种史料或野史，仿佛已很“抬举”农民了；说它有史家笔法，史家精神，是不是太美化农民了？
耕种土地的农民，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在阅读日益时尚化的当下，有人可能会因为好奇而阅读《农民日记》，他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在“议程”日益讲求“设置”的今天，更多的人可能因为“关心”而阅读《农民日记》，他们想借此为自己进入“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主流话语”而获取谈资。
然而，《农民日记》不只是为了这样的“阅读”而作，它是真正的“言立而文明”之作，发端于一位9岁的孤儿失去父怙后的悲伤：“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篇日记记于1940年农历腊月十三日，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公元2000年元月28日，农民侯永禄像侍候土地一样，笔耕不辍，以执著和质朴的本色撰写了200余万言的日记，记下他一家人60年难熬日子里的劳作、艰辛、信念、功业。
从主张“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到认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在中国，关于农民的各种“叙述”和“话语”，历来相当发达。只可惜，这些“叙述”和“话语”，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农民自己。毋庸讳言，在中国，农民的利益表达，乃至“表达”本身，都常常是被其他阶级所“代表”的。真正出于农民之手的“书写”，因其稀少而珍贵。上个世纪末，有学者曾根据农民的工分账本写出了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力作，也有学者为一度兴起的村民修志而欢呼农民主体性的成长，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农民日记》有理由成为一份令历史学家们兴奋的宝贵文献资料。正如编者为该书所加的副标题——“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所揭示的，《农民日记》不间断地、真实地逐日记录主人生活中的“言”与“事”，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确实具有如同帝王“实录”对于理解中国历代王朝史般的作用。
从“学术”的角度看，《农民日记》的确也成就了农民侯永禄在土地和子孙之外的另一份功业：为时代提供“实录”，为研究提供“资料”，甚至为某种理论提供一种“实验”，就像该书1982年7月19日日记中一段话所说的：“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32页）
就“史料”价值而言，该书的史料可谓丰富，不仅包括了从土改、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到包干到户的完整的共和国土地制度史，而且涉及了从国共内战到“反右”、“文革”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政治史。不过，如同“实录”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史料，它本身也是一种史著；从事“实录”的史官，不仅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甚至也是一种政治家。孔子作《春秋》而“乱臣罪子惧”，所谓秉笔直书，微言大义，既是中国史家最基本的职业精神，也是史家以史论政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活动方式。同样，《农民日记》在不自觉地为20世纪中国农村变迁史提供“史料”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农民侯永禄不自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是一种不自觉的“学术”书写和“政治”表达。
如果说怀疑“农民能否记日记”，还带有某种对农民的偏见，那么，将《农民日记》当作一种史料或野史，仿佛已很“抬举”农民了；说它有史家笔法，史家精神，是不是太美化农民了？读者可以从下面摘录的几小段日记做出判断。
关于国共内战，日记写道：“一九四八年的路井镇里是：今天八路军来了，中央军走了；明天八路军撤了，中央军来了，弄得人心惶惶。天上不时有飞机，地里不时有枪声。八路军来了，不打、不骂、不打扰百姓，百姓还能安心下地干活。国民党来了，要粮、要料、要款子、抓兵、派差事，吓得人东躲西藏胡乱跑。跑脱了的幸运，跑不脱的遭殃。”（20页）
关于土改，日记写道：“世事变得让我俩都不敢相信了，就是那些分到浮财的贫下中农也不敢相信。有些人白天分到了衣物家具，晚上就又悄悄地跑到财主家‘物归原主’。”（31页）
关于粮食统购，日记写道：“后新庄巷负责粮食统购工作的同志在会场决定，对侯天耀、侯夏纪等4人家中的颗粒粮食全部装尽。后新庄巷又对凡是被怀疑有粮不卖的户进行搜查。我家也被搜查了，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判。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判，便跳井自杀了。”（41页）
关于除“四害”，日记写道：“区上又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区统一行动，鸡叫时起床吃饭，天未明就开始行动：全民动员去村里，村外、上树、上房捕捉麻雀。大家各守岗位，敲着脸盆，敲着锣，一声号令，便一齐捕捉。但折腾了一天，全队成百人白天就捉到一只麻雀，晚上捉到5只，真是雷声大，雨点小。”（68页）
关于公共食堂，日记写道：“社员有句顺口溜：‘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社员说：‘粮食吃到口，先要过五关：场里打下，入到队内库房，秤高秤低，损耗库溢，这是第一关。再由队里领回食堂，由管理员负责库溢库损，这是第二关。然后加工碾面，出粉率有高有低，由碾面人负责，这是第三关。然后交给做饭的，将面蒸成馍，做成饭，这是第四关。最后由掌勺的人舀给社员饭，发给社员馍，碗在大小，勺有宽窄，相好的、对劲的，见面低头不问的，这才过了第五关。’社员还说：‘狼吃鬼掐，给社员剩个瓜把！’又说：‘社员不怕标准低不够吃，只害怕吃不够这低标准。’”（85页）
这些白描式的“实录”，有的可以填史料之空白，有的可以订正史之误，在笔法上，或许是“另类书写”，但在精神上，堪称有良史之风。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于书中对于农村风俗和农民日常生活中德性的叙述上。
阅读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时，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关于人的自然德性的记述，如勇敢、荣誉、智慧、功业等，在审视纷繁复杂的历史时，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心如古井，秉笔书写帝国的庄严神圣、治乱兴衰，判明善恶美丑，记录君王、臣子、农夫、工匠、走卒等的言行事迹。由此我们得知古老的风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阅读《农民日记》，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侯永禄对人伦的虔诚，赤忱之心，一字一句，记下一桩桩看似平凡琐碎、实则生动有味的农事，队事，家事，事事关乎是与非、正义与功利。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侯永禄本人及其家庭的命运与德性，看到了关中地区的生育、婚葬、集市、信仰等传统礼俗，而且，由此感受到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勤俭、善良、坚韧、乐天、智慧，以及因为这些美德而成就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生机。
《农民日记》收录了一篇侯永禄夫妇为母亲所写的祭文。祭文写道：“您那稀疏的头发，消瘦的脸，不停的两手，总像在我的眼前，那‘嗡嗡’的纺线声，虔诚的念佛声，仍响在我的耳边。您受尽了人间的苦，作尽了世间的难。……您教我纺线，教我织布，教我缝衣，教我绣花，教我做人。您常说：‘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没人管。’您常说：‘穷要志气，富要德，咱再穷也不要爱别人的东西。’您要我多做善事，不生恶念。……您勤劳一生，乐于助人，经常帮邻里捏馍剪花子。您直到70多岁，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锄草呀，拾花呀，从来闲不住。”（240~241页）
这篇祭文，是侯永禄献给母亲的感恩诗，也是献给所有勤劳的中国农民的赞美诗；是写给子女们的教诲录，也可以看作是写给读者们的启示录。与祭文相映成趣的，还有一段侯永禄叙述女儿引玲的日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引玲考取了中学而没去念。当时生产队拉车挣工分多，14岁的引玲便争取拉车。日记里写道：“引玲总是帮着我去拉车，而且每次空车回来时，总要让我坐上空车，自己拉上往回走……引玲不但帮我拉车，干重活，在家里也帮她妈烧火做饭。她很快就学会了和面、擀面、捏煮饺、打绞团、起面、蒸馍等活儿。她不但从10岁就会纺线，并且学会了绞线子、拐线、理线子、浆线子，还学会了结布、纳鞋底、纳鞋垫等活儿。”（123~124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当家”是多么辛苦，又是多么坚强！“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联想到韦伯以这句话总结富兰克林的生意经，并将它视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写真，我们不能不对体现在引玲身上的中国农民的勤劳美德，重新唤起最大的尊重。由此出发，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农民具有的其他传统美德、现代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和讨论。
其实，只要读者少一点对于农民的“优越感”，多一点对于作者的“理解之同情”，《农民日记》，每一篇每一日，都会带给你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当下中国，有太多所谓学术著作和畅销作品，要么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成为材料的堆积或者教条的阐释，令读者昏昏欲睡；要么沉湎于文字游戏，贩卖玄奥的“创意”和无聊的“雅趣”，令人莫名其妙。对比之下，《农民日记》的书写则显得自然灵动，且蕴意无穷。它不仅能为“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话题提供富有价值的素材，用心开掘，它甚至能为现代文明和当下中国人建立心灵秩序提供有滋养的成分。
耕种土地的农民，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在阅读日益时尚化的当下，有人可能会因为好奇而阅读《农民日记》，他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在“议程”日益讲求“设置”的今天，更多的人可能因为“关心”而阅读《农民日记》，他们想借此为自己进入“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主流话语”而获取谈资。
然而，《农民日记》不只是为了这样的“阅读”而作，它是真正的“言立而文明”之作，发端于一位9岁的孤儿失去父怙后的悲伤：“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篇日记记于1940年农历腊月十三日，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公元2000年元月28日，农民侯永禄像侍候土地一样，笔耕不辍，以执著和质朴的本色撰写了200余万言的日记，记下他一家人60年难熬日子里的劳作、艰辛、信念、功业。
从主张“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到认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在中国，关于农民的各种“叙述”和“话语”，历来相当发达。只可惜，这些“叙述”和“话语”，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农民自己。毋庸讳言，在中国，农民的利益表达，乃至“表达”本身，都常常是被其他阶级所“代表”的。真正出于农民之手的“书写”，因其稀少而珍贵。上个世纪末，有学者曾根据农民的工分账本写出了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力作，也有学者为一度兴起的村民修志而欢呼农民主体性的成长，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农民日记》有理由成为一份令历史学家们兴奋的宝贵文献资料。正如编者为该书所加的副标题——“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所揭示的，《农民日记》不间断地、真实地逐日记录主人生活中的“言”与“事”，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确实具有如同帝王“实录”对于理解中国历代王朝史般的作用。
从“学术”的角度看，《农民日记》的确也成就了农民侯永禄在土地和子孙之外的另一份功业：为时代提供“实录”，为研究提供“资料”，甚至为某种理论提供一种“实验”，就像该书1982年7月19日日记中一段话所说的：“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32页）
就“史料”价值而言，该书的史料可谓丰富，不仅包括了从土改、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到包干到户的完整的共和国土地制度史，而且涉及了从国共内战到“反右”、“文革”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政治史。不过，如同“实录”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史料，它本身也是一种史著；从事“实录”的史官，不仅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甚至也是一种政治家。孔子作《春秋》而“乱臣罪子惧”，所谓秉笔直书，微言大义，既是中国史家最基本的职业精神，也是史家以史论政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活动方式。同样，《农民日记》在不自觉地为20世纪中国农村变迁史提供“史料”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农民侯永禄不自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是一种不自觉的“学术”书写和“政治”表达。
如果说怀疑“农民能否记日记”，还带有某种对农民的偏见，那么，将《农民日记》当作一种史料或野史，仿佛已很“抬举”农民了；说它有史家笔法，史家精神，是不是太美化农民了？读者可以从下面摘录的几小段日记做出判断。
关于国共内战，日记写道：“一九四八年的路井镇里是：今天八路军来了，中央军走了；明天八路军撤了，中央军来了，弄得人心惶惶。天上不时有飞机，地里不时有枪声。八路军来了，不打、不骂、不打扰百姓，百姓还能安心下地干活。国民党来了，要粮、要料、要款子、抓兵、派差事，吓得人东躲西藏胡乱跑。跑脱了的幸运，跑不脱的遭殃。”（20页）
关于土改，日记写道：“世事变得让我俩都不敢相信了，就是那些分到浮财的贫下中农也不敢相信。有些人白天分到了衣物家具，晚上就又悄悄地跑到财主家‘物归原主’。”（31页）
关于粮食统购，日记写道：“后新庄巷负责粮食统购工作的同志在会场决定，对侯天耀、侯夏纪等4人家中的颗粒粮食全部装尽。后新庄巷又对凡是被怀疑有粮不卖的户进行搜查。我家也被搜查了，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判。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判，便跳井自杀了。”（41页）
关于除“四害”，日记写道：“区上又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区统一行动，鸡叫时起床吃饭，天未明就开始行动：全民动员去村里，村外、上树、上房捕捉麻雀。大家各守岗位，敲着脸盆，敲着锣，一声号令，便一齐捕捉。但折腾了一天，全队成百人白天就捉到一只麻雀，晚上捉到5只，真是雷声大，雨点小。”（68页）
关于公共食堂，日记写道：“社员有句顺口溜：‘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社员说：‘粮食吃到口，先要过五关：场里打下，入到队内库房，秤高秤低，损耗库溢，这是第一关。再由队里领回食堂，由管理员负责库溢库损，这是第二关。然后加工碾面，出粉率有高有低，由碾面人负责，这是第三关。然后交给做饭的，将面蒸成馍，做成饭，这是第四关。最后由掌勺的人舀给社员饭，发给社员馍，碗在大小，勺有宽窄，相好的、对劲的，见面低头不问的，这才过了第五关。’社员还说：‘狼吃鬼掐，给社员剩个瓜把！’又说：‘社员不怕标准低不够吃，只害怕吃不够这低标准。’”（85页）
这些白描式的“实录”，有的可以填史料之空白，有的可以订正史之误，在笔法上，或许是“另类书写”，但在精神上，堪称有良史之风。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于书中对于农村风俗和农民日常生活中德性的叙述上。
阅读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时，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关于人的自然德性的记述，如勇敢、荣誉、智慧、功业等，在审视纷繁复杂的历史时，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心如古井，秉笔书写帝国的庄严神圣、治乱兴衰，判明善恶美丑，记录君王、臣子、农夫、工匠、走卒等的言行事迹。由此我们得知古老的风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阅读《农民日记》，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侯永禄对人伦的虔诚，赤忱之心，一字一句，记下一桩桩看似平凡琐碎、实则生动有味的农事，队事，家事，事事关乎是与非、正义与功利。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侯永禄本人及其家庭的命运与德性，看到了关中地区的生育、婚葬、集市、信仰等传统礼俗，而且，由此感受到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勤俭、善良、坚韧、乐天、智慧，以及因为这些美德而成就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生机。
《农民日记》收录了一篇侯永禄夫妇为母亲所写的祭文。祭文写道：“您那稀疏的头发，消瘦的脸，不停的两手，总像在我的眼前，那‘嗡嗡’的纺线声，虔诚的念佛声，仍响在我的耳边。您受尽了人间的苦，作尽了世间的难。……您教我纺线，教我织布，教我缝衣，教我绣花，教我做人。您常说：‘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没人管。’您常说：‘穷要志气，富要德，咱再穷也不要爱别人的东西。’您要我多做善事，不生恶念。……您勤劳一生，乐于助人，经常帮邻里捏馍剪花子。您直到70多岁，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锄草呀，拾花呀，从来闲不住。”（240~241页）
这篇祭文，是侯永禄献给母亲的感恩诗，也是献给所有勤劳的中国农民的赞美诗；是写给子女们的教诲录，也可以看作是写给读者们的启示录。与祭文相映成趣的，还有一段侯永禄叙述女儿引玲的日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引玲考取了中学而没去念。当时生产队拉车挣工分多，14岁的引玲便争取拉车。日记里写道：“引玲总是帮着我去拉车，而且每次空车回来时，总要让我坐上空车，自己拉上往回走……引玲不但帮我拉车，干重活，在家里也帮她妈烧火做饭。她很快就学会了和面、擀面、捏煮饺、打绞团、起面、蒸馍等活儿。她不但从10岁就会纺线，并且学会了绞线子、拐线、理线子、浆线子，还学会了结布、纳鞋底、纳鞋垫等活儿。”（123~124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当家”是多么辛苦，又是多么坚强！“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联想到韦伯以这句话总结富兰克林的生意经，并将它视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写真，我们不能不对体现在引玲身上的中国农民的勤劳美德，重新唤起最大的尊重。由此出发，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农民具有的其他传统美德、现代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和讨论。
其实，只要读者少一点对于农民的“优越感”，多一点对于作者的“理解之同情”，《农民日记》，每一篇每一日，都会带给你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当下中国，有太多所谓学术著作和畅销作品，要么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成为材料的堆积或者教条的阐释，令读者昏昏欲睡；要么沉湎于文字游戏，贩卖玄奥的“创意”和无聊的“雅趣”，令人莫名其妙。对比之下，《农民日记》的书写则显得自然灵动，且蕴意无穷。它不仅能为“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话题提供富有价值的素材，用心开掘，它甚至能为现代文明和当下中国人建立心灵秩序提供有滋养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