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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家长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更为迫切。高中教育作为整个教育改革事业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时势造英雄。苏州十中适时地为高中教育内涵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被称为“最中国”的学校。如今，学校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逾万人，但校长柳袁照认为，“最中国”的学校不是十中的专利，而应成为一批有中国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学校的共同追求。
2010年10月23日，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一场不期而至的骤雨，给秋意正浓的校园平添了几分空蒙和诗意。
这一天，在苏州十中的发展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学校西花园里的振华堂，一幢古朴典雅的民国建筑，喜迎国内300多位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是应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之邀，参加“人民教育家论坛——柳袁照教育思想研讨会”。
振华堂的讲坛前，高悬着一条大红横幅——“在诗性教育的道路上前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讲坛，在苏州十中百年历史上，曾经有无数名流大家，竺可桢、陶行知、李政道……在此开坛讲学。而今天，这里的主角是十中校长柳袁照。
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的柳袁照，被人们称作“诗人校长”。游走于教育与诗歌之间，柳袁照为自己这些年的教育灵感与创造，找到了一个最贴切的表述——“诗性教育”。
“教育需要诗性，诗性需要教育。”柳袁照说，“这不是另外再举一面教育的旗帜，而是素质教育的特色化、个性化、校本化实施。”
就在研讨会刚落幕，记者再次来到苏州十中。在这所被《人民教育》命名为“最中国”的学校，一场嬗变在悄然发生。正如柳袁照自言，他由过去的“管理者”真正回归原点，进入教育的核心世界，他上课、写作教育故事、与师生们快乐交往，幸福地感受和体验着本真、唯美、超然的诗性教育……
一个没有“NO”的和谐校园
记者一到苏州十中，正赶上一场诗歌朗诵会。
所有的作品，都是学生们自己的创作。“我们一年有两次诗会，一次在五四青年节，主题是放飞理想，让学生抒写个性；一次在十月，主题是我和我的祖国，让学生懂得担当。”柳袁照说。每到此时，从学生、老师到校长，人人写诗，整个校园里纸香墨飞、诗情洋溢。
和所有校园活动一样，朗诵会照例由学生操办，教师甘居幕后。凭着少年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学生们把诗会变成群众艺术大荟萃，在诗歌朗诵中穿插了歌唱、舞蹈、舞台剧、器乐演奏、才艺展示……连街舞社团和摇滚乐队都来助兴。这样的设计很孩子气，有点夸张。按柳袁照的初衷，诗会的形式要简单质朴，就是纯粹的诗歌朗诵，但既然学生们喜欢，他也不过多干涉。
置身在朗诵会现场，记者发现，这简直是一场校园狂欢。台下的学生像过节一样高兴，眉飞色舞地欣赏着台上表演，不时发出喝彩声、掌声，场面热烈非凡。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嫌学生吵，也没有人出面维持秩序。“这一方舞台是他们的，这种台上台下交融的气氛也是我们希望的。如果用纪律横加约束，非要他们安静，学生肯定不会这么投入，也会很反感。”学校党委书记丁杰这样解释。
因为有诗，十中校园变得格外美丽。诗歌，也成为沟通师生情感、蕴藏教育意图的奇妙载体。
“说实话，过去我从来没写过诗，也没想到自己会写诗。”高二(3)班学生俞秋艳告诉记者。初中时，写作并不是她的强项，作文成绩平平。记忆中，学校过于严格的管理让她很压抑。没想到，进入高中以后，有一天老师突然对她说：“你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呀!”这句话让她很诧异：“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的作文有了突飞猛进，而是老师善于鼓励学生。”老师的话给了她莫大的自信，她的诗歌已连续两次在学校诗会上获得第一名。
充满道德与人性光辉的审美课堂
从“诗人校长”到“诗性教育”，柳袁照一直在刻意澄清一种误解，“诗性教育”不等于“诗歌教育”，也不是“诗性”与“教育”的简单叠加。它本质上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教育追求，也体现在学校教育的每一处。
这样一次教育行动，或许最能体现这种教育主旨。
2009年秋天，高一新生一入学就得知，学校要组织一次30公里远足。柳袁照最初的设想很浪漫，远足应在晚上进行，试想，600多名学生，踏着银色的月光浩浩荡荡地走向东太湖，那情景多美啊!这个计划让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很神往。
然而，原定的“月光行动”，在上报有关部门时，被建议改成了“曙光行动”。原因很现实，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必须考虑到出行的安全。尽管如此，学生们热情不减，早早行动起来。为了储备充足的体能，他们坚持锻炼，过去让家长开车接送的也主动改为步行。
看似简单的远足，最终变成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为保障活动万无一失，学生们不止一次地实地勘察，看哪里可以补水、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解手、哪里要注意安全。16个班级，16套活动方案，在报告厅统一展示，由学生投票，选出最佳方案。
2010年4月24日，经过8个月充分准备，期待中的“曙光行动”终于成行。沐浴着熹微的晨光，师生们从学校出发，走出古城，穿过新区，向着东太湖进发。学生们称这次活动是“‘90后’的新长征”。队伍后面跟着两辆大客车，身体不适的学生随时可以上车。但柳袁照发现，很少有学生上车，有的上车休息一会儿，又下来继续步行。到最后，女生的包都背到了男生的肩上。看着几个女生相互搀扶、步履蹒跚地前行，柳袁照劝道：“上车吧，别勉强。”女生们说：“校长，我们已经走了25公里，这时放弃太可惜了，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
“一个健康、强健的身体才能栖息一颗高贵的灵魂!”尽管出发前，柳袁照这样勉励学生。可是，当行走9个小时以后，浩渺的湖水出现在眼前，学生们忘情狂呼的时候，他才完全确知这次行走的意义：“这不仅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而且是教育本质的一次回归。”
可以确信，这将是学生高中三年中最难忘的“一堂课”。他们的收获是考试无法检测的，却烙在他们心底，成为一生的骄傲。
我们的课堂教学能否也有如此效果，既脚踏实地，又胸怀理想?柳袁照曾抛开琐事，一整天沉潜在课堂里和学生一起听课。走出教室，他深有体会：“为什么学生在这节课会睡觉，下节课就不睡觉?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有的课我听着也想睡觉，不犯困是不可能的。”
问题出在哪里?柳袁照在认真研究了现实的课堂后，一言以蔽之：“考试领导教育。”他把那些一切指向考试的课堂称为“功利课堂”。这样的课堂，目标明确，教案完备，教学流程有条不紊，但学生如坐“有轨电车”，一切按教师的设计去做。“在大多数所谓的名校，功利课堂占据主导地位，支撑着学校的高升学率和高声誉，也备受家长和社会推崇。”他毫不客气地说。
而柳袁照更向往道德课堂和审美课堂，他用诗人的语言，对这样的课堂做了描绘：“课堂中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有灿烂的阳光和柔美的月光。”因此，当初决定给学生上作文课，柳袁照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想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尝试。“阳光”和“月光”是诗的意象，未免太玄虚，该怎样领会呢?柳袁照的一次作文课，让很多教师茅塞顿开。
就在“曙光行动”结束后，柳袁照以此为题，让学生们写作文。这节课就从讲评作文切入。他首先出示一篇作文，请作者小周谈构思。
“我觉得‘曙光行动’代表着拼搏和坚持，就像人生的一个缩影。”小周的话，把大家带回到激情澎湃的现场。这时候，柳袁照出其不意地亮出小徐的作文：“这篇作文我本想作为反面教材来讲的，可我把它发给一位作家朋友，他却说写得好。你们来评一评?”
在这篇作文里，作者说他对活动很期待。但后来途经超市，看到同学如饿狼一般扑进去，把饮料一扫而光，老师还很“冷血”地催促大家。这让他产生了动摇。最后，当他听校长说，将来还要举办此类活动时，不由哀叹：“希望这不是真的!”
学生们一边看，一边捧腹大笑。柳袁照不动声色地请学生点评。
“我觉得文章主旨与选材不符。”有人提出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赏：“这篇文章情感很真实，只是中心思想不够明确。”
“听了大家的话，我觉得作者是想说明，该放弃时就放弃，见解很独到。”柳袁照先扬后抑，“只是立意有点浅，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我想，重视每一次生命活动的质量，就是重视生命全过程的质量，这样生命才有气息。”
在学生们若有所思中，柳袁照又抛出新问题：“小周的作文除了刚才看到的，还有发表在校报上的修改版，区别在文章的首尾，你们觉得哪一版更好?”
“我觉得修改版更好，原稿结尾太单薄，修改后的结尾有了细节描写，表达也更生动。”一个学生说。
“原稿开头是‘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起始时间’，修改稿是‘灿烂的日子，金子般的起始时间’，小周自己说哪个更好。”柳袁照问。
“我还是喜欢原稿，后一稿是我爸爸帮我改的，虽然文字更优美，但我觉得有点做作，不自然。”小周低声说。
“呵呵，我同意你的观点。文章虽然只是细节上的改动，但细节必须服从文章主旨，不能违背作者本意。”柳袁照说。
这样的作文课，看似不蔓不枝，没有预设，却在平等交流和思维碰撞中，让学生懂得了如何立意、选材、谋篇布局以及细节描写。最后，当柳袁照提出以“曙光行动”为题进行二次作文时，大家的写作愿望都被激发出来，似乎有说不尽的新感触。
抛却功利、回归本真的课程构造
柳袁照相信：“考试不是我们教育的本意，考试与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梦想无关。”在这个校园里，教师们正在建构一种自在的、自主的、自觉的课程文化。他们不在乎学生从这里带走什么知识，更在乎他们带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
受这一课程观影响，从十中成长为特级教师、如今在十中结盟校振华中学任校长的周颖，敢于颠覆传统，大胆地改革语文课堂。
周颖的动机，源于很偶然的一点困惑。多年来，每次讲授《我的叔叔于勒》这一课，他心里总有一个小疙瘩。“这是莫泊桑的名篇，可是课文中‘我’的叙述口吻似乎有些混乱，忽而是孩子语气，忽而又是成人化的口吻，前后矛盾。”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文章主旨。尽管也有学生问起过，但他总是含糊其词。
本来，在课文后注明了“本文选入教材时有删节”，但周颖一直熟视无睹。有一天，他出于好奇，找来了文章的完整版，读完后吃了一惊，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原来竟是个大问题。
周颖发现，完整版中主人公是在成年后回忆童年往事，但选入课文时，编者做了删节，把叙述口吻由成人倒叙改为儿童叙述；这一删不打紧，虽然主旨明确了，但不仅造成了叙述角度的混乱，而且使原作中丰富的人性变得苍白了，也窄化了作者的意图。“原作是以悲悯的目光，表现了小市民的困惑，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同情。”周颖说。
经过认真思考，周颖决定重新上这一课。他把同一译者翻译的完整版《我的叔叔于勒》发给学生，特意将被删节的地方做了标注。
两相对照，学生们目瞪口呆。有的说：“这和我之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还有的说：“怪不得老觉得语气不顺，原来是被删节过的。”
“你们认为，小说中的悲剧人物是谁呢?”周颖问。
“老师，我原以为菲利普夫妇很冷酷，为了金钱连亲弟弟都不认。现在觉得他们挺可悲，他们也渴望亲情，但又很无奈。”一个学生说。尽管是已经学过的课文，但面对原作，学生们被有血有肉的人物打动了，也陷入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思考。
这让周颖觉得，这一课太有必要了!“如果仅仅为了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我完全没必要讲，但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文本，让他们在本真的世界里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
从此，周颖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开始关注那些有删节的课文，这样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渐渐地，周颖感觉，自己能够站在新的高度去审视课程，也有了更明确的责任：“教育应该超越考试、超越功利。想想如果有一天，学生发现老师教他的是虚假的，那他会怎样看待世界?你看现在网络上那些丑陋、恶俗的东西，堵不胜堵，必须让学生有自己的辨别力。”
诗性教育下的课程文化，更多体现为教学模式的改变，是一个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柳袁照甚至希望，让学生推着老师走。
几年前，英语教师周晓燕开始一项网络探究学习的尝试。“最初的想法有些功利，当时我正读在职研究生，做这个实验是想为写论文收集一些数据。”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尽管每周只有一节实验课，但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他们要浏览英文网站、设计英文问卷、到街头访问外国人，最后经过汇总，在课堂上展示学习成果。开始，学生挺有意见：“老师，我们课时多紧啊，还要做各科作业，这么做太浪费时间了。”但一段时间后，学生欣喜地发现，这种学习方式益处很多，他们的阅读能力、口语表达能力都显著提高。半个学期后，周晓燕积累了足够的研究数据，实验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学生们说，他们很愿意这样学英语。
实际上，当十中的教师们舍却功利、从人的生命需要出发时，才陡然发现，课程无时无处不在。他们立足于校园日常生活，开发出了环境类、人文类、感恩类、智慧类、生命类、创造类校本系列课程。在这里，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精神营养，都可以化作课程。（摘自《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
□本栏责任编辑 周瑜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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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3日，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一场不期而至的骤雨，给秋意正浓的校园平添了几分空蒙和诗意。
这一天，在苏州十中的发展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学校西花园里的振华堂，一幢古朴典雅的民国建筑，喜迎国内300多位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是应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之邀，参加“人民教育家论坛——柳袁照教育思想研讨会”。
振华堂的讲坛前，高悬着一条大红横幅——“在诗性教育的道路上前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讲坛，在苏州十中百年历史上，曾经有无数名流大家，竺可桢、陶行知、李政道……在此开坛讲学。而今天，这里的主角是十中校长柳袁照。
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的柳袁照，被人们称作“诗人校长”。游走于教育与诗歌之间，柳袁照为自己这些年的教育灵感与创造，找到了一个最贴切的表述——“诗性教育”。
“教育需要诗性，诗性需要教育。”柳袁照说，“这不是另外再举一面教育的旗帜，而是素质教育的特色化、个性化、校本化实施。”
就在研讨会刚落幕，记者再次来到苏州十中。在这所被《人民教育》命名为“最中国”的学校，一场嬗变在悄然发生。正如柳袁照自言，他由过去的“管理者”真正回归原点，进入教育的核心世界，他上课、写作教育故事、与师生们快乐交往，幸福地感受和体验着本真、唯美、超然的诗性教育……
一个没有“NO”的和谐校园
记者一到苏州十中，正赶上一场诗歌朗诵会。
所有的作品，都是学生们自己的创作。“我们一年有两次诗会，一次在五四青年节，主题是放飞理想，让学生抒写个性；一次在十月，主题是我和我的祖国，让学生懂得担当。”柳袁照说。每到此时，从学生、老师到校长，人人写诗，整个校园里纸香墨飞、诗情洋溢。
和所有校园活动一样，朗诵会照例由学生操办，教师甘居幕后。凭着少年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学生们把诗会变成群众艺术大荟萃，在诗歌朗诵中穿插了歌唱、舞蹈、舞台剧、器乐演奏、才艺展示……连街舞社团和摇滚乐队都来助兴。这样的设计很孩子气，有点夸张。按柳袁照的初衷，诗会的形式要简单质朴，就是纯粹的诗歌朗诵，但既然学生们喜欢，他也不过多干涉。
置身在朗诵会现场，记者发现，这简直是一场校园狂欢。台下的学生像过节一样高兴，眉飞色舞地欣赏着台上表演，不时发出喝彩声、掌声，场面热烈非凡。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嫌学生吵，也没有人出面维持秩序。“这一方舞台是他们的，这种台上台下交融的气氛也是我们希望的。如果用纪律横加约束，非要他们安静，学生肯定不会这么投入，也会很反感。”学校党委书记丁杰这样解释。
因为有诗，十中校园变得格外美丽。诗歌，也成为沟通师生情感、蕴藏教育意图的奇妙载体。
“说实话，过去我从来没写过诗，也没想到自己会写诗。”高二(3)班学生俞秋艳告诉记者。初中时，写作并不是她的强项，作文成绩平平。记忆中，学校过于严格的管理让她很压抑。没想到，进入高中以后，有一天老师突然对她说：“你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呀!”这句话让她很诧异：“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的作文有了突飞猛进，而是老师善于鼓励学生。”老师的话给了她莫大的自信，她的诗歌已连续两次在学校诗会上获得第一名。
充满道德与人性光辉的审美课堂
从“诗人校长”到“诗性教育”，柳袁照一直在刻意澄清一种误解，“诗性教育”不等于“诗歌教育”，也不是“诗性”与“教育”的简单叠加。它本质上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教育追求，也体现在学校教育的每一处。
这样一次教育行动，或许最能体现这种教育主旨。
2009年秋天，高一新生一入学就得知，学校要组织一次30公里远足。柳袁照最初的设想很浪漫，远足应在晚上进行，试想，600多名学生，踏着银色的月光浩浩荡荡地走向东太湖，那情景多美啊!这个计划让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很神往。
然而，原定的“月光行动”，在上报有关部门时，被建议改成了“曙光行动”。原因很现实，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必须考虑到出行的安全。尽管如此，学生们热情不减，早早行动起来。为了储备充足的体能，他们坚持锻炼，过去让家长开车接送的也主动改为步行。
看似简单的远足，最终变成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为保障活动万无一失，学生们不止一次地实地勘察，看哪里可以补水、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解手、哪里要注意安全。16个班级，16套活动方案，在报告厅统一展示，由学生投票，选出最佳方案。
2010年4月24日，经过8个月充分准备，期待中的“曙光行动”终于成行。沐浴着熹微的晨光，师生们从学校出发，走出古城，穿过新区，向着东太湖进发。学生们称这次活动是“‘90后’的新长征”。队伍后面跟着两辆大客车，身体不适的学生随时可以上车。但柳袁照发现，很少有学生上车，有的上车休息一会儿，又下来继续步行。到最后，女生的包都背到了男生的肩上。看着几个女生相互搀扶、步履蹒跚地前行，柳袁照劝道：“上车吧，别勉强。”女生们说：“校长，我们已经走了25公里，这时放弃太可惜了，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
“一个健康、强健的身体才能栖息一颗高贵的灵魂!”尽管出发前，柳袁照这样勉励学生。可是，当行走9个小时以后，浩渺的湖水出现在眼前，学生们忘情狂呼的时候，他才完全确知这次行走的意义：“这不仅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而且是教育本质的一次回归。”
可以确信，这将是学生高中三年中最难忘的“一堂课”。他们的收获是考试无法检测的，却烙在他们心底，成为一生的骄傲。
我们的课堂教学能否也有如此效果，既脚踏实地，又胸怀理想?柳袁照曾抛开琐事，一整天沉潜在课堂里和学生一起听课。走出教室，他深有体会：“为什么学生在这节课会睡觉，下节课就不睡觉?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有的课我听着也想睡觉，不犯困是不可能的。”
问题出在哪里?柳袁照在认真研究了现实的课堂后，一言以蔽之：“考试领导教育。”他把那些一切指向考试的课堂称为“功利课堂”。这样的课堂，目标明确，教案完备，教学流程有条不紊，但学生如坐“有轨电车”，一切按教师的设计去做。“在大多数所谓的名校，功利课堂占据主导地位，支撑着学校的高升学率和高声誉，也备受家长和社会推崇。”他毫不客气地说。
而柳袁照更向往道德课堂和审美课堂，他用诗人的语言，对这样的课堂做了描绘：“课堂中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有灿烂的阳光和柔美的月光。”因此，当初决定给学生上作文课，柳袁照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想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尝试。“阳光”和“月光”是诗的意象，未免太玄虚，该怎样领会呢?柳袁照的一次作文课，让很多教师茅塞顿开。
就在“曙光行动”结束后，柳袁照以此为题，让学生们写作文。这节课就从讲评作文切入。他首先出示一篇作文，请作者小周谈构思。
“我觉得‘曙光行动’代表着拼搏和坚持，就像人生的一个缩影。”小周的话，把大家带回到激情澎湃的现场。这时候，柳袁照出其不意地亮出小徐的作文：“这篇作文我本想作为反面教材来讲的，可我把它发给一位作家朋友，他却说写得好。你们来评一评?”
在这篇作文里，作者说他对活动很期待。但后来途经超市，看到同学如饿狼一般扑进去，把饮料一扫而光，老师还很“冷血”地催促大家。这让他产生了动摇。最后，当他听校长说，将来还要举办此类活动时，不由哀叹：“希望这不是真的!”
学生们一边看，一边捧腹大笑。柳袁照不动声色地请学生点评。
“我觉得文章主旨与选材不符。”有人提出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赏：“这篇文章情感很真实，只是中心思想不够明确。”
“听了大家的话，我觉得作者是想说明，该放弃时就放弃，见解很独到。”柳袁照先扬后抑，“只是立意有点浅，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我想，重视每一次生命活动的质量，就是重视生命全过程的质量，这样生命才有气息。”
在学生们若有所思中，柳袁照又抛出新问题：“小周的作文除了刚才看到的，还有发表在校报上的修改版，区别在文章的首尾，你们觉得哪一版更好?”
“我觉得修改版更好，原稿结尾太单薄，修改后的结尾有了细节描写，表达也更生动。”一个学生说。
“原稿开头是‘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起始时间’，修改稿是‘灿烂的日子，金子般的起始时间’，小周自己说哪个更好。”柳袁照问。
“我还是喜欢原稿，后一稿是我爸爸帮我改的，虽然文字更优美，但我觉得有点做作，不自然。”小周低声说。
“呵呵，我同意你的观点。文章虽然只是细节上的改动，但细节必须服从文章主旨，不能违背作者本意。”柳袁照说。
这样的作文课，看似不蔓不枝，没有预设，却在平等交流和思维碰撞中，让学生懂得了如何立意、选材、谋篇布局以及细节描写。最后，当柳袁照提出以“曙光行动”为题进行二次作文时，大家的写作愿望都被激发出来，似乎有说不尽的新感触。
抛却功利、回归本真的课程构造
柳袁照相信：“考试不是我们教育的本意，考试与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梦想无关。”在这个校园里，教师们正在建构一种自在的、自主的、自觉的课程文化。他们不在乎学生从这里带走什么知识，更在乎他们带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
受这一课程观影响，从十中成长为特级教师、如今在十中结盟校振华中学任校长的周颖，敢于颠覆传统，大胆地改革语文课堂。
周颖的动机，源于很偶然的一点困惑。多年来，每次讲授《我的叔叔于勒》这一课，他心里总有一个小疙瘩。“这是莫泊桑的名篇，可是课文中‘我’的叙述口吻似乎有些混乱，忽而是孩子语气，忽而又是成人化的口吻，前后矛盾。”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文章主旨。尽管也有学生问起过，但他总是含糊其词。
本来，在课文后注明了“本文选入教材时有删节”，但周颖一直熟视无睹。有一天，他出于好奇，找来了文章的完整版，读完后吃了一惊，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原来竟是个大问题。
周颖发现，完整版中主人公是在成年后回忆童年往事，但选入课文时，编者做了删节，把叙述口吻由成人倒叙改为儿童叙述；这一删不打紧，虽然主旨明确了，但不仅造成了叙述角度的混乱，而且使原作中丰富的人性变得苍白了，也窄化了作者的意图。“原作是以悲悯的目光，表现了小市民的困惑，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同情。”周颖说。
经过认真思考，周颖决定重新上这一课。他把同一译者翻译的完整版《我的叔叔于勒》发给学生，特意将被删节的地方做了标注。
两相对照，学生们目瞪口呆。有的说：“这和我之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还有的说：“怪不得老觉得语气不顺，原来是被删节过的。”
“你们认为，小说中的悲剧人物是谁呢?”周颖问。
“老师，我原以为菲利普夫妇很冷酷，为了金钱连亲弟弟都不认。现在觉得他们挺可悲，他们也渴望亲情，但又很无奈。”一个学生说。尽管是已经学过的课文，但面对原作，学生们被有血有肉的人物打动了，也陷入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思考。
这让周颖觉得，这一课太有必要了!“如果仅仅为了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我完全没必要讲，但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文本，让他们在本真的世界里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
从此，周颖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开始关注那些有删节的课文，这样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渐渐地，周颖感觉，自己能够站在新的高度去审视课程，也有了更明确的责任：“教育应该超越考试、超越功利。想想如果有一天，学生发现老师教他的是虚假的，那他会怎样看待世界?你看现在网络上那些丑陋、恶俗的东西，堵不胜堵，必须让学生有自己的辨别力。”
诗性教育下的课程文化，更多体现为教学模式的改变，是一个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柳袁照甚至希望，让学生推着老师走。
几年前，英语教师周晓燕开始一项网络探究学习的尝试。“最初的想法有些功利，当时我正读在职研究生，做这个实验是想为写论文收集一些数据。”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尽管每周只有一节实验课，但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他们要浏览英文网站、设计英文问卷、到街头访问外国人，最后经过汇总，在课堂上展示学习成果。开始，学生挺有意见：“老师，我们课时多紧啊，还要做各科作业，这么做太浪费时间了。”但一段时间后，学生欣喜地发现，这种学习方式益处很多，他们的阅读能力、口语表达能力都显著提高。半个学期后，周晓燕积累了足够的研究数据，实验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学生们说，他们很愿意这样学英语。
实际上，当十中的教师们舍却功利、从人的生命需要出发时，才陡然发现，课程无时无处不在。他们立足于校园日常生活，开发出了环境类、人文类、感恩类、智慧类、生命类、创造类校本系列课程。在这里，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精神营养，都可以化作课程。（摘自《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
□本栏责任编辑 周瑜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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