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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在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开始显现。在这种模式下,制造基地的发展特点与其所需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相耦合,并凭借企业已有的信息、市场、技术等优势,使制造基地与城市、市场继续保持联结。制造基地外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制造基地外迁可以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对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文章就制造基地外迁所形成的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造基地外迁产业梯度转移乘数效应
近年来,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在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开始显现。制造基地外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制造基地外迁可以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对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
中心城市内的企业制造基地外迁概况
由于中心城市的区位、交通、人才、信息、技术、服务等多重优势,往往会吸引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相关区域集群布局而形成企业总部集聚发展。欠发达地区企业总部迁往中心城市,为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知识型服务业的充分发展。然而,除了企业将总部或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不断聚集于中心城市外,中心城市内的许多企业将其制造基地外迁落户在外围或者其他欠发达地区,而把总部留在城区内,从而使两地区分别成为“总部-制造基地”的聚集区域。近年来,这种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开始显现。在这种模式下,制造基地的发展特点与其所需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相耦合,并凭借企业本身已有的信息、市场、技术等优势,使制造基地与城市、市场继续保持联结。如在北京,政府在转变其城市职能的过程中,部分以首钢为代表的制造企业纷纷将其制造基地外迁到郊区或河北一带,从而在城市内部聚留、发展契合其丰富总部资源的产业和总部经济。在长三角地区,江浙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纷纷将其总部迁移至上海的同时,上海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却将其制造基地、生产线外迁,使得上海客观上不断形成总部滞留、总部资源聚集的状况,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以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以江浙一带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的腹地之间“总部-制造基地”的功能分工。同样,珠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区域和深圳、顺德、东莞等制造资源密集的区域之间的一种互动。香港的大量制造业利用产业梯度转移之机,将其制造基地内迁,而它利用大量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承接来的全球制造业订单,与其发达的资本结合后也与珠三角的制造资源结合,既促进了企业自身发展,也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产业扩散与发展契机。
中心城市内的企业制造基地外迁对总部经济的影响机制
制造基地外迁带来产业结构“双重优化”。总部经济体系是“总部的经济”与“制造基地的经济”两个子模式的统一。因为两者的地域布局价值判断标准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价值链各环节通过区域比较而获得成本优势。只不过,前者主要着重于总部集群所产生的影响机制;而后者的作用机制不仅体现在由于制造基地的外迁带来制造基地在城市产业中的比重下降,使城市产业“总部化”趋势相对增强,从而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同时还体现在制造基地落户某地区使该区域产生产业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即表现为产业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其中,产业总量的增长属于一种较为直接的经济效应,而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城市和其落户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则能在更大意义和范围上对区域经济产生衍化、刺激、推动的作用。
第一,制造基地外迁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中迁移出去,在产业构成上使得制造基地的经济效益在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从而在客观上使“总部化”的比重上升。这种比重的相对变化,不是简单的仅为比例数值的变化,虽然制造基地外迁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的部分经济总量减少,但一方面企业总部的居留又将使中心城市紧紧抓住制造企业的经济附加值高端环节,创造制造企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中心城市这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因外迁而带来的总部集群程度的相对加强毫无疑问会使总部的协作效应、总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即总部集群效应的发挥更充分,使该区域总部产值的集约度得到迅速提升;而具有知识性特点的总部密集性的相对增强,又将通过前向与后向的产业乘数效应,通过与服务业的密切关联,更加纯粹有效地促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所谓乘数(Multiplier)指每单位外生变量的变动带来的引致变量的变动情况,产业乘数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特定产业或企业投资作为初始诱因,带动若干产业在该区域聚集并维持扩张趋势,由此实现该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我们可以将产业乘数表示为:U=T/I=1/(1-δ)。其中,U表示产业乘数;I为特定产业或企业投资变化量;T表示该区域产业聚集总量变化量;δ表示区域内总部产业关联度。产业乘数的大小与产业关联度δ成正相关。一般而言,特定产业或企业从两个方面来发挥产业乘数效应:一是前向关联的产业乘数效应。前向关联是指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由此产生的产业乘数效应即指对以本产业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为直接需求的产业部门的影响。二是后向关联的产业乘数效应。后向关联指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由此产生的产业乘数效应即指对为本产业或企业提供直接商品或服务的产业部门的影响。因此,这种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城市经济总量上并不会因外迁而减少,相反会通过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使该区域经济总量增加,并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及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另外,制造基地外迁模式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求产业不断更新和升级的内在规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用附加值(EVA)更高的新产业替代失去高附加值的产业,制造基地的不断外迁形成的城市“产业空洞”正好由各种总部组织来填充,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制造基地外迁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对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我国区域经济与产业布局研究中,在与实践结合后总结发展为区域经济开发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已形成一种区域梯度,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再逐步向处于二、三梯度的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梯度转移的加快,地区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从而实现经济分布在区域间的相对均衡。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梯度主要是由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特别是由主导产业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决定的。高梯度地区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生产经营管理组织方法的发源地;而低梯度地区产业结构的更新、优化,则可以促使该地区经济向高梯度地区发展和集中。这种产业的梯度推进过程,是在动态上产生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使区域的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向高梯度地区进一步集中、对周围地区起支配和吸引作用的同时,又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从这一理论出发,在总部经济理论提出之前,总部功能中心和制造基地一体化的企业正是处于高梯度区域,聚集了各种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为总部制造基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随后经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业有序的梯度转移,各种生产力资源开始以不同方式向二、三梯度扩散,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以企业的制造功能环节从原有企业分离并有选择地向外围或其他欠发达地区等低梯度区域推进的形式实现的。制造功能环节经过外迁,在低梯度区域可以获得土地、普通劳动力、能源等各种常规性资源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企业功能更为明确且相对独立的制造基地。在制造基地的极化效应形成的同时,其作为低梯度地区生产技术的“核心”作用逐步显现出来,其先进生产要素逐步向周边地区渗透和转移,带动了当地经济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即所谓的制造基地的扩散效应。显然,经济技术在低梯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优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融合了各种先进制造技术及管理技术的制造基地自然又成为了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
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总部经济的制造基地环节在当地落户,所在地的各种资源能够被迅速激活和充分开发、利用,更由于制造基地的扩散效应及其产业关联性,带动了该区域关联产业的逐步兴起,从而加快了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这种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初步展现,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利用区域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及国内企业的制造基地中使区域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了提升。
结束语
以“总部-制造基地”的发展模式在空间上形成相互分离,价值链的不同组织结构与其各自所需的地区资源进行耦合,虽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企业经济行为,但通过各自的影响机制传导带来了强大的区域经济、社会效应。为此,中心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要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政策、环境、交通、服务等相关配套和辅助设施、机构的发展来分别吸引契合该地区发展的企业总部、制造基地落户本地区,促进总部和制造基地集群的形成。
(作者单位: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弘.总部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简新华,魏珊.产业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美)保罗•萨谬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4、(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等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商务印书馆,1984.
5、朱厚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造基地外迁产业梯度转移乘数效应
近年来,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在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开始显现。制造基地外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制造基地外迁可以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对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
中心城市内的企业制造基地外迁概况
由于中心城市的区位、交通、人才、信息、技术、服务等多重优势,往往会吸引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相关区域集群布局而形成企业总部集聚发展。欠发达地区企业总部迁往中心城市,为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知识型服务业的充分发展。然而,除了企业将总部或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不断聚集于中心城市外,中心城市内的许多企业将其制造基地外迁落户在外围或者其他欠发达地区,而把总部留在城区内,从而使两地区分别成为“总部-制造基地”的聚集区域。近年来,这种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开始显现。在这种模式下,制造基地的发展特点与其所需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相耦合,并凭借企业本身已有的信息、市场、技术等优势,使制造基地与城市、市场继续保持联结。如在北京,政府在转变其城市职能的过程中,部分以首钢为代表的制造企业纷纷将其制造基地外迁到郊区或河北一带,从而在城市内部聚留、发展契合其丰富总部资源的产业和总部经济。在长三角地区,江浙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纷纷将其总部迁移至上海的同时,上海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却将其制造基地、生产线外迁,使得上海客观上不断形成总部滞留、总部资源聚集的状况,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以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以江浙一带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的腹地之间“总部-制造基地”的功能分工。同样,珠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区域和深圳、顺德、东莞等制造资源密集的区域之间的一种互动。香港的大量制造业利用产业梯度转移之机,将其制造基地内迁,而它利用大量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承接来的全球制造业订单,与其发达的资本结合后也与珠三角的制造资源结合,既促进了企业自身发展,也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产业扩散与发展契机。
中心城市内的企业制造基地外迁对总部经济的影响机制
制造基地外迁带来产业结构“双重优化”。总部经济体系是“总部的经济”与“制造基地的经济”两个子模式的统一。因为两者的地域布局价值判断标准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价值链各环节通过区域比较而获得成本优势。只不过,前者主要着重于总部集群所产生的影响机制;而后者的作用机制不仅体现在由于制造基地的外迁带来制造基地在城市产业中的比重下降,使城市产业“总部化”趋势相对增强,从而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同时还体现在制造基地落户某地区使该区域产生产业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即表现为产业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其中,产业总量的增长属于一种较为直接的经济效应,而制造基地外迁带来的城市和其落户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则能在更大意义和范围上对区域经济产生衍化、刺激、推动的作用。
第一,制造基地外迁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中迁移出去,在产业构成上使得制造基地的经济效益在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从而在客观上使“总部化”的比重上升。这种比重的相对变化,不是简单的仅为比例数值的变化,虽然制造基地外迁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的部分经济总量减少,但一方面企业总部的居留又将使中心城市紧紧抓住制造企业的经济附加值高端环节,创造制造企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中心城市这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因外迁而带来的总部集群程度的相对加强毫无疑问会使总部的协作效应、总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即总部集群效应的发挥更充分,使该区域总部产值的集约度得到迅速提升;而具有知识性特点的总部密集性的相对增强,又将通过前向与后向的产业乘数效应,通过与服务业的密切关联,更加纯粹有效地促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所谓乘数(Multiplier)指每单位外生变量的变动带来的引致变量的变动情况,产业乘数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特定产业或企业投资作为初始诱因,带动若干产业在该区域聚集并维持扩张趋势,由此实现该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我们可以将产业乘数表示为:U=T/I=1/(1-δ)。其中,U表示产业乘数;I为特定产业或企业投资变化量;T表示该区域产业聚集总量变化量;δ表示区域内总部产业关联度。产业乘数的大小与产业关联度δ成正相关。一般而言,特定产业或企业从两个方面来发挥产业乘数效应:一是前向关联的产业乘数效应。前向关联是指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由此产生的产业乘数效应即指对以本产业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为直接需求的产业部门的影响。二是后向关联的产业乘数效应。后向关联指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由此产生的产业乘数效应即指对为本产业或企业提供直接商品或服务的产业部门的影响。因此,这种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城市经济总量上并不会因外迁而减少,相反会通过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使该区域经济总量增加,并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及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另外,制造基地外迁模式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求产业不断更新和升级的内在规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用附加值(EVA)更高的新产业替代失去高附加值的产业,制造基地的不断外迁形成的城市“产业空洞”正好由各种总部组织来填充,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制造基地外迁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对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我国区域经济与产业布局研究中,在与实践结合后总结发展为区域经济开发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已形成一种区域梯度,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再逐步向处于二、三梯度的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梯度转移的加快,地区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从而实现经济分布在区域间的相对均衡。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梯度主要是由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特别是由主导产业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决定的。高梯度地区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生产经营管理组织方法的发源地;而低梯度地区产业结构的更新、优化,则可以促使该地区经济向高梯度地区发展和集中。这种产业的梯度推进过程,是在动态上产生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使区域的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向高梯度地区进一步集中、对周围地区起支配和吸引作用的同时,又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从这一理论出发,在总部经济理论提出之前,总部功能中心和制造基地一体化的企业正是处于高梯度区域,聚集了各种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为总部制造基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随后经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业有序的梯度转移,各种生产力资源开始以不同方式向二、三梯度扩散,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以企业的制造功能环节从原有企业分离并有选择地向外围或其他欠发达地区等低梯度区域推进的形式实现的。制造功能环节经过外迁,在低梯度区域可以获得土地、普通劳动力、能源等各种常规性资源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企业功能更为明确且相对独立的制造基地。在制造基地的极化效应形成的同时,其作为低梯度地区生产技术的“核心”作用逐步显现出来,其先进生产要素逐步向周边地区渗透和转移,带动了当地经济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即所谓的制造基地的扩散效应。显然,经济技术在低梯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优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融合了各种先进制造技术及管理技术的制造基地自然又成为了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
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总部经济的制造基地环节在当地落户,所在地的各种资源能够被迅速激活和充分开发、利用,更由于制造基地的扩散效应及其产业关联性,带动了该区域关联产业的逐步兴起,从而加快了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这种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初步展现,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利用区域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及国内企业的制造基地中使区域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了提升。
结束语
以“总部-制造基地”的发展模式在空间上形成相互分离,价值链的不同组织结构与其各自所需的地区资源进行耦合,虽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企业经济行为,但通过各自的影响机制传导带来了强大的区域经济、社会效应。为此,中心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要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政策、环境、交通、服务等相关配套和辅助设施、机构的发展来分别吸引契合该地区发展的企业总部、制造基地落户本地区,促进总部和制造基地集群的形成。
(作者单位: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弘.总部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简新华,魏珊.产业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美)保罗•萨谬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4、(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等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商务印书馆,1984.
5、朱厚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