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秋，初创的清华物理系略显冷清。整个系只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梅贻琦，另一位是叶企孙。梅贻琦忙于行政事务，教学上则几乎由年仅28岁的叶企孙一力托起。
　　寒来暑往，在叶企孙等人的精心浇灌下，清华物理系这颗种子在短短10年间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教学、科研在国内名列前茅，发展之迅速令人叹服。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叶企孙”。后世人眼中，他有“三最”——他是教育感最强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的教育绩效最高;他的学生对中国社会的科技、文明发展贡献最大。
　　学何种科学对救国最有利，曾是少年时期叶企孙的一个“小纠结”。他曾列了一张学科分类表进行分析，最终选定了实验物理学。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学习前沿科學意味着归国即失业，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科学救国，是他很早就埋在心底的信念。
　　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叶企孙毅然踏上回国的轮船。而当时的中国，教育基础薄弱，诸多学科一片空白。他不再单纯地把研究局限于某个小领域，而是肩负起更多的开垦、播种科研空白的使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尚未有高精尖实验室。这就意味着，叶企孙所学之实验物理学，在国内无法充分发挥所长。他淡定地接受了这一切，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物理教学、科学管理和人才培养上。他说：“高等教育究系国家根本要事，倘大多数良好学者只做研究而不授课，全国之高等教育势必受影响甚大，而研究事业最后亦必受影响。”
　　在创办清华物理系前几年，所招收学生甚少，第一届4人，第二届2人，第三届仅1人。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所有课均由叶企孙一人教授。这并非他乐意“一人教学”，实为良师难聘。
　　对于选聘人才，叶企孙更垂青于默默无闻却大有潜力的年轻人。1928年至1938年，他先后聘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等青年学者到清华任教。叶企孙将吴有训的薪金定得高于自己，为减轻萨本栋的教学负担代他授课。叶企孙曾自谦地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那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在教育上，叶企孙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成立清华理学院时，他将只有初中文凭、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的华罗庚聘为数学教员。他让物理系高考状元陈新民转学化学，让化学系学生王淦昌转系学物理，让文史成绩满分、物理成绩只有18分的钱伟长攻读物理。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在电磁学课程上发现了李政道，为李政道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铺平道路。
　　若干年后，在整理叶企孙的遗物时，家属发现了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学习时的试卷，试卷用昆明土纸印刷，成绩是58（理论）+25（实验）=83。李政道的理论课学得不错，叶企孙允他免于修习，但必须参加实验学习。再次看到这份试卷时，李政道“百感交集，先生的慈爱师容，如在目前”。
　　现代科学对叶企孙的科研、教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注重实验研究的条件，在清华物理系为吴有训购买X光机，为赵忠尧购买镭放射源;他鼓励师生自制仪器设备，聘请青年技工海因策制造仪器设备，并在实验室后设立工厂;他甚至不允许师生叫实验员阎裕昌“听差”，而是称其为“先生”……
　　在叶企孙的鼓励、指导下，一批优秀的物理系学子攻读应用学科，成为新中国的学科奠基人或学科带头人。如气象学和航天学家赵九章、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和翁文波、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冶金学家王遵明、应用光学家龚祖同、光学家王大珩、力学家钱伟长、金属物理学家余瑞璜和葛庭燧、地震学家李善邦等。
　　“北院7号饭团”是清华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是叶企孙在清华理学院时的住所，师生们时常聚集在此约饭、交流信息、聆听指导。钱三强、彭桓武、钱学森、熊大缜曾在此借住，解决一时住房之困。
　　叶企孙延续了物理系任教时的习惯，常邀学生散步、游园、吃茶点，借机将课上未尽的知识或新知识道出。
　　1929年至1938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公认的“不朽的传说”——这段时间培养出的人才，当选院士者达55人。
　　由叶企孙一手成立的清华理学院，也很快成为清华最先进、最大的学院。后世统计，他共培养了79名院士，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近半数是他的门生，在中国教育史上无出其右。
　　谈笑有鸿儒的日子短暂而美好，1938年，一向主张“科学救国”的叶企孙，同意爱徒熊大缜奔赴前线，并为冀中抗日提供了人员、物资、经费支持。岂料这一举动给自己招来横祸——1939年熊大缜遭受诬陷、被迫害身亡，叶企孙也因此遭受牵连，被认定为“特务”而身陷囹圄，这段历史在“文革”时再次将他的人生拉入黑暗……
　　历史终将还原真相，黑暗总会被光明驱散。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在叶企孙去世的第10年，大师之师终于得以正名。
　　◎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