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乡土中国》是从中国基层社会入手，通过对基层社会生活的调查和深入了解，提炼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本书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系统研究，也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土”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是稳定的，周围熟悉的环境使传统的生活办法仍然奏效;在礼俗社会中彼此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礼治维持着乡土社会的秩序;传统的儒家文化始终贯穿其内，各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均是以己为核心，一圈一圈向外推出去的水波纹，这种差序格局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乡土;传统;社会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5-0029-02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在探索和实践中概括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本书包括了费孝通先生先后发表的共十四篇论文，是在教授“乡村社会学”的过程中随讲随写，在不断推考和改进中完成的，该书主要从乡土社区、道德观念、社会结构、文化传递、社会变迁等多方面讲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传统文化。贯穿全书的比较研究方法，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礼治和法治、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等在对比中直观明了的阐述乡土社会的文化，全书写作由表及里，浅显易懂，作者凭借在田野调查中对乡村社会的观察，结合社会学知识和理论，总结出中国社会的特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但在社会发展中，传统乡村文化仍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本文主要从“土”文化影响下社会的稳定性、“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的社会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国传统乡村文化。
一、“土”文化影响下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历代封建王朝以“重农抑商”的政策来管理社会经济，民众多以农业为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民对土地总是亲密和热切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中基层所指的正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此处所想要强调的是乡下人扎根于泥土，种地是其最基本的谋生办法，“土”字更能准确地反映村落文化。城里人可能因为土气蔑视乡下人，但对于乡下人，“土”是难能可贵的。与游牧和工业不同的是，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土地是固定的并不能够移动，侍候庄稼的农民像钻进土里一样，由此看来，农民是定居在土地上并不轻易移动，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恰如天灾战乱这种变数带来的是不得已的迁移。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每家所耕作的面积较小，农田和住宅是分开来的，为兼顾生活和农田作业，农田和住宅的距离不会过远。庄稼的耕种与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农民在水利方面有合作的需要，一起居住为合作提供了便捷，并且为了安全着想，聚居起到了保卫作用，在土地继承的原则下，子辈继承父辈的田产，人口不断地繁衍壮大了村落的规模。大多农民是聚村而居，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落之间的联系可借助于庙会，又或是基于亲戚关系，除此之外，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村落之间的往来以及人口流通必然稀少，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村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自己所属的村落，与其他区域接触较少，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并少有变动，村落成为村民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终老是乡是村民最终的归宿。
时至今日，“土”文化依旧发挥着作用，乡村依旧离不开土地，农民仍以农业为其中一种谋生手段，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一些离乡的年长者，只要家乡还留有自己可耕种的土地，必会按照时节播种和收获作物，若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种地，也不会或不愿意让土地荒废，将耕种和收获的机会让给他人。而留守在乡村的家庭，也必会将农田充分利用起来，一是传统以及生活习惯的驱使，二是农业是农民的主业和本职工作，三是对健康绿色食品的追求，不论是经济作物抑或是粮食作物，亲自耕种获得的作物才更是满足和放心。村落之间、村落与城镇之间，因着交通的方便，活动区域不再像之前一样闭塞，乡村中人际往来仍是村民社交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
“有机团结”指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下人，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必需的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是无比的熟悉，在熟悉的社会中，彼此信任，生发出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也即大家不约而同遵守的礼俗。这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人们忙于快节奏工作而疏于社交，这种疏离感、陌生感使得社会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秩序。
礼俗社会需要靠礼治秩序来维护，礼区别于法律，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的，传统是维持礼运行的力量，乡村生活的正常开展需要传统文化的约束，这种传统是祖祖辈辈生活的经验。依照传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学理或出于什么原因，但办法总是有效的，也不必问办法背后的理由了，久而久之，人们对传统无条件信服，对其有了敬畏之心，因此，人对传统的遵从、对礼的执行是发自内心的，是经过长期的教化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乡村中若有人不服从礼治，不知礼，就会被认为不懂规矩，理想的状态是乡村一片祥和景象，人人安居乐业，但这种秩序在生活中是不常有的，会有人为了一己私欲，而枉顾礼治秩序做出逾矩之事，“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在传统思想里，儿子缺乏教养，犯下错误，父亲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老师只是教育学生，而没有严格要求，就是老师的怠惰了，强调的是教化的功能。有了冲突矛盾或做了错事，于乡村中，村乡下人想到的首要处理办法不是打官司，而是找乡村中有社会地位、有威望的长老来评理，评理亦即今天的调解，在调解中对双方进行教育和说理，长老将他认为合理的双方可接受的“应当”说与他们，这一调解极有效，双方通常就“和解”了。 在少有变化的稳定社会中，传统办法足以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礼治就依旧是有效的，乡村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治来维持，当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周围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传统的见解不再适用于个别情境，尽管过去的时候如何有效，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不能够按照旧办法去应付新问题。此时需要形成新的应付一般问题的原则，需要团体合作完成任务，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原则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介入外界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其实就是法律，社会依靠法治秩序维持就是法理社会。现代乡村中，虽然大家都依法行事，但仍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子。
三、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的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这有区别于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一个人是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同时参加到不同团体中，但对于每个团体有哪些人是明确具体，不容混淆的，家庭的概念在西洋是明晰的，仅指严格意义上的某几个人，例如在英美，家庭包括他、他的妻子和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而在中国家庭这一概念是模糊的，既可以指自己夫妇二人，又可以是包括夫妇、儿女在内的小家庭，还可以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更多的人拉拢进来，自家人的范围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相关，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正如我们的交往圈子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需求和目的不同，所动用的社会圈子也可能不同。不仅亲属关系可以看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于乡村中还有地缘关系，以自家为中心，推出去的一圈圈波纹就是街坊邻里，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取决于这家人势力厚薄。费孝通将儒家中的人伦解释成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乡村中，各人均有自己差序，这种有差等的次序就是伦。
差序层次下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能伸能缩，也就能解释类似“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私”毛病，提起私，不单是乡下人，城里人也不可避免。说到是公家的东西，损失和浪费概不太会放在心上，都惦记着占点小便宜，享受了权利而忽略了义务，对于自己的财富和个人情况，则会格外珍惜和自制。例如多人合租房屋，公共区域的卫生总是脏乱不堪的，对其打扫总不及个人地盘勤快，对于合租的态度也是凑合、将就，不愿去管“闲事”。差序层次是以己为中心，小到个人，大到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小家，为了小家可以牺牲自我，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顺着一圈圈波纹向内看是为了小团体的公。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的关系，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中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顺着另一根路线推是朋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去释义差序概念，也将孔子的道德观念和差序格局中心紧密联系起来，紧紧围绕着私人联系展开，与亲属关系相配的道德观念是“入则孝，出则悌”，子女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尊敬兄长，与朋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要时常反省自己与朋友相交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忠信。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四、结论
虽然《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但其中的一些观念放在现在也不违和，“乡土”一词准确地概括出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国的耕地大部分都位于农村，因此乡村文化是离不开“土”元素的，在土地上进行耕种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定居，都表达了中国人对乡土的眷恋。现代社会是法理社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依法行事的同时汲取“礼”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做守法有道德的公民。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了解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有助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现在的乡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131-142.
[3]周洋洋.基于《乡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启示[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47-56.
[4]袁子墨.从乡土中国看儒道互补[J].现代交际，2020，（14）：64-65.
[5]杨思贤.《乡土中国》对《论语》的诠释[J].学海，2020，（04）：204-209.
作者简介：
霍晓桐，女，河北邢台人，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关键词】乡土;传统;社会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5-0029-02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在探索和实践中概括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本书包括了费孝通先生先后发表的共十四篇论文，是在教授“乡村社会学”的过程中随讲随写，在不断推考和改进中完成的，该书主要从乡土社区、道德观念、社会结构、文化传递、社会变迁等多方面讲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传统文化。贯穿全书的比较研究方法，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礼治和法治、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等在对比中直观明了的阐述乡土社会的文化，全书写作由表及里，浅显易懂，作者凭借在田野调查中对乡村社会的观察，结合社会学知识和理论，总结出中国社会的特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但在社会发展中，传统乡村文化仍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本文主要从“土”文化影响下社会的稳定性、“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的社会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国传统乡村文化。
一、“土”文化影响下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历代封建王朝以“重农抑商”的政策来管理社会经济，民众多以农业为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民对土地总是亲密和热切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中基层所指的正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此处所想要强调的是乡下人扎根于泥土，种地是其最基本的谋生办法，“土”字更能准确地反映村落文化。城里人可能因为土气蔑视乡下人，但对于乡下人，“土”是难能可贵的。与游牧和工业不同的是，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土地是固定的并不能够移动，侍候庄稼的农民像钻进土里一样，由此看来，农民是定居在土地上并不轻易移动，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恰如天灾战乱这种变数带来的是不得已的迁移。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每家所耕作的面积较小，农田和住宅是分开来的，为兼顾生活和农田作业，农田和住宅的距离不会过远。庄稼的耕种与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农民在水利方面有合作的需要，一起居住为合作提供了便捷，并且为了安全着想，聚居起到了保卫作用，在土地继承的原则下，子辈继承父辈的田产，人口不断地繁衍壮大了村落的规模。大多农民是聚村而居，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落之间的联系可借助于庙会，又或是基于亲戚关系，除此之外，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村落之间的往来以及人口流通必然稀少，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村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自己所属的村落，与其他区域接触较少，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并少有变动，村落成为村民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终老是乡是村民最终的归宿。
时至今日，“土”文化依旧发挥着作用，乡村依旧离不开土地，农民仍以农业为其中一种谋生手段，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一些离乡的年长者，只要家乡还留有自己可耕种的土地，必会按照时节播种和收获作物，若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种地，也不会或不愿意让土地荒废，将耕种和收获的机会让给他人。而留守在乡村的家庭，也必会将农田充分利用起来，一是传统以及生活习惯的驱使，二是农业是农民的主业和本职工作，三是对健康绿色食品的追求，不论是经济作物抑或是粮食作物，亲自耕种获得的作物才更是满足和放心。村落之间、村落与城镇之间，因着交通的方便，活动区域不再像之前一样闭塞，乡村中人际往来仍是村民社交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
“有机团结”指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下人，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必需的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是无比的熟悉，在熟悉的社会中，彼此信任，生发出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也即大家不约而同遵守的礼俗。这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人们忙于快节奏工作而疏于社交，这种疏离感、陌生感使得社会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秩序。
礼俗社会需要靠礼治秩序来维护，礼区别于法律，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的，传统是维持礼运行的力量，乡村生活的正常开展需要传统文化的约束，这种传统是祖祖辈辈生活的经验。依照传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学理或出于什么原因，但办法总是有效的，也不必问办法背后的理由了，久而久之，人们对传统无条件信服，对其有了敬畏之心，因此，人对传统的遵从、对礼的执行是发自内心的，是经过长期的教化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乡村中若有人不服从礼治，不知礼，就会被认为不懂规矩，理想的状态是乡村一片祥和景象，人人安居乐业，但这种秩序在生活中是不常有的，会有人为了一己私欲，而枉顾礼治秩序做出逾矩之事，“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在传统思想里，儿子缺乏教养，犯下错误，父亲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老师只是教育学生，而没有严格要求，就是老师的怠惰了，强调的是教化的功能。有了冲突矛盾或做了错事，于乡村中，村乡下人想到的首要处理办法不是打官司，而是找乡村中有社会地位、有威望的长老来评理，评理亦即今天的调解，在调解中对双方进行教育和说理，长老将他认为合理的双方可接受的“应当”说与他们，这一调解极有效，双方通常就“和解”了。 在少有变化的稳定社会中，传统办法足以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礼治就依旧是有效的，乡村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治来维持，当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周围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传统的见解不再适用于个别情境，尽管过去的时候如何有效，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不能够按照旧办法去应付新问题。此时需要形成新的应付一般问题的原则，需要团体合作完成任务，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原则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介入外界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其实就是法律，社会依靠法治秩序维持就是法理社会。现代乡村中，虽然大家都依法行事，但仍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子。
三、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的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这有区别于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一个人是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同时参加到不同团体中，但对于每个团体有哪些人是明确具体，不容混淆的，家庭的概念在西洋是明晰的，仅指严格意义上的某几个人，例如在英美，家庭包括他、他的妻子和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而在中国家庭这一概念是模糊的，既可以指自己夫妇二人，又可以是包括夫妇、儿女在内的小家庭，还可以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更多的人拉拢进来，自家人的范围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相关，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正如我们的交往圈子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需求和目的不同，所动用的社会圈子也可能不同。不仅亲属关系可以看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于乡村中还有地缘关系，以自家为中心，推出去的一圈圈波纹就是街坊邻里，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取决于这家人势力厚薄。费孝通将儒家中的人伦解释成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乡村中，各人均有自己差序，这种有差等的次序就是伦。
差序层次下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能伸能缩，也就能解释类似“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私”毛病，提起私，不单是乡下人，城里人也不可避免。说到是公家的东西，损失和浪费概不太会放在心上，都惦记着占点小便宜，享受了权利而忽略了义务，对于自己的财富和个人情况，则会格外珍惜和自制。例如多人合租房屋，公共区域的卫生总是脏乱不堪的，对其打扫总不及个人地盘勤快，对于合租的态度也是凑合、将就，不愿去管“闲事”。差序层次是以己为中心，小到个人，大到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小家，为了小家可以牺牲自我，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顺着一圈圈波纹向内看是为了小团体的公。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的关系，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中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顺着另一根路线推是朋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去释义差序概念，也将孔子的道德观念和差序格局中心紧密联系起来，紧紧围绕着私人联系展开，与亲属关系相配的道德观念是“入则孝，出则悌”，子女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尊敬兄长，与朋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要时常反省自己与朋友相交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忠信。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四、结论
虽然《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但其中的一些观念放在现在也不违和，“乡土”一词准确地概括出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国的耕地大部分都位于农村，因此乡村文化是离不开“土”元素的，在土地上进行耕种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定居，都表达了中国人对乡土的眷恋。现代社会是法理社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依法行事的同时汲取“礼”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做守法有道德的公民。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了解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有助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现在的乡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131-142.
[3]周洋洋.基于《乡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启示[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47-56.
[4]袁子墨.从乡土中国看儒道互补[J].现代交际，2020，（14）：64-65.
[5]杨思贤.《乡土中国》对《论语》的诠释[J].学海，2020，（04）：204-209.
作者简介：
霍晓桐，女，河北邢台人，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