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710061）
　　【中图分类号】G62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5-0208-01
　　讲台，作为与教学相伴相生的工具已经与教育如影随形，向来如此，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了。似乎缺少了讲台，教学的组织就无法进行一般，老师也就心怀不满，我不站在讲台上还能称为教师么？讲台已然成为教学的附着物和象征物了，早已幻化成了教学权威的象征符，少了它，教师将会感觉教学权力的消失，自己无法获得可以胜任教学的“尚方宝剑”。三尺讲台，从来都是教师挥洒汗水，激扬文字，纵横捭阖的舞台，学生则按规矩守住方寸课桌，不得越雷池一步，除非教师有请，否则就会视为对教学秩序的忤逆，轻则被教师口头训斥，重则会遭受皮肉之苦。学生在讲台的神圣规训下，早已视讲台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得叛逆。从视觉上观察，学生在讲台之下，且在设计上，讲台一般也会被建筑人员砌得高出教室平面约20～30厘米，以显示出教师的高“学生”一等，抑或借此表现出教师之“教”高于学生之“学”。根据中国封建时代的建筑美学，皇宫大殿总会修筑在高出民宅很多的位置以显示其威严，教室里同样蔓延并侵袭了这样一种权力的欲望和知识的高姿态，因着知识自古属于那些精英分子和统治阶级，看似也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然而，当历史的时针早已指向了民主的现代化时期，讲台之于学生的权力压制功能是否也该被扔进历史的回收站呢？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讲台的权威性是否已经得到了解构和消解？
　　我们或许经常能听到诸如“把讲台还给学生”“让学生走上讲台”等类话语，教师们似乎也在主动寻求对于讲台权威色彩的一种淡化，但是那些“让”、“把”等字眼，分明隐含了教师对于学生的施舍，而绝不是一种平等对话。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从来是缺少权利的“橡皮泥”，可以任老师捏成任何他想要的形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获得了最大程度上掌控学生命运的极大快感。尤其是教师把握了对于学生考试的裁判权，学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被教师牢牢掌握，学生毫无反抗之力，像极了斯芬克斯阻拦住的那些行人，猜不出谜语的只能无奈地等待被妖怪撕得粉碎的命运。教师总是被赋予不会犯错、拥有丰富知识的百事通形象，而且有时还会故作姿态捣鼓出一些类似斯芬克斯所出的“谜语”，拦去学生通关的道路。但是，一旦哪天“皇帝的新装”不小心被聪明的学生戳破，他则会极力辩解，以维护教师“高大全”的神圣尊严。即便愚蠢的教师也会理所当然地获得对于学生的处置权和裁判权，而学生只能依附在无论合理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和管理制度下，慑于讲台的威力，听从教师的“圣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凡纵容这种威权的滋生蔓延的扼杀学生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制度安排都是不尽合理的，甚至应予以废止的。讲台无疑成了这种无形权力的外化物，学生由于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发生在讲台上的自然是准确无误的，也就不敢质疑，少有质疑，顺从权威，奴性思想深入骨髓，“犬儒主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扬和传承。
　　长久以来，“师道尊严”在讲台上才会得到尽情的表现和具体的呈现，教师可以借诸这一平台传道授业，同时，“天地君亲师”的封建道统在此也会得到很好贯彻。无论是古代的私塾还是近日的教室，讲台从没改变其基本的“教师在上，学生在下”的基本格局，一如皇帝在朝堂之上，大臣在之下，然后“俯首称臣”也就名副其实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此所谓师道，自古神圣不可侵犯。《礼记·学记》中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被置于极高的位置，竟然“道”也只能屈居其后，那就更遑论学生提出的异见了。毕竟此“道”是早已被“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的孔儒给定制了，岂容后世之庸人的质疑与反对？本来在孔子与弟子的课堂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温馨和谐、民主平等、其乐融融如此，千载而下，令人神往。我认为，在孔子的课堂里是不存在讲台的，或许他与弟子席地而坐，围成一圈，相互讨论，激烈争论，自然不会有讲台给予学生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压制。 我一向颇推崇国际会议中的圆桌式的平等讨论，在那里没有“上下”，只有一层一层向外辐射的圆环，恰如思维的不断扩散，也似那水中激荡起的阵阵涟漪，参与者的个性与想法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散。恰恰相反，讲台以其高高在上的位置，注定了它的孤独与冷峻，学生的任何对讲台权威的挑战都会遭致惩罚，即便是被请到讲台上体会一下“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学生也往往会小心翼翼，不敢侵犯讲台先在的秩序，更不会在讲台上复制教师的做法以“布”自己的“道”。学生只有把想法烂在自己的肚子里，在讲台的“狰狞面目”前不得不做一只“驯服的小羔羊”。
　　常常有人在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课堂乱象后，不禁为国内拥有严谨有序的课堂而窃喜，殊不知，正是教师的天马行空和学生的肆无忌惮才激发了师生无穷的创造力。国内传统的伦理纲常不允许讲台下的学生恣意妄为，当然也不能走上讲台摧毁教师的权力，学生对于老师的服从是无条件的。讲台将师生分隔在了两种不同的位置，一高一低，不容破坏，这个鸿沟不可逾越。而且，讲台也以一种“权力幻像”的图腾和崇拜成就了中国沉疴已久的“假教育”，在这样的课堂里，只有顺从与磕头，没有反抗和昂首。
　　唯有充分消解讲台之于教学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剥离讲台圣严的面罩，化解讲台的权力的象征性，创造教师与学生平等的对话机制，我们才能建设民主课堂，实现民主教育。讲台的权力幻象已然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权杖，驱使着教师们盡力握住它，由此而获得对于学生的绝对权威。教师习惯性地认为，只要站在讲台之上，他就掌握了真理，教育就赋予了他的教化的权力，学生当然要服从，因为自下而上的任何叛逆都是对既有秩序的“革命”，也就必然遭到“镇压”。如果可以的话，何不妨把讲台彻底抛弃，重建一个教师与学生平等参与的“圆桌会议式”课堂？这样，教师以讲台赋予自己优越性地位的心理行将打破，权威也就很容易消解，“权力的幻象”自行消除，民主课堂的建设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