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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力量，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5月21日和22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先后在北京开幕。
议程标定了起跑线，报告打响了发令枪。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参加本次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发扬民主、增进团结的主旋律，汇聚决战疫情防控、决胜脱贫攻坚的磅礴伟力，锚定使命任务，在精准建言资政、助力决战决胜上下功夫，在坚定信心决心、广泛凝聚共识上做工作，用心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要求曲艺工作者加强学习、跟上脚步，让新时代洗练新作品，用新作品展现新时代。对于曲艺界全国政协委员而言，关注现实更是了解实际情况、打磨完善提案、认真履职尽责的重要途径。他们秉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看必清、问必细、想必真、做必实的劲头，拿出了一份份兼具深度与广度、平衡理想与现实的提案，在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更充分体现出曲艺人采风要采实、做事要做稳的精神。本刊特别摘选籍薇、盛小云、吴文科、巩汉林4位曲艺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精华，以期展现他们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履职状态，和中国曲艺人紧跟时代、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
“创演作品抗‘疫’”“实体经营危机”“开辟网络阵地”应该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曲艺界的三个关键词组，它们锚定并构筑出了一个三角形，但这个三角形三个内角的角度是严重不对等的。
曲艺界用作品抗“疫”赢得的赞誉，也在疫情中暴露出经营实体“身弱力小无保障”、从业者转战网络“水土不服难适应”这两大问题。顶角大而两底角小，曲艺“三角形”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的扁平化趋势在增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
或许是受曲艺艺术“短、平、快”特质影响，曲艺剧场总体呈现“小、巧、灵”的特质，寻常时周转不难，但在面对疫情等重大事件时就会暴露出本钱小、抗风险能力差、持续作战能力不足等弊病，进而出现经营不善甚至关门停业等状况，最终导致工作人员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窘境。《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下曲艺演出经营实体影响调查分析》报告中就指出，受疫情影响，“因与员工的契约关系较为简单，大部分民营团体无法支付工资，这也将直接导致从业人员生活收入的减少”“一些本就传承艰难的民间非遗曲种，随着从业人员的流失，失传的脚步在进一步加速”。
转战线上是曲艺工作者减少疫情影响的重要手段。但很显然，曲艺在网络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一些曲艺工作者让线下节目原样“上网”，却在转眼间被娱乐信息的大潮“淹没”；一些则向网络传播的“主流”靠拢，做起了直播、带货等营生，也效果不佳，有人甚至吐槽：“明明曲艺人应该是最擅长打破‘第四堵墙’与观众交流的，可在网上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些关于曲艺经营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在本次疫情中集中暴发了出来。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曲艺“三角”的稳定性会被进一步破坏，并可能在将来某一时间内失去自我诠释的能力而变成一个扁平的公益性概念。
秉持对曲艺事业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盛小云充分发扬曲艺工作者实地采风、踏实创作的精神，在广泛调研疫情期间社会保险制度执行情况后，对如何保障包括曲艺演出实体经营者在内的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出了建议。
盛小云委员认为，应为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以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替代经济补偿金制度，将失业保险基金提高到省级统筹，并建立统一的失业保险经办网络平台，以有效提升灵活就业人员抵御危机风险的能力。
谈及曲艺工作者如何适应网络水土的问题时，盛小云委员在详细阐释“建议建立‘一站式’的未成年人网络娱乐管理平台”提案后，着重强调了曲艺在对冲网络喧嚣信息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在以制度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同时，曲艺工作者应该在不断完善的网络管理制度框架下主动出击，认真学习网络传播规律，积极用艺术养分改良网络土壤，用心培育能引起未成年人兴趣的网络曲艺作品，在“劝人方”的润物细无声中找到网络曲艺发展的抓手和动力。
确保曲艺艺术在新时期健康有序发展是曲艺界最广泛的共识。但如何将共识转化为显著的成效，依然是广大曲艺工作者钻研的重要课题之一。尽快确认曲艺的艺术主体与保护主体，有助于厘清曲艺发展脉络，拓宽和延展新时期曲艺发展路径。
千百年来，曲艺的传承方式都是师徒相继、口传心授。这种传承方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来包括曲艺在内的许多艺术门类在过去多数时候都被视为末流，煌煌上庠或是平常书塾中，自也不大会有教授曲艺的夫子、记载曲艺的典籍；二来曲艺艺人，特別是基层艺人为了生计奔波，足迹会遍布乡土周边乃至大江南北，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有较为稳定的驻所，随身也不过三五弟子。两者共同影响，实际上使得曲艺界耆老硕宿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艺术历史的“见证人”或“回忆录”，艺术传承的“活字典”和“教科书”。
这种聚集化现象一方面能保证曲艺艺术的活性，一方面也会使艺术兴旺系于人之存续，给曲艺发展留下不稳定的因子。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认为，尽快确立曲艺耆宿的艺术主体地位，不但能抓住曲艺抢救性整理的源头，更能大力推动曲艺的活态发展。
籍薇委员建议，应从曲艺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充分发挥曲艺艺术主体的头部优势和德艺双馨吸引力的同时，持续推动艺术资源的深流广布，深耕少儿曲艺土壤，用心培养曲艺后起之秀，着力培养青年曲艺专业队伍，显著提升艺术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持续增加曲艺艺术在创作、表演、宣传、经营等各个环节的力量，进而推动曲艺事业的良性链式反应，最终全面增强曲艺的文化张力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在始终确保曲艺事业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尽快夯实地方曲艺院团的保护主体责任并确保其有能力落实保护主体责任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地方院团扎根当地，熟知地方曲种的发展历史、艺术特点、群众基础和当前面临的困境，由其履行保护主体责任，更能对症下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受当前曲艺发展大环境影响，地方院团在履行保护主体责任时对当地政策与财政支持的依赖度也相对较大。籍薇委员以天津曲艺团为例，介绍了地方院团在厚培地方文化土壤、用心说好地方故事、树立地方文化形象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并进一步呼吁各地方政府给予地方院团政策、制度、项目、资金等扶持，从根本上强化它们履行保护主体责任的能力。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论断，道出了住房偏离遮风挡雨、御寒保暖的本质属性而裹满“真金白银”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必然有资本的推动。而纵观社会百业，偏离本质属性并不只有住房一例，文艺行业受资本锈蚀也较为严重。
不可否认，文艺具备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属性，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属性，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以打造精品力作为根本目标。因此文艺发展也存在着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在物质世界中，文艺资源最终变为文艺资本而形成经济价值导向功能；而在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文艺产品的消费因其精神影响而形成文化价值引导功能。但令人不安的是，在当前的文艺界，似乎有“西风压制东风”一股向金钱低头、唯技术适从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反映生活、针砭时弊、歌颂美好、启人深思等应该是文艺作品必备的态度。但事实上，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流量而轻含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前文艺行业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求一时漂亮的票房数据而漠视之后的“洪水滔天”似乎已逐渐成为文艺行业一个新的“共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对此深感忧虑，他建议今后特别是在针对影视行业的政策性文件中，突出强调“事业”属性，促将票房收益及收视率与影视作品的价值评估脱钩，突出影视作品的“艺术品”属性，避免原本是精神生产的影视剧制作活动被异化为简单逐利的“文化工业”行为。
吴文科委员的提案核心对当前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曲艺行业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曲艺这种传统艺术在面对文化市场时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隐患的。不审慎地探索适合曲艺健康发展的道路而是一股脑地投入文化市场的大潮中，必然会加大曲艺的结构性裂痕，甚至导致流量、拜金、浮华等不良思想对曲艺的“倒灌”，最终稀释甚至消解曲艺艺术的本质特征，对此我们不能没有足够的警惕心。
新時代曲艺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持续扎根基层，从根本上强壮曲艺的根须和主干，显著增强曲艺的文化水土保持能力、文化营养汲取能力和艺术精华释放能力，以朴实的、有真正生活气息的作品标定曲艺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为此，增强基层文化馆自我造血能力就要被摆上日程。
吴文科委员建议，有关方面要在摸排掌握当前全国各级文化馆的基础上，按照所在区域的服务需求配备补足或调整扩充相应的专业人员及岗位编制数量，并依法科学增加相应的事业经费，以保障文化馆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它们“园丁”工作积极性。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而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妄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会“终结历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交叉理解两者，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时间里，在不动用枪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然没有放弃用文化交流这一“文明竞争”的形式来实现“历史的终结”。而当前国内的文化发展态势也佐证了西方文化浸入的力度和成果，尤其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推向了一个信息无处不在的“数字化”“虚拟化”时代，世界的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为西方文化渗透带来了新的可乘之机。信息时代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更加便利、形式更加多样、本质更加隐秘，潜移默化造成的影响愈发危险。
我国拥有5000年灿烂辉煌的文明。随着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向世界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也成为了西方借以利用的对象和主题。特别是经过信息技术的改造后，反而成为向国内宣传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利器，借用我们熟悉的形象、故事，改变甚至颠覆了众多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例如：美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里创造的《花木兰》，它得到了很高的票房，但《花木兰》的影响力也在改变中国人对花木兰的传统认知；日本将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注册开发成漫画、游戏产品，如《真三国无双》等，在国内风靡，甚至成为部分青少年了解三国文化的依据。中国的小孩子要通过外国制作的动画片、网络游戏来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这是何等的悲哀？
所以如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打造文艺界“快速反应部队”，这应该是当前文艺界人士必须考虑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建议，在国家技术部门全面提升网络的安全监测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基础上，助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文艺界同仁也应迅速行动起来，对内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优长，配合主流舆论做好政策解释、信息筛选、优秀事迹宣传、讴歌伟大成就、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等工作，编织起风清气正的文艺防护网，协助营造正能量的舆论宣传环境；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下好先手棋，采取主动权，提高传播力增强话语权，要不断强化我们自身的“软实力”，以进为守保障我们舆论宣传环境安全。
曲艺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是最接地气、最能阐发中国精神的艺术形式。所以曲艺应该充分发挥“短、平、快”的特质，成为中华文化“快速反应部队”中的“生力军”。中国曲协应该团结带领广大曲艺界同仁，对内为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作出贡献，对外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捍卫中国形象、诠释中国精神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议程标定了起跑线，报告打响了发令枪。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参加本次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发扬民主、增进团结的主旋律，汇聚决战疫情防控、决胜脱贫攻坚的磅礴伟力，锚定使命任务，在精准建言资政、助力决战决胜上下功夫，在坚定信心决心、广泛凝聚共识上做工作，用心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要求曲艺工作者加强学习、跟上脚步，让新时代洗练新作品，用新作品展现新时代。对于曲艺界全国政协委员而言，关注现实更是了解实际情况、打磨完善提案、认真履职尽责的重要途径。他们秉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看必清、问必细、想必真、做必实的劲头，拿出了一份份兼具深度与广度、平衡理想与现实的提案，在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更充分体现出曲艺人采风要采实、做事要做稳的精神。本刊特别摘选籍薇、盛小云、吴文科、巩汉林4位曲艺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精华，以期展现他们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履职状态，和中国曲艺人紧跟时代、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
让曲艺拥有稳固的“等边三角形”结构
“创演作品抗‘疫’”“实体经营危机”“开辟网络阵地”应该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曲艺界的三个关键词组，它们锚定并构筑出了一个三角形，但这个三角形三个内角的角度是严重不对等的。
曲艺界用作品抗“疫”赢得的赞誉，也在疫情中暴露出经营实体“身弱力小无保障”、从业者转战网络“水土不服难适应”这两大问题。顶角大而两底角小，曲艺“三角形”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的扁平化趋势在增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
或许是受曲艺艺术“短、平、快”特质影响，曲艺剧场总体呈现“小、巧、灵”的特质，寻常时周转不难，但在面对疫情等重大事件时就会暴露出本钱小、抗风险能力差、持续作战能力不足等弊病，进而出现经营不善甚至关门停业等状况，最终导致工作人员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窘境。《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下曲艺演出经营实体影响调查分析》报告中就指出，受疫情影响，“因与员工的契约关系较为简单，大部分民营团体无法支付工资，这也将直接导致从业人员生活收入的减少”“一些本就传承艰难的民间非遗曲种，随着从业人员的流失，失传的脚步在进一步加速”。
转战线上是曲艺工作者减少疫情影响的重要手段。但很显然，曲艺在网络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一些曲艺工作者让线下节目原样“上网”，却在转眼间被娱乐信息的大潮“淹没”；一些则向网络传播的“主流”靠拢，做起了直播、带货等营生，也效果不佳，有人甚至吐槽：“明明曲艺人应该是最擅长打破‘第四堵墙’与观众交流的，可在网上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些关于曲艺经营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在本次疫情中集中暴发了出来。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曲艺“三角”的稳定性会被进一步破坏，并可能在将来某一时间内失去自我诠释的能力而变成一个扁平的公益性概念。
秉持对曲艺事业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盛小云充分发扬曲艺工作者实地采风、踏实创作的精神，在广泛调研疫情期间社会保险制度执行情况后，对如何保障包括曲艺演出实体经营者在内的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出了建议。
盛小云委员认为，应为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以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替代经济补偿金制度，将失业保险基金提高到省级统筹，并建立统一的失业保险经办网络平台，以有效提升灵活就业人员抵御危机风险的能力。
谈及曲艺工作者如何适应网络水土的问题时，盛小云委员在详细阐释“建议建立‘一站式’的未成年人网络娱乐管理平台”提案后，着重强调了曲艺在对冲网络喧嚣信息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在以制度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同时，曲艺工作者应该在不断完善的网络管理制度框架下主动出击，认真学习网络传播规律，积极用艺术养分改良网络土壤，用心培育能引起未成年人兴趣的网络曲艺作品，在“劝人方”的润物细无声中找到网络曲艺发展的抓手和动力。
延展艺术主体影响力 增强保护主体责任感
确保曲艺艺术在新时期健康有序发展是曲艺界最广泛的共识。但如何将共识转化为显著的成效，依然是广大曲艺工作者钻研的重要课题之一。尽快确认曲艺的艺术主体与保护主体，有助于厘清曲艺发展脉络，拓宽和延展新时期曲艺发展路径。
千百年来，曲艺的传承方式都是师徒相继、口传心授。这种传承方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来包括曲艺在内的许多艺术门类在过去多数时候都被视为末流，煌煌上庠或是平常书塾中，自也不大会有教授曲艺的夫子、记载曲艺的典籍；二来曲艺艺人，特別是基层艺人为了生计奔波，足迹会遍布乡土周边乃至大江南北，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有较为稳定的驻所，随身也不过三五弟子。两者共同影响，实际上使得曲艺界耆老硕宿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艺术历史的“见证人”或“回忆录”，艺术传承的“活字典”和“教科书”。
这种聚集化现象一方面能保证曲艺艺术的活性，一方面也会使艺术兴旺系于人之存续，给曲艺发展留下不稳定的因子。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认为，尽快确立曲艺耆宿的艺术主体地位，不但能抓住曲艺抢救性整理的源头，更能大力推动曲艺的活态发展。
籍薇委员建议，应从曲艺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充分发挥曲艺艺术主体的头部优势和德艺双馨吸引力的同时，持续推动艺术资源的深流广布，深耕少儿曲艺土壤，用心培养曲艺后起之秀，着力培养青年曲艺专业队伍，显著提升艺术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持续增加曲艺艺术在创作、表演、宣传、经营等各个环节的力量，进而推动曲艺事业的良性链式反应，最终全面增强曲艺的文化张力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在始终确保曲艺事业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尽快夯实地方曲艺院团的保护主体责任并确保其有能力落实保护主体责任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地方院团扎根当地，熟知地方曲种的发展历史、艺术特点、群众基础和当前面临的困境，由其履行保护主体责任，更能对症下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受当前曲艺发展大环境影响，地方院团在履行保护主体责任时对当地政策与财政支持的依赖度也相对较大。籍薇委员以天津曲艺团为例，介绍了地方院团在厚培地方文化土壤、用心说好地方故事、树立地方文化形象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并进一步呼吁各地方政府给予地方院团政策、制度、项目、资金等扶持，从根本上强化它们履行保护主体责任的能力。
举社会效益之“纲” 张经济效益之“目”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论断，道出了住房偏离遮风挡雨、御寒保暖的本质属性而裹满“真金白银”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必然有资本的推动。而纵观社会百业，偏离本质属性并不只有住房一例，文艺行业受资本锈蚀也较为严重。
不可否认，文艺具备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属性，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属性，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以打造精品力作为根本目标。因此文艺发展也存在着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在物质世界中，文艺资源最终变为文艺资本而形成经济价值导向功能；而在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文艺产品的消费因其精神影响而形成文化价值引导功能。但令人不安的是，在当前的文艺界，似乎有“西风压制东风”一股向金钱低头、唯技术适从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反映生活、针砭时弊、歌颂美好、启人深思等应该是文艺作品必备的态度。但事实上，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流量而轻含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前文艺行业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求一时漂亮的票房数据而漠视之后的“洪水滔天”似乎已逐渐成为文艺行业一个新的“共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对此深感忧虑，他建议今后特别是在针对影视行业的政策性文件中，突出强调“事业”属性，促将票房收益及收视率与影视作品的价值评估脱钩，突出影视作品的“艺术品”属性，避免原本是精神生产的影视剧制作活动被异化为简单逐利的“文化工业”行为。
吴文科委员的提案核心对当前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曲艺行业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曲艺这种传统艺术在面对文化市场时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隐患的。不审慎地探索适合曲艺健康发展的道路而是一股脑地投入文化市场的大潮中，必然会加大曲艺的结构性裂痕，甚至导致流量、拜金、浮华等不良思想对曲艺的“倒灌”，最终稀释甚至消解曲艺艺术的本质特征，对此我们不能没有足够的警惕心。
新時代曲艺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持续扎根基层，从根本上强壮曲艺的根须和主干，显著增强曲艺的文化水土保持能力、文化营养汲取能力和艺术精华释放能力，以朴实的、有真正生活气息的作品标定曲艺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为此，增强基层文化馆自我造血能力就要被摆上日程。
吴文科委员建议，有关方面要在摸排掌握当前全国各级文化馆的基础上，按照所在区域的服务需求配备补足或调整扩充相应的专业人员及岗位编制数量，并依法科学增加相应的事业经费，以保障文化馆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它们“园丁”工作积极性。
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打造文艺界“快速反应部队”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而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妄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会“终结历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交叉理解两者，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时间里，在不动用枪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然没有放弃用文化交流这一“文明竞争”的形式来实现“历史的终结”。而当前国内的文化发展态势也佐证了西方文化浸入的力度和成果，尤其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推向了一个信息无处不在的“数字化”“虚拟化”时代，世界的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为西方文化渗透带来了新的可乘之机。信息时代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更加便利、形式更加多样、本质更加隐秘，潜移默化造成的影响愈发危险。
我国拥有5000年灿烂辉煌的文明。随着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向世界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也成为了西方借以利用的对象和主题。特别是经过信息技术的改造后，反而成为向国内宣传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利器，借用我们熟悉的形象、故事，改变甚至颠覆了众多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例如：美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里创造的《花木兰》，它得到了很高的票房，但《花木兰》的影响力也在改变中国人对花木兰的传统认知；日本将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注册开发成漫画、游戏产品，如《真三国无双》等，在国内风靡，甚至成为部分青少年了解三国文化的依据。中国的小孩子要通过外国制作的动画片、网络游戏来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这是何等的悲哀？
所以如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打造文艺界“快速反应部队”，这应该是当前文艺界人士必须考虑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建议，在国家技术部门全面提升网络的安全监测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基础上，助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文艺界同仁也应迅速行动起来，对内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优长，配合主流舆论做好政策解释、信息筛选、优秀事迹宣传、讴歌伟大成就、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等工作，编织起风清气正的文艺防护网，协助营造正能量的舆论宣传环境；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下好先手棋，采取主动权，提高传播力增强话语权，要不断强化我们自身的“软实力”，以进为守保障我们舆论宣传环境安全。
曲艺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是最接地气、最能阐发中国精神的艺术形式。所以曲艺应该充分发挥“短、平、快”的特质，成为中华文化“快速反应部队”中的“生力军”。中国曲协应该团结带领广大曲艺界同仁，对内为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作出贡献，对外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捍卫中国形象、诠释中国精神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