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主流人群在对待传统音乐的态度上正在愈渐模糊化。从国内基础教育来看，内陆尤其靠沿海地区的中国学生学习西洋乐器的比例仍然占据主流，专业高校的音乐教育实践依旧会必不可少地用到“他者”的文化观念进行本土教学，我们将音乐“书写的原理”用于转化为音乐生产技术、演奏、演唱、创作与理论等，这些建立在非传统文化模式上的教育观念，看似是当下主流文化如何面对传统语境的问题，由此笔者针对其现象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中国音乐教育；传统音乐文化；思维断层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现阶段，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人眼中出现了一种思维上的断层模式。就目前国内而言，音乐教育在面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问题上，存在一种传承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思维断层”。从现今的教育状态来看，若不是“传统语境中”的人，那么置身传统音乐的几乎限于从事专业的研究者了。国人针对性地就其问题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反思，如“怎样权衡现行的观念于音乐教育的利弊关系？我们当代音乐教育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等。回到问题本身，如今我们的音乐教育模式完全西化了吗？如果从教育的本质在于传承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上来说，中国自20世纪初，将音乐教育学这门归于艺术学体系中分类出来独立的学科一直发展至今，近代中国的确几乎照搬了西方的教学模式。
　　一、断层与“迷失”
　　针对这种“思维上的断层”，也有不少人为此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操作对策，比如从基础音乐教育教学开始，大篇幅引入传统音乐文化的信息等，目的是想培养学生领会自己本民族的传统语境，让学生在自觉中形成理解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观念，进而能让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什么要去学习西方的音乐技术以及文化观念，将西方的教学方法用于国内的教学体制上，某一程度的确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但是这些教育的方法真的适合本国人吗？针对不同的民族音乐教育的手段应该有所区别。如今在多元音乐文化的现代社会，他者文化价值的意义我们固然要去理解，但如果教育者没有一种思辨的能力而去迎合他人的经验方法，我们的教育研究是否会缺乏一定的方向性与目的性？因为手段方法并没有普遍适用性。仅仅把国外的教学方法套用在本国的教学模式上，原理上还是会存在很多弊端的。
　　人的本能都希望自己能够被他人尊重。中国近代社会从农业到工业转型，同时也从封建体制下的奴隶社会制度迈向现代工业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改善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国人的思想观念得到空前释放。与此同时，欧洲宗教神学伴随工业化进程实证科学的推进，在其思想上对知识本体的认识论哲学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让近代中国似初识万物的新生儿般对外界一切未知领域产生好奇和新鲜感，以此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个体在西方文明关怀下的被尊重感。由蔡元培等一批留洋的学者率先主导并且推行了德智体美的音乐教育实践，遂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逐渐转向了以西方式的“听觉艺术”和“审美哲学”为标准的世界观。诚然，在认知理解他者的同时能让自身充实发展，但长期以来人们也发现了固定靠拢西方的思维方式未必适合中国的教育模式。
　　如今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观，站在后现代强调差异的生态文明视野下，文化体制的多元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实行的方向。后现代音乐教育强调多元音乐文化之间要互相理解、尊重和认同，即站在差异的立场上，立志重构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价值观。然而，如若我们换一种方式思维，处于多元当局中的我们是否又被迷失住，目前如此强调的文化哲学是音乐教育的哲学方法之其一，其针对的是音乐还是教育？换句话说这是音乐教育的手段还是目的？音乐教育到底要培养一个怎样的人？是以真善美为终极目的吗？那是否只要是接受过音乐感知训练或者受过音乐教育的人，都会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个道德向善的自我管制标准？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音乐是为教育服务的，教育在主，而音乐在次，那么之前以音乐为本体音乐教育的哲学观念本身是否颠倒了主次？
　　二、从哲学观念到教育实践
　　中国哲学家牟宗三曾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如今现实依旧如此，从音乐教育的大环境来看，其一，在教学形式上，中国自学堂乐歌引入西方文化以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受的最大影响便是西方近现代工业化时期所建立的音乐学院的课程知识和实践，专业院校设立的学科乃至名称也是经由西方流传而来，而在我国古代从基础教育开始并未有这种班级授课制的模式。其二，从教育内容也就是哲学层面上，语言学和解释学打破原来音乐学主客观的认识论哲学，进而音乐学研究转向人、转向主体，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人就其争论的身份还是以一种观摩他者为参照的观念原型，几乎鲜有人知中国哲学。这些思维和行为的巨大差异落实到国人的教育者身上，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基础教育中会出现“西洋热”的现象了。然而正如牟先生所说的：“今人之不解不喜中国哲学，并不表示他们就了解西方哲学。”
　　观察古代西方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研究的重点在于自然哲学，哲学始祖泰里士、安那西明斯、毕达哥拉斯等，到了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才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与人有关的现象以及事物上，然而，他们都是以对待自然的方法来对待人事，用邏辑分析的态度做纯粹理智的思辨。反观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个体生命与社会有机体的同构，一直是中国亘古的传统文化思想。其《礼记·乐象篇》里有“故乐行而伦清，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是一种站在“生命主体”和“道德实践”的立场上，强调教育首先要关注人的心灵，培养一个真善美相融合而不分的人。在《礼记·乐记》中就清楚地表达了“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耳目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古代的圣贤王者通过音乐以此沟通天人合一的礼乐精神，由此来教导百姓分辨是非善恶。此外，《乐记》中更有“乐者，德之华也”“德音之谓乐”“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等等。这些被反复提及的道德内化，都说明了音乐的教育应该将感官娱乐转变为内在精神，从而实现道德之超越。这种道德与自然相通，与人的天性相通，是人的本性之自然流露。试想，如果我们对音乐的审美仅停留在个体需求感官的刺激上，那么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又该从何谈起？因此，以孔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体系里，注重的是礼乐的内在精神演化成为人性道德意识，这让中国传统的音乐思想不仅仅属于艺术的范畴，且与宗教、科学和哲学都是息息相关的。西方原始的理智思辨的兴趣，分解的精神，建立的知识论本体哲学，让此后的西方哲学重点也由此落在了“知识”上；而国乐的精神内涵是靠体会和领悟，这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进路。 　　时间走向近代，自国内大量的传统文化伴随社会工业化以及审美的认识论哲学的解构，各门学科的精细分工，音乐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上走向了一条只追求“美”的道路，如今看来，这与当时中国引进西方人的观念是紧密联系的。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会的推动发展引领着人们的观念发生更替，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近代社会人们从文化观念上转向西學东渐。虽然曾一度走进以西方为中心的“科学教育观”，但同时也使得我们的音乐教育逐渐从单一、封闭的体系中走出，融入了开放的、多元审美的思想理念，这原是文化多元与跨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的时机。在此角度上，教育应该体现最终的目的。教什么、怎样教，取决于个体本身的发展状态以及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教育从手段出发最终都要回归到教育本体上。文化与教学法上的差异，并不能够真正衡量中西音乐教育体制并且成为定论的标准。因为不论是选择西方还是非西方的教学方法，音乐教育中所倡导的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提升人的整体素质在目前还是被世界上大部分人认可的。
　　三、后续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如今的音乐教育中，我们不但要理解他者之音乐文化，更多的是需要从民族和历史的整体文化中来关照并且运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在其教育上的意义，即让学生们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而非停留在“西方现代”上。笔者认为，了解多元文化和关注差异，是为了学会更多的宽容与尊重他者，以及更好地理解自身。中国现代的音乐教育应从观念上进行反思，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实践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涉及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东西文明相互交融势不可挡。后现代音乐教育在强调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持以一种理解并宽泛的文化哲学理念，更应重视人格素质的培养，即反复强调的真善美为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再有，我国从古代倡导“重道轻技”的教化伦理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今演变将学习一门乐器作为基础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强调音乐审美能力的教育与古代道德教育之间出现的思维断层，应多去关注并且找寻它的内在原因，以及思考现代音乐教育应如何来借鉴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等此类相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3]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徐瑞婕 （1992-），女，汉，安徽，研究生，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