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男，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生。艺术策展人。参与策展：新中国画大展（２０００年，上海、南京），中国／艺术思想及其行为／二ＯＯＯ展现（２０００年，苏州等地），墨墨墨……（２０００年，上海），２０２１艺术工作室开放展（２００１年，合肥），重塑社会（２００１年，安徽泾县），↑∞↓（２００１，上海），三段论（２００２年，合肥），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２００２年，广州），幻觉（２００２年，连云港），状态（２００３年，上海）。有文章见于《艺术世界》《艺术家》《艺术界》《上海艺术家》《江苏画刊》《南方周末》《中国上海２０００年双年展及外围展文献》等。
　　
　　作为“年课”，由茅小浪任总策划的“幻觉”展在时阴时雨的苏北的一所镇中学如期举行了。关于这个活动，早在去年“重塑社会”进行时，茅小浪就跟我提起过，看到他随后寄来的文案，我想每个阅读它的人可能都会产生某种幻觉。在这次活动的现场，另一位策划人孙建春一贯的闪烁其辞，使他始终扮演着一个欲罢不能的持不同意见者的角色；而朱其则在茅小浪的命题下干脆把幻觉幻化为幻想，大谈特谈其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主义。作为所谓的策划之一，我清楚自己在现场的种种作为会让我再次给人留下面目模糊的印象。如果我可以为从２０００年的“墨墨墨……”２００１年的“重塑社会”到今天的“幻觉”这一类的活动命名，我想称之为当代艺术中的“茅小浪模式”。实际上，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都成了茅小浪个人精神史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注脚，就像罗伯特·穆齐尔的一本书名：《没有个性的人》。
　　不管怎么说，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各路人马像飞蛾投奔灯火似的往江苏省东海县房山中学——“幻觉”现场去了。在路上，我想这又是一次超现实主义之旅，我们原本就根植于一片幻觉的土地，但我们必须要今天赶到特定的“幻觉”现场，必须要在幻觉中制造幻觉。
　　几经辗转，晚上７点零５分，火车准时停靠在东海站。出了站台，我望了望隐晦的天以及同样隐晦的人群，我实在看不出当代艺术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而这一切将在第二天发生，第三天消失，就像人们时常在疲惫的午后所产生的一次短暂的幻觉，它存在于遥不可及的虚无之境，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难以清晰地怀想。
　　对我而言，房山符合我对苏北农村的所有想像。但出乎意料的是，房山中学居然是江苏省的一所重点中学。由于李枪的长期驻扎经营以及尚艺美术学校的设立，使这所学校弥漫着奇异的气息，而李枪的工作室更是其中一个突兀的幻象。
　　先我们（陈亚峰、张燕翔和左靖）到来的有南京的罗辑、罗隶、孙建春和茅小浪，济南的高氏兄弟，重庆的丁岚，无锡的王婷，还有本地的李枪、董成和纪岩峰等。吃过晚饭，英雄大会之后，我们在黑黢黢的镇上寻找已经预定好的旅馆，几个重复的来回，使我们产生了第一个有点诡异的幻觉。
　　茅小浪的作品《看啊，我们的天》在我们到来之前的傍晚就已完成。从他寄来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群中学生仰头围成一团，手持电筒射向天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做的一件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事，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光行走时的惊人速度，所以我时常在某个夏夜用手电对准一颗星星，想像光在某一刻正好达到了它的表面。但我相信茅小浪的用意并非如此，他似乎是想通过自我的力量来揭示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
　　在１８日上午简短的开幕式之后，李枪和纪岩峰实施了名为《庆祝当代艺术大丰收》的行为。在同名的横幅之下，李枪煞有介事地宣读了颁奖令，然后将“学术奖”“艺术之星”等奖项颁给了罗隶、孙建春、陈亚峰等人。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为对当代艺术泡沫化与体制化的双重嘲讽。问题是，我们正在成为这种嘲讽的对象。
　　罗辑、罗隶的作品《醉卧花丛》是一件经过充分准备的作品。前一天，李枪就在东海县城为他们找了近十个下岗工人。在罗氏兄弟的指挥下，身穿蓝色统一制服、胸戴“光荣上岗”红花的工人纷纷卧倒在一片塑料花丛中，摆成“上岗”的字样，背景是数面猎猎飘动的红旗，上面印有栗宪庭的最高指示“重要的不是艺术”，远远望去，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当一位工友在回答南京一家电视台的提问时，对这样的“行为艺术”赞不绝口，连声说今天很高兴，因为今天上岗了。当问到明天怎么办时，该工人用《海港》里的口气，极为乐观地说，我们不怕，明天再去找工作。在这样经典对白的祥和气氛中，我看到一位工友几度从地上欠起身来用手机与人通话。待一切就绪，摄影师上场，完成了这一幻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随后是李枪、丁岚和王婷的作品《小布人·飘》。这几年来，李枪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做了上万个形态相同的小布人，李枪带着它们用不同的排列方式频频出席于不同的场合。与蒋志的被施予了生命和意义的木木不同的是，李枪并非赋予这些小布人以生命，而是把它们视作超越了具体生命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这种冥冥中的存在来传达一种富于幻觉色彩的神秘——这种神秘足以吞噬我们的心灵。这次的《小布人·飘》是李枪在两个女生的协助下，安排这些小布人乘上氢气球，飞向我们无法预知的地方，这也许预示着李枪对小布人的最终的放弃。
　　由于高氏兄弟的“拥抱”要得到学生的配合，１８日一早，我们就进入了某种体制内的程序。整个上午，我们仿佛沉浸在占卜前的巨大疑惑之中。终于，随着程序的一步步进行，《２００２年东海县房山中学的拥抱》活动在某一个环节遭到了学校暧昧的集体抵制。面对全体班主任和校领导，高氏兄弟的解释显得有些苍白，老师们脸上复杂的表情意味着“拥抱”又遇到了问题。这十几天来，我亲眼见证，在中国，从摩天大楼高耸的广州到阡陌交错的偏僻一隅房山，“拥抱”不约而同地成为一种难以明言的“禁忌”。也许，这种生硬的“拥抱”本身并无多少意义可言，而在实施过程中的艰辛和磨难，使它诞生了某种意义，而且，随着各种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的不断出现，意义越来越被放大。但，我们既然已经来了，拥抱必须进行。当天下午，在情急无奈之下，李枪率领他所带的美术班１００余名同学在操场的看台上实施了这个看起来极为轻松、随意的行为。与此同时，茅小浪适时地发挥了自己的煽动力，在他的鼓噪下，操场上踢足球的男生被说动了，加入了拥抱者的行列，另有几个女生勇敢地上前与茅小浪拥抱，这一偶发的短暂激情似乎算是整个活动的一小段华彩。
　　因为需要晦暗不明的光线，陈亚峰的作品《嗅觉》被安排在晚上实施。在电炉上，李枪炒锅里的香水与可乐的混合物由于温度的上升而散发出一股难言的气味，围坐在电炉边的学生们的脸上顿时显露出各种无可名状的表情……这件作品的用意无非是想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之外，进而探求嗅觉在当代艺术中运用的可能性。
　　董成的作品《２００２年中国戏剧》则是对《白毛女》人物的一种戏仿，黄世仁和杨白劳分别站在坐着的喜儿的两旁，喜儿的表情严肃，黄、杨二人则分别做着不同姿势，或仰望头顶的红星，或用猥亵的目光盯着喜儿，在略显荒诞之余，给四周的观众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压迫感。
　　让我们把目光从具体的作品中收回。我想，也许除了茅小浪，没有一个人真正读懂了“幻觉”的文案。对一些人而言，他们早就学会了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有效地完成自己。因此，文案的暴力色彩由于失去了施暴的对象而显得无关紧要，所谓的主题完全可以撇在一边。好在“幻觉”一词的适用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在任何方面的任何行为都可与之关联。就我而言，我个人更愿意从小处着眼，更愿意把“幻觉”当作一种精神性的病理反应而折身返回到自我。也就是说，我越来越对这种宏大到失去控制的叙事感到失望。几年以来，我一直努力倡导在所谓的“隐而不发”中坚持知识分子性，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策略性的举动在这些活动中完全得不到丝毫的体现，我微弱的声音一经发出，就迅速被淹没——这一切更是加重了我的失望。但，失望只是一种情绪，并不意味着我的理想主义已经泯灭。
　　通过这次活动，我得出一个结论，即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进行本身就是一个“行为”的过程，它在过程中所呈现的价值似乎要远远超过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所有的当代艺术活动都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实际上，它们正是这样存在着的。但，我必须申明，我对目前的这些活动越来越不看好，它们的过于粗糙、浅白以及直接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方式，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我们亟待反对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