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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经泰的自我定义里，为了工作而按下的快门，都不在他的作品范畴内。
何经泰一直供职于媒体，从财经杂志《天下》，到新闻杂志《时报周刊》；从《花花公子》（Playboy）中文版的摄影指导，到《明报周刊》的副总编辑，经历非常丰富。
自1982年从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毕业以来，何经泰一直通过按下手中的快门，来触摸时代的脉搏。透过相机的取景框，他看到这三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动荡，也看到台湾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的变迁；当然，出现在他镜头前的，除了野心勃勃的职业政客、顺应时局的成功商人、众星拱月的艺人，还有值得媒体关注的普通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在拍照，但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每家杂志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坚持，自己有意识去做的、百分之百从个人出发的影像，才叫属于自己的创作。”
回应时代的边缘三部曲
遵从个人的创作意志，何经泰关注个体小人物在台湾社会剧烈转型中的命运。他拍摄发展中的被牺牲者，他把一个隐蔽的边缘世界，展现在大众面前。其中一个主题是关注社会底层面孔，呈现因维持机器运转而似乎不可避免的肉身工伤；除此之外，他和一个发展时代的选择性遗忘做斗争，在解严多年后，他记录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迫害受害者。
从1987年开始，何经泰用十几年的时间，陆续完成三个系列：《都市底层》《白色档案》《工伤显影》。这三部曲，使他成为台湾深具社会情怀的纪实摄影师。
在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不前、社会气氛已愈加民主的今天，探讨曾因社会的剧烈动荡、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被忽略的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似乎并不是一个“当下”的话题。关注社会政治的受迫害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牺牲者，像是在翻一笔旧账。
在台湾，知识分子陈映真在1980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成了摄影师关怀社会、发表报道作品的阵地之一。杂志的人道主义关怀，深刻地影响当时台湾摄影的风向。而当时的世界，水俣病、艾滋病、非洲种族屠杀、精神病院、贫民窟、战争难民等纪实摄影题材，正受到广泛地关注与讨论，苦难成了时代的流行，点燃摄影师们前赴后继的激情。
当下，人道主义的精神逐渐逝去，纪实摄影似乎已退潮，用影像表达观念的当代摄影，成了摄影师们热衷的形式。在最后一个系列《工伤显影II》于2003年发表后，十多年来何经泰一直思考并实践着，朝当代摄影转型。
台北的另一面：社会底层
在何经泰常去的一家咖啡简餐厅，他点了一瓶啤酒来配午餐。
目前担任杂志副总编辑的何经泰，赴约时带着杂志下厂印刷前的忙碌感。对于二十几年前凝视过的台湾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命运，他早已过了感动期，已经沉默到不愿诉说细节。
在拍摄《都市底层》系列的前两年，他在财经杂志《天下》担任摄影记者，每天的拍摄对象，除了成功商人就是企业老板，他不喜欢在重复的环境和题材上消耗自己。那时他恰好被另一本综合性杂志《时报周刊》看中，便选择了跳槽，“在《时报周刊》的采访更新闻一点，街头一点，我才真的开始认识台北。都市的角落，之前根本没去过的地点，甚至凶杀案的现场，我也要去拍。”
在台北的角落间穿梭的何经泰，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而
《社会底层》系列，正是从市中心的大安森林公园开始。
和如今的“都市绿洲”不一样，二十几年前的大安森林公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违章建筑，住满了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军队、军眷和百姓，这些景象，随着日后的都市更新工程而永远消失了。在消失前，何经泰常跑过去，认识那里的居民、流浪汉、乞丐，通过和他们喝酒、聊天来增进了解。
“那时我自己也在摸索，拍的过程很艰难，遭到很多拒绝，那时挫折很大，但慢慢地累积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可以，就全力来做。”
何经泰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在台湾的地下道、河堤下、老旧社区、坟场旁、高架桥下，直面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而想继续活下去的面孔。这种正式、严肃的拍摄方式，有别于掠夺式的猎奇拍摄，何经泰深入了解他每一个拍摄对象，每一个站到他镜头前的人，都是在过了自己的那一关后，再来直面镜头，和他一起呈现社会的不可见一面。
当然，拒绝何经泰的比答应的多，“也有人从台湾南部来的，出于很多顾虑，他们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台北的落魄处境。”
何经泰常在完成媒体的采访拍摄后，穿梭于繁华台北的正反面，“台湾那时候钱淹脚面，股票涨到一万两千点。我常在拍了社会底层、边缘人后，骑着摩托车经过繁华的台北市区。”
对何经泰来讲，他经历过的一次次反差，一定给他内心带来了某种震动，如果他的拍摄最后没能改变社会，但起码也改变了他自己。在那之后的十几年内，他继续记录社会发展忽视的一面。
对抗时代的遗忘
《都市底层》在1990年的发表，引来了社会的关注。
《人间》杂志虽已在一年前停刊，但创办者陈映真仍旧秉持着人文精神，为何经泰的《都市底层》写了篇文章。同时，这个系列所散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也聚合了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蓝博洲、艺术家陈界仁、剧场导演王默林等人，和何经泰一起，共同开始接下来的议题：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害者。
一年后，何经泰的《白色档案》摄影系列完成。
“我拍的人大多是坐过牢的，坐牢在当时算轻的，那时枪毙了不少人。拍政治犯，如果只是拍人像，拍不出东西来。后来，我决定用一块黑布来贯穿所有的拍摄，黑色代表压力、阴影、压迫等。”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自1949年开始在台湾实行“肃清共党、整肃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及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台湾军事法庭在五六十年代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处死的人约七八千。直到1992年，长达43年的白色恐怖才算结束。何经泰拍摄了几十位灾难幸存者的人像，结合口述历史，构成一段检视、评价那个时代的证据。这些对抗时代遗忘的证据，怀揣着时代的良心，必定触发日后人们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思考。 在拍接下来的《工伤显影》系列时，何经泰在创作形式上费了一些心思，“听到他们的故事时快崩溃了。我在创作上也碰到瓶颈。”
工伤是一个直面有形伤害的系列，这些工伤是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见证，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之一。拍这个系列时，何经泰参考美国前卫摄影师乔-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的拍摄方法，将工伤受害者请到了摄影棚。
这一次，何经泰选择了550拍立得相机，他通过控制显影来得到预设的效果，“我想表现人生的不确定性，照片表面药水的流动痕迹，就是我想要的不确定性。”
异乡人的格格不入
这三个系列的共性在于，被摄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时代遗忘的牺牲者。而作为拍摄者的何经泰，在台湾社会中，也有其边缘的共性。
作为一个出生在韩国的中国人，何经泰似乎一出生就有着天然的流浪气质和边缘者身份。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点像唐人街，我的韩文不好，因为我们家没有开店，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很敏感，小时候会常常跟人打架，出去一讲话，我的外来人身份就很明显。我没有语言天分，一直到18岁都懵懵懂懂的。我念的是华人学校，和韩国的文化也不同。那种感觉很抑郁。”
童年期和少年期的何经泰，都以一个外来者的边缘身份而存在，“所以，我后来读到萨义德的那本回忆录《乡关何处》时，感受非常深。虽然在韩国，但我们学习的都是中国文化，父母也一直讲家乡的事。”
“我老家在山东，那时山东穷，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我爸爸就在东北垦过荒。后来跑到韩国寻找工作机会。”何经泰的父母在二十几岁时到了韩国，他们想要在外国寻找机会，创立一番事业。
但刚到韩国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爸妈本来在首尔一带生活，打仗后，他们往南跑到釜山。”1956年，何经泰在釜山出生。他成长的年代，韩中并没有外交关系的。
高中毕业后，19岁的何经泰到台北念大学。“台湾是一个热带地区，适应了韩国的天冷，有点不太习惯。刚开始，在台湾也有异乡感，但那异乡感，跟在韩国又不一样。”毕竟，在台湾，语言可以交流。
在政治大学念哲学系的何经泰，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处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没有办法，别人过年，我没有任何亲人在台湾，只能一个人过年。那种感受很深，归属感严重缺失。”直到结婚后，他才有了融入感：“太太小孩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学生时期的何经泰，对台北的了解只有几条主要途径，直到深入台湾光鲜的背后，了解底层和边缘人物后，“我才发现，自己深入到台北的表层里。”好比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在我人生的最早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学生：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语的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身份的人。”不确定的身份，边缘的社会角色，一直以来让萨义德跟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而在何经泰的讲述中，“格格不入”是从他嘴里出来的一个高频词汇。
对一个背井离乡、漂泊流浪的人来讲，心灵上的边缘感，或许促使他走向台湾的社会底层，去寻找某种解决或慰籍。而同时，艰辛的拍摄过程，也背负了年轻的何经泰在步入社会的过程中，想要获得社会承认与肯定的渴望。
何经泰一直供职于媒体，从财经杂志《天下》，到新闻杂志《时报周刊》；从《花花公子》（Playboy）中文版的摄影指导，到《明报周刊》的副总编辑，经历非常丰富。
自1982年从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毕业以来，何经泰一直通过按下手中的快门，来触摸时代的脉搏。透过相机的取景框，他看到这三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动荡，也看到台湾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的变迁；当然，出现在他镜头前的，除了野心勃勃的职业政客、顺应时局的成功商人、众星拱月的艺人，还有值得媒体关注的普通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在拍照，但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每家杂志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坚持，自己有意识去做的、百分之百从个人出发的影像，才叫属于自己的创作。”
回应时代的边缘三部曲
遵从个人的创作意志，何经泰关注个体小人物在台湾社会剧烈转型中的命运。他拍摄发展中的被牺牲者，他把一个隐蔽的边缘世界，展现在大众面前。其中一个主题是关注社会底层面孔，呈现因维持机器运转而似乎不可避免的肉身工伤；除此之外，他和一个发展时代的选择性遗忘做斗争，在解严多年后，他记录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迫害受害者。
从1987年开始，何经泰用十几年的时间，陆续完成三个系列：《都市底层》《白色档案》《工伤显影》。这三部曲，使他成为台湾深具社会情怀的纪实摄影师。
在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不前、社会气氛已愈加民主的今天，探讨曾因社会的剧烈动荡、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被忽略的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似乎并不是一个“当下”的话题。关注社会政治的受迫害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牺牲者，像是在翻一笔旧账。
在台湾，知识分子陈映真在1980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成了摄影师关怀社会、发表报道作品的阵地之一。杂志的人道主义关怀，深刻地影响当时台湾摄影的风向。而当时的世界，水俣病、艾滋病、非洲种族屠杀、精神病院、贫民窟、战争难民等纪实摄影题材，正受到广泛地关注与讨论，苦难成了时代的流行，点燃摄影师们前赴后继的激情。
当下，人道主义的精神逐渐逝去，纪实摄影似乎已退潮，用影像表达观念的当代摄影，成了摄影师们热衷的形式。在最后一个系列《工伤显影II》于2003年发表后，十多年来何经泰一直思考并实践着，朝当代摄影转型。
台北的另一面：社会底层
在何经泰常去的一家咖啡简餐厅，他点了一瓶啤酒来配午餐。
目前担任杂志副总编辑的何经泰，赴约时带着杂志下厂印刷前的忙碌感。对于二十几年前凝视过的台湾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命运，他早已过了感动期，已经沉默到不愿诉说细节。
在拍摄《都市底层》系列的前两年，他在财经杂志《天下》担任摄影记者，每天的拍摄对象，除了成功商人就是企业老板，他不喜欢在重复的环境和题材上消耗自己。那时他恰好被另一本综合性杂志《时报周刊》看中，便选择了跳槽，“在《时报周刊》的采访更新闻一点，街头一点，我才真的开始认识台北。都市的角落，之前根本没去过的地点，甚至凶杀案的现场，我也要去拍。”
在台北的角落间穿梭的何经泰，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而
《社会底层》系列，正是从市中心的大安森林公园开始。
和如今的“都市绿洲”不一样，二十几年前的大安森林公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违章建筑，住满了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军队、军眷和百姓，这些景象，随着日后的都市更新工程而永远消失了。在消失前，何经泰常跑过去，认识那里的居民、流浪汉、乞丐，通过和他们喝酒、聊天来增进了解。
“那时我自己也在摸索，拍的过程很艰难，遭到很多拒绝，那时挫折很大，但慢慢地累积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可以，就全力来做。”
何经泰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在台湾的地下道、河堤下、老旧社区、坟场旁、高架桥下，直面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而想继续活下去的面孔。这种正式、严肃的拍摄方式，有别于掠夺式的猎奇拍摄，何经泰深入了解他每一个拍摄对象，每一个站到他镜头前的人，都是在过了自己的那一关后，再来直面镜头，和他一起呈现社会的不可见一面。
当然，拒绝何经泰的比答应的多，“也有人从台湾南部来的，出于很多顾虑，他们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台北的落魄处境。”
何经泰常在完成媒体的采访拍摄后，穿梭于繁华台北的正反面，“台湾那时候钱淹脚面，股票涨到一万两千点。我常在拍了社会底层、边缘人后，骑着摩托车经过繁华的台北市区。”
对何经泰来讲，他经历过的一次次反差，一定给他内心带来了某种震动，如果他的拍摄最后没能改变社会，但起码也改变了他自己。在那之后的十几年内，他继续记录社会发展忽视的一面。
对抗时代的遗忘
《都市底层》在1990年的发表，引来了社会的关注。
《人间》杂志虽已在一年前停刊，但创办者陈映真仍旧秉持着人文精神，为何经泰的《都市底层》写了篇文章。同时，这个系列所散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也聚合了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蓝博洲、艺术家陈界仁、剧场导演王默林等人，和何经泰一起，共同开始接下来的议题：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害者。
一年后，何经泰的《白色档案》摄影系列完成。
“我拍的人大多是坐过牢的，坐牢在当时算轻的，那时枪毙了不少人。拍政治犯，如果只是拍人像，拍不出东西来。后来，我决定用一块黑布来贯穿所有的拍摄，黑色代表压力、阴影、压迫等。”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自1949年开始在台湾实行“肃清共党、整肃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及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台湾军事法庭在五六十年代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处死的人约七八千。直到1992年，长达43年的白色恐怖才算结束。何经泰拍摄了几十位灾难幸存者的人像，结合口述历史，构成一段检视、评价那个时代的证据。这些对抗时代遗忘的证据，怀揣着时代的良心，必定触发日后人们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思考。 在拍接下来的《工伤显影》系列时，何经泰在创作形式上费了一些心思，“听到他们的故事时快崩溃了。我在创作上也碰到瓶颈。”
工伤是一个直面有形伤害的系列，这些工伤是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见证，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之一。拍这个系列时，何经泰参考美国前卫摄影师乔-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的拍摄方法，将工伤受害者请到了摄影棚。
这一次，何经泰选择了550拍立得相机，他通过控制显影来得到预设的效果，“我想表现人生的不确定性，照片表面药水的流动痕迹，就是我想要的不确定性。”
异乡人的格格不入
这三个系列的共性在于，被摄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时代遗忘的牺牲者。而作为拍摄者的何经泰，在台湾社会中，也有其边缘的共性。
作为一个出生在韩国的中国人，何经泰似乎一出生就有着天然的流浪气质和边缘者身份。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点像唐人街，我的韩文不好，因为我们家没有开店，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很敏感，小时候会常常跟人打架，出去一讲话，我的外来人身份就很明显。我没有语言天分，一直到18岁都懵懵懂懂的。我念的是华人学校，和韩国的文化也不同。那种感觉很抑郁。”
童年期和少年期的何经泰，都以一个外来者的边缘身份而存在，“所以，我后来读到萨义德的那本回忆录《乡关何处》时，感受非常深。虽然在韩国，但我们学习的都是中国文化，父母也一直讲家乡的事。”
“我老家在山东，那时山东穷，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我爸爸就在东北垦过荒。后来跑到韩国寻找工作机会。”何经泰的父母在二十几岁时到了韩国，他们想要在外国寻找机会，创立一番事业。
但刚到韩国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爸妈本来在首尔一带生活，打仗后，他们往南跑到釜山。”1956年，何经泰在釜山出生。他成长的年代，韩中并没有外交关系的。
高中毕业后，19岁的何经泰到台北念大学。“台湾是一个热带地区，适应了韩国的天冷，有点不太习惯。刚开始，在台湾也有异乡感，但那异乡感，跟在韩国又不一样。”毕竟，在台湾，语言可以交流。
在政治大学念哲学系的何经泰，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处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没有办法，别人过年，我没有任何亲人在台湾，只能一个人过年。那种感受很深，归属感严重缺失。”直到结婚后，他才有了融入感：“太太小孩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学生时期的何经泰，对台北的了解只有几条主要途径，直到深入台湾光鲜的背后，了解底层和边缘人物后，“我才发现，自己深入到台北的表层里。”好比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在我人生的最早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学生：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语的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身份的人。”不确定的身份，边缘的社会角色，一直以来让萨义德跟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而在何经泰的讲述中，“格格不入”是从他嘴里出来的一个高频词汇。
对一个背井离乡、漂泊流浪的人来讲，心灵上的边缘感，或许促使他走向台湾的社会底层，去寻找某种解决或慰籍。而同时，艰辛的拍摄过程，也背负了年轻的何经泰在步入社会的过程中，想要获得社会承认与肯定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