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艺表现生活，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尤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旨归。陕西省“国税文学”的征文，有意识地将行业工作和生活，与文学嫁接，用文学去体现某一行业的工作与生活，同时，也用文学去传达某个行业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走向。其实，类似的做法，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军旅文学”等以特定的文学题材为对象的写作，可说是类似做法的成功先例。
　　通读“国税文学”征文中的小说、散文、随笔、纪实与诗歌作品，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国税人满怀着工作的热情，用文字表达了工作的样态，以及对国税事业的挚爱。某种程度上说，与其他行业一样，这种特殊的工作形式已经构成了从业者生活、乃至生命和思想观念的一部分。因而，用文字表达这种生活和思想，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主题性的征文稿件还是很不好写。以某个与文学有一定距离的思想为主导的文艺作品更不好写。因为文学是具象的、形象的，而思想是抽象的、且有鲜明的指向性的。不过，从众多的征文作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各位作者们努力对自己生活、思想与憧憬的文艺表达，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写出了应征的作品，其中不乏出色的、或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潜力的作品。
　　一
　　由于笔者在通读的基础上，重点阅读了小说稿件，下面，就将我们读过小说部分的征文稿件的一点想法简单陈述如下。
　　在小说部分，我们共看到《梅香》《暮春》《轮回》等11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四篇，小小说六篇。实际上，短篇小说与小小说的区别其实没有那么截然。我们且以3000字为线，区分短篇小说与小小说，3000字以上的，归在短篇小说，3000字以下的归在小小说。
　　总体来看，短篇小说的质量最高。比如，《梅香》讲了一个关于税务人的妻子的故事。小说直接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简洁而富有意蕴。从内容上来看，写一位善良、勤劳的税务人妻子，最后患有癌症离开人世；从结构上来看，文章首尾呼应，主题升华。主人公梅香为家庭付出，为作为税务员的丈夫及其同事们付出，笔触比较细腻，写作的角度比较个体化，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梅香虽然不是税务系统的正式职员，只是一个编外的工作者，同时是底层税务系统员工的家属，但通过通过收税员“丈夫”的口吻，将妻子生前的种种叙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税务员的日常与心声，不仅其妻子作为妻子的普通性显现出中国女性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作为底层收税员的艰辛生活也跃然纸上。
　　再比如《暮春》，以时间顺序为主要线索，故事情节曲折，但有迹可循，人物关系复杂却环环相扣，文章主要讲述了税务人员对被查的家庭之间的友善，以及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结尾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思考。较长的篇幅和人物，较多的事件与矛盾，也显示出作者一定的写作功底。其中的故事，与《支撑》《六柱》等，也有一定类同性，共同反映了税务人员在严格执法之外的另一面。
　　中篇小说《轮回》，是此次征文中最长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国税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写作热情、写作潜力与雄心。这篇小说写了某税务部门领导一家人的几段故事。小说以中心人物高俊为主，通过描写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税务人的生活与工作，從侧面来展露社会现实，简单琐碎、时断时续的故事，却点出了很多现存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同时穿插讲述了许多关于税务方面的知识。整部小说以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见长，有“新写实小说”之风。
　　几篇小小说，则以简短的文字，写出了税务工作与生活的不同侧面，仿佛夹在素描与泼墨之间的几幅速写，各有特点。
　　二
　　当然，上述多篇小说，并不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实际上，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各有一些值得去完善的问题。
　　写小说，长篇讲究结构，中短篇讲究故事，故事中，又尤其注重细节。上述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细节的缺乏、俗套或者不真实等问题。比如小小说《远山的风景》，题目很好，很有诗意，小说叙写了两代税务人的税务使命与税务情怀，有一定的使命感、历史感。小说《支撑》选择的写作对象是很好的，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个“典型”人物，缺乏出乎人预料的情节，更缺乏生动的、令人难忘的细节，叙述走在了读者的意识里面、甚至后面，就难免落入窠臼。《父亲的承诺》也有类似的问题。这篇小说写底层税务员的艰难生活，本是不错的角度，但是小说在写作中，通过缺乏新意的叙述方式，展现了我们毫不陌生的生活境况。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小说写作，要么用陌生的写作方式写令读者熟悉的生活，要么用熟悉的写作方式写令读者陌生的生活。如果在写法和内容上都不陌生，写作就很难出彩。
　　关于小说细节的可信度问题，我们想重点以小说《暮春》作为样本来谈一谈。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通过大量的铺叙，终于在最后的一千多字中告诉读者，热情地帮助女主人公素琴母子的吴娟一家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虽然作为一篇小说，这个圈子似乎兜得有点大了。这个结构问题，我们且按下不表，只说小说的可信性问题。
　　小说中最初描写补习班的老师吴娟，说她长得文雅大方，一看就是老师气质。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师，在几乎与素琴没有几面之缘的情况下，遇到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陌生人，会一股脑地说，“她妈妈住这里，先前和弟弟住一块，弟弟离婚后，一个人去外地做生意，她只好过来照顾母亲。母亲年事已高，腿脚不很方便，正想找人代为照顾，她是借双休日过来给母亲做饭洗衣，搞搞卫生，顺便买一把梳子，母亲的梳子已经没剩下几根齿了”？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这样的反应是值得怀疑的。
　　吴娟的丈夫、将素琴的丈夫送进监狱的税务官郭世道，对素琴孩子的热情和喜欢，小说中也进行了多次描写。即便小说给出了理由，一是吴娟和丈夫没有小孩，二是郭世道对自己将素琴的丈夫、素琴小孩的爸爸送进监狱心怀歉意，他的过于热情的表现，还是会让人心生疑问。
　　与此类似的是，小说后面写素琴的孩子蚂蚁的手被竹篾划伤了，不知划了多大的口子，需要“缝针”？而在这种情形下，吴娟一家、包括老太太在内，也都到了医院。在医生为孩子缝针的过程中，“素琴过去搀扶老太太，郭世道坐在靠墙的木椅上，双手搂着头不吭声，吴娟给他手里塞面巾纸，安慰他，没怎么伤着，就一点儿伤口，很快就好了。郭世道还是不吭声。老太太坐下来，素琴被郭世道搞得怪不好意思，她说孩子的肉长得快，三两天就好结实了。郭世道心疼的是，蚂蚁受罪了。”郭世道，一个成年男子，竟会如此脆弱？ 　　小说中写道，“自从照顾上老太太那天开始，素琴就停止了摆摊……除过幼儿园的费用外，蚂蚁的日用花销，郭世道全部承担了下来，光衣服，里里外外已经添置了七八身。素琴拦不住，吴娟根本不拦，还不断把自己的衣服拿给素琴穿，都是新的，起先怕素琴不要，她就说自己胖了，穿上不合身了，有些衣服的商标牌还在上面，都是八九百元的标价，素琴根本谢绝不了这份热情。”即使有上面陈述过的理由，吴娟的如此热情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一个文雅大方的老师如此做事是不是可信？这样的事，与其说是文雅大方的人能做出来的，不如说是热情泼辣的人能做出来的。在这样的细节中，不知作者是否考虑过素琴的感受？素琴原是出身工人家庭的女子，她不是来自贫困农村的。以她的自尊、智力、家庭熏陶，以及在城市生活多年的经验，一个简单的“根本谢绝不了”就能打发得了？小说塑造的素琴，实在不像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子女，而更像是一个身无长技、读书不多、又不会拒绝他人之善意的农村妇女。
　　小说最后一部分，写到素琴去监狱里探望丈夫仝全，耽搁了几天，竟然把五岁的孩子留给吴娟一家人。一个母亲真会这么做么？这些细节也令我们生疑。而监狱里素琴的丈夫仝全，听说郭世道在照应家里，对妻子说：“郭世道是咱的仇人，大仇人！”是不是也觉悟太低了一点？至少在表述上过于简单粗暴了点？小说前面并没有铺垫说，仝全是个小心眼、势利且记仇的人。即便他是这样一个人，被改造了三年，他也没有醒悟自己被关进监狱，不是因为郭世道，而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即使他的觉悟没有提高，也不会在表述中稍微委婉一些？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小说中是不应、也不能轻易放过的。它直接关系到小说的建筑是否稳靠的问题。
　　另外，像小说中的一些带有论断性质的话，比如“女人把温柔给了男人，男人却把温柔给了孩子”，除了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于具体的人物身上，是不大好笼统地这么写的。这样的话，相信很多女性读者都不会接受。除非我们能写出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样经典的、带有普遍性的话。最后，《暮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其中的人物也似乎有些多了点。比如菜市场的老谢，似乎没有这个人物也不影响小说的展开。
　　三
　　以上问题，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提示，不仅在小说写作中值得注意，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也值得注意。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写作是与时间成为朋友的事情，是个需要一天天去动手做、上手练的手艺活。手艺作品除了需要练习，在与时间成为朋友的同时，也与文字成为朋友，还需要不断打磨，更需要推敲。
　　关于写作，如果我们只是为参加一个活动———比如征文比赛之类的———而写，且不为什么名分，而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那就不必多说，临时抱一下“佛脚”，自我发挥一下即可。如果在上述的情形之外，还想距离真正的写作，走得更近一些，让自己的写作能力提高一些，那么，在这件事情上花费些时间精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的。它不仅会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也会———而且更为明显和方便地———提高我们的阅读、欣赏能力，提高我们的文化趣味。
　　许多作家都会建议，如果有意愿从事写作（包括业余的写作），先从体量较小的文字开始写起，是最方便可行的一种方式。体量较小的散文、短诗、短篇小说……都可以。因为篇幅短小的文字，至少好把握一些，不至于让我们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四处掣肘且感到受挫。
　　村上春树在谈到短篇小说时说：“短篇小说这东西，能用来弥补长篇小说无法完全捕捉的细节，是敏捷而灵活的载体，可以在文字表现方式和情节上进行各种大胆的实验，还可以嘗试唯有短篇形式才能处理的素材。而且（运气好的话）也可以把我心中形形色色的侧面，就像拿细纱网去捞取微妙的影子一般，原模原样地迅速形象化。写短篇小说也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一旦来了兴致，完全有可能不作准备便一气呵成，几天内顺顺当当完工。”（村上春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施小炜译，南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这当然是“资深行家”的经验之谈。我想提醒的是，其中提到的注意“细节”、注意我们自己“心中形形色色的侧面”，以及时间的保证，不仅对短篇小说适用，对其他一些短小的文字都适用。哪怕———或者说越是从事短小篇幅的写作，我们越要注意细节、具象，以及“心中形形色色的侧面”———我称之为“内心的褶皱”，以之作为写作的基本练习。其实，这些不仅仅是练习，也许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不错的文学成品了。
　　的确，写作也需要灵感。但是比灵感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个体的带有体力劳动性质的工匠式劳作，是庖丁解牛般的“手熟”———虽然在真正的写作中，我们更多地会遭遇陌生和未知的事物，但是对于写作本身的“熟悉”，会让你不至于紧张到不知所措，相反，会使你对之有所认定和把握，并将之转化为写作成果本身。这一点，其实是无论什么行业的写作者———包括作为笔者的我们，都同样要去面对的。这是写作的艰辛之处，也是真正令人愉悦的地方。让我们共勉。
　　作者简介：冯光，男，原籍陕西长安，陕西省委党校原文史部主任，教授，陕西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宁刚，陕西宝鸡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历。西安财经大学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文艺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