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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忧思之作。该书以刘东教授为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中国部分”主持撰写的讨论提纲为基础，剖析了传统文化在申遗、语言、建筑、电影、体育、通识、家庭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对中国在当今世界所遭遇的态势和承担的命运，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思考。
中国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教授认为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世界格局远未定型，我们不应将自家传统视作奄奄一息的死物。只有参验当今时代的学识、眼界与体悟，重新为传统贯注精神内容和思想活力，政治合法性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才能获得和解，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才能熬成新的传统。全书篇幅精练，又立意高远，堪称当下最具全球眼光的中国文化宣言。
《再造传统》：全球化的发生与焦虑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说，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益压缩，心情和感受随之趋于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耳朵里，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心悸和失眠的理由。西方资本主义以一张无形之网架设的“全球场”跨越着时间的藩篱，抹杀了疆域的边界，杂糅身份与文化等多种元素，无意识地吞噬着被其视为民族主义的“异化”。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必然也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数千年以来沿袭的文化被西方视角所“解构”，打破了传统的包浆，再生的文化究竟是“融合的升华”，还是跌落为“不可逆的糟粕”？寻求“文化间性”的渗透和嫁接是契机，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在《再造传统》中，刘东以敞开的视角梳理“全球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全球文化的进程，立足当下现有研究，钩沉历史，细化勾勒出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时，对语言、建筑、电影、家庭等文化与社会诸多领域所造成的认知冲撞，审视在全球化中漂移的中国性、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态势以及自我殖民还是中体西用，审时度势发挥文化主体性，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再造传统》的副标题是“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这似乎给出了一种暗示，即当跨文化发生时，参照系的紊乱致使民族本土文化脱离原有轨迹的发展，在盲目追随西方文明的路途中陷入迷茫而无所适从，敞开的视野赋予了多种选择，恐慌也正是源于此，特别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下，第三世界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程度日益提升，在众声喧哗中，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避免在全球化中被扼杀？反思精神的本质就是以理性的思辨，敢于对一切的产物进行批判，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在这里，理性是警觉的延伸。
另一方面，刘东所强调的“加入全球”，即是将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公之于众：“加入”就意味着曾经的“不在场”，西方人打乱东方的秩序，又将其纳入西方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偏见。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屡获殊荣，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沉思引发国内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想象：原始、落后、边缘。90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商业制作热潮席卷中国电影界，《英雄》《无极》等一系列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大片”的诞生使中国电影界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中国观众也在银幕或电影屏幕上重温着被灌输的西方形象”。中国人只接受西方给予东方的价值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这即是中国文化模式停滞不前的原因。
文艺复兴与当下文化复兴的共同特点即是思想的去魅。从启蒙时代出发，建立在对理性体系的反思有积极亦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性在于以理性的眼光看历史与宗教，消极性则在于把理性之外的东西通通视为一种异样：疯狂。文化复兴也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一体化的视角，但却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潜移默化地诱导着众人享受光鲜之下的其乐融融，像浸泡在温水中的青蛙，受到步步近逼却不自知。当下，为了让文化景观纳入国际视野，打上西方烙印，在“申遗”途中生态环境屡遭破坏，英语的广泛传播威胁着语言的多样化，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岁月沉淀的怀旧情结灰飞烟灭……如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所说：“……全球化也使致命疾病、破坏性想法和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狂、毒品和武器得以扩散。通过即时通信和旅行，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近；但它不断提醒我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机会上的不同，这些会持续分裂我们，可能会比之前更痛苦。”
福柯提出，要反思一个时代的认知型是如何产生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理性、批判和反思的时代。笛卡儿提出以理性为核心构建的主体和自我。尼采从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批判意识逐渐颠覆传统权威。康德受卢梭影响，他所认为的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判断并不是自身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建立—颠覆”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一边力不从心地为恢复传统文化振臂高呼，一边默认既定历史事实，刻意迎合“全球化”，来自多方的噪声干扰着价值的取向和定位，21世纪跨文化时代的认知型，仅有理性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民族对未来的选择。全球化似乎永远没有终结，中国是否能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场中，整合被同化、濒临断裂的文化因子，所有传统的、民族的，与其将这些放在真空文化装置中束之高阁，不如将其放在全球的视野中同当代艺术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底色。
（刘晗/文）
用新拿来主义再造传统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自成自受，以其强烈的个性赋予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精神特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可能。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带着承继传统文化特质和提高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警觉，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中对如何塑造中国文化现代形态进行了探讨。
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跳出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整理国故”的传统命题。无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还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都是从比较学的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再认识，以引进外来文化或者西方知识体系为总目标。而《再造传统》着眼于全球化过程本身，跳出了中西文化比较的传统思路。因此，本书所开示的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文化，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全球文化冲击等观点具有普适性。 当然，本书的立足点在传统文化的未来。作者的初衷在于提醒中国最广大的知识分子，警惕全球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以防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丧失中国特质。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贴有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等标签，无论是将这些概念叠加限制还是分类铺陈，都表明全球化还介乎方生方成中；而归根结底，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势必由社会的主体人类来完成。这两方面构成了全球化过程的不确定性。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封闭发展路径，拒绝主体选择，把全球化的未来看死了。二是唯利是图，取消了我们的文化特质，把传统文化推向衰亡。因此，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性和探索性并存的。
作者并不主张把传统文化“当作气息奄奄的、只配受到保护和进行展览的熊猫，而要让它跟生猛的当代文化去厮混，去摸爬滚打，以获得跟世界并长争高的生命力”。因为只有通过活跃的、直接的、交互的对接渗透，才可能杂糅和嫁接出作为“文化间性”的新型文化。然而，全球化不是高速行驶穿行各国的列车，而是存在多种变异可能的病原菌。尽管作者对结果持乐观态度，也不能断定其结果是表现为压制和灭绝，还是表现为融合与跃升，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旦你抛向空中，只有时间才能给你答案。
传统文化在多元复杂的全球化变迁中，是极其脆弱的，脆弱到一如自然遗迹，在持续的外来压力下，会像电光石火一样稍纵即逝，变成未来考古意义上的文物或死物。因此，“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断提升去粗取精、趋利避害的能力；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要以坚持中国特质为核心；第三，要避免过程中的功利主义。这些观点与鲁迅的“拿来主义”及近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不妨称之为“新拿来主义”。
（马俊杰/文）
在传统中寻找应对全球化弊端的药方
——读《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2007年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再度成为众矢之的。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就与反思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或许就包括中国。
事实上，在20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显然是过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进程更是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成为刘东聚焦的主题。
刘东发现，“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同义词不同，刘东则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
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所以，刘东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已经不能放过任何人，而要表现为对全人类的无情宿命，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
正因此，在刘东那里，全球化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这种文化权衡，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统”。（严杰夫/文）
中国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教授认为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世界格局远未定型，我们不应将自家传统视作奄奄一息的死物。只有参验当今时代的学识、眼界与体悟，重新为传统贯注精神内容和思想活力，政治合法性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才能获得和解，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才能熬成新的传统。全书篇幅精练，又立意高远，堪称当下最具全球眼光的中国文化宣言。
《再造传统》：全球化的发生与焦虑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说，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益压缩，心情和感受随之趋于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耳朵里，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心悸和失眠的理由。西方资本主义以一张无形之网架设的“全球场”跨越着时间的藩篱，抹杀了疆域的边界，杂糅身份与文化等多种元素，无意识地吞噬着被其视为民族主义的“异化”。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必然也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数千年以来沿袭的文化被西方视角所“解构”，打破了传统的包浆，再生的文化究竟是“融合的升华”，还是跌落为“不可逆的糟粕”？寻求“文化间性”的渗透和嫁接是契机，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在《再造传统》中，刘东以敞开的视角梳理“全球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全球文化的进程，立足当下现有研究，钩沉历史，细化勾勒出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时，对语言、建筑、电影、家庭等文化与社会诸多领域所造成的认知冲撞，审视在全球化中漂移的中国性、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态势以及自我殖民还是中体西用，审时度势发挥文化主体性，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再造传统》的副标题是“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这似乎给出了一种暗示，即当跨文化发生时，参照系的紊乱致使民族本土文化脱离原有轨迹的发展，在盲目追随西方文明的路途中陷入迷茫而无所适从，敞开的视野赋予了多种选择，恐慌也正是源于此，特别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下，第三世界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程度日益提升，在众声喧哗中，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避免在全球化中被扼杀？反思精神的本质就是以理性的思辨，敢于对一切的产物进行批判，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在这里，理性是警觉的延伸。
另一方面，刘东所强调的“加入全球”，即是将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公之于众：“加入”就意味着曾经的“不在场”，西方人打乱东方的秩序，又将其纳入西方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偏见。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屡获殊荣，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沉思引发国内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想象：原始、落后、边缘。90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商业制作热潮席卷中国电影界，《英雄》《无极》等一系列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大片”的诞生使中国电影界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中国观众也在银幕或电影屏幕上重温着被灌输的西方形象”。中国人只接受西方给予东方的价值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这即是中国文化模式停滞不前的原因。
文艺复兴与当下文化复兴的共同特点即是思想的去魅。从启蒙时代出发，建立在对理性体系的反思有积极亦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性在于以理性的眼光看历史与宗教，消极性则在于把理性之外的东西通通视为一种异样：疯狂。文化复兴也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一体化的视角，但却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潜移默化地诱导着众人享受光鲜之下的其乐融融，像浸泡在温水中的青蛙，受到步步近逼却不自知。当下，为了让文化景观纳入国际视野，打上西方烙印，在“申遗”途中生态环境屡遭破坏，英语的广泛传播威胁着语言的多样化，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岁月沉淀的怀旧情结灰飞烟灭……如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所说：“……全球化也使致命疾病、破坏性想法和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狂、毒品和武器得以扩散。通过即时通信和旅行，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近；但它不断提醒我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机会上的不同，这些会持续分裂我们，可能会比之前更痛苦。”
福柯提出，要反思一个时代的认知型是如何产生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理性、批判和反思的时代。笛卡儿提出以理性为核心构建的主体和自我。尼采从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批判意识逐渐颠覆传统权威。康德受卢梭影响，他所认为的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判断并不是自身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建立—颠覆”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一边力不从心地为恢复传统文化振臂高呼，一边默认既定历史事实，刻意迎合“全球化”，来自多方的噪声干扰着价值的取向和定位，21世纪跨文化时代的认知型，仅有理性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民族对未来的选择。全球化似乎永远没有终结，中国是否能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场中，整合被同化、濒临断裂的文化因子，所有传统的、民族的，与其将这些放在真空文化装置中束之高阁，不如将其放在全球的视野中同当代艺术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底色。
（刘晗/文）
用新拿来主义再造传统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自成自受，以其强烈的个性赋予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精神特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可能。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带着承继传统文化特质和提高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警觉，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中对如何塑造中国文化现代形态进行了探讨。
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跳出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整理国故”的传统命题。无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还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都是从比较学的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再认识，以引进外来文化或者西方知识体系为总目标。而《再造传统》着眼于全球化过程本身，跳出了中西文化比较的传统思路。因此，本书所开示的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文化，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全球文化冲击等观点具有普适性。 当然，本书的立足点在传统文化的未来。作者的初衷在于提醒中国最广大的知识分子，警惕全球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以防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丧失中国特质。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贴有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等标签，无论是将这些概念叠加限制还是分类铺陈，都表明全球化还介乎方生方成中；而归根结底，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势必由社会的主体人类来完成。这两方面构成了全球化过程的不确定性。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封闭发展路径，拒绝主体选择，把全球化的未来看死了。二是唯利是图，取消了我们的文化特质，把传统文化推向衰亡。因此，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性和探索性并存的。
作者并不主张把传统文化“当作气息奄奄的、只配受到保护和进行展览的熊猫，而要让它跟生猛的当代文化去厮混，去摸爬滚打，以获得跟世界并长争高的生命力”。因为只有通过活跃的、直接的、交互的对接渗透，才可能杂糅和嫁接出作为“文化间性”的新型文化。然而，全球化不是高速行驶穿行各国的列车，而是存在多种变异可能的病原菌。尽管作者对结果持乐观态度，也不能断定其结果是表现为压制和灭绝，还是表现为融合与跃升，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旦你抛向空中，只有时间才能给你答案。
传统文化在多元复杂的全球化变迁中，是极其脆弱的，脆弱到一如自然遗迹，在持续的外来压力下，会像电光石火一样稍纵即逝，变成未来考古意义上的文物或死物。因此，“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断提升去粗取精、趋利避害的能力；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要以坚持中国特质为核心；第三，要避免过程中的功利主义。这些观点与鲁迅的“拿来主义”及近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不妨称之为“新拿来主义”。
（马俊杰/文）
在传统中寻找应对全球化弊端的药方
——读《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2007年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再度成为众矢之的。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就与反思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或许就包括中国。
事实上，在20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显然是过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进程更是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成为刘东聚焦的主题。
刘东发现，“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同义词不同，刘东则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
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所以，刘东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已经不能放过任何人，而要表现为对全人类的无情宿命，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
正因此，在刘东那里，全球化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这种文化权衡，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统”。（严杰夫/文）