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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曲艺的存现方式以“听书”为主，但是在当代文化传播科学技术发展的语境下，听众更习惯于用一种“视听”结合的方式来欣赏曲艺。因此，本文通过对苗湖书会的考察，从苗湖书会的历史发展概况、当下运行状况、代表性艺人、民俗文化重构等方面剖析其传播生态，并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生态环境，对苗湖书会曲艺艺术的发展前景展开论述。
一、 苗湖书会的历史发展概况
关于曲艺艺术的发展历史，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据资料记载，苗湖书会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最初，苗湖因其地理位置低，连年灾荒不断。为了养家糊口，苗湖人们经常乞讨，在乞讨的路途中学会坠子、大鼓书等曲种，而后就把它们带回了家乡。据《界首县志》一书记载：“清嘉庆年间，大约1810年，苗湖村唱坠子翁的艺人苗本林（第一代传人）和儿子苗何珠、侄子苗何刚，白庄湖王西龄、王西贤，王桥庄王本宇、王何钦、王何巨，在麦收后农历六月初六挂锄钩的农闲时间，利用学到的唱坠子艺术，给农民群众唱一些口头传唱的传统坠子曲目《金鞭记》《响马传》等。”[1]20世纪40年代，苗湖书会的第5代传人苗元普为纪念苗湖书会创办人苗本林165周年诞辰，便把农历六月初六定为书会的会期，为五里八村的乡亲们表演，每期说唱5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苗湖书会一度没落。至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发展，书会传人苗清臣走遍各地书会了解情况，并根据界首当地的情况以及苗湖书会的传统，在界首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扶持和帮助下，于当年六月初六重新举办为期3天的书会，有来自安徽、河南两省9个县市的30多位曲艺艺人参加。后来，看到苗湖书会的演出反响超出预期，苗清臣更是信心倍增。为了更好地推动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他于1986年开办了曲艺培训班，成立了界首苗湖曲艺队。
关于90年代以后苗湖书会的发展情况，据苗清臣讲：“在1996年，由于苗湖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加之当年连天阴雨导致道路泥泞、交通不便，因此，苗湖书会自1996年搬到任寨乡乡政府附近继续开办。进入新世纪以后，苗湖村情况有所改善，加之经过乡政府的同意后，2005年书会又搬回到苗湖村举办，经济开支由市里承担。”至此，经历消沉的苗湖书会得以新生。现在的苗湖书会每届历时5天，吸引了周边曲艺艺人来参加，近的有来自阜阳、亳州、太和、临泉等周边县市的说书艺人，远的有来自河南沈丘、江苏坯县、山东曹县、湖北大悟县等的艺人来参加表演。
二、苗湖书会的运行现状
苗湖书会由政府接管之后，在经济开支各方面都有了保证，尤其在2008年界首苗湖书会被批准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吸引了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
苗湖书会的现场演出大致可以分为舞台式表演、撂摊式表演以及今年首次请来的河南的戏曲剧团演出。接下来笔者就对这三种形式分别介绍。
舞台式演出：苗湖书会的舞台式演出是以不同曲种、短篇书目表演为主，其作品多为曲艺艺人根据时下新人新事创作的短篇新书目。舞台式的演出也是每年苗湖书会的重头戏，只有周边地区的名角才有机会登场。所以，对于艺人们来说，能够在苗湖书会上登台献艺是对他们艺术水平的极大认可。2019年书会的首演是安徽亳州地区的柴志国，演唱的是新创作的大鼓书曲目《劝人要有好心态》。此外，今年舞台演出最受欢迎的当属来自界首中学的学生杨多良，他的大鼓书选段《武松打虎》博得了满堂喝彩。据悉，他当天上午就为观众们献唱了十四首曲目。除传统曲目外，新创作的曲目多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涌现的新人新事，热情讴歌党的富民政策和农村文明新风。这些曲目歌颂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表达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殷切向往。
撂摊式演出：是在周边田野空地上表演、以不同曲种中长篇书目为主的演出形式。撂摊式的演出作品大都是中长篇为主的传统旧书目，题材多为悲惨的爱情故事、冤案故事等。
在舞台演出正热闹进行的时候，刚到的艺人们也开始在舞台周围以及道路两旁寻找空地设场演出。经过笔者询问得知，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大都排到了下午或者明天，所以先在周围摆场子唱唱。他们说：“一来主要是活跃活跃气氛，增加人气，二来是唱两句开开嗓子，三来是在这与其他熟识的艺人以及曲艺爱好者交流交流，四来就是获得请书人的青睐，邀请我们去唱书！”不過，近年来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日渐丰富，写书、请书的人逐渐减少了。所以老艺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写书放在最后面讲。”此外，解放前，撂摊式的演出都是规规矩矩的扎帐搭棚。这些规矩现在也没这么讲究了。
戏剧团演出：今年苗湖书会还请来了河南豫剧团在会场外面进行表演。从苗清臣处获悉，今年花费了一万块钱请河南豫剧团来连唱五天，成为书会今年的新形式。
“无时不说，无处不唱，无人不乐”是界首市苗湖书会创办宗旨的真实体现，是人民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现实写照。尤其根据时下新事所创作的精悍的曲艺小段，其中宣传惩恶扬善、尊老爱幼的内容，在今天仍不失其教育意义。从上述对苗湖书会的纪实可以看出，在当下曲艺传播生态遭受解构的时代，苗湖书会作为曲艺艺术传播的重要生态平台，至今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传播生态中的“人”
对于音乐事象中的“人”，当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正如上述所说，在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念中，“传播生态指的是情境中的传播过程。简而言之，传播过程中包括人、信息技术媒介、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①也正如伍国栋在其《民族音乐学概论》一书中所提到的三个概念——音乐主体、音乐事象、音乐客体，其中对于音乐主体的表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操纵音乐的个体或是群体。②又如郭乃安在其《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论著提到的“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③因此，在曲艺艺术的传播生态中，人的音乐行为以及心理活动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年75岁的苗清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湖书会的创（复）办人，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界首渔鼓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还是阜阳市十佳理论宣讲员。关于他的学艺史，据其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学校毕业之后，先是去看菜园子，后来，看人家曲艺队演出一上午都可以挣百十块钱。正好当时界首市有一个曲艺队，在那里做学员，并拜曲艺艺人李明德为师，开始学习大鼓书，后来又改习坠子。大概在1990年，中央文化界的人士来界首搜集渔鼓的情况，但是没有找到渔鼓传承人，后来应上级要求，我又开始研究渔鼓。”此后，苗老师不仅积极参加各种下乡演出，还广泛收授培养徒弟，积极传播曲艺艺术。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传统曲艺艺术的关注，各级政府部门、文化团体以及各高等、中级学校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工作。苗老师也积极与他们对接，经常走进安徽大学、阜阳师范学院、界首一中等学校进行演讲，宣传推广界首苗湖书会，与同学们同台演出、交流技艺。特别是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被安徽省文化厅列为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地之后，界首市非遗项目的传承方式正向学校规模化、正规化的培养模式转变。目前，苗清臣就在阜阳科技工程学校渔鼓社团教授课程。据他讲述：“一期约有二十余人，每星期周一至周四下午4：20至5：20上课。”
通过上述对苗清臣个人情况以及近年来他的相关活动的介绍，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曲艺艺人，苗清臣为曲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笔者以为，欲建构良好的曲艺传播生态，培养好其传播生态中的“人”这一因素至关重要。
四、 苗湖书会与民俗文化重构
在当下民俗学的理解中，“集市虽然是一种经济商品交易的场所，但它也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实体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的复合物，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④因此，集市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所需，还因其具有民俗特质，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从而产生一定的文化功用。例如，在历史上集市经济发展最昌盛的两宋时期，出现了瓦肆、勾栏等商业娱乐场所。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解释说：“瓦舍，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可见当时商业娱乐活动的繁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集市、庙会，大都是先开展经济贸易，随之才有一些服务行业、娱乐文化产业加入。而苗湖书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是先自发性地建立起来，从而带动其他民俗文化产业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说，苗湖书会不仅促进了曲艺艺术自身的发展，还推动了界首地区传统民俗文化的重构。
在农历六月初六，笔者来到苗湖书会现场，看到书会舞台对面摆满了各种非遗文化会展的图片以及实物，吸引了一大批观众来观看。据负责人介绍：“像剪纸、彩陶、年画、木雕这种传统手艺的传承现状相对于渔鼓、书法更窘迫，因为现在工艺技术的发展，机械化生产的东西不仅出产快，而且还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如果没有苗湖书会这样的平台，或许现在人们都见不到这些东西！”笔者在走访群众时发现，他们对于这些手工艺品非常喜欢，整个集市行人络绎不绝。由此可看出，透过苗湖书会这个曲艺平台，各种民俗文化资源都活跃其中。如此氛围下，界首地区的民俗文化正在悄然重构，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五、苗湖书会发展前景
在当前的文化发展语境中，我国的说唱音乐文化呈现出市场环境萎靡、传统曲目消失、人才青黄不接、社会认同下降、艺人收入减少等许多共性的问题。很多说唱曲种濒临失传，甚至一个老艺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个曲种的灭绝。无独有偶，作为千百年来承载界首曲艺艺术发展的苗湖书会，它的消退更是体现了当下日益萎缩的曲艺艺术传播生态。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多媒体文化的渗透，苗湖书会也受到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苗湖书会上的曲种淮北大鼓、安徽琴书等，曲目越唱越短，艺人越来越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界首的苗湖书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资助下，加之像苗清臣这样热爱曲艺事业的传承人在坚守，逐渐呈现出冬去春来的景象。苗湖书会现在的发展有了多重的保障。其一，在2008年，苗湖书会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了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苗湖书会的运行资金有了保障，并且名气也随之提升。其二，近年来在阜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党政领导的支持以及戎龚停老师的带领下，该校在苗湖书会建立了曲艺实习基地，并且定期向老艺人学习，在苗湖书会期间登台献艺。其三，阜阳科技工程学校建立了非遗传承社团，此为培养新生代的曲艺艺人们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其四，从界首市文化馆处获悉，界首市委市政府目前正在筹划界首苗湖书会传习基地项目。项目选址就位于界首市苗湖村，占地面积达50余亩，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包括展示大厅、排演大厅、曲艺广场、书棚、舞台亮化、餐饮住宿、环境绿化等。此为苗湖书会的多媒体场馆设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另外，苗湖书会这几年真正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例如，在书会期间，《中国文化报》《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安徽文化周刊》《阜阳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台多次刊登和播放苗湖书会的盛况。
六、 结语
重构新时期曲艺事业的传播生态，我们不应仅仅只关注于任何一个微观局面，而要把握大形势，实行微措施。对此，各家各派学者都有不同的论述。有学者提出，在当下艺术发展的语境下，对于曲艺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市场主导型”“政府资助型”“陈列展览型”“研究交流型”。[2]从苗湖书会的当下发展来看，后三种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因此，“市场主导型”应该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多元文化应实施多‘源’保护。”⑤这个多“源”指的就是文化主体、学者、政府、商人。“对于多‘源’力量的有序结合，在实践中是有必要的。首先，学者在发掘与保护之前，应当注意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原生态的考察与研究。其次，政府力量在学者的建议下，根據政府所想要的文化‘实用价值’进行改造。再次，引进商人的资本力量，与其‘使用价值’相结合，进行一个符合现代化审美价值的改造。如此，通过学者的研究，即保留当地原生态的文化资料。文化主体也从学者的讲解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产生文化自觉。政府则根据文化的实用价值打造文化品牌，商人又根据其使用价值，进行现代化审美的改造。”⑥同样，苗湖书会的传承与发展也适用于上述论断，只有处理好多“源”力量的结合，苗湖书会才可能有更加广阔、光明的前景。
一、 苗湖书会的历史发展概况
关于曲艺艺术的发展历史，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据资料记载，苗湖书会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最初，苗湖因其地理位置低，连年灾荒不断。为了养家糊口，苗湖人们经常乞讨，在乞讨的路途中学会坠子、大鼓书等曲种，而后就把它们带回了家乡。据《界首县志》一书记载：“清嘉庆年间，大约1810年，苗湖村唱坠子翁的艺人苗本林（第一代传人）和儿子苗何珠、侄子苗何刚，白庄湖王西龄、王西贤，王桥庄王本宇、王何钦、王何巨，在麦收后农历六月初六挂锄钩的农闲时间，利用学到的唱坠子艺术，给农民群众唱一些口头传唱的传统坠子曲目《金鞭记》《响马传》等。”[1]20世纪40年代，苗湖书会的第5代传人苗元普为纪念苗湖书会创办人苗本林165周年诞辰，便把农历六月初六定为书会的会期，为五里八村的乡亲们表演，每期说唱5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苗湖书会一度没落。至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发展，书会传人苗清臣走遍各地书会了解情况，并根据界首当地的情况以及苗湖书会的传统，在界首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扶持和帮助下，于当年六月初六重新举办为期3天的书会，有来自安徽、河南两省9个县市的30多位曲艺艺人参加。后来，看到苗湖书会的演出反响超出预期，苗清臣更是信心倍增。为了更好地推动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他于1986年开办了曲艺培训班，成立了界首苗湖曲艺队。
关于90年代以后苗湖书会的发展情况，据苗清臣讲：“在1996年，由于苗湖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加之当年连天阴雨导致道路泥泞、交通不便，因此，苗湖书会自1996年搬到任寨乡乡政府附近继续开办。进入新世纪以后，苗湖村情况有所改善，加之经过乡政府的同意后，2005年书会又搬回到苗湖村举办，经济开支由市里承担。”至此，经历消沉的苗湖书会得以新生。现在的苗湖书会每届历时5天，吸引了周边曲艺艺人来参加，近的有来自阜阳、亳州、太和、临泉等周边县市的说书艺人，远的有来自河南沈丘、江苏坯县、山东曹县、湖北大悟县等的艺人来参加表演。
二、苗湖书会的运行现状
苗湖书会由政府接管之后，在经济开支各方面都有了保证，尤其在2008年界首苗湖书会被批准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吸引了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
苗湖书会的现场演出大致可以分为舞台式表演、撂摊式表演以及今年首次请来的河南的戏曲剧团演出。接下来笔者就对这三种形式分别介绍。
舞台式演出：苗湖书会的舞台式演出是以不同曲种、短篇书目表演为主，其作品多为曲艺艺人根据时下新人新事创作的短篇新书目。舞台式的演出也是每年苗湖书会的重头戏，只有周边地区的名角才有机会登场。所以，对于艺人们来说，能够在苗湖书会上登台献艺是对他们艺术水平的极大认可。2019年书会的首演是安徽亳州地区的柴志国，演唱的是新创作的大鼓书曲目《劝人要有好心态》。此外，今年舞台演出最受欢迎的当属来自界首中学的学生杨多良，他的大鼓书选段《武松打虎》博得了满堂喝彩。据悉，他当天上午就为观众们献唱了十四首曲目。除传统曲目外，新创作的曲目多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涌现的新人新事，热情讴歌党的富民政策和农村文明新风。这些曲目歌颂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表达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殷切向往。
撂摊式演出：是在周边田野空地上表演、以不同曲种中长篇书目为主的演出形式。撂摊式的演出作品大都是中长篇为主的传统旧书目，题材多为悲惨的爱情故事、冤案故事等。
在舞台演出正热闹进行的时候，刚到的艺人们也开始在舞台周围以及道路两旁寻找空地设场演出。经过笔者询问得知，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大都排到了下午或者明天，所以先在周围摆场子唱唱。他们说：“一来主要是活跃活跃气氛，增加人气，二来是唱两句开开嗓子，三来是在这与其他熟识的艺人以及曲艺爱好者交流交流，四来就是获得请书人的青睐，邀请我们去唱书！”不過，近年来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日渐丰富，写书、请书的人逐渐减少了。所以老艺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写书放在最后面讲。”此外，解放前，撂摊式的演出都是规规矩矩的扎帐搭棚。这些规矩现在也没这么讲究了。
戏剧团演出：今年苗湖书会还请来了河南豫剧团在会场外面进行表演。从苗清臣处获悉，今年花费了一万块钱请河南豫剧团来连唱五天，成为书会今年的新形式。
“无时不说，无处不唱，无人不乐”是界首市苗湖书会创办宗旨的真实体现，是人民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现实写照。尤其根据时下新事所创作的精悍的曲艺小段，其中宣传惩恶扬善、尊老爱幼的内容，在今天仍不失其教育意义。从上述对苗湖书会的纪实可以看出，在当下曲艺传播生态遭受解构的时代，苗湖书会作为曲艺艺术传播的重要生态平台，至今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传播生态中的“人”
对于音乐事象中的“人”，当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正如上述所说，在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念中，“传播生态指的是情境中的传播过程。简而言之，传播过程中包括人、信息技术媒介、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①也正如伍国栋在其《民族音乐学概论》一书中所提到的三个概念——音乐主体、音乐事象、音乐客体，其中对于音乐主体的表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操纵音乐的个体或是群体。②又如郭乃安在其《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论著提到的“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③因此，在曲艺艺术的传播生态中，人的音乐行为以及心理活动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年75岁的苗清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湖书会的创（复）办人，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界首渔鼓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还是阜阳市十佳理论宣讲员。关于他的学艺史，据其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学校毕业之后，先是去看菜园子，后来，看人家曲艺队演出一上午都可以挣百十块钱。正好当时界首市有一个曲艺队，在那里做学员，并拜曲艺艺人李明德为师，开始学习大鼓书，后来又改习坠子。大概在1990年，中央文化界的人士来界首搜集渔鼓的情况，但是没有找到渔鼓传承人，后来应上级要求，我又开始研究渔鼓。”此后，苗老师不仅积极参加各种下乡演出，还广泛收授培养徒弟，积极传播曲艺艺术。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传统曲艺艺术的关注，各级政府部门、文化团体以及各高等、中级学校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工作。苗老师也积极与他们对接，经常走进安徽大学、阜阳师范学院、界首一中等学校进行演讲，宣传推广界首苗湖书会，与同学们同台演出、交流技艺。特别是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被安徽省文化厅列为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地之后，界首市非遗项目的传承方式正向学校规模化、正规化的培养模式转变。目前，苗清臣就在阜阳科技工程学校渔鼓社团教授课程。据他讲述：“一期约有二十余人，每星期周一至周四下午4：20至5：20上课。”
通过上述对苗清臣个人情况以及近年来他的相关活动的介绍，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曲艺艺人，苗清臣为曲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笔者以为，欲建构良好的曲艺传播生态，培养好其传播生态中的“人”这一因素至关重要。
四、 苗湖书会与民俗文化重构
在当下民俗学的理解中，“集市虽然是一种经济商品交易的场所，但它也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实体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的复合物，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④因此，集市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所需，还因其具有民俗特质，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从而产生一定的文化功用。例如，在历史上集市经济发展最昌盛的两宋时期，出现了瓦肆、勾栏等商业娱乐场所。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解释说：“瓦舍，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可见当时商业娱乐活动的繁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集市、庙会，大都是先开展经济贸易，随之才有一些服务行业、娱乐文化产业加入。而苗湖书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是先自发性地建立起来，从而带动其他民俗文化产业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说，苗湖书会不仅促进了曲艺艺术自身的发展，还推动了界首地区传统民俗文化的重构。
在农历六月初六，笔者来到苗湖书会现场，看到书会舞台对面摆满了各种非遗文化会展的图片以及实物，吸引了一大批观众来观看。据负责人介绍：“像剪纸、彩陶、年画、木雕这种传统手艺的传承现状相对于渔鼓、书法更窘迫，因为现在工艺技术的发展，机械化生产的东西不仅出产快，而且还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如果没有苗湖书会这样的平台，或许现在人们都见不到这些东西！”笔者在走访群众时发现，他们对于这些手工艺品非常喜欢，整个集市行人络绎不绝。由此可看出，透过苗湖书会这个曲艺平台，各种民俗文化资源都活跃其中。如此氛围下，界首地区的民俗文化正在悄然重构，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五、苗湖书会发展前景
在当前的文化发展语境中，我国的说唱音乐文化呈现出市场环境萎靡、传统曲目消失、人才青黄不接、社会认同下降、艺人收入减少等许多共性的问题。很多说唱曲种濒临失传，甚至一个老艺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个曲种的灭绝。无独有偶，作为千百年来承载界首曲艺艺术发展的苗湖书会，它的消退更是体现了当下日益萎缩的曲艺艺术传播生态。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多媒体文化的渗透，苗湖书会也受到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苗湖书会上的曲种淮北大鼓、安徽琴书等，曲目越唱越短，艺人越来越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界首的苗湖书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资助下，加之像苗清臣这样热爱曲艺事业的传承人在坚守，逐渐呈现出冬去春来的景象。苗湖书会现在的发展有了多重的保障。其一，在2008年，苗湖书会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了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苗湖书会的运行资金有了保障，并且名气也随之提升。其二，近年来在阜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党政领导的支持以及戎龚停老师的带领下，该校在苗湖书会建立了曲艺实习基地，并且定期向老艺人学习，在苗湖书会期间登台献艺。其三，阜阳科技工程学校建立了非遗传承社团，此为培养新生代的曲艺艺人们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其四，从界首市文化馆处获悉，界首市委市政府目前正在筹划界首苗湖书会传习基地项目。项目选址就位于界首市苗湖村，占地面积达50余亩，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包括展示大厅、排演大厅、曲艺广场、书棚、舞台亮化、餐饮住宿、环境绿化等。此为苗湖书会的多媒体场馆设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另外，苗湖书会这几年真正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例如，在书会期间，《中国文化报》《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安徽文化周刊》《阜阳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台多次刊登和播放苗湖书会的盛况。
六、 结语
重构新时期曲艺事业的传播生态，我们不应仅仅只关注于任何一个微观局面，而要把握大形势，实行微措施。对此，各家各派学者都有不同的论述。有学者提出，在当下艺术发展的语境下，对于曲艺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市场主导型”“政府资助型”“陈列展览型”“研究交流型”。[2]从苗湖书会的当下发展来看，后三种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因此，“市场主导型”应该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多元文化应实施多‘源’保护。”⑤这个多“源”指的就是文化主体、学者、政府、商人。“对于多‘源’力量的有序结合，在实践中是有必要的。首先，学者在发掘与保护之前，应当注意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原生态的考察与研究。其次，政府力量在学者的建议下，根據政府所想要的文化‘实用价值’进行改造。再次，引进商人的资本力量，与其‘使用价值’相结合，进行一个符合现代化审美价值的改造。如此，通过学者的研究，即保留当地原生态的文化资料。文化主体也从学者的讲解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产生文化自觉。政府则根据文化的实用价值打造文化品牌，商人又根据其使用价值，进行现代化审美的改造。”⑥同样，苗湖书会的传承与发展也适用于上述论断，只有处理好多“源”力量的结合，苗湖书会才可能有更加广阔、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