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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由于其超强的编选者阵容而成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总结，并且具有了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写史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大系》几十年来的研究现状，呼吁现代文学史写作者应该秉持实证的精神和求异的思维。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史；实证；求异思维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年轻编辑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大系》共分为十部，分别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论争和史料七大部分。然而《大系》之大非在数量上，而是在于这十卷本《大系》的编选者分别为：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阿英、郑伯奇、洪深等，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量级人物。《大系》的编选者们不仅分别对《大系》各集进行编选，并为所编各集撰写长篇《导言》，并由蔡元培作总序。展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编选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大系》的编选者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来编选这部文学典籍，在当时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如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总结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特别是那十篇《导言》，由于其精彩的论述而具有了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写史的意味。
早在1935年《大系》出版了两三卷之后，《文学》上随即刊载了姚琪的《最近两大工程》一文，姚琪在文中将《大系》和郑振铎所编的《世界文库》并称为“最近两大工程”。此评论在20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至今研究者谈到《大系》都会想起姚琪的这一评价，因为他很恰当地描述了《大系》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坛所产生的震撼。姚琪在文章中说：“《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然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可以说，姚琪是第一个将《大系》的《导言》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人，但也预示了《大系》与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渊源。
事隔两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续集)，作者在书中认为，《大系》的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价，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后的综合史”。研究者对《大系》导言都指向了“史”的角度，大概不是偶然的。
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大系》最初的研究，而对《大系》真正深入的研究大约始于1990年代，主要集中在以下的论文和著作中。
黄修~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一本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它的多次再版即是不争的事实。本书对新文学发生以来的“新文学史”写作进行了“史”的研究，其宏观的视角和深度的剖析在现代文学领域具有拓荒的意义。书中一以贯之的是：现代文学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充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作者认为，理论上的提升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对充足的史料进行全面收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过来人”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最真切的体会和经验总结，暂不论作者在书中对新文学史著作的精彩点评，就作者的这种治学态度，就值得现代文学研究者细细品味。
在本书中，作者开辟单章对《大系》进行了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系》所具有的“史”的价值。《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肯定了《大系》导言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各文体创作所具有的总结意义，并认为这些《导言》的创作在保存史料之余，更体现了写作者鲜明的文学史观或文学观，是体现了写作者学术个性的佳作，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典范。
但是，他也提出这种“自评式”的写史有着“现场感”优势的同时，也有其主观性的缺陷，这就是《大系》的编选者“站在新文学创作者的立场，在大力肯定新文学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自己之外的各种文学多作批评，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于以上观点，陈平原在1997年发表的《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一文中也有所表示。陈平原在肯定《大系》写“史”意义的同时，也看到其局限所在：“作为一代人的自我总结，《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从后世研究著作基本沿袭其思路，并大量引用其具体结论，可以得到证实。作为当事人，胡适等人之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一点也不稀奇。只是如此立论，更接近于批评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总结’。最明显的偏差，莫过于对待‘晚清文学’以及‘通俗小说’的态度。”应该说，两位研究者相似的视角绝非偶然，他们对《大系》的评价是全面、深入而客观的，这样的视角警醒着研究者在景仰权威们所成就的经典的同时，要多一份冷静和思考。新时期以来，苏州大学的一批教授们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为被“五四”挤出门外的通俗文学捍卫了一方领土；而关于晚清文学，无论是在“现代性”这一概念之下的各种新文学探源的阐释，还是各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继承关系的考辩，都在质疑着《大系》为新文学证明权威性。
1999年，杨义关于《大系》研究的论文题目就叫做《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所作导言》。在文中，他对《大系》的各篇导言进行了精当的评价。杨义认为《大系》的诸篇《导言》“从发生学上证明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从流派学上证明新文学的创造维度的丰富性之外，还从审美学上证明新文学叙事抒情的优越性”，由此，也就充分论证了《大系》的出版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作出了强有力的自我证明。但是他也立足于后来者的眼光，认为在对《大系》的导言进行阅读的时候，“应该寻找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从而建立一种中国文学的整体观，把‘以五四标准评析五四’，升华到以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标准来论衡‘五四’文学现象”。另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大系》研究文章是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本文最初发表于2001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上，后收入他与他的学生们共同撰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中，在书中他单辟章节将此文编入，题名为“一代名家对新文学的总检阅”。
本文主要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大系》“作为一种资料性与研究性的经典出版物的特色和价值”，是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对自身成绩的一种评估总结，并指出《大系》中所体现出的立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角度和眼光”。温儒敏认为，《大系》各集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历史的描述，离不开《大系》所规定的大概框架，而《大系》所提供的权威的评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文学史家看作研究的经典”。罗岗的《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 “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将《大系》的出版和“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联系起来，在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引入思考。他认为，“现代文学观念”是在新文化运动后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双方合力建立起来的，而面对30年代中期新文学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大系》的出版成了现代文学成果自我证明的一个有力载体。《大系》以作品的编选突出表现历史的客观性，而导言的写作又含有写史的意味，而且《导言》的撰写者都是新文学运动的权威人士，这种绝佳的组合模式使得新文学的发生具有了历史的合法性。在文中，作者引入了海登，，怀特给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他的研究，而且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方式与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被叙述的现场，历史被“文本化”了。罗岗在文章中试图拨开《大系》这一被“文本化”的“现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面纱，引导读者产生对《大系》所制造的“现代性”这个“话语装置”的质疑，进而呼吁学者们警醒“现代文学观念”背后“‘知识——权利’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的奥秘，进而在文学研究中回归历史的现场进行文学研究。罗岗的这篇论文是《大系》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确切地说，是《大系》的出版和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作者对于这个经典文本所构建的一系列“话语装置”产生了思考和质疑。应该说这篇论文引入的思考是深刻的，他在警醒研究者质疑经典文本的权威性的同时，实际上提倡了一种回归原点的科学研究方法。
与罗岗的视角颇为相似，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一章的篇幅，也发出了对《大系》这个现代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这种质疑之声的突破口来自于赵家璧等《大系》编选的当事人关于30年代初期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在日益被遗忘的现实描述。作者在文中举出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的畅销和丁玲的自传体小说《母亲》的大获利润这些事实给予反驳。刘禾认为，从新文学代表作——《家》的反复再版和《母亲》的大受欢迎，说明了纯文学在30年代并没有被读者所淡忘，反而有着与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竞相抗衡的良好势头，由此可以推断，《大系》的出版除了年轻编辑赵家璧对于事业的抱负和良友公司利润的考量之外，还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当事人争夺文学发展中“理论话语”的合法性的内在动因。显然，刘禾的论述理论基础来自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理论，他认为，《大系》的编选者们“并不太关心是否用不偏不倚的观点看待中国现代作家的成就，而更关心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对抗的话语领域对合法性的特定诉求”，而这种合法性的定位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权威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系》是一个自我殖民地规划，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意义的终极权威”，他认为这一事实也由赵家璧在《大系》的大获成功后立即着手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这一行动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岳凯华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引发的思考》从当下文学作品精选、全集出版的问题入手，反观1935年出版的《大系》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渗透，由此呼唤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中应该坚守人文精神的阵地，并保持理性的批评视角，是《大系》研究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佳作。
在专著方面，徐鹏绪、李广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可以说是一本对《大系》全面的研究著作。此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大系》的出版背景和赵家璧召集诸位作家编写《大系》的经过。第二部分对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体例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主要谈论《大系》所涉及的文学运动。第四部分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角度对《大系》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进行了研究，最后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新文学总集的编纂方面谈了《大系》对此产生的影响。应该说这是一本围绕着《大系》所作的全方位的研究著作，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本书各个部分的研究未能得以深入，整体而言显得广而不深。
朱智秀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选集·导言)研究——以(小说选集)编选者的作用为中心》主要是以《大系》的三篇小说集导言为研究对象，从“编选者”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书对《大系》小说集三篇导言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介绍，概括出茅盾、鲁迅、郑伯奇这三位小说集编选者在导言写作中所共同体现出来的“新文学观”，阐述了三位小说导言的写作特色，认为茅盾和郑伯奇的导言撰写达到了专业的水准，而鲁迅在导言中对作家、作品的点评可谓是“创作式”的批评，所以可堪称大师水准。另外，本书还分析了《大系》小说集的三篇《导言》成为经典文本的原因所在，并由此引发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考。
通过以上关于《大系》导言研究的纵向梳理，可以看出：
一方面，对于《大系》的编选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成果的总结意义，研究界基本上是一致肯定的。研究者们不仅肯定了《大系》对新文学初期的史料保存方面的贡献，也看出《大系》导言的写作对新文学的历史定位的意义所在，甚至还可以看出《大系》对各个作家的评价对他们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无论是黄修已看到的《大系》这种“身作”“心构”一身而二任的“自评式”的写作方式所存在的局限，还是陈平原所说的《大系》的编选者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在肯定新文学的历史功绩之时，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或者是杨义的呼吁以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来审视新文学，都对《大系》所建构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产生了质疑。在罗岗、刘禾等人的研究中，新历史主义、话语权力关系理论等的引入让这一质疑的视角显得更加深入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开始，文学史的写作有了一个政治史的开头，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历史事实。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代的思潮又将文学史的写作指向文化的一端，近至90年代末以及新世纪，各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考不断引入，很多的文学史的写作者又开始了语言的回归。这一纵向的梳理证实，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太过密切，它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学科姿态出现。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实，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学科的研究呢?
解答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引向了黄修已在《编纂史》中始终贯彻并呼吁的回到史料、注重实证的研究理念。不可否认，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试图揭示某一领域的客观规律，以期使得人类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所生存的世界。但是，面对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极为倡导的求同思维，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否同样适用呢?当我们已经无法亲临第一历史现场的时候，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解释都是对事实可能性的解读。那么，对于现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来说，也许一种众声喧哗的求异思维是回归历史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面对一去不返的历史现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繁杂甚至缺失的第一手资料中寻找一点历史的真迹，注重对“无意史料”的发掘、对“有意史料”的鉴别，以一种沉潜、平和的心态面对历史，让论从史出，让理论高度的总结始终建立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样，或许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出一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或许就是对《大系》几十年来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所在吧。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史；实证；求异思维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年轻编辑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大系》共分为十部，分别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论争和史料七大部分。然而《大系》之大非在数量上，而是在于这十卷本《大系》的编选者分别为：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阿英、郑伯奇、洪深等，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量级人物。《大系》的编选者们不仅分别对《大系》各集进行编选，并为所编各集撰写长篇《导言》，并由蔡元培作总序。展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编选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大系》的编选者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来编选这部文学典籍，在当时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如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总结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特别是那十篇《导言》，由于其精彩的论述而具有了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写史的意味。
早在1935年《大系》出版了两三卷之后，《文学》上随即刊载了姚琪的《最近两大工程》一文，姚琪在文中将《大系》和郑振铎所编的《世界文库》并称为“最近两大工程”。此评论在20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至今研究者谈到《大系》都会想起姚琪的这一评价，因为他很恰当地描述了《大系》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坛所产生的震撼。姚琪在文章中说：“《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然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可以说，姚琪是第一个将《大系》的《导言》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人，但也预示了《大系》与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渊源。
事隔两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续集)，作者在书中认为，《大系》的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价，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后的综合史”。研究者对《大系》导言都指向了“史”的角度，大概不是偶然的。
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大系》最初的研究，而对《大系》真正深入的研究大约始于1990年代，主要集中在以下的论文和著作中。
黄修~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一本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它的多次再版即是不争的事实。本书对新文学发生以来的“新文学史”写作进行了“史”的研究，其宏观的视角和深度的剖析在现代文学领域具有拓荒的意义。书中一以贯之的是：现代文学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充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作者认为，理论上的提升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对充足的史料进行全面收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过来人”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最真切的体会和经验总结，暂不论作者在书中对新文学史著作的精彩点评，就作者的这种治学态度，就值得现代文学研究者细细品味。
在本书中，作者开辟单章对《大系》进行了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系》所具有的“史”的价值。《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肯定了《大系》导言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各文体创作所具有的总结意义，并认为这些《导言》的创作在保存史料之余，更体现了写作者鲜明的文学史观或文学观，是体现了写作者学术个性的佳作，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典范。
但是，他也提出这种“自评式”的写史有着“现场感”优势的同时，也有其主观性的缺陷，这就是《大系》的编选者“站在新文学创作者的立场，在大力肯定新文学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自己之外的各种文学多作批评，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于以上观点，陈平原在1997年发表的《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一文中也有所表示。陈平原在肯定《大系》写“史”意义的同时，也看到其局限所在：“作为一代人的自我总结，《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从后世研究著作基本沿袭其思路，并大量引用其具体结论，可以得到证实。作为当事人，胡适等人之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一点也不稀奇。只是如此立论，更接近于批评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总结’。最明显的偏差，莫过于对待‘晚清文学’以及‘通俗小说’的态度。”应该说，两位研究者相似的视角绝非偶然，他们对《大系》的评价是全面、深入而客观的，这样的视角警醒着研究者在景仰权威们所成就的经典的同时，要多一份冷静和思考。新时期以来，苏州大学的一批教授们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为被“五四”挤出门外的通俗文学捍卫了一方领土；而关于晚清文学，无论是在“现代性”这一概念之下的各种新文学探源的阐释，还是各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继承关系的考辩，都在质疑着《大系》为新文学证明权威性。
1999年，杨义关于《大系》研究的论文题目就叫做《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所作导言》。在文中，他对《大系》的各篇导言进行了精当的评价。杨义认为《大系》的诸篇《导言》“从发生学上证明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从流派学上证明新文学的创造维度的丰富性之外，还从审美学上证明新文学叙事抒情的优越性”，由此，也就充分论证了《大系》的出版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作出了强有力的自我证明。但是他也立足于后来者的眼光，认为在对《大系》的导言进行阅读的时候，“应该寻找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从而建立一种中国文学的整体观，把‘以五四标准评析五四’，升华到以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标准来论衡‘五四’文学现象”。另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大系》研究文章是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本文最初发表于2001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上，后收入他与他的学生们共同撰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中，在书中他单辟章节将此文编入，题名为“一代名家对新文学的总检阅”。
本文主要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大系》“作为一种资料性与研究性的经典出版物的特色和价值”，是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对自身成绩的一种评估总结，并指出《大系》中所体现出的立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角度和眼光”。温儒敏认为，《大系》各集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历史的描述，离不开《大系》所规定的大概框架，而《大系》所提供的权威的评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文学史家看作研究的经典”。罗岗的《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 “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将《大系》的出版和“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联系起来，在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引入思考。他认为，“现代文学观念”是在新文化运动后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双方合力建立起来的，而面对30年代中期新文学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大系》的出版成了现代文学成果自我证明的一个有力载体。《大系》以作品的编选突出表现历史的客观性，而导言的写作又含有写史的意味，而且《导言》的撰写者都是新文学运动的权威人士，这种绝佳的组合模式使得新文学的发生具有了历史的合法性。在文中，作者引入了海登，，怀特给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他的研究，而且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方式与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被叙述的现场，历史被“文本化”了。罗岗在文章中试图拨开《大系》这一被“文本化”的“现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面纱，引导读者产生对《大系》所制造的“现代性”这个“话语装置”的质疑，进而呼吁学者们警醒“现代文学观念”背后“‘知识——权利’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的奥秘，进而在文学研究中回归历史的现场进行文学研究。罗岗的这篇论文是《大系》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确切地说，是《大系》的出版和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作者对于这个经典文本所构建的一系列“话语装置”产生了思考和质疑。应该说这篇论文引入的思考是深刻的，他在警醒研究者质疑经典文本的权威性的同时，实际上提倡了一种回归原点的科学研究方法。
与罗岗的视角颇为相似，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一章的篇幅，也发出了对《大系》这个现代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这种质疑之声的突破口来自于赵家璧等《大系》编选的当事人关于30年代初期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在日益被遗忘的现实描述。作者在文中举出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的畅销和丁玲的自传体小说《母亲》的大获利润这些事实给予反驳。刘禾认为，从新文学代表作——《家》的反复再版和《母亲》的大受欢迎，说明了纯文学在30年代并没有被读者所淡忘，反而有着与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竞相抗衡的良好势头，由此可以推断，《大系》的出版除了年轻编辑赵家璧对于事业的抱负和良友公司利润的考量之外，还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当事人争夺文学发展中“理论话语”的合法性的内在动因。显然，刘禾的论述理论基础来自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理论，他认为，《大系》的编选者们“并不太关心是否用不偏不倚的观点看待中国现代作家的成就，而更关心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对抗的话语领域对合法性的特定诉求”，而这种合法性的定位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权威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系》是一个自我殖民地规划，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意义的终极权威”，他认为这一事实也由赵家璧在《大系》的大获成功后立即着手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这一行动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岳凯华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引发的思考》从当下文学作品精选、全集出版的问题入手，反观1935年出版的《大系》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渗透，由此呼唤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中应该坚守人文精神的阵地，并保持理性的批评视角，是《大系》研究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佳作。
在专著方面，徐鹏绪、李广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可以说是一本对《大系》全面的研究著作。此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大系》的出版背景和赵家璧召集诸位作家编写《大系》的经过。第二部分对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体例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主要谈论《大系》所涉及的文学运动。第四部分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角度对《大系》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进行了研究，最后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新文学总集的编纂方面谈了《大系》对此产生的影响。应该说这是一本围绕着《大系》所作的全方位的研究著作，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本书各个部分的研究未能得以深入，整体而言显得广而不深。
朱智秀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选集·导言)研究——以(小说选集)编选者的作用为中心》主要是以《大系》的三篇小说集导言为研究对象，从“编选者”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书对《大系》小说集三篇导言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介绍，概括出茅盾、鲁迅、郑伯奇这三位小说集编选者在导言写作中所共同体现出来的“新文学观”，阐述了三位小说导言的写作特色，认为茅盾和郑伯奇的导言撰写达到了专业的水准，而鲁迅在导言中对作家、作品的点评可谓是“创作式”的批评，所以可堪称大师水准。另外，本书还分析了《大系》小说集的三篇《导言》成为经典文本的原因所在，并由此引发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考。
通过以上关于《大系》导言研究的纵向梳理，可以看出：
一方面，对于《大系》的编选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成果的总结意义，研究界基本上是一致肯定的。研究者们不仅肯定了《大系》对新文学初期的史料保存方面的贡献，也看出《大系》导言的写作对新文学的历史定位的意义所在，甚至还可以看出《大系》对各个作家的评价对他们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无论是黄修已看到的《大系》这种“身作”“心构”一身而二任的“自评式”的写作方式所存在的局限，还是陈平原所说的《大系》的编选者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在肯定新文学的历史功绩之时，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或者是杨义的呼吁以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来审视新文学，都对《大系》所建构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产生了质疑。在罗岗、刘禾等人的研究中，新历史主义、话语权力关系理论等的引入让这一质疑的视角显得更加深入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开始，文学史的写作有了一个政治史的开头，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历史事实。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代的思潮又将文学史的写作指向文化的一端，近至90年代末以及新世纪，各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考不断引入，很多的文学史的写作者又开始了语言的回归。这一纵向的梳理证实，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太过密切，它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学科姿态出现。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实，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学科的研究呢?
解答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引向了黄修已在《编纂史》中始终贯彻并呼吁的回到史料、注重实证的研究理念。不可否认，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试图揭示某一领域的客观规律，以期使得人类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所生存的世界。但是，面对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极为倡导的求同思维，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否同样适用呢?当我们已经无法亲临第一历史现场的时候，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解释都是对事实可能性的解读。那么，对于现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来说，也许一种众声喧哗的求异思维是回归历史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面对一去不返的历史现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繁杂甚至缺失的第一手资料中寻找一点历史的真迹，注重对“无意史料”的发掘、对“有意史料”的鉴别，以一种沉潜、平和的心态面对历史，让论从史出，让理论高度的总结始终建立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样，或许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出一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或许就是对《大系》几十年来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